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原生式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决定于集聚经济和缄默知识的特殊共享机制。对集聚经济效率的追逐是内生型企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之一；缄默知识的非文本传播属性决定的知识转移和共享机制是驱动企业邻近分布形成集群的另一关键原因。集群从发育到成熟需要一段漫长的时期，经历阶段治理模式的转换。在集群发育的早期阶段，由于协作网络松散、不稳定等原因，在完成空间集聚的企业之间，企业个体在行为上竞争多于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协作网络成为效率来源后，企业之间的联结得到普遍加强，合作逐渐显现优势效率，推动企业从纯粹空间集中转换为高效的地方产业集群。而整个产业集聚网络的治理能力越来越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所在，后续内生型产业集群能否巩固和扩大竞争优势，取决于在国内外竞争中能否形成地方优势治理权。
〔关键词〕 内生型；集群；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柳市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052-07
一、引言
国内外文献和研究对产业集群现象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包括从竞争角度、协作角度、经济增长角度、社会资本角度、创新环境角度等。〔1〕本文关注的是内生型产业集群①(注：内生型产业集群指依托国内或地方市场，利用区域内要素发展起来的地方集群，区别于作为全球价值链片断化结果的所谓外生型企业集群。)作为企业空间集聚体，其形成机制、结构属性、演化与变迁等问题。文章基于温州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集群研究，对该区域内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流通贸易组织、辅助中介和科研机构所构成的集群系统进行分析，剖析这一地方性产业集聚体的形成与变迁过程。
以温州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集群为例，内生型地方企业集群的意义在于：第一，在20世纪最后20年时间里，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重要现象之一便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规模不等、效率颇高的专业化产业区、产业集群，浙江温州是产业集群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以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集群为案例具有典型意义。第二，国内外现有研究中很少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自发形成的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机理进行系统解释，本文是初次尝试。第三，内生型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变迁研究是政策性课题，本文从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角度加以研究，能够为地区产业空间组织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二、产业地理集聚及其网络结构
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历史来看，最先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浙江等地，但两地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与结果不尽相同。地处珠三角的广东产业集群是由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形成的外向型加工业集群，代表的是嵌入式外生型集群；浙江温州一带是依靠当地家庭工业和工商业传统发展起来的特色产品企业集群，代表的是原生式内生型集群，温州柳市电器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原始家庭作坊扩张到现代企业集团，并且实现产业区域集聚的典型案例。〔2〕
柳市镇是浙江省经济十大强镇之一，是“温州模式”农村工业化的典型地区。柳市低压电器产品生产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早期，初步形成集群式分布。目前，全镇集聚了1300余家低压电器产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包括家庭工厂)，有40家企业集团，其中6家国家大型企业，22家全国性无区域集团。2006年，电器行业产值280亿元，销售额占全国的60%。这里生产的低压电器，其规模、品种和产值均居全国第一，是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销基地和出口基地。当地已领到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近4200家，其中通过美国UL、欧共体CE等认证的有200多家，225家企业通过了ISO9000系列质量认证，拥有“正泰”“德力西”两个低压电器行业仅有的“中国驰名商标”，是国内同行业持证最多、质量最优的生产基地。2002年初，柳市获得中国电器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的“中国电器之都”称号。
20世纪60-70年代，国内许多低压电器厂家“停产闹革命”，且当时国家只规定了整机价格而没有给零配件定价，国营低压电器企业一般只出售组装整机，不卖零配件，造成零配件紧缺，一些厂矿企业面临无零配件供应而被迫停产的局面。长期在外经商的柳市人抓住这一机遇开始参与贩卖、生产低压电器产品，最初，只是从事城市工业企业或国营五金商店低压电器旧货和积压品的收购贩卖，通过贱买贵卖套取差价；改革开放后，有了长期电器经销经验的柳市农民从流通领域向实业延伸，开始投资低压电器生产。他们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元，从手工作坊生产起步快速发展。几年后，当地低压电器企业就在沿104国道柳市段两侧狭长的区域内形成初步集聚，内部分工协作也逐渐清晰，如茗东生产电器配件，翁垟生产矿配，湖头、前洲生产电流互感器、蝉西生产胶木，东皇屿生产电瓷，东浃生产橡胶配件等。从生产组织来看，一般是规模较大的家庭工业户从事整机组装，规模相对小的生产零配件。以柳市镇吕庄村为例，该村专业生产自动空气开关，全村除了十个大户从事整机组装外，其他百来个小户，每户都生产一种或数种零配件，分工细致精确，形成了有着很高效率的“一条龙”式协作生产。
20世纪80年代，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由最初的零配件生产过渡到系列化生产，分工得到进一步深化，产业链条逐渐拉长。进入90年代后，产品结构从单一的低压电器产品延伸到高压电器，从元件电器延伸到高低压成套电器，形成了集输电、变电、配电、工业控制电器和各种特殊用途电器于一体的较完整的电器服务产业链。产品涉及200个大类5000多种规格型号，并发展成较为完善的电器产业前后向关联系统和辅助及技术支撑系统。
从1990年集群年产值首超亿元到2006年的280亿元，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年产值16年间攀升了280倍。在不到1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集着1300余家电器生产企业，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100家。其中，有年销售收入超过60亿元的“正泰”“德力西”“人民”等规模庞大的龙头企业集团，还有大批为大型企业提供协作、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同时，随着低压电器的供销发展，一些辅助性的配套企业开始出现，比如，提供结算融资功能的金融机构，提供原材料、产品运输集散服务的货运企业，提供营销咨询推广的广告咨询企业，提供第三方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等(见图1)。
仅从电器产品制造流程来看，由于低压电器品种规格极多，产品价值链很长，集群内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分工结构。单件产品可分解成许多小配件，一个品种又有若干个系列，而几个品种可组装成整机产品。柳市电器产业集群的主体由配件生产企业、成品装配企业和销售公司组成，这些网络成员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企业相对数量较少。纵向来看，集群内企业间联结关系呈现出环状放射形态，处于内核的是正泰、德力西等大型企业集团构成的内层企业，一般单个企业年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以生产成套设备为主，产品涉及低压电器、输配电设备、通信设备等；中等规模企业主要从事低压电器元件的装配、检测和销售，在产业网络中处于中间层次(次层)；而最简单的配件生产则由处在最外层的小企业以及家庭工厂分散承担，它们作为大中企业集团的外协配件供应商和配套部件的生产企业，主要负责完成金属部件、合金材料、注塑部件、冲剂、酸洗、模具加工等上万种规格的几十万种零配件、半成品的加工制造，以及众多中间工序的处理。总之，集群内部按专业化分工要求构成一个逐次外包的等级式结构，核心企业负责市场策划、产品设计、技术开发、成品组装以及生产技术难度大、附加值高，对规模效益敏感的配套产品；协作企业则生产技术要求相对低、批量小，专业性分工更细的各种零配件与半成品。
三、内生型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
如果不考虑其他外生因素，仅从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看，与外生型产业集群形成的机理不同，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不是所谓全球价值链在地方片断化的结果，只是跨国分包网络的简单植入或镶嵌，而是有其内在逻辑。对柳市低压电器集群形成内在机理的探讨，可以从集聚经济和缄默知识共享机制两个角度展开。
1.集聚经济
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使得专业化分工获得了空间上的发展机遇，原本需要垂直一体化的各个环节可以在集群内分离出来，分别由不同企业完成。〔3〕集聚经济便来自于对各个环节最优效率的利用，在集群内各分工环节的先拆分后协作直接产生对不同边际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4〕格莱泽等人将这种集聚经济效应定义为马歇尔—阿罗—罗默(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5〕，就是在同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可能会通过互补专业化资源、降低供应成本和实现投入产出市场的专业化等途径直接提高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它之于集聚体内的企业是一种外部经济，对产业整体来说则是内部经济。
低压电器产品作为机械电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机械电器工业升级换代周期的加快，必须从简单的机械型向自动型、智能型发展。对产品的需求表现出较明显的多样化趋向，要求产品组合化、模块化，并能将不同功能的模块按不同的需求结合成模块化组合电器，这对电器产品的兼容性和通用性功能提出了挑战，比如，在接触器的本体上加装辅助触头组件、延时组件、自锁组件、接口组件、机械连锁组件及浪涌电压组件等，以适应不同应用条件要求，扩大产品适用范围。为了做到这一点，通常将产品的主要功能先组装，然后按顾客要求进行搭配，这就带来如何处理日趋分散化和多样化客户订单的问题。在小额定制需求下要求生产组织更具柔性化和精细化。
显然，更为细腻的分工要求是大型企业规模化生产所不能胜任的。因为它的本质是要求集聚经济效率，而不是强调要素累积性追加的规模经济效率，因此，大企业会将工序或配件外包给协作企业，通常是核心层的大型企业按专业化分工要求，把生产任务分解后直接分包给次层或外层中小企业，或是通过次层企业再分包给外层小规模企业乃至家庭工厂，由此形成多层次的分工协作体系。
较大的集团公司通常拥有较稳定的协作企业网络，例如，正泰有800多家长期协作企业，德力西有700多家，天正有260多家。不过，这些协作企业并不绑定于某家特定集团企业，只是与核心大企业维持紧密或松散式协作关系，绝大部分同时为数家大型企业集团提供外协配套。在柳市的协作网络中，核心层企业主要负责市场策划、产品设计、技术开发、成品组装以及生产技术难度高、附加值大、对规模效益敏感的配套产品；众协作企业承担技术低、批量小、专业性强和分工度高的各种零配件或半成品。以正泰集团为例，只有10%的关键部件自产，其余90%向协作企业公开招标。一个电器开关，有塑料件、铜部件等配件，除了核心部件外，其他都是由供方也就是外协配套企业完成。通过外包协作的效率突出，一般电器产品成本大概只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其他地区企业的1/3，产业整体竞争比较优势明显。
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稳定交易的预期下，集群内部协作各方将会通过信息沟通，合理地协调产能和需求，同时，协作网络对参与协作能力专业化的要求，也推动了企业集中资源强化专业化水平和提升技术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协作网络的成熟度和供应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凭借精密的生产网络，集群能够实现小批量、多品种、零库存的柔性生产组织。
总之，从效率的角度看，集群的形成与集聚经济是密切相关的，并且，集群的专业化柔性生产网络属性又能随着集群成熟度的上升自动增强。柳市低压电器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市场中与西门子、ABB、施耐德、GE等世界著名低压电器产品竞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持续稳定且表现出优异的集聚效率。
2.缄默知识
知识的积累繁衍能够推动企业创新获得竞争优势。集聚是一个知识转移的过程，空间集聚对知识共享绩效和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通过互相靠拢，模仿、学习获取知识外溢是驱动企业在水平维度上集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无论是硅谷还是“第三意大利”，集群网络里都有促进信息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机制，但西方发达国家的集群中，更多的是强调能够被编码化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学习。然而，与学习显性知识只需要进行文本传播不同，原生式内生型集群的自发属性决定了其内部传播与扩散的知识往往是难以编码化的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只能通过非文本传播的方式进行学习。因为缄默知识以经验为基础，需要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获得，所以，集群中企业空间近邻的条件，非常适宜于缄默知识的转移与共享。企业间、人员间通过“干中学”“用中学”“交互中学习”的形式，不仅能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缄默知识的转化与共享，而且还可能通过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新实现知识的衍生，使知识的存量不断增加。
1980年代初期，多数低压电器产品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行业标准，甚至各个制造企业生产的同一型号产品的用料、工艺、精度均互不相同。而产业集群内部的专业化知识与特定的个人或企业密切相关，高度缄默化，只有通过“面对面”“手把手”的双向交流方式，才有实现转移和共享的可能。这一途径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完成：其一，人员交流。集群内高频率的人员流动促进知识技术的扩散；其二，企业重组。集群中企业“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现象普遍，但是，无论是企业拆解分立，还是联合兼并，都有助于知识共享。前者是一个知识扩散的过程，后者是企业间知识共享和衍生的过程；其三，生产协作。协作企业间的频繁接触是一个知识共享共创的过程。而所有三种形式的前提都要求空间集聚。
缄默知识的传播与扩散水平完全取决于集群内企业间的空间距离与交流频率。在电器集群中，每当有新的产品、技术、创意出现很快就会被传播和共享，即集群内任何一个企业取得的创新会外溢为整个集聚网络的创新，比如，1994年正泰等四家集团公司成立，当年发现集群中竟然突然出现了30多家集团公司；同年，正泰公司尝试组织变革，创新营销模式，在国内一体化整合各环节设立独享式营销网络，结果各大企业集团迅速跟进学习，并推陈出新，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营销网络。德力西公司设立总部营销中心，规划省级销售总公司和地市级分销公司的三级营销网络；人民集团公司模仿推出“点(集团营销事业部)——线(直销点、批发中心)——面(各地销售代理)”结合的营销管理体系。
内生型集群内缄默知识的属性，要求面对面双向交流提高非编码化知识的传递效率，降低交换成本，对此空间接近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在地理上与知识源邻近，从而能与之进行频繁互动以获得所需的缄默知识。通常，集聚程度与技术的复杂程度正相关。〔6〕
四、集群治理模式的变迁
一般地说，地方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模式可分为三种，模块型(modular value 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 value chains)和领导型(captive value chains)(见图2)。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企业能够以最大的弹性空间根据客户要求提供产品；关系型治理模式中企业一般通过声誉、地方文化等特定的地方制度环境而相互集聚，对应弱交易信息编码能力的情形；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众多中小企业主要依附几个大企业，对应于信息识别能力要求和产品规格复杂程度都很高的情形。就治理模式的比较来看，相对于关系型治理模式，在竞争中领导型治理模式具有更强的空间转移和控制能力，这对于整个集群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7〕
在1994年之前，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治理(governance)属于关系型模式，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集聚体相互依靠，以信任、声誉和弹性分工体系在竞争中生存。1990年代初，集群中的大量中小企业在经历了1980年代快速发展后遭遇“瓶颈”，产品单一，工艺雷同，竞相压价，陷入恶性价格竞争。在残酷的价格竞争压力下，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开始盛行，为了降低成本不计后果地大肆制造伪劣产品，经媒体的批评曝光后，柳市低压电器产品遭到用户的全面抵制。(注：198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手段恶劣、后果严重，柳市镇区质次电器销往各地，成千用户上当受骗”一文，随后煤矿工业部下文所属企业不准购买柳市电器产品。)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在官方“打假”运动中关门歇业。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甚至人们一说起“假冒伪劣”产品，举的例子就是柳市电器。
在此次整顿中，市场准入的唯一通行证是“生产许可证”。手中握有生产许可证这株“救命稻草”的少数企业抓住契机开始了富有前瞻性的一体化整合努力。柳市低压电器集群治理模式也以此为标志，开始向领导型转变。拥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以准予使用品牌和许可证为筹码将许多有一定生产能力却无证的小企业收归旗下，实现横向一体化，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注：在加强打击的同时，地方政府重点扶持28家企业，其中24家后来领取了56个生产许可证。)。1996年柳市大型集团公司已达30余家，出现了正泰、德力西等特大型企业集团。排名靠前的 6家企业集团的产值占集群总产值近一半。至1999年，柳市低压电器集群年产值超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115家，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23家，超亿元企业9家，6家跨入国家大型企业行列。
王缉慈等注意到印度蒂鲁布尔地区针织业集群和西班牙鞋业集群治理模式进化逆转的现象，指出内生模式的集群可能会在关系型和领导型之间不断摇摆往复。〔8〕那么，自1990年代中期后，柳市低压电器集群形成的这种以几个型共同主导企业、周围围绕一批中小型配套或协作企业为主要特征的领导型治理模式是否稳定呢?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将这一问题简要地表示为两个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集群内企业的策略选择有两种：参与分工协作或不参与分工协作，用Uijk代表企业在各种策略状态下的回报，符号上标i为企业1或企业2，i=1，2；下标j代表企业1的策略选择，c代表参与协作，d则代表不参与协作；下标k代表企业2的策略选择。回报应符合下式：U1cc>U1dc=0=U1dd>U1cd，U2cc>U2cd=0=U2dd>U2dc，这就是说，如果双方都不参与协作，那么彼此均无收获；如果彼此协作则可以取得额外回报，各自的回报均远大于0；如果企业1邀请企业2选择参与协作，而企业2拒绝，不参与协作，那么企业2不投资，不受益，短期看，其回报仍为0，但此时企业1作为发包方或产品集成方由于缺乏协作支持将面临先期投入损失，(注：此种损失包括无法完成已承接的订单所带来的违约损失，自行生产带来的成本上升损失等。)所以回报小于0。具有这种回报结构的博弈过程称为“承诺问题”〔9〕。从回报矩阵的结构来看，“承诺问题”具有两个“纳什均衡”：(U1dd，U2dd)和(U1cc，U2cc)，其中双方选择协作策略的均衡点(U1cc，U2cc)相对于非协作均衡点(U1dd，U2dd)而言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既然彼此协作对双方有利，而风险只在于如果对方不参与协作将导致前期投资损失，那么只要博弈一方能够确信对方有较强的参与分工协作的意愿，协作就可以实现。而博弈各方协作意愿的高低由双方在“承诺问题”中的混合策略予以判断。
所谓“混合策略”是相对于博弈各方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而言的，记企业1选择参与协作的策略概率为pτ，企业2选择参与协作的策略概率为qτ。其中pτ是使得企业2采取协作策略时要求企业1采取协作策略的最小概率值，它是使得企业2选择协作策略和不协作策略的期望回报恰好相等的一个策略概率，即pτ满足：
E(πτc)=pτU2cc+(1-pτ)U2dc=
pτU2cd+(1-pτ)U2dd=E(πτd)
其中E(πτc)为企业2在假定企业1选择协作策略的概率为pτ时，它选择协作策略所能获得的期望回报；而E(πτd)为企业2在同样假定企业1选择协作策略的概率为pτ时，选择不协作所能获得的期望回报。
由上式解得：pτ=-U2dcU2cc-U2dc
也即当pτ=-U2dcU2cc-U2dc时，企业2选择协作策略与非协作策略的期望回报无差异，但当企业1选择协作策略的概率pτ>-U2dcU2cc-U2dc时，显然企业2选择协作策略时的期望回报较高，因为E(πτc)与pτ正相关。换言之，一旦企业1选择协作策略的概率大于-U2dcU2cc-U2dc时，企业2将选择协作策略，则双方在协作博弈中的回报将定位于(U1cc，U2cc)。因此，这一概率值可以作为判断企业1是否具有足够的参与协作的意愿的某种临界概率。同理，我们也可以通过企业1的混合策略导出策略概率与其期望回报间的关系，并类似地确定一个临界概率。在此种承诺问题的博弈结构下，只有在双方有充分合作意愿时，彼此才有机会实现协作。
那么，电器企业群中的企业合作意愿是否足够强烈以至超过所谓临界概率呢?如果说当年产业内众多中小企业“租用”后来成为大型企业的许可证或品牌实属无奈，是“被迫”参与分工协作的话，经过最近十多年发展，面对外部市场环境变迁和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企业价值链早已不是那种“小而全”模样，中小企业参与分工协作已是一种主动选择。(1)“小、专、精”方向的坚持是集群内中小企业的基本生存战略，而专注于狭窄的专业区段又必须加强前后向联系。(2)长期的配套生产让中小企业普遍与外部成品市场失去联系，已经很难直接面对市场。中小型企业不仅没有流通渠道也没有了品牌优势，离开所依附的大企业难以面对激烈的竞争。(3)背靠大型企业参与垂直分工，分工越是精细，分工内容的替代性也就越弱，被挤出分工链环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就越牢固，这迎合了中小型企业对风险控制的特殊要求。(4)从分工的角度讲，各企业围绕大型企业的发包业务进行生产，负责的工序、部件各不相同，从生产内容到终端产品差异明显，避免了因产品雷同而陷入恶性价格竞争。(5)由于地域集中和长期合作，参与协作企业间信息对称，甚至连利润空间都是透明的，交易成本很低，而分工各方相互信任对于群聚网络的稳定十分重要。也有人认为，地方专业化生产中出现的集团化会存在很强的反竞争倾向，〔10〕但是柳市低压电器集群不同，集群内产销过亿的规模企业已有30多家，大型企业在谋求同上游中小型企业配套时同样有竞争的压力，而配套协作企业仍然保留一定的议价能力。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原生式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空间层面因素与产业组织层面因素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结果。不同于外生型集群，是产业转移或外国直接投资在特定地理区域上布局的经济现象。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分工专业化持续深入的过程，是产业链中不同价值环节最优效率的利用。企业组织在空间移动中出现地理集聚很大程度上与集聚经济密切相关。对集聚经济效率的追逐是内生型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之一；缄默知识的非文本传播属性决定的知识转移和共享机制是驱动企业邻近分布、形成集群的另一关键原因。
第二，从企业地理集中到形成一个成熟的地方企业集群要经历一段长期的发展过程。在集群发育的早期阶段，由于协作网络松散、不稳定等原因，在完成空间集聚的企业之间，企业个体在行为上竞争多于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协作网络成为效率来源后，企业之间的联结得到普遍加强，合作逐渐显现优势效率，推动企业从纯粹空间集中转换为高效的地方产业集群。
第三，要注意不同网络治理模式下产业空间转移进程和结果的差异，及时评估集群面临的相应风险。内生型地方产业集群从关系型治理模式转换到领导型模式之后，以日本和台湾的若干集群案例看，一旦被领导企业因其全球化战略部署需要离开集群，本地协作网络可能就此崩溃。因此，应重视集群所在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内在治理机制及其发展转换趋势的研究。一个成熟的内生型集群也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生产系统，吸纳各种有助于集群发展的资源进入，协助集群治理与产业升级。
第四，经济全球化下，无论是内生型产业集群，还是外生型产业集群都应当有相当的紧迫感。产业竞争面对的制高点正在发生急速变化，已从以往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过渡到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等，目前对整个产业集聚网络的治理能力越来越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所在。后续内生型产业集群能否巩固和扩大竞争优势，取决于能否在国内外竞争中形成地方优势治理权。
〔参考文献〕
〔1〕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1998， 98. pp.77-91. ；王缉慈. 从意大利产业区模式看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发展前景〔J〕. 浙江经济. 2000， (7)；Machiel Van pijk， Ondor Nomalor，. Technological Regimes and Industrial Pyramics： the Evidence from Dutch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0.9，(2). pp. 173-194.；Paul J. Zak， Stephen Knack.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 pp. 295-321；张辉.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在经济机理〔J〕. 中国软科学. 2003， (1).
〔2〕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165.
〔3〕刘世锦. 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J〕. 改革. 2003，(3)；刘世锦. 关注与重视产业集聚问题〔J〕. 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4).
〔4〕石奇. 集成经济原理与产业转移〔J〕. 中国工业经济. 2004，(10).
〔5〕Glaeser， E. ， Kallal， H. D.， et. al.，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 pp. 1126-1152.
〔6〕Carrincazeaux C， Lung Y， Rallet A.，Proximity and Localization of Corporate R&D Activities.Research Policy. 2001.30. pp. 777-789.
〔7〕张辉，等.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4.
〔8〕王辑慈，等.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33.
〔9〕 Runge， C. F. Institutions and the Free Rider： the Assurance Problem in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1984. 46. pp. 152–181.
〔10〕王缉慈. 地方竞争优势的源泉〔J〕. 战略与管理. 2002，(49).)
(责任编辑：张 琦)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内生型；集群；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柳市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5-0052-07
一、引言
国内外文献和研究对产业集群现象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包括从竞争角度、协作角度、经济增长角度、社会资本角度、创新环境角度等。〔1〕本文关注的是内生型产业集群①(注：内生型产业集群指依托国内或地方市场，利用区域内要素发展起来的地方集群，区别于作为全球价值链片断化结果的所谓外生型企业集群。)作为企业空间集聚体，其形成机制、结构属性、演化与变迁等问题。文章基于温州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集群研究，对该区域内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流通贸易组织、辅助中介和科研机构所构成的集群系统进行分析，剖析这一地方性产业集聚体的形成与变迁过程。
以温州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集群为例，内生型地方企业集群的意义在于：第一，在20世纪最后20年时间里，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重要现象之一便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规模不等、效率颇高的专业化产业区、产业集群，浙江温州是产业集群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以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集群为案例具有典型意义。第二，国内外现有研究中很少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自发形成的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机理进行系统解释，本文是初次尝试。第三，内生型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变迁研究是政策性课题，本文从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角度加以研究，能够为地区产业空间组织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二、产业地理集聚及其网络结构
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历史来看，最先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浙江等地，但两地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与结果不尽相同。地处珠三角的广东产业集群是由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形成的外向型加工业集群，代表的是嵌入式外生型集群；浙江温州一带是依靠当地家庭工业和工商业传统发展起来的特色产品企业集群，代表的是原生式内生型集群，温州柳市电器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原始家庭作坊扩张到现代企业集团，并且实现产业区域集聚的典型案例。〔2〕
柳市镇是浙江省经济十大强镇之一，是“温州模式”农村工业化的典型地区。柳市低压电器产品生产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早期，初步形成集群式分布。目前，全镇集聚了1300余家低压电器产品生产经营企业(不包括家庭工厂)，有40家企业集团，其中6家国家大型企业，22家全国性无区域集团。2006年，电器行业产值280亿元，销售额占全国的60%。这里生产的低压电器，其规模、品种和产值均居全国第一，是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销基地和出口基地。当地已领到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近4200家，其中通过美国UL、欧共体CE等认证的有200多家，225家企业通过了ISO9000系列质量认证，拥有“正泰”“德力西”两个低压电器行业仅有的“中国驰名商标”，是国内同行业持证最多、质量最优的生产基地。2002年初，柳市获得中国电器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的“中国电器之都”称号。
20世纪60-70年代，国内许多低压电器厂家“停产闹革命”，且当时国家只规定了整机价格而没有给零配件定价，国营低压电器企业一般只出售组装整机，不卖零配件，造成零配件紧缺，一些厂矿企业面临无零配件供应而被迫停产的局面。长期在外经商的柳市人抓住这一机遇开始参与贩卖、生产低压电器产品，最初，只是从事城市工业企业或国营五金商店低压电器旧货和积压品的收购贩卖，通过贱买贵卖套取差价；改革开放后，有了长期电器经销经验的柳市农民从流通领域向实业延伸，开始投资低压电器生产。他们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元，从手工作坊生产起步快速发展。几年后，当地低压电器企业就在沿104国道柳市段两侧狭长的区域内形成初步集聚，内部分工协作也逐渐清晰，如茗东生产电器配件，翁垟生产矿配，湖头、前洲生产电流互感器、蝉西生产胶木，东皇屿生产电瓷，东浃生产橡胶配件等。从生产组织来看，一般是规模较大的家庭工业户从事整机组装，规模相对小的生产零配件。以柳市镇吕庄村为例，该村专业生产自动空气开关，全村除了十个大户从事整机组装外，其他百来个小户，每户都生产一种或数种零配件，分工细致精确，形成了有着很高效率的“一条龙”式协作生产。
20世纪80年代，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由最初的零配件生产过渡到系列化生产，分工得到进一步深化，产业链条逐渐拉长。进入90年代后，产品结构从单一的低压电器产品延伸到高压电器，从元件电器延伸到高低压成套电器，形成了集输电、变电、配电、工业控制电器和各种特殊用途电器于一体的较完整的电器服务产业链。产品涉及200个大类5000多种规格型号，并发展成较为完善的电器产业前后向关联系统和辅助及技术支撑系统。
从1990年集群年产值首超亿元到2006年的280亿元，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年产值16年间攀升了280倍。在不到1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集着1300余家电器生产企业，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100家。其中，有年销售收入超过60亿元的“正泰”“德力西”“人民”等规模庞大的龙头企业集团，还有大批为大型企业提供协作、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同时，随着低压电器的供销发展，一些辅助性的配套企业开始出现，比如，提供结算融资功能的金融机构，提供原材料、产品运输集散服务的货运企业，提供营销咨询推广的广告咨询企业，提供第三方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等(见图1)。
仅从电器产品制造流程来看，由于低压电器品种规格极多，产品价值链很长，集群内具有明显的等级制分工结构。单件产品可分解成许多小配件，一个品种又有若干个系列，而几个品种可组装成整机产品。柳市电器产业集群的主体由配件生产企业、成品装配企业和销售公司组成，这些网络成员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企业相对数量较少。纵向来看，集群内企业间联结关系呈现出环状放射形态，处于内核的是正泰、德力西等大型企业集团构成的内层企业，一般单个企业年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以生产成套设备为主，产品涉及低压电器、输配电设备、通信设备等；中等规模企业主要从事低压电器元件的装配、检测和销售，在产业网络中处于中间层次(次层)；而最简单的配件生产则由处在最外层的小企业以及家庭工厂分散承担，它们作为大中企业集团的外协配件供应商和配套部件的生产企业，主要负责完成金属部件、合金材料、注塑部件、冲剂、酸洗、模具加工等上万种规格的几十万种零配件、半成品的加工制造，以及众多中间工序的处理。总之，集群内部按专业化分工要求构成一个逐次外包的等级式结构，核心企业负责市场策划、产品设计、技术开发、成品组装以及生产技术难度大、附加值高，对规模效益敏感的配套产品；协作企业则生产技术要求相对低、批量小，专业性分工更细的各种零配件与半成品。
三、内生型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
如果不考虑其他外生因素，仅从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看，与外生型产业集群形成的机理不同，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不是所谓全球价值链在地方片断化的结果，只是跨国分包网络的简单植入或镶嵌，而是有其内在逻辑。对柳市低压电器集群形成内在机理的探讨，可以从集聚经济和缄默知识共享机制两个角度展开。
1.集聚经济
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使得专业化分工获得了空间上的发展机遇，原本需要垂直一体化的各个环节可以在集群内分离出来，分别由不同企业完成。〔3〕集聚经济便来自于对各个环节最优效率的利用，在集群内各分工环节的先拆分后协作直接产生对不同边际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4〕格莱泽等人将这种集聚经济效应定义为马歇尔—阿罗—罗默(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5〕，就是在同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可能会通过互补专业化资源、降低供应成本和实现投入产出市场的专业化等途径直接提高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它之于集聚体内的企业是一种外部经济，对产业整体来说则是内部经济。
低压电器产品作为机械电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机械电器工业升级换代周期的加快，必须从简单的机械型向自动型、智能型发展。对产品的需求表现出较明显的多样化趋向，要求产品组合化、模块化，并能将不同功能的模块按不同的需求结合成模块化组合电器，这对电器产品的兼容性和通用性功能提出了挑战，比如，在接触器的本体上加装辅助触头组件、延时组件、自锁组件、接口组件、机械连锁组件及浪涌电压组件等，以适应不同应用条件要求，扩大产品适用范围。为了做到这一点，通常将产品的主要功能先组装，然后按顾客要求进行搭配，这就带来如何处理日趋分散化和多样化客户订单的问题。在小额定制需求下要求生产组织更具柔性化和精细化。
显然，更为细腻的分工要求是大型企业规模化生产所不能胜任的。因为它的本质是要求集聚经济效率，而不是强调要素累积性追加的规模经济效率，因此，大企业会将工序或配件外包给协作企业，通常是核心层的大型企业按专业化分工要求，把生产任务分解后直接分包给次层或外层中小企业，或是通过次层企业再分包给外层小规模企业乃至家庭工厂，由此形成多层次的分工协作体系。
较大的集团公司通常拥有较稳定的协作企业网络，例如，正泰有800多家长期协作企业，德力西有700多家，天正有260多家。不过，这些协作企业并不绑定于某家特定集团企业，只是与核心大企业维持紧密或松散式协作关系，绝大部分同时为数家大型企业集团提供外协配套。在柳市的协作网络中，核心层企业主要负责市场策划、产品设计、技术开发、成品组装以及生产技术难度高、附加值大、对规模效益敏感的配套产品；众协作企业承担技术低、批量小、专业性强和分工度高的各种零配件或半成品。以正泰集团为例，只有10%的关键部件自产，其余90%向协作企业公开招标。一个电器开关，有塑料件、铜部件等配件，除了核心部件外，其他都是由供方也就是外协配套企业完成。通过外包协作的效率突出，一般电器产品成本大概只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其他地区企业的1/3，产业整体竞争比较优势明显。
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稳定交易的预期下，集群内部协作各方将会通过信息沟通，合理地协调产能和需求，同时，协作网络对参与协作能力专业化的要求，也推动了企业集中资源强化专业化水平和提升技术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协作网络的成熟度和供应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凭借精密的生产网络，集群能够实现小批量、多品种、零库存的柔性生产组织。
总之，从效率的角度看，集群的形成与集聚经济是密切相关的，并且，集群的专业化柔性生产网络属性又能随着集群成熟度的上升自动增强。柳市低压电器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市场中与西门子、ABB、施耐德、GE等世界著名低压电器产品竞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持续稳定且表现出优异的集聚效率。
2.缄默知识
知识的积累繁衍能够推动企业创新获得竞争优势。集聚是一个知识转移的过程，空间集聚对知识共享绩效和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通过互相靠拢，模仿、学习获取知识外溢是驱动企业在水平维度上集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无论是硅谷还是“第三意大利”，集群网络里都有促进信息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机制，但西方发达国家的集群中，更多的是强调能够被编码化的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学习。然而，与学习显性知识只需要进行文本传播不同，原生式内生型集群的自发属性决定了其内部传播与扩散的知识往往是难以编码化的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只能通过非文本传播的方式进行学习。因为缄默知识以经验为基础，需要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获得，所以，集群中企业空间近邻的条件，非常适宜于缄默知识的转移与共享。企业间、人员间通过“干中学”“用中学”“交互中学习”的形式，不仅能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缄默知识的转化与共享，而且还可能通过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新实现知识的衍生，使知识的存量不断增加。
1980年代初期，多数低压电器产品没有国家标准，也没有行业标准，甚至各个制造企业生产的同一型号产品的用料、工艺、精度均互不相同。而产业集群内部的专业化知识与特定的个人或企业密切相关，高度缄默化，只有通过“面对面”“手把手”的双向交流方式，才有实现转移和共享的可能。这一途径主要通过三种形式完成：其一，人员交流。集群内高频率的人员流动促进知识技术的扩散；其二，企业重组。集群中企业“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现象普遍，但是，无论是企业拆解分立，还是联合兼并，都有助于知识共享。前者是一个知识扩散的过程，后者是企业间知识共享和衍生的过程；其三，生产协作。协作企业间的频繁接触是一个知识共享共创的过程。而所有三种形式的前提都要求空间集聚。
缄默知识的传播与扩散水平完全取决于集群内企业间的空间距离与交流频率。在电器集群中，每当有新的产品、技术、创意出现很快就会被传播和共享，即集群内任何一个企业取得的创新会外溢为整个集聚网络的创新，比如，1994年正泰等四家集团公司成立，当年发现集群中竟然突然出现了30多家集团公司；同年，正泰公司尝试组织变革，创新营销模式，在国内一体化整合各环节设立独享式营销网络，结果各大企业集团迅速跟进学习，并推陈出新，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营销网络。德力西公司设立总部营销中心，规划省级销售总公司和地市级分销公司的三级营销网络；人民集团公司模仿推出“点(集团营销事业部)——线(直销点、批发中心)——面(各地销售代理)”结合的营销管理体系。
内生型集群内缄默知识的属性，要求面对面双向交流提高非编码化知识的传递效率，降低交换成本，对此空间接近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在地理上与知识源邻近，从而能与之进行频繁互动以获得所需的缄默知识。通常，集聚程度与技术的复杂程度正相关。〔6〕
四、集群治理模式的变迁
一般地说，地方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模式可分为三种，模块型(modular value chains)、关系型(relational value chains)和领导型(captive value chains)(见图2)。模块型治理模式中企业能够以最大的弹性空间根据客户要求提供产品；关系型治理模式中企业一般通过声誉、地方文化等特定的地方制度环境而相互集聚，对应弱交易信息编码能力的情形；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众多中小企业主要依附几个大企业，对应于信息识别能力要求和产品规格复杂程度都很高的情形。就治理模式的比较来看，相对于关系型治理模式，在竞争中领导型治理模式具有更强的空间转移和控制能力，这对于整个集群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7〕
在1994年之前，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治理(governance)属于关系型模式，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集聚体相互依靠，以信任、声誉和弹性分工体系在竞争中生存。1990年代初，集群中的大量中小企业在经历了1980年代快速发展后遭遇“瓶颈”，产品单一，工艺雷同，竞相压价，陷入恶性价格竞争。在残酷的价格竞争压力下，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开始盛行，为了降低成本不计后果地大肆制造伪劣产品，经媒体的批评曝光后，柳市低压电器产品遭到用户的全面抵制。(注：198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手段恶劣、后果严重，柳市镇区质次电器销往各地，成千用户上当受骗”一文，随后煤矿工业部下文所属企业不准购买柳市电器产品。)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在官方“打假”运动中关门歇业。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甚至人们一说起“假冒伪劣”产品，举的例子就是柳市电器。
在此次整顿中，市场准入的唯一通行证是“生产许可证”。手中握有生产许可证这株“救命稻草”的少数企业抓住契机开始了富有前瞻性的一体化整合努力。柳市低压电器集群治理模式也以此为标志，开始向领导型转变。拥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以准予使用品牌和许可证为筹码将许多有一定生产能力却无证的小企业收归旗下，实现横向一体化，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注：在加强打击的同时，地方政府重点扶持28家企业，其中24家后来领取了56个生产许可证。)。1996年柳市大型集团公司已达30余家，出现了正泰、德力西等特大型企业集团。排名靠前的 6家企业集团的产值占集群总产值近一半。至1999年，柳市低压电器集群年产值超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115家，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23家，超亿元企业9家，6家跨入国家大型企业行列。
王缉慈等注意到印度蒂鲁布尔地区针织业集群和西班牙鞋业集群治理模式进化逆转的现象，指出内生模式的集群可能会在关系型和领导型之间不断摇摆往复。〔8〕那么，自1990年代中期后，柳市低压电器集群形成的这种以几个型共同主导企业、周围围绕一批中小型配套或协作企业为主要特征的领导型治理模式是否稳定呢?
为了便于分析不妨将这一问题简要地表示为两个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集群内企业的策略选择有两种：参与分工协作或不参与分工协作，用Uijk代表企业在各种策略状态下的回报，符号上标i为企业1或企业2，i=1，2；下标j代表企业1的策略选择，c代表参与协作，d则代表不参与协作；下标k代表企业2的策略选择。回报应符合下式：U1cc>U1dc=0=U1dd>U1cd，U2cc>U2cd=0=U2dd>U2dc，这就是说，如果双方都不参与协作，那么彼此均无收获；如果彼此协作则可以取得额外回报，各自的回报均远大于0；如果企业1邀请企业2选择参与协作，而企业2拒绝，不参与协作，那么企业2不投资，不受益，短期看，其回报仍为0，但此时企业1作为发包方或产品集成方由于缺乏协作支持将面临先期投入损失，(注：此种损失包括无法完成已承接的订单所带来的违约损失，自行生产带来的成本上升损失等。)所以回报小于0。具有这种回报结构的博弈过程称为“承诺问题”〔9〕。从回报矩阵的结构来看，“承诺问题”具有两个“纳什均衡”：(U1dd，U2dd)和(U1cc，U2cc)，其中双方选择协作策略的均衡点(U1cc，U2cc)相对于非协作均衡点(U1dd，U2dd)而言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既然彼此协作对双方有利，而风险只在于如果对方不参与协作将导致前期投资损失，那么只要博弈一方能够确信对方有较强的参与分工协作的意愿，协作就可以实现。而博弈各方协作意愿的高低由双方在“承诺问题”中的混合策略予以判断。
所谓“混合策略”是相对于博弈各方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而言的，记企业1选择参与协作的策略概率为pτ，企业2选择参与协作的策略概率为qτ。其中pτ是使得企业2采取协作策略时要求企业1采取协作策略的最小概率值，它是使得企业2选择协作策略和不协作策略的期望回报恰好相等的一个策略概率，即pτ满足：
E(πτc)=pτU2cc+(1-pτ)U2dc=
pτU2cd+(1-pτ)U2dd=E(πτd)
其中E(πτc)为企业2在假定企业1选择协作策略的概率为pτ时，它选择协作策略所能获得的期望回报；而E(πτd)为企业2在同样假定企业1选择协作策略的概率为pτ时，选择不协作所能获得的期望回报。
由上式解得：pτ=-U2dcU2cc-U2dc
也即当pτ=-U2dcU2cc-U2dc时，企业2选择协作策略与非协作策略的期望回报无差异，但当企业1选择协作策略的概率pτ>-U2dcU2cc-U2dc时，显然企业2选择协作策略时的期望回报较高，因为E(πτc)与pτ正相关。换言之，一旦企业1选择协作策略的概率大于-U2dcU2cc-U2dc时，企业2将选择协作策略，则双方在协作博弈中的回报将定位于(U1cc，U2cc)。因此，这一概率值可以作为判断企业1是否具有足够的参与协作的意愿的某种临界概率。同理，我们也可以通过企业1的混合策略导出策略概率与其期望回报间的关系，并类似地确定一个临界概率。在此种承诺问题的博弈结构下，只有在双方有充分合作意愿时，彼此才有机会实现协作。
那么，电器企业群中的企业合作意愿是否足够强烈以至超过所谓临界概率呢?如果说当年产业内众多中小企业“租用”后来成为大型企业的许可证或品牌实属无奈，是“被迫”参与分工协作的话，经过最近十多年发展，面对外部市场环境变迁和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企业价值链早已不是那种“小而全”模样，中小企业参与分工协作已是一种主动选择。(1)“小、专、精”方向的坚持是集群内中小企业的基本生存战略，而专注于狭窄的专业区段又必须加强前后向联系。(2)长期的配套生产让中小企业普遍与外部成品市场失去联系，已经很难直接面对市场。中小型企业不仅没有流通渠道也没有了品牌优势，离开所依附的大企业难以面对激烈的竞争。(3)背靠大型企业参与垂直分工，分工越是精细，分工内容的替代性也就越弱，被挤出分工链环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就越牢固，这迎合了中小型企业对风险控制的特殊要求。(4)从分工的角度讲，各企业围绕大型企业的发包业务进行生产，负责的工序、部件各不相同，从生产内容到终端产品差异明显，避免了因产品雷同而陷入恶性价格竞争。(5)由于地域集中和长期合作，参与协作企业间信息对称，甚至连利润空间都是透明的，交易成本很低，而分工各方相互信任对于群聚网络的稳定十分重要。也有人认为，地方专业化生产中出现的集团化会存在很强的反竞争倾向，〔10〕但是柳市低压电器集群不同，集群内产销过亿的规模企业已有30多家，大型企业在谋求同上游中小型企业配套时同样有竞争的压力，而配套协作企业仍然保留一定的议价能力。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原生式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空间层面因素与产业组织层面因素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结果。不同于外生型集群，是产业转移或外国直接投资在特定地理区域上布局的经济现象。内生型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分工专业化持续深入的过程，是产业链中不同价值环节最优效率的利用。企业组织在空间移动中出现地理集聚很大程度上与集聚经济密切相关。对集聚经济效率的追逐是内生型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机理之一；缄默知识的非文本传播属性决定的知识转移和共享机制是驱动企业邻近分布、形成集群的另一关键原因。
第二，从企业地理集中到形成一个成熟的地方企业集群要经历一段长期的发展过程。在集群发育的早期阶段，由于协作网络松散、不稳定等原因，在完成空间集聚的企业之间，企业个体在行为上竞争多于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协作网络成为效率来源后，企业之间的联结得到普遍加强，合作逐渐显现优势效率，推动企业从纯粹空间集中转换为高效的地方产业集群。
第三，要注意不同网络治理模式下产业空间转移进程和结果的差异，及时评估集群面临的相应风险。内生型地方产业集群从关系型治理模式转换到领导型模式之后，以日本和台湾的若干集群案例看，一旦被领导企业因其全球化战略部署需要离开集群，本地协作网络可能就此崩溃。因此，应重视集群所在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内在治理机制及其发展转换趋势的研究。一个成熟的内生型集群也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生产系统，吸纳各种有助于集群发展的资源进入，协助集群治理与产业升级。
第四，经济全球化下，无论是内生型产业集群，还是外生型产业集群都应当有相当的紧迫感。产业竞争面对的制高点正在发生急速变化，已从以往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过渡到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等，目前对整个产业集聚网络的治理能力越来越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所在。后续内生型产业集群能否巩固和扩大竞争优势，取决于能否在国内外竞争中形成地方优势治理权。
〔参考文献〕
〔1〕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1998， 98. pp.77-91. ；王缉慈. 从意大利产业区模式看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发展前景〔J〕. 浙江经济. 2000， (7)；Machiel Van pijk， Ondor Nomalor，. Technological Regimes and Industrial Pyramics： the Evidence from Dutch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0.9，(2). pp. 173-194.；Paul J. Zak， Stephen Knack. Trust an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 pp. 295-321；张辉.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内在经济机理〔J〕. 中国软科学. 2003， (1).
〔2〕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165.
〔3〕刘世锦. 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J〕. 改革. 2003，(3)；刘世锦. 关注与重视产业集聚问题〔J〕. 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4).
〔4〕石奇. 集成经济原理与产业转移〔J〕. 中国工业经济. 2004，(10).
〔5〕Glaeser， E. ， Kallal， H. D.， et. al.， Growth in c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 pp. 1126-1152.
〔6〕Carrincazeaux C， Lung Y， Rallet A.，Proximity and Localization of Corporate R&D Activities.Research Policy. 2001.30. pp. 777-789.
〔7〕张辉，等.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4.
〔8〕王辑慈，等.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33.
〔9〕 Runge， C. F. Institutions and the Free Rider： the Assurance Problem in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1984. 46. pp. 152–181.
〔10〕王缉慈. 地方竞争优势的源泉〔J〕. 战略与管理. 2002，(49).)
(责任编辑：张 琦)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