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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经过几天的打砸、渲泄，对“童装税”表示不满的人不再聚集，檀节林和妻子回到了他们在晓河村的出租房，静静地等着下一批待加工的童装。“童装之都”织里逐渐恢复往日的车水马龙，喧腾纷扰。
这种喧嚣，就是织里特有的秩序。织里是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镇。10月26至28日这里发生了一起抗税风波。
童裝起家的小镇
八年前，檀节林从老家安徽安庆来到织里时，这里的童装加工、销售已形成庞大的规模。临街的门面房，几乎全被童装加工厂占据，门窗玻璃上贴着“金色童年”“快乐小熊”“火箭小子”“蓓蕾”“萌芽”“HAPPY BABY”等充满童趣的卡通图案和商标。打好包的童装在门前堆积如山，本就窄小的房间被裁床、缝纫机和各色布料、线团挤压得逼仄不堪。工人埋头在机器前，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走在街上，檀节林随便找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讲话，都会听到外地口音。织里的20万打工者中，约有八成是安徽人，安徽人中，又有一小半来自檀节林的家乡——安庆。安庆人多擅长缝纫，虽然未经专门训练，檀节林对这门技术也不陌生，他觉得来对了地方，一呆就是八年。
镇如其名，“织工之里”，纺织在织里早有历史渊源，地处杭嘉湖平原，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美誉，几乎家家户户以丝织为业，机杼声不绝。
织里的童装加工始于20年前。1990年代初，中国的童装制造基地，一是福建石狮，一是广东广州。有织里人发现了童装市场的火爆，到石狮、广州买几件流行的童衣回来，家里人里外翻开一看：这种衣服还不好做？一家人立即拿起了剪刀。
开始是家庭作坊，老爸裁剪，儿子儿媳踩缝纫机，老妈打零工，像模像样做一年，能挣20万元。一两家靠童衣发家致富了，邻里亲戚便一拥而上。仅过十年，织里的童装已经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和石狮、广州形成鼎足之势。
适逢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童装市场供不应求，个别厂家开始走品牌路线，十几台缝纫机的家庭作坊变成上百台机器的工厂。但大部分仍是家庭作坊，一直沿袭至今。
据最新官方统计，今天织里有12200家与童装有关的企业，其中童装制造企业7647家，童装配套企业4553家，童装规模企业47家。销售收入已突破180亿元，号称浙江全省最具特色和活力的经济产业群。
昔日小镇已变成庞然大物。如今，织里本地户籍人口10万左右，外来打工者则在20万以上，常住人口超过30万，远超一般规模的县城。
但在檀节林眼里，今日的织里镇街头和八年前他初到时并无太大分别，一样的家庭作坊，一样的织男织女，一样忙碌的老板和老板娘，一样操八方口音、叼着烟卷四处看货的童装商贩。
江西籍童装厂老板杨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织里镇的童装市场早在10年前已趋于饱和。这意味着织里童装市场的内生矛盾酝酿已久：人口超出小镇负荷，治安令人担忧；工资上涨，却年年缺工；老板“跑路”，劳资纠纷不断；市场竞争激烈，恶性竞争加剧。
微小的变化每天累积，织里经济社会格局逐渐发生分化。
“夫妻队”撑起的童装市场
家庭作坊式的童装厂注定不可能有很大规模，在织里镇，拥有五六间门面的童装厂已经算大厂，两三间门面的童装厂比比皆是。
一般规模的童装厂，通常三五天就要完成一批货，几千套。快手一天可以制作20件成衣，慢手连十件也不到，以这样的速度，作坊式的童装厂不可能在三五天完成一批货。于是，另一种专门制衣的作坊出现了，他们不打样，不裁剪，只管从镇上的童衣厂拿来成捆裁好的布料，加工成衣后交回，计件赚取加工费。
开加工作坊的，多是以前在童装厂打工的工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很快就练成熟手，看到老板为赶货发愁，有人窥察到商机，檀节林的同乡李传挺就是其中之一。
李传挺原本每天在缝纫机前手脚并用劳作，虽然能赚到钱，但感觉不自由，“老觉得自己像一台流水线上的机器”。为了赶货，老板逼他们每天7点就上工，一直干到深夜，“活多的时候，每天要干18个小时，把吃饭、睡觉、休息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够6个小时。”李传挺说。
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很快对“吃饭狼吞虎咽，喝水争分夺秒”的生活厌倦了，李传挺和同样在童装厂打工的妻子决定单干。
他找到檀节林等几个亲戚，大家形成共识：从厂里拿货回家干，干的活跟在厂里一样，但是有人身自由，干多干少自己决定。“刚生小孩的人可以把小孩带过来，省得孩子连亲爹亲妈都不认。”
一共三对年轻夫妻搭伙，在织里镇边上的晓河村租了一套有5个房间的楼房，每对夫妻一间卧室，厨房共用，其他房间作为制衣“车间”。几台单价三四百元的二手缝纫机，再买些零七碎八的针线辅料，一个简陋的制衣作坊就这样开工了。
这样的童衣作坊，在织里被形象地称为“夫妻队”，最小的，只有一对夫妻。但更多的是由亲朋好友几对夫妻组成的小公社，小孩、父母同来，夫妻家人朝夕相处，自由掌控上下班时间，同时还能照看小孩和父母。
每件衣服的加工费不等，复杂的一件十几元，简单的两三元。李传挺、檀节林的“夫妻队”，每月人均收入三四千元，跟在厂里打工相差无几。
杨成的“金萌芽”童衣厂，和大多数织里童装厂一样，目前九成的加工任务都交给“夫妻队”，“没有成千上万个‘夫妻队’，织里的童衣生产规模，不可能做到这么大。”杨成说。
“高工资”与“机头税”
但“夫妻队”也招来一些规模化制衣企业的憎恶。原因是，熟手都跑去开“夫妻队”，工厂为了留住熟手，必须提高工资待遇。
10月28日夜，织里街头，一位童衣厂老板站在门前，大声对人群诉说他的不满。“‘夫妻队’总说税收高，但是他们工资每年都在涨，一个裁剪工现在每天至少要挣250块钱，机工也要100元以上，石狮、广州都没有这样高的工资，这样下去工厂怎么受得了？”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位老板的说法在织里童装企业中有广泛代表性。普通机工工资前年还是每月1500元～2000元，今年已经涨到每月3000元～4000元，裁剪工因对技术要求更高，今年平均月薪已经涨到6000元～7000元。
涨薪带来成本的提升，再加上棉布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这只是织里童衣厂面临的问题之一。更大的困境是，童衣市场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加剧。“若一个款式好卖，一个星期内，仿制品就会遍布整个童衣市场。”10月28日，在织里童衣批发市场，一家童衣批发店铺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精明的童衣企业，一年到头，四处嗅探市场青睐的童衣款式，一旦瞄中，就买一件快递到厂里。这件童衣被迅速拆解成一堆布块和零件，负责进货的员工只须扫一眼，就清楚该进哪种颜色、质地的面料和辅料。面料和辅料当天就可运进工厂，裁床立即开动，裁剪好的布料会被立即打包，马不停蹄地运送到遍布织里乡村的“夫妻队”。一两天后，第一批仿制品就会挂到批发商的店铺里。
另一方面，小加工作坊的兴起，与日渐红火的生意，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
与正式的企业不同，“夫妻队”最初无须经过工商注册，只要通过消防安全检测，拿到安全证明后就可开工，在初期也不需要缴税。
随着夫妻队数量剧增，当地税务局终于决定要对这些作坊征税，这便是当地人俗称的“童装税”或“机头税”。据了解，从2009年起，“夫妻队”开始缴纳这种税款，第一年，按每户拥有的缝纫机数量征税，一台缝纫机征税100多元；到2010年，则按工作人数征税，每人征税300余元，不足5人按5人征收；从今年10月开始，每人征税额涨到了626元。同时，有人说，明年会涨到每人每年1000元。
对于大多数“夫妻队”来说，每人每年600多元的税收，并不是承担不起，但是，在此次从每人每年300元，翻番涨到每人每年626元之前，没有任何公示与意见征求，仅靠稅务部门的一纸通知，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同时，多家“夫妻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机头税”的征收往往采用社会化征管方式——即非由税务部门，而是村委会派出的税收协管员来征收，如若不交，便会采取“锁门”“恐吓”等方式。
然而，织里模式已对“夫妻队”形成了严重依赖。
“我现在是在消化库存，货很快就没了，再过两天再不开工，我就没货可卖了。” 10月29日傍晚，杨成坐在织里中路的店铺前，对“夫妻队”停工感到忧心忡忡。他的小厂只有10个工人，没有了“夫妻队”的协助，如若断货，每天仅房租、工资就要支出6000多元。
“抗税”风波与“税收杠杆”
对于抗税风波的缘起，众说纷纭。《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当地政府及多名目击者，得知了事件发展的大致经过。
10月26日晚，600多个安庆籍“夫妻队”到织里镇政府大楼前，要求对刚刚翻番的“童衣税”给出合理解释，引来大量人群围观。檀节林骑着三轮电动车，载着晓河村的一些“夫妻队”，也来到现场。
晚上11点多时，一辆浙E牌照（湖州市车牌）的白色奥迪车驶入人群中。奥迪车驾驶座上是一个年轻男子，副驾驶座上是个女孩。有人不停地拍奥迪车，提醒驾驶员掉头驶开，不要撞到人。拍得越来越大力，奥迪车驾驶员好像受到惊吓，突然加大油门，时速猛然提到100公里以上。“我当时就在奥迪车旁边，眼看着一个人飞了起来，重重落在地上，另一个被撞出老远。”檀节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看撞了人，奥迪车又开始后退，惊慌中又轧到撞飞倒地的人。此人是檀节林的领居，26岁的安庆籍男子王舒东。他被紧急送往湖州第一人民医院，经诊断，肝脏破裂，切除一大半，4根肋骨骨折，所幸已脱离生命危险。
对税收不满的安徽人，转而将情绪发泄到所有浙E牌照的汽车上。从10月26日晚到第二天，上百辆停在路边的浙E牌照汽车被打砸，富民路上一家中国移动店铺也被砸，另有一家织里本地人的童衣厂被砸。
至10月29日，织里人开始组织“护厂队”，对安徽人展开报复性攻击。当晚，有数辆安徽人的车被砸，南海路上安徽人开的“米娜阿奇”童衣厂遭到砸抢。
一个车祸就这样点燃了对税收的不满情绪，既而又引发了湖州人与安徽人的对立。生计不易，家庭重压平时紧张劳作压抑的情绪，都借此抒发了出来。
然而有30万人居住的织里却只有一个派出所，无法应付数百人的风波，浙江省紧急从各地区调集数千名特警前来制止，至10月30日，事件基本平息。同时，为平息众怒，织里镇政府开除了一个名叫许荣泉的税收协管员。
对于征税标准的变化，《中国新闻周刊》从织里镇上的吴兴区地税局管理5科了解到，此标准是由政府、地税、国税共同拟定，626元中，大部分是国税，地税占小头，但税务局工作人员无法说明征税的准确依据。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吴兴区地税局人士透露，政府大幅提高对“夫妻队”的征税额度，目的不是征税，而是有借“税收杠杆”调整市场格局的意图，即通过提高对加工户的征税额度，缩小童衣加工厂在城乡之间的税收差距，并借此将“夫妻队”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以解决正规童装企业招工难、不停加薪的怪圈。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织里每年尚有1至2万人的用工缺口。这与童装市场饱和的现状相符，而真实原因，就是熟练技工不断从大型童衣企业流失，变成“夫妻队”。不仅如此，大量“夫妻队”的存在，给小型童衣作坊提供了快速仿制、剽窃的基础，加剧了童衣市场的恶性竞争。该知情人表示，“长此以往，‘童装之都’的称号将名不副实。”
但他也承认，想要通过税收杠杆进行市场调节，很可能罔顾社会公平，缺乏解释的政府作风，也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或许更合理的手段是，以加强市场监管和政策引导的方式，使市场向更合法、积极的方向发展。
（实习生薛雨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种喧嚣，就是织里特有的秩序。织里是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镇。10月26至28日这里发生了一起抗税风波。
童裝起家的小镇
八年前，檀节林从老家安徽安庆来到织里时，这里的童装加工、销售已形成庞大的规模。临街的门面房，几乎全被童装加工厂占据，门窗玻璃上贴着“金色童年”“快乐小熊”“火箭小子”“蓓蕾”“萌芽”“HAPPY BABY”等充满童趣的卡通图案和商标。打好包的童装在门前堆积如山，本就窄小的房间被裁床、缝纫机和各色布料、线团挤压得逼仄不堪。工人埋头在机器前，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走在街上，檀节林随便找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讲话，都会听到外地口音。织里的20万打工者中，约有八成是安徽人，安徽人中，又有一小半来自檀节林的家乡——安庆。安庆人多擅长缝纫，虽然未经专门训练，檀节林对这门技术也不陌生，他觉得来对了地方，一呆就是八年。
镇如其名，“织工之里”，纺织在织里早有历史渊源，地处杭嘉湖平原，自古就有“丝绸之府”美誉，几乎家家户户以丝织为业，机杼声不绝。
织里的童装加工始于20年前。1990年代初，中国的童装制造基地，一是福建石狮，一是广东广州。有织里人发现了童装市场的火爆，到石狮、广州买几件流行的童衣回来，家里人里外翻开一看：这种衣服还不好做？一家人立即拿起了剪刀。
开始是家庭作坊，老爸裁剪，儿子儿媳踩缝纫机，老妈打零工，像模像样做一年，能挣20万元。一两家靠童衣发家致富了，邻里亲戚便一拥而上。仅过十年，织里的童装已经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和石狮、广州形成鼎足之势。
适逢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童装市场供不应求，个别厂家开始走品牌路线，十几台缝纫机的家庭作坊变成上百台机器的工厂。但大部分仍是家庭作坊，一直沿袭至今。
据最新官方统计，今天织里有12200家与童装有关的企业，其中童装制造企业7647家，童装配套企业4553家，童装规模企业47家。销售收入已突破180亿元，号称浙江全省最具特色和活力的经济产业群。
昔日小镇已变成庞然大物。如今，织里本地户籍人口10万左右，外来打工者则在20万以上，常住人口超过30万，远超一般规模的县城。
但在檀节林眼里，今日的织里镇街头和八年前他初到时并无太大分别，一样的家庭作坊，一样的织男织女，一样忙碌的老板和老板娘，一样操八方口音、叼着烟卷四处看货的童装商贩。
江西籍童装厂老板杨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织里镇的童装市场早在10年前已趋于饱和。这意味着织里童装市场的内生矛盾酝酿已久：人口超出小镇负荷，治安令人担忧；工资上涨，却年年缺工；老板“跑路”，劳资纠纷不断；市场竞争激烈，恶性竞争加剧。
微小的变化每天累积，织里经济社会格局逐渐发生分化。
“夫妻队”撑起的童装市场
家庭作坊式的童装厂注定不可能有很大规模，在织里镇，拥有五六间门面的童装厂已经算大厂，两三间门面的童装厂比比皆是。
一般规模的童装厂，通常三五天就要完成一批货，几千套。快手一天可以制作20件成衣，慢手连十件也不到，以这样的速度，作坊式的童装厂不可能在三五天完成一批货。于是，另一种专门制衣的作坊出现了，他们不打样，不裁剪，只管从镇上的童衣厂拿来成捆裁好的布料，加工成衣后交回，计件赚取加工费。
开加工作坊的，多是以前在童装厂打工的工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很快就练成熟手，看到老板为赶货发愁，有人窥察到商机，檀节林的同乡李传挺就是其中之一。
李传挺原本每天在缝纫机前手脚并用劳作，虽然能赚到钱，但感觉不自由，“老觉得自己像一台流水线上的机器”。为了赶货，老板逼他们每天7点就上工，一直干到深夜，“活多的时候，每天要干18个小时，把吃饭、睡觉、休息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够6个小时。”李传挺说。
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很快对“吃饭狼吞虎咽，喝水争分夺秒”的生活厌倦了，李传挺和同样在童装厂打工的妻子决定单干。
他找到檀节林等几个亲戚，大家形成共识：从厂里拿货回家干，干的活跟在厂里一样，但是有人身自由，干多干少自己决定。“刚生小孩的人可以把小孩带过来，省得孩子连亲爹亲妈都不认。”
一共三对年轻夫妻搭伙，在织里镇边上的晓河村租了一套有5个房间的楼房，每对夫妻一间卧室，厨房共用，其他房间作为制衣“车间”。几台单价三四百元的二手缝纫机，再买些零七碎八的针线辅料，一个简陋的制衣作坊就这样开工了。
这样的童衣作坊，在织里被形象地称为“夫妻队”，最小的，只有一对夫妻。但更多的是由亲朋好友几对夫妻组成的小公社，小孩、父母同来，夫妻家人朝夕相处，自由掌控上下班时间，同时还能照看小孩和父母。
每件衣服的加工费不等，复杂的一件十几元，简单的两三元。李传挺、檀节林的“夫妻队”，每月人均收入三四千元，跟在厂里打工相差无几。
杨成的“金萌芽”童衣厂，和大多数织里童装厂一样，目前九成的加工任务都交给“夫妻队”，“没有成千上万个‘夫妻队’，织里的童衣生产规模，不可能做到这么大。”杨成说。
“高工资”与“机头税”
但“夫妻队”也招来一些规模化制衣企业的憎恶。原因是，熟手都跑去开“夫妻队”，工厂为了留住熟手，必须提高工资待遇。
10月28日夜，织里街头，一位童衣厂老板站在门前，大声对人群诉说他的不满。“‘夫妻队’总说税收高，但是他们工资每年都在涨，一个裁剪工现在每天至少要挣250块钱，机工也要100元以上，石狮、广州都没有这样高的工资，这样下去工厂怎么受得了？”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位老板的说法在织里童装企业中有广泛代表性。普通机工工资前年还是每月1500元～2000元，今年已经涨到每月3000元～4000元，裁剪工因对技术要求更高，今年平均月薪已经涨到6000元～7000元。
涨薪带来成本的提升，再加上棉布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这只是织里童衣厂面临的问题之一。更大的困境是，童衣市场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加剧。“若一个款式好卖，一个星期内，仿制品就会遍布整个童衣市场。”10月28日，在织里童衣批发市场，一家童衣批发店铺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精明的童衣企业，一年到头，四处嗅探市场青睐的童衣款式，一旦瞄中，就买一件快递到厂里。这件童衣被迅速拆解成一堆布块和零件，负责进货的员工只须扫一眼，就清楚该进哪种颜色、质地的面料和辅料。面料和辅料当天就可运进工厂，裁床立即开动，裁剪好的布料会被立即打包，马不停蹄地运送到遍布织里乡村的“夫妻队”。一两天后，第一批仿制品就会挂到批发商的店铺里。
另一方面，小加工作坊的兴起，与日渐红火的生意，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
与正式的企业不同，“夫妻队”最初无须经过工商注册，只要通过消防安全检测，拿到安全证明后就可开工，在初期也不需要缴税。
随着夫妻队数量剧增，当地税务局终于决定要对这些作坊征税，这便是当地人俗称的“童装税”或“机头税”。据了解，从2009年起，“夫妻队”开始缴纳这种税款，第一年，按每户拥有的缝纫机数量征税，一台缝纫机征税100多元；到2010年，则按工作人数征税，每人征税300余元，不足5人按5人征收；从今年10月开始，每人征税额涨到了626元。同时，有人说，明年会涨到每人每年1000元。
对于大多数“夫妻队”来说，每人每年600多元的税收，并不是承担不起，但是，在此次从每人每年300元，翻番涨到每人每年626元之前，没有任何公示与意见征求，仅靠稅务部门的一纸通知，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同时，多家“夫妻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机头税”的征收往往采用社会化征管方式——即非由税务部门，而是村委会派出的税收协管员来征收，如若不交，便会采取“锁门”“恐吓”等方式。
然而，织里模式已对“夫妻队”形成了严重依赖。
“我现在是在消化库存，货很快就没了，再过两天再不开工，我就没货可卖了。” 10月29日傍晚，杨成坐在织里中路的店铺前，对“夫妻队”停工感到忧心忡忡。他的小厂只有10个工人，没有了“夫妻队”的协助，如若断货，每天仅房租、工资就要支出6000多元。
“抗税”风波与“税收杠杆”
对于抗税风波的缘起，众说纷纭。《中国新闻周刊》走访当地政府及多名目击者，得知了事件发展的大致经过。
10月26日晚，600多个安庆籍“夫妻队”到织里镇政府大楼前，要求对刚刚翻番的“童衣税”给出合理解释，引来大量人群围观。檀节林骑着三轮电动车，载着晓河村的一些“夫妻队”，也来到现场。
晚上11点多时，一辆浙E牌照（湖州市车牌）的白色奥迪车驶入人群中。奥迪车驾驶座上是一个年轻男子，副驾驶座上是个女孩。有人不停地拍奥迪车，提醒驾驶员掉头驶开，不要撞到人。拍得越来越大力，奥迪车驾驶员好像受到惊吓，突然加大油门，时速猛然提到100公里以上。“我当时就在奥迪车旁边，眼看着一个人飞了起来，重重落在地上，另一个被撞出老远。”檀节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看撞了人，奥迪车又开始后退，惊慌中又轧到撞飞倒地的人。此人是檀节林的领居，26岁的安庆籍男子王舒东。他被紧急送往湖州第一人民医院，经诊断，肝脏破裂，切除一大半，4根肋骨骨折，所幸已脱离生命危险。
对税收不满的安徽人，转而将情绪发泄到所有浙E牌照的汽车上。从10月26日晚到第二天，上百辆停在路边的浙E牌照汽车被打砸，富民路上一家中国移动店铺也被砸，另有一家织里本地人的童衣厂被砸。
至10月29日，织里人开始组织“护厂队”，对安徽人展开报复性攻击。当晚，有数辆安徽人的车被砸，南海路上安徽人开的“米娜阿奇”童衣厂遭到砸抢。
一个车祸就这样点燃了对税收的不满情绪，既而又引发了湖州人与安徽人的对立。生计不易，家庭重压平时紧张劳作压抑的情绪，都借此抒发了出来。
然而有30万人居住的织里却只有一个派出所，无法应付数百人的风波，浙江省紧急从各地区调集数千名特警前来制止，至10月30日，事件基本平息。同时，为平息众怒，织里镇政府开除了一个名叫许荣泉的税收协管员。
对于征税标准的变化，《中国新闻周刊》从织里镇上的吴兴区地税局管理5科了解到，此标准是由政府、地税、国税共同拟定，626元中，大部分是国税，地税占小头，但税务局工作人员无法说明征税的准确依据。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吴兴区地税局人士透露，政府大幅提高对“夫妻队”的征税额度，目的不是征税，而是有借“税收杠杆”调整市场格局的意图，即通过提高对加工户的征税额度，缩小童衣加工厂在城乡之间的税收差距，并借此将“夫妻队”形式的童衣加工作坊淘汰出局，以解决正规童装企业招工难、不停加薪的怪圈。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织里每年尚有1至2万人的用工缺口。这与童装市场饱和的现状相符，而真实原因，就是熟练技工不断从大型童衣企业流失，变成“夫妻队”。不仅如此，大量“夫妻队”的存在，给小型童衣作坊提供了快速仿制、剽窃的基础，加剧了童衣市场的恶性竞争。该知情人表示，“长此以往，‘童装之都’的称号将名不副实。”
但他也承认，想要通过税收杠杆进行市场调节，很可能罔顾社会公平，缺乏解释的政府作风，也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或许更合理的手段是，以加强市场监管和政策引导的方式，使市场向更合法、积极的方向发展。
（实习生薛雨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