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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在经受了一场气势空前的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正在显现出复苏的势头，这一点，当是全球经济界的一个共识。代表这个共识的标志之一，是“后危机”一说的迅速升温。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这个词是用得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与这个共识紧紧连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共识，那便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很不稳固，潜伏着诸多风险，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
然而，问题在于，威胁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究竟来自何方?这一点经济界的说法很多，各种经济研究机构，各类经济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亦颇为不一。我以为，要想对威胁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子有个好的把握，同时有助于找出大的一些隐患，据以对下一步的世界经济走势建立较为准确的判断，同时为我们的经济，产业乃至企业发展寻找机会，因此。须着眼于主宰世界经济的几个大经济实体的隐患，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大国经济之忧”
何以仅谈“大国经济之忧”而不去理会小国之难呢?原因很简单，这个世界普遍盛行着某种“二八现象”：全世界80％的科学技术知识，是由占科学家总数不到20％的精英们提出的：全世界80％的财富，是由占全球已开发地域不足20％的产业高集聚区创造的；全世界80％的杰出人才，是由占世界高校总数不足20％的大学所培育的……。
在时下的中国，此种“二八现象”表现得最夸张的地方，大概要首推两个领域了：一个是包括大学在内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人滓于事；另一个是国民财富分配的不公。就当代世界经济的国别分布来看，“二八格局”更是再明显不过了!在世界200多个经济实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体不足总数的20％。这便是所谓“大经济实体”。大经济实体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要属“三大”加“一砖”了。“三大”即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早先归总的数据，还在此次衰退前夕即2007年，全球经济总量(GDP)约合54.3万亿美元，其中。三大加起来就超过3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一砖”即“金砖四国”，这完全是个“概念化”的“虚拟实体”，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组成。这是目前全球经济活力最失的：新兴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四块”这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总量加起来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既已超过13％，远大于日本。而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它们的相对规模进一步增加。按照权威机构最新数据计算，2009年“金砖四国”加总的GDP，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5.3％，比危机前提升了2个百分点。
早先我曾说过，判断全球经济走势，除了要盯住大的经济体以外，还应按照经济分析原则做点“简化处理”，简化的一种选择就是盯住“关键”的经济体。何为关键々就此次经济衰退及其复苏动力而言，“三大”中美国最为关键，“金砖四国”中中国最为重要而关键。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自不待说。这里仅说下中国。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了“金砖四国”的一大半，比“金砖”别的“三个角”加总的规模还要大。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同时增最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贡献率也最大。恰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要梳理下一步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隐患，除了“三大”而外，在“金砖四国”中，只需关注中国经济即可。
日本：通缩周期病返潮
就最近一连串涉及日本经济的事变及其进展来看。接下去一年，日本经济至少有三个大的烦恼。
日本经济三大近忧
第一个是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这中间最具“临界”意义的，就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客观地来看，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以来，十数年间日本经济的相对规模，多数年份都在下滑。
权威机构的比较研究显示，若以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规模为100，则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头几年，即从1991年到1995年间，日本经济的相对规模一度还有所上升，由1990年的53％升至1995年的71％。然而自1995年以来，其相对规模便迅速下滑：2000年跌至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47％，2005年跌至36％，2009年跌至约35％!
与此同时，中国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增长，同样以美国经济为100，则1990年中国经济仅相当于7％，1995年提高到10％，2000年提高到12％，2005年提高到18％，去年即2009年已跃升至接近35％的规模，与日本经济不相上下。如若不出大的意外，则2010年可达到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38％，超过日本不在话下!不仅如此。以中国人口、资源规模以及潜在经济增长力推算，日本经济一旦为中国所超越，将意味着永远失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上世纪70年代当日本经济坐上这个“宝座”的时候，曾经令其国民自豪不已。2010年当日本无可挽回地失去这个宝座的时候，其国民尤其是产业界的伤感，当是不难预料的!
第二个是制造业的麻烦。
这个麻烦是由丰田召回事件引出的。在西方世界或日文明国度，汽车召回原本是久已形成的产业惯例。然而，这一回日本丰田的召回则颇有些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是与丰田在日本制造业中的显赫地位分不开的。丰田不仅代表着“日本制造”的精良品质，而且还是日本企业管理水准的象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消费者形成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逐步感染了别国的消费者，这便是“日本制造”即等于“全球品质第一”。这个品质原本是由丰田、松下、索尼等战后崛起的一批“英雄式”企业所创造并维持下来的。
现在这个“神话”要给丰田破坏了，至少可以说给玷污了。
不仅如此，此次丰田召回事件发生的国度和时机，也意味着麻烦不会立马化解。这次召回浪潮是由美国消费者掀起的，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主基调业已由去年的调结构优先变成了保就业优先，由此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攻击性的骤然强化，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抬头。这个节骨眼儿上发生了丰田召回事件，恰好授人以柄!别的不说，单是原本处在危难中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利益集团及其在国会的代言者们，就能借以推波助澜，使其复杂化!
第三忧是通货紧缩返潮。
这是日本经济最具特点的“病症”之一，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周期性折磨日本经济的最麻烦的病症之一。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不好，因为通涨有财富分配效应，会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态势，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然而通货紧缩更要命。退货紧缩具有投资与消费的“双重缩减”效应，不仅会伤害投资人的利益，抑制投资因而抑制产业扩张，而且还会抑制国民消费。因为消费者普遍具有“买涨不买跌”的倾向。通货紧缩的这两个缩减效应的合力，将置经济于停滞之中且难以自拔。这方面日本在过去十几年有着太多的经历!目前复苏中的日本经济，也有这种迹象。这也是日本经济界所担忧的。
“少子化”惹的祸?
有趣且值得留意的是，在日本学界不少人看来， 上述烦恼多半可归因于“少子化”现象，至少前两个可归因于“少子化”。他们认为，由于过去30多年日本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人口总规模不增反减，由此引出了两个效应：一个是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另一个是年轻一代吃苦耐劳精神减弱。前者与经济规模相对下降联系在一起，后者则与制造业一线技术工人素质以及产品品质提升缓慢紧密相关!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少子化”以及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日本出生率与死亡率已经发生了“倒置”，由前者高于后者变为后者高于前者。其中仅2000年到2008年8年时间，出生率就由千分之9.96降至千分之7.87，降低了2个百分点以上!同期人口死亡率却由千分之8.15升至千分之9.26，超过出生率。其结果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呈负值。这应该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除此而外，人口老龄化显然也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到2009年短短三年，日本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比就上升了2.2个百分点，由20％升至22.2％。一般而言，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速因劳动人口供给的下降，对其经济总产出的扩张确有延缓乃至缩减效应。这种减少与与制造业劳工素质之间的正相关性，则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因为正常情况下，技术进步尤其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弥补这个缺陷。
欧盟：制度缺陷抑制复苏
欧盟上述体制上的缺陷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由于这些缺陷的放大，欧盟的复苏不仅将晚于美国和别的OECD国家，而且其“二次探底”概率要高得多。
欧盟是个高度一体化了的经济与政治组织，还不可与美国、日本那样的单个国民经济相比。但由于其内部一体化程度很高，且实施着划一的货币政策，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经济实体了。2010年余下的时段以及下一年这个大经济体的前景究竟如何?希腊危机实际上已经露出了明确的信号：未来麻烦不小!
欧盟经济之忧由希腊危机唱响
希腊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简单地说是债务危机，是公共债务危机。这不是美国式的“次贷危机”那样的债务危机，就是说不是公司或家庭债务危机，而是整个国家的财政发生了债务危机。说具体点，就是国家的财政入不敷出。赤字特大，借助发行债券度日，且债券发行超过应有的限度。危机暴露后人们发现希腊政府年度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12.7％，公共债务占到年度GDP的近120％，都大大超过欧盟有关公约所定3％和60％的“上限”。这个程度，如果说得严重点，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近乎破产，无力自救!如若不借助外力去救助的话，希腊政府必破产无疑!导致政府乃至整个国家财政破产链条的“前半截”，大体上可做如下描述：
公共债务危机→政府公债信用级别下跌→公债发行困难→公债还本付息落空→……
希腊经济规模虽然不大，但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则不可小觑。就此次危机发生以来的事态进展来分析，其破坏性影响实际上一度在三个空间层次上在扩散：
第一个是欧元区范围。希腊是由16个欧盟国家组成的欧元区的重要一员。2001年就放弃了本国货币而采用欧元。希腊危机若处理不当，无疑会导致这个区域货币体系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归于解体。第二个层面是欧盟范围。希腊是27个欧盟成员国之一，同时是较老的成员之一。欧盟一体化安排将希腊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乃至经济政策都与欧盟核心国家绑在了一起。希腊债务危机实际上已经危及到欧盟一体化进程，对于刚刚经历了“金融海啸”打击的欧盟经济，尤其是欧洲大陆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第三个层面是世界经济。目前世界经济虽已露出了复苏的曙光，但不确定因素太多，前景实难逆料，稍有风吹草动即可能导致复苏逆转。希腊危机发生在发达国家财政普遍吃紧的背景下，其负面影响有被放大的危险，因此不可小觑!
上述三个层面的负面影响一旦遇到别的“放大”因素，或可能放大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最终危及世界经济复苏，这一点不能不令国际社会关注!就这个意义上，希腊危机不仅仅是欧盟及欧元区的麻烦，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麻烦!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而就欧元区与欧盟两个空间视野来看，希腊危机虽然可借助众力“抹平”，但希腊的紧缩或可产生恶性链条效应，延缓欧元区乃至欧洲经济的复苏。
欧盟的制度缺陷
希腊危机虽然近期才发生，但其隐患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2001年该国加入欧元区时段，与那时的一项“权宜”安排密不可分。欧元区启动之前原本就有好些个协议，要求成员国抑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后来还达成一个公约，即《稳定及增长公约》，提出了一些明确的约束条件，其中对于公共财政的约束条件是，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60％。这原本是个硬性规定，尤其是对欧元区国家约束更强。然而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成员国都超过了原定标准。现在看来，希腊超标最大。要命的是，实际上的预算赤字超标被有意地掩盖了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赤字比重不大，且大体合乎公约要求。但实际上超标程度很大。这意味着某种欺骗，是政治家们的欺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事情，多半得益于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些国际咨询与投资兼具的巨头们的“技术处理”!目前翻出来的典型案例，要属高盛公司了。在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做平”其赤字比重的努力中，高盛借助其娴熟而高超的金融运作，帮助希腊掩盖了部分赤字!这中间最重要的一种手段，就是所谓货币掉期交易了!
一般而言，货币掉期就是将一定额度的某种货币在两个时点买人卖出或做相反操作，或日调换时点。这属于掉期业务的—种。我们知道，经济学意义上的掉期交易，是指交易双方在两个不同时点资产或者现金反方向的交换操作。通过这种操作可以化解未来不确定性引出的可能风险。但现在看来，高盛给希腊的操作，原本就处于隐瞒债务的目的，而非金融界常用的避险。它的做法是，让希腊政府把以美元、日元等外币发行的政府远期债券，置换成即期欧元货币流，并约定八年之后即2019年再归还外币债券并付息。这种“掉期”不仅跨度大，而且涉及到利息，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货币掉期交易的范畴，一般意义的货币掉期文易，仅涉及到两种货币间的跨时兑换，并不涉及利息。
不难推断。当年希腊政府由于有高盛等投资咨询公司诸如此类的操作，将未来欧元现金流拿到当时去“顶包”，表面上自然达到了欧盟公约的要求，但却预埋了今天的危机。因为赤字终归是赤字，再怎么倒腾，也难以抹掉的。不仅如此，这样的掉期操作，事实上还增加了财政利息成本。现在看来。高盛的这一招，虽然救了希腊的急，助希腊顺利达标加入了欧元区，但留下的后患可谓无穷!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表面上看，希腊危机引出的问题是欧元区几个成员国的自身问题，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政府赤字及公共债务“超标”，并非个别成员特有，而已是欧 盟国家的普遍问题。现在各方都在揣测并担心，希腊隐瞒赤字及公共债务或许仅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等成员国，都存在类似问题。更有甚者，欧盟那个公约要求的赤字占GDP比重，目前没有几个成员能达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欧元区乃至欧盟一体化在体制上就存在缺陷——难以克服的缺陷。
三大病灶考验欧盟未来
还在欧盟建立单一市场之际，许多有识之士就指出，未来的体制存在天然缺陷，遇到经济波动，成员国政府自主调节能力减弱，无助于消弭经济衰退。现在看来，这个预测多半给言中了。无论欧盟也好，欧元区也好，在体制上的确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缺陷，其中三个缺陷最为明显：
第一个是，一体化制度安排导致了经济活动核心一外围分野的加速。具体表现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边缘经济”与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核心大国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和，日益被边缘化。一体化事实上导致了前一类国家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后一类国家的效率并未有明显的提升。事实上自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以来，其总体的经济表现一直就差强人意，最好的年份经济平均增速也就2％多点，多数年份增速在2％以下，难以和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相提并论。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加上欧盟的不断扩大，实际上牺牲了部分经济效率。
第二个是，欧盟范围内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力求一致的财政政策体制安排，与国别经济政策实施要求的灵活性存在难以克服的冲突。欧盟自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及建立欧元区以来，力求统一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基本由欧洲中央银行掌管，同时要求成员国约束财政赤字。
由此在成员国政府那里，两大宏观政策中，只有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干预经济活动尤其是反经济周期，只能诉诸财政政策，而无法利用财政政策，更无法像独立经济体那样灵活搭配两大宏观政策。经济学研究揭示，理想的宏观经济政策应是两大宏观政策的适度“搭配”。一般而言，松的财政政策需要略紧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或者相反。但在欧盟先行一体化体制安排下，成员国尤其是欧元区国家自主运用货币政策的权限及空间很小，只能动用财政政策一个工具，无法辅之以本国期望的货币政策，这显然无益于改善国别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个缺陷是，主权国家联盟本质与单一经济体一刀切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理论上来看，欧盟目前的一体化程度，都到了实施统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地步，就是说欧盟委员会可以仿照美国联邦政府那样去制订与实施统一的宏观政策。然而由于各成员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欧盟权力机构还无法像国别政府那样去推行一致的政策。好的宏观政策难以得到成员国一致的遵循，其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此次希腊政府隐瞒债务，就暴露了这方面的问题。
客观地来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段以来，欧盟上述体制上的缺陷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由于这些缺陷的放大，欧盟的复苏不仅将晚于美国和别的OECD国家，而且其“二次探底”概率要高得多。
美国：滞涨的诱惑
即使不考虑实际失业率，要将名义失业率降到“正常水平”，即5％左右的水平，至少得花7年时间，即到2017年。
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单就GDP和制造业订货判断，复苏的势头亦显得亦很强劲，但复苏的基础很不稳固，这多半是美国及国际经济界的一个共识。复苏基础不稳的原因，多半与两个彼此依赖的隐患或威胁联系在一起。两个隐患或威胁不仅有可能引出美国经济的“二次探底”，而且还构成了未来数年美国经济震荡的“基础因子”。
失业率与财政赤字双高
两个隐患中最紧迫的一个，是高居不下的失业率。美国经济虽然在2009年3季度恢复了增长，四季度甚至达到5.6％的超高增速。但此次美国经济的反弹，明显地属于效率型的而非就业创造性的。这方面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代表产业效率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但就业并未有相应的反弹。
具体说，美国经济在去年3季度开始反弹，四季度加速，两个季度经济由谷底到高峰变化了近12个百分点，即由下降近6个百分点到增长5.6个百分点，但期间就业并未同步反弹，“滞后”反应明显。失业率在2009年10月份达到战后创纪录的10.2％之后，到2010年3月长达4个月间只略有下降。目前依然位于9.7％的高位。直到最近的时段(2010年3月)，就业还是负值。
然而即使那个“略有下降”也值得怀疑，因为这个官方数据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名义失业率”，仅含失业半年以上的“积极寻找工作”者，并未包括那些放弃了寻找工作的失业者，更未计算那些工作职位朝不保夕'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就业不足”者。如若将这些半失业的人也算在内，则目前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当在17％以上。冷静地分析，即使不考虑实际失业率，要将名义失业率降到“正常水平”，即5％左右的水平，至少得花7年时间，即到2017年。这还是较为乐观的估计!
另一个是空前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这属于刺激政策的一大“后遗症”。我们知道，此次美国经济较快恢复增长的主要原因，并非完全依靠市场力量，而主要借助大力度的政府救市与刺激计划。为此骤然推高原本就有很高的财政赤字。粗略统计一下，2008年10月份到09年10月一年，美国两届政府花出的救市和刺激计划支出就高达14870亿美元(小布什$7000亿，奥巴马$7870)，把原本就已经很大的财政赤字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但这还不算，自那以来迄今，即使经济复苏已经露出了较强劲的势头，但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央行联储决策者，都不敢轻言刺激政策的“撤出”，不得不延续刺激政策，继续增加财政赤字。由此事实上在酝酿着新的危机因子，这便是债务危机。客观地看，在2010年剩下的时段乃至其后数年，威胁美国经济稳定且影响深远的因素。要属潜在的债务危机了，这个潜在的危机虽然是由赤字财政政策引出的，但表现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债。
庞大的债务以及赤字财政，原本就是美国战后以来宏观政策干预的特色之一。然而这一次则不同，还在2009年10月份即上一个财政年度末，该比率就超过86％，比上个财年净升了16个百分点，2010年预测接近100％，2011年将进一步上升。
另一个是还本付息时段紧迫而集中。权威机构测算，未来10个月，美国将有2万多亿公债券到期需要还本付息，加上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新财年预算新增的赤字预算1.5万亿美元，总额高达3.5万亿美元。这些赤字全部要靠发行新的公债来周转。然而问题在于，在美国金融业刚刚经受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在华尔街“元气”尚未恢复的背景下，美国国债市场并不被投资者看好，国债发行随时都有受阻的危险。而一旦国债发行受阻，势将引出“债务炸弹”。
链条效应释放杀伤力
美国经济潜在危机的链条是：
赤字财政→增发公债→债券发行受阻→美联储 信贷→增发纸币→美元危机→经济灾难。
具体而言，一旦美国政府债券发行受阻，便不得不诉诸联储信贷，而联储给政府的任何信贷都须依靠增发纸币支付，增发美元纸币的直接后果，无疑是削弱美元地位。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美联储为帮美国经济复苏，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已经过量投放了2万亿美元的纸币，如若再增发纸币，势必引出美元危机。在目前美国商品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国际收支赤字累累的背景下，这种可能性无疑在增大。而一旦美元贬值，则会立马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胀一旦袭来，宏观政策便不得不被迫紧缩。其结果是不难预期的，这便是经济的滞涨，亦即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降临。
中国：通胀渐行渐近
没有政府政策激励，尤其是出口退税以及各级政府明补与暗补，外贸将无法继续扩张!
2010年余下的时段以及下一年，中国经济隐忧也不少。最大的同时最为紧迫的隐忧，当首推通胀威胁的亦步亦趋。中国式通胀的未来
这个威胁实际上已为开年经济数据“亮点”后面的一些隐忧显现出来了。早先的分析认为，2010年2月份数据显示，两个价格指数背离以及CPI下降的“亮点”不再，变成了一致的上升。其中令人担心的CPI，一个月内上升了1.2个百分点，2月份达到2.7％，PPI也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5.4％的高位。后者距2008年年初“撬动”通胀的价格水平(6.1％和6.2％)不远，前者则已升至接近“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了。
这意味着，通胀威胁已经不再是假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了。按照以往数据推断，CPI一旦进入3～4％的区间，往往会加速上升。因此3～4％的CPI可视为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以往经历还表明，CPI一旦跃上3～4％的水平，即使采取迅猛的收缩政策，也显得有些行动太迟，往往需要相当长时段才会使其逆转。
有人或许不同意这一看法，会拿2008年至2009年初的数据来“较真”反驳，那一次通胀威胁去得很快!但不要忘了，那一次有个重要背景，这便是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美国经济减速直至衰退，给“输入式”通货膨胀以“釜底抽薪”的影响。由此将中国的通胀变成了通缩。这一次显然有所不同。这一次促成CPI高企因而通胀威胁上升的因素，首先源自国内经济发热。
客观地来分析，通货膨胀威胁如若进一步上升，势必将置宏观经济政策于两难境地。两难的局面将在两个层面同时展现开来：一个是宏观政策主基调，主要是货币政策基调。正常情形下，CPI一旦攀高，首先要做的事情无疑是收紧货币政策。然而令各方尤其是决策层为难的是，国内经济刚刚恢复预期的高增长，尚未形成增长“惯性”。世界经济也刚刚露出复苏的迹象，基础还很脆弱，这个时候如若贸然收紧货币政策，势必危及刚刚恢复的经济高增长，使此前的系列政策努力前功尽弃。由此置宏观政策基调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另一个层面的两难，则将表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取舍上。具体地说，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在两大工具即储备金比率和利率工具之间，央行取舍处在两难境地。一般认为，在货币政策三大工具中，利率工具弹性最大，公开市场活动弹性其次，储备金比率最小，而政策工具对微观经济主体伤害的程度，则与其弹性呈正比。
就是说，利率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伤害最小，储备金比率伤害最大。就中国目前物价水平来看，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商业银行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或者说存款的收益已经是负数。正常情况下就该加息了，然而令各方的犯难之处显然在于，加息不仅会引致国际“热钱”涌入，因而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而损害中国出口竞争力。而且更要命的是，加息还会加大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成本，最终加大财政负担。目前看来，货币当局最乐意采用的政策工具，当属储备金比率了。然而略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工具的“一刀切”效应，极不利于经济微观系统的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
接下来中国经济另一值得忧虑的所在，无疑要数汇率之争和对外贸易摩擦了。汇率问题围绕人民币升值之争展开。这个争端以美国打头阵，吸引了全世界财经界的瞩目，争端的“天平”对中国不太有利。客观地看，目前国内外经济界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至少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汇率是否高估了?第二。人民币升值能否解决美国贸易赤字过大问题?第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对中国有利的结论不多。可以推断，即使美国政治强人不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家”，未来人民币小幅升值也在所难免，而较大幅度升值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与汇率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针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这多半带有“枪打出头鸟”迹象。这方面也由美国带头，欧盟紧随其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不甘落后”。目前针对中国的反补贴反倾销裁决，不仅与日俱增，且力度越来越大。开年头两个多月，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就有数十起。开年一个月时间不到，美国就认定中国产机织电热毯和金属丝网托盘等构成倾销，裁定加征高额反倾销税。随后在2月份又连续两天宣布了针对中国三聚氰胺和光面纸的反倾销调查。3月份巴西、印度两个“金砖”大国加盟这股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浪潮中。其中巴西针对中国鞋类的反补贴税率，几乎达到禁止进口的高度，印度则跃居针对中国反倾销指控最多国家之列。而在欧盟那里，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2009年就占了其所有此类案子的一半，2010年开年进一步增加!
刺激依赖后遗症
客观地来看，上述内外隐患比之刺激政策留下的某些“后遗症”来，还不算太严重。在我看来，下一步中国经济真正的麻烦，多半将源自此前刺激政策埋下的一些“后遗症”。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2008／09年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而恢复高增长，几乎完全借重大力度的政府刺激政策。经济学惯常思维模式告诉我们，任何政府决策都是有成本的，刺激政策也不例外。其成本多半表现为“后遗症”。最大的“后遗症”之一，可能要数下一步经济活动对于国家宏观干预的空前依赖了。种种迹象表明，经过这一次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干预，中国经济系统各主要环节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依赖程度，也被刺激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能够代表依赖性增强的标志中，两方面的标志最为明显，且表现出明晰的“链条式”关联特征：
一个是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增长的依赖，因而对于宏观政策投资激励机制的依赖。说具体点，就是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则与宏观刺激计划中的投资安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后者实际上是宏观政策立场的具体体现。而宏观政策立场则与增长数据挂钩……，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式链条联系。
另一个是外贸出口对于政府各种激励政策的依赖。其中尤以对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杠杆政策的依赖。我们知道，自2008年下半年，即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以来，政府先后7次增加出口退税率，其中2009年 一年就有4次上调。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贸出口退税总额64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621亿元，增幅10.6％。全年连续上调出口退税率所涵盖的出口商品之出口额高达6760.2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6.3％。
按此推算，每出口1美元，外贸企业可获得出口退税0.96元人民币。若按美元一人民币年末汇率($1:Y6.8282)计算，则退税给企业出口的“收益率”高达14.1％。这实际上意味着上述出口贸易的企业利润，几乎完全来自出口退税。因为在去年以来的不利国际经济环境下，外贸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大多在10％以下，商务部早先宣布，中国纺织品出口利润率仅为3～5％。然而即便如此，外贸出口依然经历了大幅度下降。其中获得国家出口退税最多的两个外贸大省，即广东和江苏，分别办理出口退税1465.52亿元和1141.25亿元，同比增长了7％和15.8％，但两省出口额却分别下降了11.5％和16.4％。
这个链条依赖的深层涵义是：没有政府政策激励，尤其是出口退税以及各级政府明补与暗补，外贸将无法继续扩张!
客观地来看，在接下去的若干时段，中国经济各主要系统的运转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上述依赖性，将只会强化而不会减弱，由此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置于各种决策的“源头”地位，加大了宏观政策的责任。然而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从企业到产业体系对宏观政策的高度依赖，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决策权利的集中化，至少意味着宏观政策大众预期的集中化。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决策权利的过度集中，往往会埋下大的系统性风险，而大众对于宏观政策预期的过于集中，则会导致宏观政策的“失灵”。这一趋向当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
就上述视野来看，中国调结构与启动内需，是化解外部环境恶化的唯一出路所在。
“后危机”时段主宰世界经济的大国虽然潜伏着诸多新的危机，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发展中的巨大经济体而言，这些危机尤其是“三大经济实体”潜伏的危机，多半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别的不说，如若这些经济体在未来数年呈走走停停的态势，全球战略性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就不可能涨得太高，由此将为中国空前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机会。至于中国经济内在发展之忧，也可视为一种促使各方反思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决策层而言，无疑可视为促其转换思路、加快改革的激励因素或者约束条件。
然而，问题在于，威胁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究竟来自何方?这一点经济界的说法很多，各种经济研究机构，各类经济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亦颇为不一。我以为，要想对威胁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子有个好的把握，同时有助于找出大的一些隐患，据以对下一步的世界经济走势建立较为准确的判断，同时为我们的经济，产业乃至企业发展寻找机会，因此。须着眼于主宰世界经济的几个大经济实体的隐患，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大国经济之忧”
何以仅谈“大国经济之忧”而不去理会小国之难呢?原因很简单，这个世界普遍盛行着某种“二八现象”：全世界80％的科学技术知识，是由占科学家总数不到20％的精英们提出的：全世界80％的财富，是由占全球已开发地域不足20％的产业高集聚区创造的；全世界80％的杰出人才，是由占世界高校总数不足20％的大学所培育的……。
在时下的中国，此种“二八现象”表现得最夸张的地方，大概要首推两个领域了：一个是包括大学在内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人滓于事；另一个是国民财富分配的不公。就当代世界经济的国别分布来看，“二八格局”更是再明显不过了!在世界200多个经济实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体不足总数的20％。这便是所谓“大经济实体”。大经济实体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要属“三大”加“一砖”了。“三大”即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早先归总的数据，还在此次衰退前夕即2007年，全球经济总量(GDP)约合54.3万亿美元，其中。三大加起来就超过3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一砖”即“金砖四国”，这完全是个“概念化”的“虚拟实体”，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组成。这是目前全球经济活力最失的：新兴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四块”这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总量加起来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既已超过13％，远大于日本。而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它们的相对规模进一步增加。按照权威机构最新数据计算，2009年“金砖四国”加总的GDP，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5.3％，比危机前提升了2个百分点。
早先我曾说过，判断全球经济走势，除了要盯住大的经济体以外，还应按照经济分析原则做点“简化处理”，简化的一种选择就是盯住“关键”的经济体。何为关键々就此次经济衰退及其复苏动力而言，“三大”中美国最为关键，“金砖四国”中中国最为重要而关键。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自不待说。这里仅说下中国。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了“金砖四国”的一大半，比“金砖”别的“三个角”加总的规模还要大。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同时增最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贡献率也最大。恰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要梳理下一步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隐患，除了“三大”而外，在“金砖四国”中，只需关注中国经济即可。
日本：通缩周期病返潮
就最近一连串涉及日本经济的事变及其进展来看。接下去一年，日本经济至少有三个大的烦恼。
日本经济三大近忧
第一个是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这中间最具“临界”意义的，就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客观地来看，自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以来，十数年间日本经济的相对规模，多数年份都在下滑。
权威机构的比较研究显示，若以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规模为100，则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头几年，即从1991年到1995年间，日本经济的相对规模一度还有所上升，由1990年的53％升至1995年的71％。然而自1995年以来，其相对规模便迅速下滑：2000年跌至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47％，2005年跌至36％，2009年跌至约35％!
与此同时，中国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增长，同样以美国经济为100，则1990年中国经济仅相当于7％，1995年提高到10％，2000年提高到12％，2005年提高到18％，去年即2009年已跃升至接近35％的规模，与日本经济不相上下。如若不出大的意外，则2010年可达到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38％，超过日本不在话下!不仅如此。以中国人口、资源规模以及潜在经济增长力推算，日本经济一旦为中国所超越，将意味着永远失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上世纪70年代当日本经济坐上这个“宝座”的时候，曾经令其国民自豪不已。2010年当日本无可挽回地失去这个宝座的时候，其国民尤其是产业界的伤感，当是不难预料的!
第二个是制造业的麻烦。
这个麻烦是由丰田召回事件引出的。在西方世界或日文明国度，汽车召回原本是久已形成的产业惯例。然而，这一回日本丰田的召回则颇有些不同。这种不同首先是与丰田在日本制造业中的显赫地位分不开的。丰田不仅代表着“日本制造”的精良品质，而且还是日本企业管理水准的象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消费者形成了一种看法，这种看法逐步感染了别国的消费者，这便是“日本制造”即等于“全球品质第一”。这个品质原本是由丰田、松下、索尼等战后崛起的一批“英雄式”企业所创造并维持下来的。
现在这个“神话”要给丰田破坏了，至少可以说给玷污了。
不仅如此，此次丰田召回事件发生的国度和时机，也意味着麻烦不会立马化解。这次召回浪潮是由美国消费者掀起的，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主基调业已由去年的调结构优先变成了保就业优先，由此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攻击性的骤然强化，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抬头。这个节骨眼儿上发生了丰田召回事件，恰好授人以柄!别的不说，单是原本处在危难中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利益集团及其在国会的代言者们，就能借以推波助澜，使其复杂化!
第三忧是通货紧缩返潮。
这是日本经济最具特点的“病症”之一，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周期性折磨日本经济的最麻烦的病症之一。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不好，因为通涨有财富分配效应，会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态势，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然而通货紧缩更要命。退货紧缩具有投资与消费的“双重缩减”效应，不仅会伤害投资人的利益，抑制投资因而抑制产业扩张，而且还会抑制国民消费。因为消费者普遍具有“买涨不买跌”的倾向。通货紧缩的这两个缩减效应的合力，将置经济于停滞之中且难以自拔。这方面日本在过去十几年有着太多的经历!目前复苏中的日本经济，也有这种迹象。这也是日本经济界所担忧的。
“少子化”惹的祸?
有趣且值得留意的是，在日本学界不少人看来， 上述烦恼多半可归因于“少子化”现象，至少前两个可归因于“少子化”。他们认为，由于过去30多年日本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人口总规模不增反减，由此引出了两个效应：一个是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另一个是年轻一代吃苦耐劳精神减弱。前者与经济规模相对下降联系在一起，后者则与制造业一线技术工人素质以及产品品质提升缓慢紧密相关!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少子化”以及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日本出生率与死亡率已经发生了“倒置”，由前者高于后者变为后者高于前者。其中仅2000年到2008年8年时间，出生率就由千分之9.96降至千分之7.87，降低了2个百分点以上!同期人口死亡率却由千分之8.15升至千分之9.26，超过出生率。其结果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呈负值。这应该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除此而外，人口老龄化显然也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从2006到2009年短短三年，日本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比就上升了2.2个百分点，由20％升至22.2％。一般而言，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速因劳动人口供给的下降，对其经济总产出的扩张确有延缓乃至缩减效应。这种减少与与制造业劳工素质之间的正相关性，则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因为正常情况下，技术进步尤其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弥补这个缺陷。
欧盟：制度缺陷抑制复苏
欧盟上述体制上的缺陷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由于这些缺陷的放大，欧盟的复苏不仅将晚于美国和别的OECD国家，而且其“二次探底”概率要高得多。
欧盟是个高度一体化了的经济与政治组织，还不可与美国、日本那样的单个国民经济相比。但由于其内部一体化程度很高，且实施着划一的货币政策，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经济实体了。2010年余下的时段以及下一年这个大经济体的前景究竟如何?希腊危机实际上已经露出了明确的信号：未来麻烦不小!
欧盟经济之忧由希腊危机唱响
希腊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简单地说是债务危机，是公共债务危机。这不是美国式的“次贷危机”那样的债务危机，就是说不是公司或家庭债务危机，而是整个国家的财政发生了债务危机。说具体点，就是国家的财政入不敷出。赤字特大，借助发行债券度日，且债券发行超过应有的限度。危机暴露后人们发现希腊政府年度财政赤字已经占到GDP的12.7％，公共债务占到年度GDP的近120％，都大大超过欧盟有关公约所定3％和60％的“上限”。这个程度，如果说得严重点，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近乎破产，无力自救!如若不借助外力去救助的话，希腊政府必破产无疑!导致政府乃至整个国家财政破产链条的“前半截”，大体上可做如下描述：
公共债务危机→政府公债信用级别下跌→公债发行困难→公债还本付息落空→……
希腊经济规模虽然不大，但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则不可小觑。就此次危机发生以来的事态进展来分析，其破坏性影响实际上一度在三个空间层次上在扩散：
第一个是欧元区范围。希腊是由16个欧盟国家组成的欧元区的重要一员。2001年就放弃了本国货币而采用欧元。希腊危机若处理不当，无疑会导致这个区域货币体系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归于解体。第二个层面是欧盟范围。希腊是27个欧盟成员国之一，同时是较老的成员之一。欧盟一体化安排将希腊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乃至经济政策都与欧盟核心国家绑在了一起。希腊债务危机实际上已经危及到欧盟一体化进程，对于刚刚经历了“金融海啸”打击的欧盟经济，尤其是欧洲大陆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第三个层面是世界经济。目前世界经济虽已露出了复苏的曙光，但不确定因素太多，前景实难逆料，稍有风吹草动即可能导致复苏逆转。希腊危机发生在发达国家财政普遍吃紧的背景下，其负面影响有被放大的危险，因此不可小觑!
上述三个层面的负面影响一旦遇到别的“放大”因素，或可能放大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最终危及世界经济复苏，这一点不能不令国际社会关注!就这个意义上，希腊危机不仅仅是欧盟及欧元区的麻烦，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麻烦!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而就欧元区与欧盟两个空间视野来看，希腊危机虽然可借助众力“抹平”，但希腊的紧缩或可产生恶性链条效应，延缓欧元区乃至欧洲经济的复苏。
欧盟的制度缺陷
希腊危机虽然近期才发生，但其隐患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2001年该国加入欧元区时段，与那时的一项“权宜”安排密不可分。欧元区启动之前原本就有好些个协议，要求成员国抑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后来还达成一个公约，即《稳定及增长公约》，提出了一些明确的约束条件，其中对于公共财政的约束条件是，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60％。这原本是个硬性规定，尤其是对欧元区国家约束更强。然而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成员国都超过了原定标准。现在看来，希腊超标最大。要命的是，实际上的预算赤字超标被有意地掩盖了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赤字比重不大，且大体合乎公约要求。但实际上超标程度很大。这意味着某种欺骗，是政治家们的欺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事情，多半得益于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些国际咨询与投资兼具的巨头们的“技术处理”!目前翻出来的典型案例，要属高盛公司了。在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做平”其赤字比重的努力中，高盛借助其娴熟而高超的金融运作，帮助希腊掩盖了部分赤字!这中间最重要的一种手段，就是所谓货币掉期交易了!
一般而言，货币掉期就是将一定额度的某种货币在两个时点买人卖出或做相反操作，或日调换时点。这属于掉期业务的—种。我们知道，经济学意义上的掉期交易，是指交易双方在两个不同时点资产或者现金反方向的交换操作。通过这种操作可以化解未来不确定性引出的可能风险。但现在看来，高盛给希腊的操作，原本就处于隐瞒债务的目的，而非金融界常用的避险。它的做法是，让希腊政府把以美元、日元等外币发行的政府远期债券，置换成即期欧元货币流，并约定八年之后即2019年再归还外币债券并付息。这种“掉期”不仅跨度大，而且涉及到利息，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货币掉期交易的范畴，一般意义的货币掉期文易，仅涉及到两种货币间的跨时兑换，并不涉及利息。
不难推断。当年希腊政府由于有高盛等投资咨询公司诸如此类的操作，将未来欧元现金流拿到当时去“顶包”，表面上自然达到了欧盟公约的要求，但却预埋了今天的危机。因为赤字终归是赤字，再怎么倒腾，也难以抹掉的。不仅如此，这样的掉期操作，事实上还增加了财政利息成本。现在看来。高盛的这一招，虽然救了希腊的急，助希腊顺利达标加入了欧元区，但留下的后患可谓无穷!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表面上看，希腊危机引出的问题是欧元区几个成员国的自身问题，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政府赤字及公共债务“超标”，并非个别成员特有，而已是欧 盟国家的普遍问题。现在各方都在揣测并担心，希腊隐瞒赤字及公共债务或许仅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等成员国，都存在类似问题。更有甚者，欧盟那个公约要求的赤字占GDP比重，目前没有几个成员能达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欧元区乃至欧盟一体化在体制上就存在缺陷——难以克服的缺陷。
三大病灶考验欧盟未来
还在欧盟建立单一市场之际，许多有识之士就指出，未来的体制存在天然缺陷，遇到经济波动，成员国政府自主调节能力减弱，无助于消弭经济衰退。现在看来，这个预测多半给言中了。无论欧盟也好，欧元区也好，在体制上的确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缺陷，其中三个缺陷最为明显：
第一个是，一体化制度安排导致了经济活动核心一外围分野的加速。具体表现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边缘经济”与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核心大国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和，日益被边缘化。一体化事实上导致了前一类国家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后一类国家的效率并未有明显的提升。事实上自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以来，其总体的经济表现一直就差强人意，最好的年份经济平均增速也就2％多点，多数年份增速在2％以下，难以和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相提并论。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加上欧盟的不断扩大，实际上牺牲了部分经济效率。
第二个是，欧盟范围内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力求一致的财政政策体制安排，与国别经济政策实施要求的灵活性存在难以克服的冲突。欧盟自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及建立欧元区以来，力求统一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基本由欧洲中央银行掌管，同时要求成员国约束财政赤字。
由此在成员国政府那里，两大宏观政策中，只有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干预经济活动尤其是反经济周期，只能诉诸财政政策，而无法利用财政政策，更无法像独立经济体那样灵活搭配两大宏观政策。经济学研究揭示，理想的宏观经济政策应是两大宏观政策的适度“搭配”。一般而言，松的财政政策需要略紧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或者相反。但在欧盟先行一体化体制安排下，成员国尤其是欧元区国家自主运用货币政策的权限及空间很小，只能动用财政政策一个工具，无法辅之以本国期望的货币政策，这显然无益于改善国别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个缺陷是，主权国家联盟本质与单一经济体一刀切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理论上来看，欧盟目前的一体化程度，都到了实施统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地步，就是说欧盟委员会可以仿照美国联邦政府那样去制订与实施统一的宏观政策。然而由于各成员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欧盟权力机构还无法像国别政府那样去推行一致的政策。好的宏观政策难以得到成员国一致的遵循，其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此次希腊政府隐瞒债务，就暴露了这方面的问题。
客观地来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段以来，欧盟上述体制上的缺陷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扩大，由于这些缺陷的放大，欧盟的复苏不仅将晚于美国和别的OECD国家，而且其“二次探底”概率要高得多。
美国：滞涨的诱惑
即使不考虑实际失业率，要将名义失业率降到“正常水平”，即5％左右的水平，至少得花7年时间，即到2017年。
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单就GDP和制造业订货判断，复苏的势头亦显得亦很强劲，但复苏的基础很不稳固，这多半是美国及国际经济界的一个共识。复苏基础不稳的原因，多半与两个彼此依赖的隐患或威胁联系在一起。两个隐患或威胁不仅有可能引出美国经济的“二次探底”，而且还构成了未来数年美国经济震荡的“基础因子”。
失业率与财政赤字双高
两个隐患中最紧迫的一个，是高居不下的失业率。美国经济虽然在2009年3季度恢复了增长，四季度甚至达到5.6％的超高增速。但此次美国经济的反弹，明显地属于效率型的而非就业创造性的。这方面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代表产业效率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但就业并未有相应的反弹。
具体说，美国经济在去年3季度开始反弹，四季度加速，两个季度经济由谷底到高峰变化了近12个百分点，即由下降近6个百分点到增长5.6个百分点，但期间就业并未同步反弹，“滞后”反应明显。失业率在2009年10月份达到战后创纪录的10.2％之后，到2010年3月长达4个月间只略有下降。目前依然位于9.7％的高位。直到最近的时段(2010年3月)，就业还是负值。
然而即使那个“略有下降”也值得怀疑，因为这个官方数据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名义失业率”，仅含失业半年以上的“积极寻找工作”者，并未包括那些放弃了寻找工作的失业者，更未计算那些工作职位朝不保夕'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就业不足”者。如若将这些半失业的人也算在内，则目前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当在17％以上。冷静地分析，即使不考虑实际失业率，要将名义失业率降到“正常水平”，即5％左右的水平，至少得花7年时间，即到2017年。这还是较为乐观的估计!
另一个是空前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这属于刺激政策的一大“后遗症”。我们知道，此次美国经济较快恢复增长的主要原因，并非完全依靠市场力量，而主要借助大力度的政府救市与刺激计划。为此骤然推高原本就有很高的财政赤字。粗略统计一下，2008年10月份到09年10月一年，美国两届政府花出的救市和刺激计划支出就高达14870亿美元(小布什$7000亿，奥巴马$7870)，把原本就已经很大的财政赤字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但这还不算，自那以来迄今，即使经济复苏已经露出了较强劲的势头，但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央行联储决策者，都不敢轻言刺激政策的“撤出”，不得不延续刺激政策，继续增加财政赤字。由此事实上在酝酿着新的危机因子，这便是债务危机。客观地看，在2010年剩下的时段乃至其后数年，威胁美国经济稳定且影响深远的因素。要属潜在的债务危机了，这个潜在的危机虽然是由赤字财政政策引出的，但表现为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债。
庞大的债务以及赤字财政，原本就是美国战后以来宏观政策干预的特色之一。然而这一次则不同，还在2009年10月份即上一个财政年度末，该比率就超过86％，比上个财年净升了16个百分点，2010年预测接近100％，2011年将进一步上升。
另一个是还本付息时段紧迫而集中。权威机构测算，未来10个月，美国将有2万多亿公债券到期需要还本付息，加上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新财年预算新增的赤字预算1.5万亿美元，总额高达3.5万亿美元。这些赤字全部要靠发行新的公债来周转。然而问题在于，在美国金融业刚刚经受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在华尔街“元气”尚未恢复的背景下，美国国债市场并不被投资者看好，国债发行随时都有受阻的危险。而一旦国债发行受阻，势将引出“债务炸弹”。
链条效应释放杀伤力
美国经济潜在危机的链条是：
赤字财政→增发公债→债券发行受阻→美联储 信贷→增发纸币→美元危机→经济灾难。
具体而言，一旦美国政府债券发行受阻，便不得不诉诸联储信贷，而联储给政府的任何信贷都须依靠增发纸币支付，增发美元纸币的直接后果，无疑是削弱美元地位。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美联储为帮美国经济复苏，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已经过量投放了2万亿美元的纸币，如若再增发纸币，势必引出美元危机。在目前美国商品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国际收支赤字累累的背景下，这种可能性无疑在增大。而一旦美元贬值，则会立马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胀一旦袭来，宏观政策便不得不被迫紧缩。其结果是不难预期的，这便是经济的滞涨，亦即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降临。
中国：通胀渐行渐近
没有政府政策激励，尤其是出口退税以及各级政府明补与暗补，外贸将无法继续扩张!
2010年余下的时段以及下一年，中国经济隐忧也不少。最大的同时最为紧迫的隐忧，当首推通胀威胁的亦步亦趋。中国式通胀的未来
这个威胁实际上已为开年经济数据“亮点”后面的一些隐忧显现出来了。早先的分析认为，2010年2月份数据显示，两个价格指数背离以及CPI下降的“亮点”不再，变成了一致的上升。其中令人担心的CPI，一个月内上升了1.2个百分点，2月份达到2.7％，PPI也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5.4％的高位。后者距2008年年初“撬动”通胀的价格水平(6.1％和6.2％)不远，前者则已升至接近“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了。
这意味着，通胀威胁已经不再是假象，而是实实在在的了。按照以往数据推断，CPI一旦进入3～4％的区间，往往会加速上升。因此3～4％的CPI可视为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以往经历还表明，CPI一旦跃上3～4％的水平，即使采取迅猛的收缩政策，也显得有些行动太迟，往往需要相当长时段才会使其逆转。
有人或许不同意这一看法，会拿2008年至2009年初的数据来“较真”反驳，那一次通胀威胁去得很快!但不要忘了，那一次有个重要背景，这便是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美国经济减速直至衰退，给“输入式”通货膨胀以“釜底抽薪”的影响。由此将中国的通胀变成了通缩。这一次显然有所不同。这一次促成CPI高企因而通胀威胁上升的因素，首先源自国内经济发热。
客观地来分析，通货膨胀威胁如若进一步上升，势必将置宏观经济政策于两难境地。两难的局面将在两个层面同时展现开来：一个是宏观政策主基调，主要是货币政策基调。正常情形下，CPI一旦攀高，首先要做的事情无疑是收紧货币政策。然而令各方尤其是决策层为难的是，国内经济刚刚恢复预期的高增长，尚未形成增长“惯性”。世界经济也刚刚露出复苏的迹象，基础还很脆弱，这个时候如若贸然收紧货币政策，势必危及刚刚恢复的经济高增长，使此前的系列政策努力前功尽弃。由此置宏观政策基调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另一个层面的两难，则将表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取舍上。具体地说，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在两大工具即储备金比率和利率工具之间，央行取舍处在两难境地。一般认为，在货币政策三大工具中，利率工具弹性最大，公开市场活动弹性其次，储备金比率最小，而政策工具对微观经济主体伤害的程度，则与其弹性呈正比。
就是说，利率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伤害最小，储备金比率伤害最大。就中国目前物价水平来看，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商业银行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或者说存款的收益已经是负数。正常情况下就该加息了，然而令各方的犯难之处显然在于，加息不仅会引致国际“热钱”涌入，因而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而损害中国出口竞争力。而且更要命的是，加息还会加大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成本，最终加大财政负担。目前看来，货币当局最乐意采用的政策工具，当属储备金比率了。然而略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工具的“一刀切”效应，极不利于经济微观系统的优胜劣汰机制的发挥。
接下来中国经济另一值得忧虑的所在，无疑要数汇率之争和对外贸易摩擦了。汇率问题围绕人民币升值之争展开。这个争端以美国打头阵，吸引了全世界财经界的瞩目，争端的“天平”对中国不太有利。客观地看，目前国内外经济界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至少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汇率是否高估了?第二。人民币升值能否解决美国贸易赤字过大问题?第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界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对中国有利的结论不多。可以推断，即使美国政治强人不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家”，未来人民币小幅升值也在所难免，而较大幅度升值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与汇率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针对中国出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这多半带有“枪打出头鸟”迹象。这方面也由美国带头，欧盟紧随其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不甘落后”。目前针对中国的反补贴反倾销裁决，不仅与日俱增，且力度越来越大。开年头两个多月，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就有数十起。开年一个月时间不到，美国就认定中国产机织电热毯和金属丝网托盘等构成倾销，裁定加征高额反倾销税。随后在2月份又连续两天宣布了针对中国三聚氰胺和光面纸的反倾销调查。3月份巴西、印度两个“金砖”大国加盟这股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浪潮中。其中巴西针对中国鞋类的反补贴税率，几乎达到禁止进口的高度，印度则跃居针对中国反倾销指控最多国家之列。而在欧盟那里，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2009年就占了其所有此类案子的一半，2010年开年进一步增加!
刺激依赖后遗症
客观地来看，上述内外隐患比之刺激政策留下的某些“后遗症”来，还不算太严重。在我看来，下一步中国经济真正的麻烦，多半将源自此前刺激政策埋下的一些“后遗症”。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2008／09年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而恢复高增长，几乎完全借重大力度的政府刺激政策。经济学惯常思维模式告诉我们，任何政府决策都是有成本的，刺激政策也不例外。其成本多半表现为“后遗症”。最大的“后遗症”之一，可能要数下一步经济活动对于国家宏观干预的空前依赖了。种种迹象表明，经过这一次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干预，中国经济系统各主要环节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依赖程度，也被刺激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能够代表依赖性增强的标志中，两方面的标志最为明显，且表现出明晰的“链条式”关联特征：
一个是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增长的依赖，因而对于宏观政策投资激励机制的依赖。说具体点，就是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则与宏观刺激计划中的投资安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后者实际上是宏观政策立场的具体体现。而宏观政策立场则与增长数据挂钩……，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式链条联系。
另一个是外贸出口对于政府各种激励政策的依赖。其中尤以对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杠杆政策的依赖。我们知道，自2008年下半年，即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以来，政府先后7次增加出口退税率，其中2009年 一年就有4次上调。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贸出口退税总额64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621亿元，增幅10.6％。全年连续上调出口退税率所涵盖的出口商品之出口额高达6760.2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6.3％。
按此推算，每出口1美元，外贸企业可获得出口退税0.96元人民币。若按美元一人民币年末汇率($1:Y6.8282)计算，则退税给企业出口的“收益率”高达14.1％。这实际上意味着上述出口贸易的企业利润，几乎完全来自出口退税。因为在去年以来的不利国际经济环境下，外贸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大多在10％以下，商务部早先宣布，中国纺织品出口利润率仅为3～5％。然而即便如此，外贸出口依然经历了大幅度下降。其中获得国家出口退税最多的两个外贸大省，即广东和江苏，分别办理出口退税1465.52亿元和1141.25亿元，同比增长了7％和15.8％，但两省出口额却分别下降了11.5％和16.4％。
这个链条依赖的深层涵义是：没有政府政策激励，尤其是出口退税以及各级政府明补与暗补，外贸将无法继续扩张!
客观地来看，在接下去的若干时段，中国经济各主要系统的运转对于国家宏观政策的上述依赖性，将只会强化而不会减弱，由此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置于各种决策的“源头”地位，加大了宏观政策的责任。然而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从企业到产业体系对宏观政策的高度依赖，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决策权利的集中化，至少意味着宏观政策大众预期的集中化。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决策权利的过度集中，往往会埋下大的系统性风险，而大众对于宏观政策预期的过于集中，则会导致宏观政策的“失灵”。这一趋向当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
就上述视野来看，中国调结构与启动内需，是化解外部环境恶化的唯一出路所在。
“后危机”时段主宰世界经济的大国虽然潜伏着诸多新的危机，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发展中的巨大经济体而言，这些危机尤其是“三大经济实体”潜伏的危机，多半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别的不说，如若这些经济体在未来数年呈走走停停的态势，全球战略性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就不可能涨得太高，由此将为中国空前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机会。至于中国经济内在发展之忧，也可视为一种促使各方反思的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决策层而言，无疑可视为促其转换思路、加快改革的激励因素或者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