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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何效悌身形消瘦，戴一顶毡帽，操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他咬字重，爱拖音，记者一时难以适应与他的谈话。那些过往的记忆，在他独特的音调里慢慢复活。
“六零年正是定西饿死人的时间。”此前的1959年秋，何效悌的父亲从华家岭引洮工程工地上回来，没几天就去世了。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门，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何效悌被两个姐姐领着出门逃荒，等到年底姐弟几个回家时，母亲也去世了。
1960年初，通渭县的饥荒问题引起高层重视，甘肃省委迅速成立工作组供应粮食，抢救人命，各公社纷纷办起福利院（当时叫幼儿园）。何效悌被生产队送到公社幼儿园，而他的姐姐又出门逃荒，从此杳无音讯。
1960年，就这样成为何效悌记忆里最特别的一个年头，像分水岭一样：死亡，离散，新生，都在这一年发生。
“那时的事情一直记得很清楚，因为小娃娃只要记下了就能记得牢。”何效悌慢悠悠地说。
“壮劳力都调到工地上去了”
1958年春天，甘肃省委决定修一条“山上银河”，把发源于甘南藏区的洮河水引流到陇东董志塬，途经中部干旱山区。当时全省抽调了十几万民工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中。通渭县作为当时的“先进县”，抽调了18000名民工。
这年5月，时任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对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来说，这是无比光荣的事儿。从北京回来后，席道隆的工作更加积极，通渭县“大跃进”的氛围更加浓厚。
这一年，通渭县大量劳动力陆续被调离农业生产战线，除了引洮工程，还有17000民工被抽调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大炼钢铁；5万多人被抽调到刘家岭至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突击水土保持工程，到处红旗飘飘，锣鼓喧天；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和史家山。当年的《定西日报》上有这样的口号：洮河过了华家岭，贫穷的日子断了根。通渭县委宣传部的会战简报上也写着：脚踏地球手搬天，两肩担平华家岭。
与何效悌一样，当年定西孤儿的故事，几乎都是从父亲“走洮河”或者“走华家岭”开始的。“那时的村庄除了生产队队长、会计、粮食保管员，几乎看不到男人，就连攒劲一点（身体好）的妇女也被派到各种各样的工地上去了。”何效悌回忆说。
何效悌记得1958年春天种田时，生产队的强壮劳力都还在。到收庄稼的时候，就没人了。那年的洋芋和小麦都长得好，但是庄稼并没有丰收，麦子、糜谷都落草了。到了深秋，洋芋秆秆还长在地里，没人挖。
到了冬天，农民开始挨饿了，人们拿着扫炕的笤帚到地里扫落草的粮食，去雪地里挖冻得硬邦邦的洋芋，但一切为时已晚—饥荒开始了。
人民公社的食堂没粮了
定西气候干燥，粮食埋在地下能放几十年。当地农民家家有土窖，窖里有不少存粮。过去老人常说：七十年的谷，八十年的糜。
1958年9月，通渭县委提出“千斤元帅升帐（粮食亩产）、万斤卫星上天（洋芋亩产）”的口号，全县刮起浮夸风。一个月之内，全县办起了2759个集体食堂，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
“集体食堂成立的时候，生产队要求农民把粮食都交到食堂，说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何效悌回忆说。
农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有人就偷偷藏下一些救命粮。当时家住通渭县黄家岔公社的展金元那年7岁。当年的事他有些记不太清，有些搞不太懂。包括父亲啥时间“走洮河”的？啥时候开始饿肚子的？他只记得母亲天天三顿去公社食堂打饭，一开始打回来的有白面馍馍、糜面馍馍，能吃饱，后来就光是洋芋疙瘩汤、清汤，吃不饱了，再后来是麸皮汤。连麸皮汤也没了的时候，母亲就不去打饭了，她说食堂没粮了，散伙了。
食堂关门后，定西的农民开始吃草根，喝谷衣汤。当年从定西福利院招工到酒泉地质队的孤儿秃宝宝把那段往事深埋在心底，几十年后才对一位前去调查的作家倾吐出来：“我能活下来，活到今天，是6条人命换来的！”
秃宝宝记得食堂喝清汤的时候，母亲给他碗里分的汤总是稠一些，妹妹的汤也稠一些。吃谷衣荞皮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饿死了。一天夜里，娘把他摇醒，往他的嘴里喂了一口莜麦炒面。此后，每到半夜，娘都给他喂两三口炒面，却不给姐姐和妹妹。大饥荒过去了，秃宝宝成了孤儿，母亲舍弃了全家人的性命，为秃家留下了这个7岁的男娃娃。
夏粮收完却全部交给国家了
1959年，甘肃省有关领导声称甘肃粮食要产400亿斤，最后修定为270亿斤。实际上，最后100亿斤也没达到。这一年，通渭县全部粮食入库，还是完不成征购任务。在陇川公社召开的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上，席道隆说：“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
通渭县成立了“万人整社团”，挨家逐户到农民家里搜粮食，最后竟搜出1100多万斤。打场的时候，县里的工作组就守在麦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只留下些麦草和谷衣。
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开始饿死人，生产已经停顿，时任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在给上级的报告中仍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饥饿难耐的农民当时把大路两旁的树皮都剥光了，白花花一片。通渭县委害怕问题暴露，下令把路边的榆树都砍掉，结果引起省上注意，省上立即派工作组下来调查。
1960年3月，中央和甘肃省委成立了大规模的工作组，开始供应口粮，抢救人命，并成立福利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
“通渭问题发生后，说是自然灾害，那纯粹是胡说的，老百姓清楚受灾没受灾。地方政府要放卫星，说大话，吹牛皮……”回首往事，何效悌便无法抑制愤怒的情绪。他曾想给自己的儿子讲述这段历史，但年轻的一代早已不感兴趣。
政策好了老天爷也好了
“我是六零年抢救人命过来的人。”定西福利院保育员高桂芳的老伴当时是定西地区公安处民警大队的一名干部，通渭问题发现以后，他曾被派到下面去工作。
“我们去的时候，一些地方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提起当年的场景，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唏嘘不已。
通渭县委在一份“自我批评”性质的检查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
2002年，作家杨显惠费尽周折寻访到当时担任通渭县委书记的席道隆。杨显惠问席道隆：“当年饿死人的问题你有多大的责任？”席道隆说：“我是有责任，可是这个责任不能全怪我，我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把粮食集中起来保管。作为县委书记，当初出现饥荒时我想挽救，但是无能为力。”
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1960年1月上旬，席道隆赶到地委去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地委书记训斥他说：“你跟我说这些事干什么？你们是大跃进时期的先进县，这个旗帜不能倒。”席道隆不敢再说什么了，连夜又返回县里。1962年，通渭县夏粮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饭问题。
但是，定西农民真正吃上饱饭，还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以后的事了。“包产到户以后连着好几年，庄稼丰收。政策好了，老天爷也好了。”何效悌说。
如今，定西农民大多都有两三年的存粮。“有些家庭的存粮，颗粒不收吃10年的都有。”这样的现实，对当年的孤儿南学文来说，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六零年正是定西饿死人的时间。”此前的1959年秋，何效悌的父亲从华家岭引洮工程工地上回来，没几天就去世了。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门，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何效悌被两个姐姐领着出门逃荒，等到年底姐弟几个回家时，母亲也去世了。
1960年初，通渭县的饥荒问题引起高层重视，甘肃省委迅速成立工作组供应粮食，抢救人命，各公社纷纷办起福利院（当时叫幼儿园）。何效悌被生产队送到公社幼儿园，而他的姐姐又出门逃荒，从此杳无音讯。
1960年，就这样成为何效悌记忆里最特别的一个年头，像分水岭一样：死亡，离散，新生，都在这一年发生。
“那时的事情一直记得很清楚，因为小娃娃只要记下了就能记得牢。”何效悌慢悠悠地说。
“壮劳力都调到工地上去了”
1958年春天，甘肃省委决定修一条“山上银河”，把发源于甘南藏区的洮河水引流到陇东董志塬，途经中部干旱山区。当时全省抽调了十几万民工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中。通渭县作为当时的“先进县”，抽调了18000名民工。
这年5月，时任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对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来说，这是无比光荣的事儿。从北京回来后，席道隆的工作更加积极，通渭县“大跃进”的氛围更加浓厚。
这一年，通渭县大量劳动力陆续被调离农业生产战线，除了引洮工程，还有17000民工被抽调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大炼钢铁；5万多人被抽调到刘家岭至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突击水土保持工程，到处红旗飘飘，锣鼓喧天；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和史家山。当年的《定西日报》上有这样的口号：洮河过了华家岭，贫穷的日子断了根。通渭县委宣传部的会战简报上也写着：脚踏地球手搬天，两肩担平华家岭。
与何效悌一样，当年定西孤儿的故事，几乎都是从父亲“走洮河”或者“走华家岭”开始的。“那时的村庄除了生产队队长、会计、粮食保管员，几乎看不到男人，就连攒劲一点（身体好）的妇女也被派到各种各样的工地上去了。”何效悌回忆说。
何效悌记得1958年春天种田时，生产队的强壮劳力都还在。到收庄稼的时候，就没人了。那年的洋芋和小麦都长得好，但是庄稼并没有丰收，麦子、糜谷都落草了。到了深秋，洋芋秆秆还长在地里，没人挖。
到了冬天，农民开始挨饿了，人们拿着扫炕的笤帚到地里扫落草的粮食，去雪地里挖冻得硬邦邦的洋芋，但一切为时已晚—饥荒开始了。
人民公社的食堂没粮了
定西气候干燥，粮食埋在地下能放几十年。当地农民家家有土窖，窖里有不少存粮。过去老人常说：七十年的谷，八十年的糜。
1958年9月，通渭县委提出“千斤元帅升帐（粮食亩产）、万斤卫星上天（洋芋亩产）”的口号，全县刮起浮夸风。一个月之内，全县办起了2759个集体食堂，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
“集体食堂成立的时候，生产队要求农民把粮食都交到食堂，说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何效悌回忆说。
农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有人就偷偷藏下一些救命粮。当时家住通渭县黄家岔公社的展金元那年7岁。当年的事他有些记不太清，有些搞不太懂。包括父亲啥时间“走洮河”的？啥时候开始饿肚子的？他只记得母亲天天三顿去公社食堂打饭，一开始打回来的有白面馍馍、糜面馍馍，能吃饱，后来就光是洋芋疙瘩汤、清汤，吃不饱了，再后来是麸皮汤。连麸皮汤也没了的时候，母亲就不去打饭了，她说食堂没粮了，散伙了。
食堂关门后，定西的农民开始吃草根，喝谷衣汤。当年从定西福利院招工到酒泉地质队的孤儿秃宝宝把那段往事深埋在心底，几十年后才对一位前去调查的作家倾吐出来：“我能活下来，活到今天，是6条人命换来的！”
秃宝宝记得食堂喝清汤的时候，母亲给他碗里分的汤总是稠一些，妹妹的汤也稠一些。吃谷衣荞皮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饿死了。一天夜里，娘把他摇醒，往他的嘴里喂了一口莜麦炒面。此后，每到半夜，娘都给他喂两三口炒面，却不给姐姐和妹妹。大饥荒过去了，秃宝宝成了孤儿，母亲舍弃了全家人的性命，为秃家留下了这个7岁的男娃娃。
夏粮收完却全部交给国家了
1959年，甘肃省有关领导声称甘肃粮食要产400亿斤，最后修定为270亿斤。实际上，最后100亿斤也没达到。这一年，通渭县全部粮食入库，还是完不成征购任务。在陇川公社召开的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上，席道隆说：“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
通渭县成立了“万人整社团”，挨家逐户到农民家里搜粮食，最后竟搜出1100多万斤。打场的时候，县里的工作组就守在麦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只留下些麦草和谷衣。
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开始饿死人，生产已经停顿，时任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在给上级的报告中仍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饥饿难耐的农民当时把大路两旁的树皮都剥光了，白花花一片。通渭县委害怕问题暴露，下令把路边的榆树都砍掉，结果引起省上注意，省上立即派工作组下来调查。
1960年3月，中央和甘肃省委成立了大规模的工作组，开始供应口粮，抢救人命，并成立福利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
“通渭问题发生后，说是自然灾害，那纯粹是胡说的，老百姓清楚受灾没受灾。地方政府要放卫星，说大话，吹牛皮……”回首往事，何效悌便无法抑制愤怒的情绪。他曾想给自己的儿子讲述这段历史，但年轻的一代早已不感兴趣。
政策好了老天爷也好了
“我是六零年抢救人命过来的人。”定西福利院保育员高桂芳的老伴当时是定西地区公安处民警大队的一名干部，通渭问题发现以后，他曾被派到下面去工作。
“我们去的时候，一些地方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提起当年的场景，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唏嘘不已。
通渭县委在一份“自我批评”性质的检查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
2002年，作家杨显惠费尽周折寻访到当时担任通渭县委书记的席道隆。杨显惠问席道隆：“当年饿死人的问题你有多大的责任？”席道隆说：“我是有责任，可是这个责任不能全怪我，我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把粮食集中起来保管。作为县委书记，当初出现饥荒时我想挽救，但是无能为力。”
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1960年1月上旬，席道隆赶到地委去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地委书记训斥他说：“你跟我说这些事干什么？你们是大跃进时期的先进县，这个旗帜不能倒。”席道隆不敢再说什么了，连夜又返回县里。1962年，通渭县夏粮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饭问题。
但是，定西农民真正吃上饱饭，还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以后的事了。“包产到户以后连着好几年，庄稼丰收。政策好了，老天爷也好了。”何效悌说。
如今，定西农民大多都有两三年的存粮。“有些家庭的存粮，颗粒不收吃10年的都有。”这样的现实，对当年的孤儿南学文来说，是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