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离开硅谷，或者说，他们住不起自己口中的“贵谷”了。
　　两年前，因为硅谷区域的房价太高，有人曾提案，希望加州的州政府能为家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居民提供贫困保障，比如一个廉价的住所。20万美元的家庭年收入，这个水平在其他州显然属于“高收入群体”—全美平均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已经被视为中产阶级。
　　在美国其他地区被看作老旧破败的房子在这里可以卖到百万美元以上，人们对不断攀升的房价已经习以为常，并且认为价格“本应如此”。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房屋销售报告显示，圣克拉拉（Santa Clara）、圣何塞（San Jose）地区的房屋中位数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25%，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其他地区。硅谷的9个县中有5个县的房价中位数都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全美的房价中位数只有25万美元，相当于一处硅谷的房产可以换其他区域的4套房产。
　　租金在这片寸土寸金的乡间更是飙升。以山景城（Mountain View）为例，仅从2017年到2018年，租金价格就上涨21%，租下一间一房一厅公寓的月租金中位数已经达到3110美元（约合20674元人民币）。若在硅谷的最核心区域Palo Alto，没有四五千美元，基本难以租到房，更别提房源本就供不应求。
　　租不起房的年轻人只能选择搬离中心城区，用长时间的通勤换取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
　　“Palo Alto核心区域别说住不起，压根就租不到”，一位在硅谷工作的数据分析师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有一次，一位年轻的Lyft司机告诉我，他终于从旧金山搬出来了”。另一位住在硅谷Burlingame城的初创公司员工依然记得当时的吃惊，“他在那栋狭小的公寓中有九个室友！非常憋屈。”在一位斯坦福的项目负责人的观察中，住不起湾区的年轻人通常会选择金门大桥链接的另一侧的Oakland，甚至更远的Livermore、Tracy这些城市通勤，“往返三小时很常见”。
　　选择住在郊区的人数不断在增加。根据非盈利组织硅谷网联（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发布的一份硅谷指数报告，在2019年上半年，6.5%的硅谷员工在通勤路上花费3个小时，这一数字较2011年增加了3%。高房价和通勤难让硅谷连续3年人口净流出。租金高、物价贵，雇人成本作为硅谷生态链的一环，无可避免地高居不下。在硅谷的中国创业者，尤其是那些刚起步的创业者，把“搬离硅谷”提上了议程。“车库创业的先决条件是，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车库。而现在，你连车库都买不起了。”张鸣说，他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合伙人，从事自然语义处理，去年拿到了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这并不是单一案例。《经济学人》曾统计，在硅谷创业的成本至少比在美国其他大多数城市高4倍。房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显示，在旧金山，运营一家拥有500名员工，占地7000平方米的初创公司，一年需花费6240万美元。这一花费，远远超过其他美国城市或加拿大，运营成本比波特兰和亚特兰大的初创企业分别高出了47%和49%，是温哥华和多伦多地区初创企业成本的两倍多。
　　张鸣的团队约有20人，但是已经开始考虑在波特兰、德州或者南加州招募更“便宜”的工程师们协同工作，而不是在本地继续扩张。硅谷的工资高，成本也高。在他看来，大部分的创业公司生存艰难。比如要招募程序员，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下的在硅谷属于“低收入”，而全美平均是6万美元。根据《硅谷指数报告》，2017年至2018年硅谷的平均收入为14万美元，是全美均值（6.8万美元）的两倍多。
　　“大家共同的感知是成本太高，想要逃离，其实就这两三年。”张鸣说。
　　不难理解为何硅谷网联的首席执行官Russel Hancock在年初称硅谷“是一个大规模功能失调的的地区”—在数百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和吞噬灵魂的通勤状况面前，企业很难吸引并留下那些对前景感到忧虑的人才。Facebook、苹果、Google等巨头可以通过高工资来弥补，但对创业公司来说，它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去年年初，知名投资人彼得·蒂尔成了“硅谷叛逃者“。他是畅销书《从0到1》的作者，同时也是Facebook董事会成员。他的家庭搬离硅谷，并带走了他创办的个人投资基金Founders Fund。今年年初，硅谷最大的孵化器Y Combinator（以下简称YC）发布公告称计划将办公室从硅谷搬至旧金山，最近正在尋找办公地址。YC给出的说法是，考虑到创业公司重心在过去5年的变化和通勤成本，想要更靠近湾区—10年前，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才把YC从波士顿搬到硅谷。
　　尽管硅谷拥有所有积极的商业环境因素，但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高昂的营业税、对数据隐私和其他商业惯例的日益严格审查，让人们开始催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未来几年，硅谷可能无法继续主导技术创新。在毕马威发布的《全球技术产业创新调查》（Glaob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rvey）中，有58%的受访者首次相信，未来4年，全球创新中心将从硅谷转移。也有人称，硅谷正在“失去活 力”。
　　这听起来太不妙了。用“失调”“泡沫”“失去活力”来形容一片区域，通常意味着一个大型生态系统在崩塌。不过有趣的是，这并没有影响本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们，这块几十年来的创业沃土对他们吸引力依旧。
　　“这显然是巨大的泡沫。”皮埃罗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是美国硅谷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著有《硅谷百年史》。“两年前我就预测这里的模式无法持久，甚至可能会经历一场大萧条式的衰落，可是你看到了目前的状况，不得不承认，我错了。”皮埃罗耸了耸肩，“尽管我觉得它的创新力相对之前是在下降，数据几乎都集中到了大公司的手上。” 　　本土创业者John是一家航旅技术服务商的创始人，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辗转过几家大公司，随后从东海岸搬到硅谷来创业，并在此定居。今年，他从著名的孵化器YC“毕业”并拿到了天使轮融资。
　　最初，这家创业公司只有John与他的两名合伙人，不过很快，他遇到了团队扩张的问题。“很多公司在挣扎，因为这里的竞争太激烈了。”John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选择：① 离开硅谷，把整个团队搬到更便宜的地方，比如去用工成本更低的西雅图或者波特兰；② 留核心团队在硅谷，在其他城市招募员工远程办公；③ 削减招聘规模，把全部的队伍都留在硅谷。
　　在赢得硅谷当地知名投资人的一顿午饭后，John作出了选择：削减新招人数，留在硅谷。因为以目前的业务规模，在硅谷招全部员工是可行的。他得到的建议是—只有获得最一流的人才，才有可能成为最顶类的公司。他用“磁石一般的吸引力”，描述那些人才对“缺乏创新力”的硅谷的渴求程度。
　　“在硅谷之外我们的确能以同样的成本招到更多的人，甚至扩张一倍的团队，但是你知道的，在技术和软件方面，多并不意味着好。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抵得上六七个一般的工程师。与其组建20人的团队，不如找10个最专业的。”John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沟通中潜在业务方向和修正的风险比成本的风险要大得 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特别早期的公司，生存的确是愈发艰难了—物价、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在上涨，没有客户就没有收入，再拿不到投资的话，很难活下来。

硅谷人群受教育结构

以年轻人为主的年龄结构分布

　　Palo Alto最大的租户，通常也是硅谷最大的独角兽，它们的去留决定了这片区域的房价。根据李强的观察，每次周围的技术公司搬离，房价就会随之“颠簸”一下。比如Google搬来前会涨一轮，搬离后价格略微下降，到了Facebook搬来后再涨一轮，现在的Palantir亦是如 此。
　　哪怕房价再高，这些独角兽公司也并不愿意搬离，原因就在于公司们不喜欢成为孤岛，而是喜欢经常串门，这样才会最大化地激发活力。“如果一个公司只有50到100人，和外界的交流少了，创造力也会流失。”李强说。
　　“越来越贵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想进来，不然购买力从哪里来？这和北上广是一个道理。”共享单车与电动滑板车公司Lime的创始人鲍周佳说。“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换句话说，能否留在硅谷成了检验工程师的技术是否最顶尖以及公司生命力的试金石。
　　和中国一样，在硅谷，针对消费者的初创企业的增长数字在减少，但是另一边，针对B端的企业服务有大量的机会。硅谷整个独角兽的数字往下掉，和整体消费类独角兽的数字在减少有关。“毕竟容易做的都被做了，消费类的创新难度变大了。”鲍周佳说。“毕竟移动互联网的人口红利阶段已经过去，但是SaaS这块的企业级服务公司的数量在增加。欧美不缺少服务B端的独角兽，从IPO数量来看这类公司占到60%至70%，并且在SaaS企业级服务这块公司的数量还在增加。”鲍周佳说，在成为一位创业者前，他有着多年的投资经验，曾开拓腾讯北美市场，此后在复星昆仲担任董事总经理，负责投融资业务。
　　“我从来不否认硅谷的确是泡沫经济，这甚至是它很大的特点，但是这种泡沫可控。”张璐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可控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核心资本和创业者都扎根在硅谷当地。“我们是清醒和理性的。”
　　一个近在眼前的有意思的事实是，鲍周佳离开复星昆仲后创立的共享出行平台Lime，最初拷贝的是中国共享单车的模式。但在国内，资本入局烧钱后只留下一地鸡毛。补贴大战后，高峰期的70多家共享单车公司最后只剩下了3家—摩拜卖给了美团，年亏损达2亿元；哈罗背靠蚂蚁金服，上演了一出“老三上位”平衡市场；最初的巨頭之一ofo深陷困境，不仅被列为失信人，还要面对数千万等着退押金的用户。
　　反观美国这边的情况，除了发放一些头盔等周边产品作为用户礼品，Lime从未实施大规模补贴政策。去年，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鲍周佳称，公司已经整体营收平衡，实现整体多月盈利。今年2月，Lime再获3.1亿美元D轮融资，著名风投a16z、贝恩资本、富达投资、Google Ventures领投，Google母公司Alphabet、DCM创投、GGV纪源资本、新加坡主权基金GIC等跟投。
　　这些投资方的背景，几乎都是扎根硅谷本土的，也是张璐眼中“不跟风，很理性”的资本。
　　丰元资本合伙人徐霄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2015年，硅谷涌入了大量外部创业者和外来投资者，“这群人来了又走，他们反倒会投那些估值很高的企业”，徐霄羽说。“与当地的VC不同，他们的决策者往往不都在本地，需要时间适应硅谷充分竞争的VC市场”。
　　当地的投资人谨慎投资，给出合理定价，而且只投资最优质的创始人的原因在于，硅谷的VC环境是充分竞争的。“如果你不理性，去追泡沫，你能上场的机会只有round one，之后必须离场。”张璐说。
　　张璐特别强调了“当地生态圈“，“我是觉得大家对硅谷的一个误会在于觉得硅谷受到硅谷之外的资本影响很大，其实硅谷经济的核心还是掌握在硅谷当地生态圈内，包括我们这些当地的资本和当地的创始人。硅谷当地有充足的资本，人才储备也足够，所以硅谷的周期怎么样发生，主要还是由当地生态圈内来决定。”张璐说。
　　美国近一半的VC资本总量都在硅谷，大约占全美GDP的2‰，主要就散布在斯坦福大学旁的这条大学路上，以及门罗帕克的沙丘路上。在沙丘路2000号和3000号之间，密布了300多家投资机构，仅在沙丘路3000号这一栋建筑中，就容纳了20余家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包括老牌的凯鹏华盈（KPCG）、红点创投以及GGV等。
　　这个“当地”的意义在于，是否融入了硅谷的关系网中。多位投资人都表达了同样观点：外来的人才或资本，它可能会对周期有微小的影响，但它不会决定周期的变化。“不仅是资本量的问题，还在于优质的项目只愿意和我们这些当地的基金合作，所以外来资本刚来的时候，即使有资金，也投不到最优质的项目。”张璐补充说。
　　硅谷的投资人似乎并不喜欢“风口”这一词，他们更喜欢用“热点词”（buzzword）去讨论最近关注的方向，后者相对前者可以“人造”的当下在张璐等投资人眼里更为客观和理性。。
　　和硅谷最初由全球各地移民文化而发展出的多样性一样，硅谷的VC们也有着自己的多样性，比如张璐的Fusion Fund专注早期企业级、工业和医疗应用项目，徐霄羽所在的丰元资本专注大数据 机器学习对产业的深度结合，“不会有基金因为所谓的风口就突然间都投向一个方向，不会的。”张璐说。
　　在她看来，如果要说近几年的变化，近两年唯一的变化是，去旧金山的创业者变多，这使得投资人也去得更勤快了。
　　但对创业者来说，当资本向头部愈发集中，那些新的初创公司会怎样发 展？
　　皮埃罗也曾担心过这个问题。他担忧大公司的垄断者地位，会让硅谷的创新力式微，毕竟车库创业的“传统”近些年几乎再难见到—有才华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们都去Google、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大公司了。

硅谷风险资本投资情况

　　“硅谷就是个巨大的泡沫，它永远处在泡沫中，但是这个泡沫不会破灭。”鲍周佳说。近年来大量公司在后续融资中估值下降和公司的卖出价格低于估值的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这不是硅谷正在酝酿一个危险泡沫的证明，而恰恰是硅谷正在健康运行的证据。
　　“只要硅谷核心的旋转门文化没有变，创业者工程师们依然有合理合法暴富的机会；硅谷的包容，以及人才、巨头、资本的生态系统健在，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系统。”徐霄羽说。
　　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共享经济到AI……这些形形色色的“微泡沫”组成了硅谷，但它们散去之后，剩下的往往是真正坚实的企业，而它们会驱动这个创新腹地不断前进。“泡沫有它的作用—每当新兴产业出现，创业者必定要从既得利益者手里分走一些资源，泡沫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作为助推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泡沫就像是创新的催化剂，只要资本市场保持冷静，泡沫就会快速消退。
　　Wein是硅谷的一家创业公司合伙人。几年前，他从德国搬到了Palo Alto，购买了核心区域的一栋小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Airbnb的房东。出差频繁的他每月只会在Palo Alto待一周，更多的时间他需要到西雅图、纽约、波士顿和欧洲一些城市和客户沟通。
　　“没有人逼着你在硅谷，事实上我们 的另一位合伙人就在西雅图，我只是喜欢硅谷这里的文化。”经常往返纽约、华盛顿的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华尔街、国会山这些地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动力大多源自欲望和权力，而硅谷的动力源自改变世界的愿望和信心。”
　　在Wein创业初期，团队最早的订单来自Dropbox，工作是为其开发移动广告业务。“我只是写了一封邮件给Dropbox团队，告诉他们我们开发了一套移动设计平台，能在上面找到优质且性价比高的设计师，希望能和他们聊聊。”邮件发出的当日他就收到了回复，约他工作日的中午吃个简餐。“只要你的产品足够优秀，在这里你永远不缺机会。”
　　从Wein的家中出发往西两个街区，就是乔布斯的老家，再往前走是拉里·佩奇和扎克伯格的住所。只要你愿意早上5点起床，你总是能在楼下的星巴克见到蒂姆·库克，假如他没有出差的话—创业者几乎可以在这里遇到任何他想要见的技术新贵。
　　看似宁静的小镇，背后是最为现实的丛林法则。“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硅谷，只有最顶尖的那批人才能留下，但同时你也会获得最好的回报。”Wein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品、张鸣、John和Wein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