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家族的“谱派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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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的故里——地处赣西北的义宁州(1913年分为修水、铜鼓两县),至今有二十万客家人,当地称“怀远人”。明末清初,连年战乱,义宁州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田土荒芜。康熙初年,政局稍稳,知州奉旨向闽、广发出招帖,于是闽西、粤东、赣南毗邻地区四十二个州县的客家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开山垦荒,搭棚(篷)栖止,史称“棚民”。
  义宁州的方言中有一个读音为“起shi”的词,如某个家庭衰颓不振,谓之“不得起shi”。我们这一辈读新书的人想当然地理解为“不得起势”。后来我做客家人田野调查,搜集了不少宗谱,得见“起世”字样,才憬然有悟,原来父老口中“起shi”云云,其实是“起世”。
  “起世”即起世次、排辈份。“起世次”首先要确定本族的第一世,这有点难度,因为必须对本族的来源进行一番考证,隐隐透露着乙部之学的学术内涵。其次要创作一首义理醇雅、文辞畅顺的“谱派诗”,通过修谱活动颁行下去。完成这两点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本族已培养出秀才、举人之类的文士乡绅。在家族制度时代,本族能自己确定世次、理清族史源流的家族常有优越感,而一些族内没有士绅,搞不清本族的渊源脉络,不能确定世次的寒门细族,则常感自卑压抑。“起世”一词遂由一个与宗谱有关的专业术语,引申为旺发强盛之意。这就是父老口中“起世”一词的社会背景,包括那个与“起世”密切相关的“开辈”一词,都是昔日家族制度在民间语言中的折射与遗存。
  “开辈”即颁行本族新创制的行辈用字(民间称“派号”),“行辈”是宗族内定的人伦秩序,它用韵文形式来表示,达到“问名知辈”的效果,以此维持宗族内部尊卑上下等级。乡土社会中辈分代际的人伦秩序是非常严格的,因此,“起世”、“开辈”是一件很庄严隆重的事。遇事讲究的宗族还要举办“开辈酒”。从功能用途来看,行辈用字不过是文字符号,有实用价值就行。可是古人与今人不同,古人做事在满足实用的同时,还追求审美,看重口彩、色彩。他们把“派号”写成押韵上口的“谱派诗”,子弟一经背诵,终身难忘。
  对于在本土已经定居了几百年以上的宗族来说,他们经过长期积累,已经完成从家到族、从族到宗的认同构建,世次、派号、族史已成为全族的文化遗产。但对于外来移民,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棚民”,要将成千上百的小家户构建成一个统一、稳定的大宗族、创制、颁行“谱派诗”来厘定世次,“合万人于一家,统百世于一人”,却不那么容易。这需要时间与机缘。
  雍正末年,一个叫陈鲲池的年轻人,从福建上杭县中都乡迁移到义宁州山区,耕山畲田,艰苦创业。他就是陈寅恪的六世祖,一个少时跟随做塾师的父亲在教馆读过书的客家移民,他的身上有着周边“棚民”所缺乏的书香遗传。与先来义宁州的其他怀远人家族相比,陈鲲池子孙的崛起相当迅速。第二代就完成了从棚民到耕读之家的转变,第三代、第四代子弟中已有多人习举业。于是道光二年(1822),陈寅恪的高祖陈克绳领头组织了一次小范围的联宗修谱,产生了一首“谱派诗”:“观成端正士,守善定超群。缙笏盈庭盛,声华继懋勋。”陈寅恪祖父陈宝箴谱名“观善”,父亲陈三立幼年曾名“成牧”,即缘于此。
  陈宝箴二十岁时,步堂兄陈观礼后尘,得中秀才。次年(咸丰元年)参加乡试又中式,成为家族中第一个举人。这一年恩科乡试,义宁州共录取五位,其中怀远陈姓占了两位——陈文凤和陈宝箴。怀远陈姓欢欣鼓舞,敦促陈文凤、陈宝箴纂修大成宗谱(通谱),积聚多年的能量终于借科举成功的喜庆契机释放出来。虽然受太平军战事影响,规模盛大的通谱延宕至同治二年(1863)才告竣,但首届通谱的编纂成功,标志着义宁州怀远陈姓从家到族、从族到宗构建过程的完结,一个新的同姓联盟诞生了。
  同治通谱在义宁州怀远陈姓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理清了过去各支各自为政的混乱世次,创制、颁行了全族通用的行辈用字:“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振采复西江。”废止以前各支自定的“私派”,规定参加合修的各支各系现在年少和今后出生的子弟,一律按新制定的“通派”取名。其位置顺序,上一辈在名字中间,下一辈在名字末尾,再下一辈又移至中间。民间称这种辈份排字顺序为“上下翻”。这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陈三立、陈衡恪、陈封怀祖孙三代得名的由来(“恪”字义宁州本地方言、客家方言均读古入声ko,非学界误传读què)。
  “三恪封虞后”典出我国古代的一项礼制。古代新王朝为巩固统治,往往对前朝贵胄后裔赐予封地,以示尊礼。周武王得天下后,封夏、商二朝的王族后裔于杞地、宁地;封虞舜之后妫满于陈丰氏部落故地(今河南东部、安徽西部一带)建立陈国,其子孙遂以国为姓。
  像这样字面意义通顺、背后文史内涵其实非常厚重、不落富贵吉祥俗套的“谱派诗”,没有一定学养是写作不出来的。遥想当年陈文凤、陈宝箴两位新科举人,除了考证、理顺参加合修的千支百派的源流外,最大的任务可能就是吟哦、推敲“谱派诗”了。
  这首“谱派诗”意思丰富繁复。第一句“三恪封虞后”,追溯天下陈姓始祖,表达子孙共享受姓尊荣、遐迩一家的胸怀。第二句“良家重海邦”,意谓先人受姓之后,名贤魁杰相嬗不绝,陈氏成为海内闻名的世家显族。“良家”既有“清白人家”的常用义,也有“世家”的古典义。第三句“凤飞占远耀”,“耀”与“曜”音义相通,“曜”之本义为“日光”。全句让人联想“彩凤朝阳”的意象,寓示全族经过这次整合、凝聚,犹如凤鸟涅槃新生,前途光明远大。有趣的是,两位谱派创制人的字号、家史恰都与“凤鸟”有关。陈文凤,号鸣岗,名与号互文见义。陈宝箴家族的祖屋名“凤竹堂”。
  第四句“振采复西江”(“西江”是“江西”的雅称)蕴含本族的开基祖出于江西之意。同治通谱的成果之一,即考定义宁州的怀远陈姓,尽管来源多枝,但追根溯源,都是魁公的苗裔。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南陈后裔陈伯宣之孙陈旺迁居江西江州德安县太平乡,发展为历史上著名的江州义门陈氏。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义门陈氏奉旨分庄,有进士曰魁公者,挈眷自江放言徙福建汀州,成为客家陈氏开基祖。魁公生五子:崑、崙、嵩、岳、峰,人称“五山”。清康、雍、乾时期,闽、广、赣客家人掀起向赣西北迁徙的移民潮,“五山”后裔接踵而来,散布于义宁州和与义宁州接壤的数县山区。这些原本属于赣文化体系的魁公后人,六百多年后,又回到了自己祖先的发祥地(德安县与义宁州相距三百余里)。但就在这几百年间,魁公后裔的社会身份、群体属性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语言、风俗到体质、心态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融入了客家人的文化体系。“棚民”的历史背景,激励他们为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奋斗不已。经过一百多年的勤耕苦读、作育人才,本族内已产生一批以读书为业的子弟,不乏秀才、贡生、举人身份的文士乡绅。因此,对怀才振彩的族内优秀子弟而言,重回发祥地,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移动,也是文化上的回归,负有复兴已经式微的“义门陈氏”的重任。   几十年后,这首“谱派诗”所预设展望、希冀期许的“良家重海邦”、“振采复西江”的目标,竟然都由创制人之一陈宝箴及其后人得以实现。
  同治九年,陈宝箴以候补知府资历就官湖南,遂挈眷定居长沙。他以团练起家,崛起于阡陌之中,一步一个脚印,从候补知县、候补道员到实职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跻身当朝重臣,领导了湖南新政,成为晚清有魄力、有建树的封疆大吏。其长子陈三立(号散原)展布俊才,于光绪八年中举,十五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戊戌变法”失败,陈三立与父亲一同被革职。从此一心致力于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是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陈三立长子陈衡恪,我国近代书画大家;三子陈寅恪,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次子陈隆恪、四子陈方恪为著名诗人;五子陈登恪,武汉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教授,文学院代院长。陈衡恪次子陈封怀,著名植物学家,我国植物园事业创始人之一。
  我国古代有以地望籍贯称呼名人的风气,并延续到近代,人们称呼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时,或在名字前冠以“义宁”二字,或隐去其名直称“义宁”。称陈寅恪为“义宁先生”,称他的学术为“义宁之学”,称他的人格思想为“义宁精神”。“义宁陈氏”作为一个家族的徽号,声名远播。“良家重海邦”、“振采复西江”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文凤在里中去世。四年后,陈宝箴在南昌西山去世。义宁州怀远陈姓的两根精神支柱,终于随着自然规律而谢幕。但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惠泽故里乡亲。在同治通谱修成之前,义宁州怀远陈姓曾有几次小范围的联宗修谱,流传几首“谱派诗”。除陈宝箴祖父所主持的那次修谱产生的一首外,还有“一本安仁茂,修伦达道同。文开新景运,衍庆振家声”;“华广长希万,良士文兴起。永达庆朝选,昌宁泰日巨。利名笔荣发,洪科应登举”;“一品佐朝依居德,国泰家良世英贤。忠孝绍先光祖志,贻谋裕后永宗传”。同治通谱把这些分散的小宗整合、凝聚为囊括全州怀远陈姓的大宗族,奠定了望族的基本格局。大事情玉成大手笔,通谱颁行的“通派”,从义理内涵到文辞音节,都比上述“私派”高出一境。它是我所熟悉的修水本地、怀远各姓“谱派诗”(又称“谱派歌”)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首。
  民国九年(1920),距上届修谱(光绪二十年,1894)已过去二十六年,修水怀远陈姓续修第五届通谱,谱局决定在同治通谱所定二十辈派号后再加二十辈,于是五绝扩版为五律:“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振采复西江。文明开景运,卜吉世蕃昌。聚星彰厚德,绍述迪前光。”规定前二十辈派号用完后,起用后二十辈派号。其实按二十年一辈计算,前二十辈派号用完大约要到二千二百年左右,完全可以等到旧派号将要用完时再制订新派号。对于预先创制派号,主持谱局的士绅永远有着浓烈的兴趣。民国三十二年(1943),修水怀远陈姓续修第六届通谱,谱局再次强调派号的权威性,要求族众在“江”字辈后,即用后二十辈的派号给子弟取名。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逼近、家族制度即将面临最后一击的前夜,与山外世界隔绝的乡民,仍然用这种祖传方式寄托他们对子孙生生不息、传统永不断绝的美好愿望和终极关怀。
  “文革”以后,按谱派给子弟取名的流风遗俗在民间已不多见。陈文凤、陈宝箴创制的二十辈派号到“良”字辈后已不再使用。因此,“三恪封虞后”五辈派号的推行落实,就成为这个客家宗族从几十个分散小家族构建凝聚为一个大宗望族的历史记忆。流传几代人的“谱派诗”,最终成为父老口述族史中的一段佳话。对于学者专家来说,“谱派诗”只是做研究、搞科研的文献材料。而在民间社会,这些浸润着儒家人伦理念、文辞雅致、合辙押韵的歌诗,则是传统文史知识的启蒙教材。在漫长的口耳相传中,“谱派诗”渐渐凝固成一种文化符号,植根于乡民的记忆深处,具有了一种神圣、神秘的意蕴。他们用古老的乡音背诵本族的“谱派诗”时,平平仄仄、高低抑扬中,回响着对乡土历史的原始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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