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的《窥豹录》（节选）以感性批评和词条批评的方式，推送给我们二十二位诗人。这些诗人，均为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引领风骚的诗人，其中不乏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痕迹的佼佼者。据胡亮先生介绍，《窥豹录》写作历时四五年，论述九十九诗人，起于周梦蝶，讫于郑小琼，组成了作者心目中的当代诗歌矩阵。其中六十四篇来自二零一六年出版的《琉璃脆》（起于孔孚，讫于郑小琼），三十五篇为二零一八年四月续写完成，合成《窥豹录：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之所以采用词条批评的方式，大约与作者一开始的构思有关，他借鉴了古代的《点将录》和现代的《谈艺录》，又从卡林内斯库处借来“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描画当代诗歌的九十九张面孔（胡亮：《后记：为<窥豹录>而作》）。由此可见，《窥豹录》的写作意图和文体选择，是在中国文论和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启发下产生的，中西哲学、美学、诗学理论和作者玲珑感性的诗心相结合，形成视野开阔、蕴涵丰富、感觉细腻、表述灵动的当代诗论，给我带来新颖醇香的阅读体验。
　　“唯有当代诗批评家，才是寂寞的立方，才最有资格成为侥幸的批评家。”（胡亮《侥幸的批评家》）当代批评家不仅寂寞，不仅侥幸，而且充满危险。如果说，从事古典文学批评的学者，是在布满岔路的地方，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路径，进入文学批评的话;那么，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则是在山野中披荆斩棘，希冀在无路之处开拓出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因为，古典文学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有诸多批评家多次淘洗，基本完成了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遴选，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经典谱系，开辟了一条又一条或宽或窄的路径;而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诗歌）基本没有经过经典化的淘洗，更不可能奢望相对完整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谱系，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仅仅处在步履蹒跚的“学步”阶段，很难形成“共识性”经典。正因为如此，当年唐弢先生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当代文学批评是在无路之路上行走，其寂寞、其侥幸、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我觉得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是一种“在场”的批评，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相对于古典文学批评更为艰难。胡亮的《窥豹录》（节选），再一次证明当代诗歌批评的艰难与寂寞。在《窥豹录》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胡亮对于感性的执着、对于当代汉诗的执着，他调动一切情感、理性、知识，将九十九位当代诗人纳入中国诗学的历史纵深和国际美学的宏阔视野中，努力践行着“侥幸而伟大的批评”。
　　鲜明的批评姿态是《窥豹录》（节选）给我的突出印象。鲜明的批评姿态也是一个批评家走向成熟的标志，批评姿态凝聚着批评家个性化学养和美学认知，也包含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独立的艺术判断。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多为一种感悟式批评，注重内心体验和感性表达，要求批评家兼具诗人和诗评家双重身份，用丰富而敏锐的感性经验直取“机心”，往往寥寥数语就能进入文本内部，切进作者的诗心、文心。近代以降，受到西方科学思维的影响，学术性、高头讲章式文学批评逐渐占据上风，文学批评常常融合史料梳理、哲学沉思、现象阐释、心理分析、文化批评等，形成体系严整、逻辑清晰的学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式日渐式微。《窥豹录》（节选）师法《点将录》《谈艺录》，用片段式、词条式批评的方式，突出感性、感悟，直接呈现诗人、诗作的“本真”状态，深刻体验诗人之用心，表现出承继传统的文体自觉。《窥豹录》（节选）所表现出的感性、感悟、体验，并不是浅尝辄止，而是经过美学智慧淬炼过的感性、感悟和体验，其中包含着对中国现代诗歌进程的历史把握，包含着对世界诗歌格局的把握，包含着对当代诗歌发展趋向的理想性判断。胡亮用汉语诗歌的历史纵深和国际诗歌的宏阔视野组成基本坐标，将二十二位诗人及其诗作放置在坐标系中考察，凝聚史学眼界、诗学体验和哲理思考，构成意蕴丰富、结构灵动、旨趣鲜明的表述空间。
　　着眼于“变”，是《窥豹录》（节选）展开当代诗歌评论的基本脉络。变与不变，是宇宙中的普遍法则，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乃是传承与革故的辩证。就中国当代社会和当代诗歌而言，变是主旋律，这个“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度体现出来，而“改革开放”无疑是最为集中的体现，《窥豹录》（节选）中所涉及的二十二位诗人，全部在“改革开放”这个变局中成长，其诗歌的生命节律也在于变。虽然《窥豹录》的全部文本尚未看到，就节选出来的二十二节来看，作者揭示出两个相互联系的“变”：一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趋势之变，二是诗人个体之变。中国当代诗歌趋势之变，影响着每一位诗人之变;而每个诗人的个体变化，汇集而成为当代诗歌趋势之变。《窥豹录》（节选）善于通过“时代性”诗人，标识当代诗歌趋势之变。“王小龙”条更多看到以北岛为代表的隐喻时代正在式微，以王小龙为源头的口语时代正在勃起，“隐喻时代的紧绷和高蹈，被彻底置换为日常和市井的小滋味”。在“于坚”条，作者强调于坚面对大地、日常、汉语“三个神性”，“用渎神的方式靠近了神和神性”，这当然不仅仅是于坚个人的变化，而是一代诗风的转变。在“欧阳江河”条，胡亮注意到“博学和智力的双重优越感，将诗人领进了玄学的歧路、书卷的迷宫——也让他逐渐远离了生命的现场”，注意到“科学与玄学之头，政治之头，历史之头，宗教之头，现实之头，都将加入某种共有的‘沸涌’”，并借助乔伊斯等西方大诗人来解读这种“总括的形态”。欧阳江河的这种变化，既能脱颖，也能脱身，岂止欧阳江河一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变，文学与文化中“玄学”“科学”之风，对许多诗人都产生过不小影响。在“韩东”条，胡亮对照杨炼的《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称“韩东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写作范式”，当韩东的“大雁塔”解构杨炼的“大雁塔”时，绝不仅仅是韩东或杨炼个人的事情，而是当代诗歌趋势变化之一种表征。至于诗人的个人之变，《窥豹录》（节选）二十二篇中，每一篇都有涉及，而且是中心话语。印象最深的是谈到柏桦，说柏桦的诗歌写作有前后左右，“前后者，阶段之谓也。前期柏桦，是抒情诗的柏桦，是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式的柏桦;后期柏桦，则是叙事诗或史诗的柏桦，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或纳博科夫式的柏桦。左右者，气质或态度之谓也。左边柏桦，是白热的、尖细的、夏天的、奔临悬崖的柏桦，是重庆的柏桦;右边柏桦，则是安闲的、逸乐的、秋天的、枯坐深渊的柏桦，是南京或江南的柏桦。前后历历，左右交错。前左，前右，后左，后右：至少可以得到四个柏桦，当然，不免亦是一个柏桦。欲谈柏桦诗，对此不可不细察而深究。”强调当代诗歌之变，的确抓住了當代诗歌的“牛鼻子”，当代诗坛变化快，快如旋风。如果从辩证逻辑而言，将当代诗歌放置在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漫漫长河中，在立足于“变”的同时，能够挖掘出“变”中的不变，也许会让当代诗歌呈现出更为精彩的面貌。 　　金圣叹曾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窥豹录》叙九十九位当代诗人，虽未见全文，仅从节选的二十二篇而观，胡亮先生基于多年的诗歌写作实践、诗歌批评实践和文人交往，能够准确抓住每一位诗人的个性特征，寥寥几笔，就为一位诗人画出精确的“肖像”，做到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以具体显现全局，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于坚是“一个抒情诗人？一个光头的抒情诗人？一个骑破车的抒情诗人？一个穿着大头皮鞋的抒情诗人？”，连续几问，把于坚形象的多面性呈现出来。写翟永明则直接下断语：“翟永明并非女权主义者，而是女性主义者，顶多算个修正女权主义者”，让翟永明的形象一下子清晰起来。说蓝马“把诗人卷入哲学的使命”，“抖落了满身的形容词，清爽得不行，眼看就要脱离自为世界，乘坐名词和动词的飞行器，抵达那个‘可以然而然’的自在世界。”问虹影，“是一个女儿，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抑或一个世界公民？”这一问，既是对虹影的人生经历的发问，也是对虹影文学写作的发问，真正切入虹影的“要害”。沒有“十年格物”的功夫，怎能像手术刀一样刺入诗人和诗歌的核心地带？
　　《窥豹录》（节选）切入每一位诗人的方式都不同，让每一位诗人以不同的姿态登场，以最有个性化的方式亮相。王小龙借助金斯伯格访问中国而登场，显示王小龙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意义。于坚则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直接宣告：以渎神的方式靠近神和神性。翟永明以“辩白式”语句出场：“翟永明从未将男性作为某种革命对象，换句话说，她从未从阶级的角度，而是从两性依违的角度，来直面和反省女性的处境（包括困境）”。蓝马以“索居于市井和光明”的隐居者登场，欧阳江河一出现，就是“修辞学的老狐狸”，吕德安伴随着三个地名——马尾镇、曼凯托、五里溪——出场，骆一禾作为海子的“骈句”或“对联”的方式，很低调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些诗人出场，是以文人交往的方式出现的，张枣一定要拉上柏桦莅临现场，因为“这两位天才，身怀绝技，英气勃勃，迫切需要劲吹和相互赞美”;丁当出场则始于见到韩东，如同找到了组织，如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有些诗人登场，颇具游戏性，车前子以魔术师变戏法的方式走近我们，西川以“存在某种不道德”的方式登场，而对李亚伟，胡亮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让他出场，坏学生？小青年？恶棍？酒鬼？或者口语的打手？海子呼唤着“瘦哥哥梵高”行吟到我们面前，尚仲敏则以“海子背着他的万卷史诗”落脚处走出来。精心为每一位诗人设计亮相方式，可见《窥豹录》（节选）用心很到位。
　　总之，《窥豹录》（节选）带给我一种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感谢胡亮，期待有更多“侥幸而伟大的批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