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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究山东士族在唐朝科举中兴盛的原因
关键词：山东士族；科举
山东土族在唐朝的兴衰问题历来于学术界中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对其科举入仕情况的考察发现大量山东士族通过科举入仕，依旧活跃在唐朝的历史舞台上，担任重要官职，举足轻重，不可忽视。山东士族如何能够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科举制本身的不断完善和统治阶层开放的政策
科举制的发展在唐代经历了一个由雏形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阶段。特别武后时期，对科举制进行了重大变革，如创立殿试、武举，向山东和江南士族大开科举之门，抬高进士地位等，进一步扩大了科举制的影响。沈既济《词科论》云：“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因循暇久，浸以成风。”此后，科举面向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更加丰富，入仕后品阶也得到提高，为学子们提供了一个人仕的公平竞争的舞台，也吸引了众多的门阀士族人士，由科举而入仕的趋向日益加强。
二、山东士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底蕴
在谈到门阀士族时，一般只注意到他们至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而往往忽视他们的文化要素，这是不科学的。山东士族以文化显族自居，长期以来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他们把引以为傲的家学、家风礼法和文化素养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经学传家、重视封建礼仪，始终是门阀士族的特点之一。长期居一流门阀士族地位的山东士族更是有着悠久浓厚的家学文化，世代相传，从未间断。以清河崔氏为例：
作为著名的山东士族五姓之一，清河崔氏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家学的主体学术传统是儒家经学，造就了一批以崔浩为代表的深有影响的人物。崔浩担任过北魏的太常卿、侍中、大司徒，亲自注《诗》、《论语》、《尚书》、《周易》。《魏书·崔浩传》记载；“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学……朝廷礼仪，化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其家学也是山东士族的典型，他们“不好老庄之学”，与东汉的经学相比，他们更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注重实用，体现了“尚实”的传统。
隋唐时期仍然继承家学传统，崔氏子弟大都精通儒学。如隋末唐初的崔义玄，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史书记载：“义玄有章句学，先儒疑缪，或音故不通者，辄来诸家，条分解析，能是正之，高宗招与博士讨论五经义”等等。可谓山东土族家学敦厚、发达，名人辈出。
但是，唐朝山东士族的家族主体学术传统普遍由经学向文学转化。唐代山东五姓依然保留了浓厚的家学文化，但是家学内容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经学成就小，文学势头猛烈。
这种现象应该根源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唐代科举最重要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主试帖经和墨策十道(后改墨策为时务策)，进士科主要试诗赋、帖经、时务策，其中诗赋的地位最为重要，诗赋的好坏成为及第与否的标准。武后时，进士地位大为提高，士人争趋进士科，由此也刺激了以经学传家的山东士族适应形势，转变家学方向，由此带动了山东士族家学的新发展，同样山东五姓家学的转变与发展又成就了他们在科举上的辉煌。
三、家庭教育和官、私学的发展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已经成为家族、家庭内部的一种重要活动，尤其世家大族已经非常重视子弟的日常教育，形成了具有家族特色和较高水平的家教理论，出现了像颜延之《庭诰》、颜之推《颜氏家训》等有代表性的家训著作。隋唐时期，家庭教育得到新的发展，这从家庭培育观念的转变上可以得到说明。长期以来，子女的教育一直被视作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但唐代将直系长辈教育子女的权力法律化了，明确了社会中直系亲属对家庭教育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家庭教育很早就已经受到世家大族的重视，并在唐代实现了法律化，更为普遍。山东士族之所以能继承和发展其几百年以来的家族文化，就在于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家风未堕。
山东士族有渊源的经学、儒学，是礼义之家，比较注重强调学识和家法，并且从孩童开始就灌输这方面的教育。幼童至少年时期的教育主要由父母、兄长等长辈执教，这种现象在唐朝很普遍。如出身于山东士族刘氏一支的刘知己在其《自叙》中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由于山东土族注重对子女的培养教育，造就了一批批的学者文人。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教育，最能够反映唐代教育发展主潮流的家学教育形式，还是应试教育。家学中的应试教育，实际上是家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大体而言，这种应试教育是在一般教育的基础上展开的，但是，应试教育不以接受综合型的知识教育为直接目的，而以学子将来的科举及第为教育目的的直接设定方向。这种以为“仕”而学的带有浓厚功力色彩的家庭教育成为唐代家庭教育的主流。
因此，士家大族在授业的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转变。“幼就能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家庭教育只能起铺垫的作用，而把主要的方向放在科举考试上。世家大族的这种方式也普遍的为普通的百姓所接受。
在唐宋变革大讨论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变革，文化由唐以前的士族、贵族手中，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我认为从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解体就是唐宋变革的奥秘所在。我的预设是，汉唐时代儒家伦理经历了一个逐渐从经典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也从儒学世家的传统学问，到土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规家训之中的发展过程。……第三阶段礼仪文化向社会普及，成为士庶之家效法的规范”。
山东土族科举崛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官学和私学的发展。唐代的官学系统发达、系统，大抵沿袭前代学校制度发展而来。分为六学，选取名儒任学官，国学学生大多来自门荫贵族家庭，也有少量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留学生。此外还有各府州县学，主修九经，州、县学生，由州县长官挑补。每年十一月，州县把卒业的优秀学生送往尚书省应试。国学和州县学成为唐实行科举之前主要的选拔官吏的重要系统，大多贵族子弟充任其间，山东土族子弟自然也不例外。
唐朝前期对私学的管理十分严格，不允许百姓私自设立，玄宗开元年问，朝廷放宽了对各地学校的控制，同意百姓建立私学。这样，生徒既可在私学修业，也可在州、县学习，一些不能进入国子监的士大夫子弟可以在家中兴办的私学中接受教育。如此以来，社会教育的范围扩大了，面也广了，给众多山东士子特别是没落家族的山东士子提供了更多受教育的场所。由此形成当时家学背景下以科举为中心的稳固的思维模式。这样就加速了士族群体在仕进途径上的转变，为士族科举家族的崛起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及家庭条件。
总而言之，山东士族之所以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在科举舞台上占据重要之地，主要得益于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宽松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以及自身渊源的家学教育等原因，当然前提是自身的努力拼搏、奋发进取。
参考文献：
[1](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北齐)魏收.魏书·崔浩传[M].北京：中华书局，1875.
[3](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张振珮.史通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5]张国刚.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J].江汉论坛，2006，(3).
关键词：山东士族；科举
山东土族在唐朝的兴衰问题历来于学术界中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对其科举入仕情况的考察发现大量山东士族通过科举入仕，依旧活跃在唐朝的历史舞台上，担任重要官职，举足轻重，不可忽视。山东士族如何能够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科举制本身的不断完善和统治阶层开放的政策
科举制的发展在唐代经历了一个由雏形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阶段。特别武后时期，对科举制进行了重大变革，如创立殿试、武举，向山东和江南士族大开科举之门，抬高进士地位等，进一步扩大了科举制的影响。沈既济《词科论》云：“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因循暇久，浸以成风。”此后，科举面向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更加丰富，入仕后品阶也得到提高，为学子们提供了一个人仕的公平竞争的舞台，也吸引了众多的门阀士族人士，由科举而入仕的趋向日益加强。
二、山东士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底蕴
在谈到门阀士族时，一般只注意到他们至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而往往忽视他们的文化要素，这是不科学的。山东士族以文化显族自居，长期以来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他们把引以为傲的家学、家风礼法和文化素养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经学传家、重视封建礼仪，始终是门阀士族的特点之一。长期居一流门阀士族地位的山东士族更是有着悠久浓厚的家学文化，世代相传，从未间断。以清河崔氏为例：
作为著名的山东士族五姓之一，清河崔氏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家学的主体学术传统是儒家经学，造就了一批以崔浩为代表的深有影响的人物。崔浩担任过北魏的太常卿、侍中、大司徒，亲自注《诗》、《论语》、《尚书》、《周易》。《魏书·崔浩传》记载；“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学……朝廷礼仪，化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其家学也是山东士族的典型，他们“不好老庄之学”，与东汉的经学相比，他们更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注重实用，体现了“尚实”的传统。
隋唐时期仍然继承家学传统，崔氏子弟大都精通儒学。如隋末唐初的崔义玄，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史书记载：“义玄有章句学，先儒疑缪，或音故不通者，辄来诸家，条分解析，能是正之，高宗招与博士讨论五经义”等等。可谓山东土族家学敦厚、发达，名人辈出。
但是，唐朝山东士族的家族主体学术传统普遍由经学向文学转化。唐代山东五姓依然保留了浓厚的家学文化，但是家学内容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经学成就小，文学势头猛烈。
这种现象应该根源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唐代科举最重要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主试帖经和墨策十道(后改墨策为时务策)，进士科主要试诗赋、帖经、时务策，其中诗赋的地位最为重要，诗赋的好坏成为及第与否的标准。武后时，进士地位大为提高，士人争趋进士科，由此也刺激了以经学传家的山东士族适应形势，转变家学方向，由此带动了山东士族家学的新发展，同样山东五姓家学的转变与发展又成就了他们在科举上的辉煌。
三、家庭教育和官、私学的发展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已经成为家族、家庭内部的一种重要活动，尤其世家大族已经非常重视子弟的日常教育，形成了具有家族特色和较高水平的家教理论，出现了像颜延之《庭诰》、颜之推《颜氏家训》等有代表性的家训著作。隋唐时期，家庭教育得到新的发展，这从家庭培育观念的转变上可以得到说明。长期以来，子女的教育一直被视作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但唐代将直系长辈教育子女的权力法律化了，明确了社会中直系亲属对家庭教育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家庭教育很早就已经受到世家大族的重视，并在唐代实现了法律化，更为普遍。山东士族之所以能继承和发展其几百年以来的家族文化，就在于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家风未堕。
山东士族有渊源的经学、儒学，是礼义之家，比较注重强调学识和家法，并且从孩童开始就灌输这方面的教育。幼童至少年时期的教育主要由父母、兄长等长辈执教，这种现象在唐朝很普遍。如出身于山东士族刘氏一支的刘知己在其《自叙》中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
由于山东土族注重对子女的培养教育，造就了一批批的学者文人。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教育，最能够反映唐代教育发展主潮流的家学教育形式，还是应试教育。家学中的应试教育，实际上是家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大体而言，这种应试教育是在一般教育的基础上展开的，但是，应试教育不以接受综合型的知识教育为直接目的，而以学子将来的科举及第为教育目的的直接设定方向。这种以为“仕”而学的带有浓厚功力色彩的家庭教育成为唐代家庭教育的主流。
因此，士家大族在授业的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转变。“幼就能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家庭教育只能起铺垫的作用，而把主要的方向放在科举考试上。世家大族的这种方式也普遍的为普通的百姓所接受。
在唐宋变革大讨论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变革，文化由唐以前的士族、贵族手中，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我认为从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解体就是唐宋变革的奥秘所在。我的预设是，汉唐时代儒家伦理经历了一个逐渐从经典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也从儒学世家的传统学问，到土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规家训之中的发展过程。……第三阶段礼仪文化向社会普及，成为士庶之家效法的规范”。
山东土族科举崛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官学和私学的发展。唐代的官学系统发达、系统，大抵沿袭前代学校制度发展而来。分为六学，选取名儒任学官，国学学生大多来自门荫贵族家庭，也有少量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留学生。此外还有各府州县学，主修九经，州、县学生，由州县长官挑补。每年十一月，州县把卒业的优秀学生送往尚书省应试。国学和州县学成为唐实行科举之前主要的选拔官吏的重要系统，大多贵族子弟充任其间，山东土族子弟自然也不例外。
唐朝前期对私学的管理十分严格，不允许百姓私自设立，玄宗开元年问，朝廷放宽了对各地学校的控制，同意百姓建立私学。这样，生徒既可在私学修业，也可在州、县学习，一些不能进入国子监的士大夫子弟可以在家中兴办的私学中接受教育。如此以来，社会教育的范围扩大了，面也广了，给众多山东士子特别是没落家族的山东士子提供了更多受教育的场所。由此形成当时家学背景下以科举为中心的稳固的思维模式。这样就加速了士族群体在仕进途径上的转变，为士族科举家族的崛起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及家庭条件。
总而言之，山东士族之所以能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在科举舞台上占据重要之地，主要得益于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宽松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以及自身渊源的家学教育等原因，当然前提是自身的努力拼搏、奋发进取。
参考文献：
[1](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北齐)魏收.魏书·崔浩传[M].北京：中华书局，1875.
[3](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张振珮.史通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5]张国刚.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J].江汉论坛，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