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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读《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爱弥儿》，都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回想其内容，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而已，倒是围绕着卢梭的许多段子至今还记得牢。比如，针对卢梭的自然礼赞，伏尔泰讥笑说：读大作，禁不住想四脚爬行。约翰逊博士也对包斯威尔说：野蛮人身体并不比我们更健康，精神也不比狗熊更少烦恼。卢梭先生准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就我个人而言，对卢梭形象的打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第一记闷棍，晚近则是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简直体无完肤。我敢说，卢梭是西方学者最爱吐槽的对象，因为他能提供太多的素材。一位粗头乱服的名士，一个超级自恋狂，一名愤怒的青年，现在人会说，一枚丝。他从下层爬上来，受尽创伤，然后把伤口当成枪口对准所有人。他跟自己瞧不上眼的女人共同生活了三十三年却不愿结婚，生下五个孩子都被这位《爱弥儿》的作者送进了育婴堂。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人齿冷。卢梭与人相交，是出了名的褊急而薄情。约翰·麦克里兰（J.S.McClelland）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介绍说：
他的性格里有很大的狂热成分，也像无数偏执狂，时时将老友化为敌人，在他生前如此，死后犹然。同一个人，今天可能爱他欲其生，明天可能恶他欲其死。有一点是确定的：与卢梭接触一久，没有人可能无伤而退。
卢梭有多难相处？听一个小故事便知。一位仰慕者从印度洋岛上归来，带回珍贵的咖啡，分送了一小包给卢梭，因为他说过除了咖啡没有别的奢习。卢梭的回信是这样的：昨日因有客人来，未能查看您送的是什么。我们认识不久，您就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而我的财力不足以酬答，我们的交际成了完全不合身份的往来。“所以，或者取回您的咖啡，或者彼此再勿谋面，请选择其一为盼。”
休谟说卢梭是“把整张皮肤反过来穿在身上的人”。柏克当他是一个有才气的孩子，后来发现他也是个有野心和恶意的孩子。伏尔泰、狄德罗都跟他闹翻，骂他是疯子。他们全都跟他打过交道也受过伤害。卢梭的个人传记提供的种种令人难堪的事实，大大干扰和抵消了认真讨论其作品思想的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妨碍了大家严肃对待他的所思所想。赫恩肖（F.J.C.Hearnshaw）在轻蔑地勾画了卢梭一生之后，说：
他是个没有体系的理论家，在形式逻辑方面缺乏训练。他无书不读，然而消化能力欠佳。他是个感情用事的狂热者，说话不经大脑。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作家，却拥有写作隽语警句的天才。
二
好了好了，那么这个人不说也罢了。可是，卢梭何等人也？两百多年来现代世界的走向，几乎都遵循着他的意向。他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广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正是照他的理念打造而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现代世界的三大信念，是卢梭做的广告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两百多年的三大革命，是卢梭画的施工图。而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也是卢梭思想的拓本。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拜伦、雪莱、雨果、福楼拜……卢梭的重量级拥趸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康德把卢梭的像挂在书房里，尊之为内心世界的牛顿。托尔斯泰十五岁就将卢梭的像章挂在脖子上，说卢梭与福音书对自己的意义同样重大。我们怎么能绕得开他？
据说，卢梭的恩主之一埃皮奈夫人屡遭卢梭伤害后仍说道：“当他用那朴素而又独创的方式复述自己的不幸时，我的心仍会被打动。”卢梭不愧是浪漫主义的教父，其文字感染力极强。别的不说，卢梭为文之工于发端，谁也比不上。《社会契约论》劈头就是一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爱弥儿》也是开门见山：“自然曾让人幸福而良善，而社会却使人堕落而悲惨。”都令人一读难忘。难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个个奉卢梭为他们的“圣经”（Holy Writ）标准，而中下层人士里，卢梭的读者比伏尔泰要多上一百倍。
如果卢梭之灵有知，他会欣慰地看到自己播下的天赋自由的观念的种子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国家的立法基础、现代社会的存在前提。他那些情感教育的著作，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心灵世界。可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对卢梭的评价总体上趋于负面，从赫伊津哈、哈耶克到以赛亚·伯林，更是对这个人发出严厉的指控？也许，看待卢梭学说的眼光或心情很难持平，因为这是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痛定又痛、痛定思痛的结果。
可以这样说吧：卢梭的政治学说与历史进程之间脱不了干系。我同意彼得·盖伊（Peter.J.Gay）为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卢梭问题》所作导言中一针见血的看法。大意是说，如果旨归在反抗，在破，则卢梭的思想非常伟大；如果目标在建设，在立，则卢梭的思想非常危险。而一旦反抗者变成了建设者，破坏者变成了立法者，卢梭的教义便成了镣铐。换句话说，卢梭适合走向街头，不能升入庙堂。
卢梭的问题是，他从自由平等出发，而演成绝对的专制。他的政治学说，不是由历史的复杂经验的归纳入手，而是简化为一两公理，然后做演绎和推导。就像经济学把人抽象成“经济人”一样，卢梭先验地把人化约为一个常数，即“自然人”。从这一概念出发，他构想出一个契约社会，认为只要实行了一套意识形态，即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这一套意识形态总是认为，眼前的世界是糟糕的，某一群人是让这个世界糟糕的起因，而另一群人则可以使世界重生。在重生的世界里，每个人通过缔约与全体结合，形成一种“公意”，它体现了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人们将自己及其所有权利交给“公意”打理，而“公意”所做的决定永远不可能错。少数人必须被强迫服从多数，这不是要牺牲他们的自由，而是强迫他们自由。于是，在社会契约中，人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却获得了公民的自由，后者受限于公意。人从公民社会中还获得了道德的自由，从此成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人人都服从，却没有人发号施令；人人都服务，却没有骑在人头上的主人；而且由于在这种明显的服从关系中，谁都没有损失任何自由。”“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也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这些完美的表述能让我们闻到什么气味？所以约翰·麦克里兰才说：“卢梭可能不是错误，而是危险。” 难得在讲政治的场合想起钱锺书的话来：
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诚然有些乞斯透顿式“诡论”的意味，但是叔本华说得好：“假如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同时是诡论，这个世界将何等的美丽呢！”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革”而不终于“因”的事情？
卢梭正擅长诡论。两个世纪的三场革命都成功了，作为速成革命者的理想读物的卢梭理论，是不是已经三度失败？二十年前，在用血祭奠过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后，李学勤在《卢梭二题》中说：“巨大的理论创见，导致巨大的理论流产。如火般的天国实践，导致如血般的人间地狱。”这感言无比沉痛。也难怪以赛亚·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认定：“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的一个最阴险和最可怕的敌人。”
三
一百多年来，卢梭在中国名声煊赫。晚清和民初的革命家多鼓吹其学说，奉卢梭为精神导师。不必多引那些极口称颂之辞了，单以诗举例：
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馀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梁启超：《壮别》）
世人皆曰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蒋智由：《卢骚》）
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稗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柳亚子：《放歌》）
大江南北群相和，英雄争挽鲁阳戈。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秋瑾：《吊吴烈士樾》）
但是，在狂热的推尊之外，也出现了异议。严复在甲午之后也曾援引卢梭，说过“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辟韩》）的话。进入民国，被袁世凯约法参政的他，却发表了《民约平议》（一九一四）。此文向被视为严复思想倒退的说明，但令人惊讶的是，严复的西学修养使其批评具有别样的高度，直指卢梭立说的方法论缺陷：
大抵治权之施，见诸事实，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之 a priori）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事，往往生害。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
是空谷足音么？严复会不会读过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法国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傅雷译过他的《艺术哲学》）在《旧制度》（一八七六）一书中对卢梭相似的批评呢？
严复斥卢梭之说误人，因为他看到了入民国之后的乱象，因为他悲观地预言：“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与熊纯如书》第八通）“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与熊纯如书》第五十二通）。而青年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对卢梭的“公意”也具有天然的抗拒性：
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
在《文化偏至论》（一九零八）一文里，鲁迅没有提卢梭的名，但对其教义产生的社会流弊，早有先见之明。他说，将个人视为社会的一分子，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作为理想的确美好，却无视且灭绝了个人特殊之性，结果，“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
鲁迅所言，印证以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现实，真让人叹服其思想的“躐等”或者说“超前”。难道不是吗？中国革命的成功居然转入这样一个原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应该是卢梭最深恶痛绝的话吧？
初读《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爱弥儿》，都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回想其内容，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而已，倒是围绕着卢梭的许多段子至今还记得牢。比如，针对卢梭的自然礼赞，伏尔泰讥笑说：读大作，禁不住想四脚爬行。约翰逊博士也对包斯威尔说：野蛮人身体并不比我们更健康，精神也不比狗熊更少烦恼。卢梭先生准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就我个人而言，对卢梭形象的打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第一记闷棍，晚近则是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简直体无完肤。我敢说，卢梭是西方学者最爱吐槽的对象，因为他能提供太多的素材。一位粗头乱服的名士，一个超级自恋狂，一名愤怒的青年，现在人会说，一枚丝。他从下层爬上来，受尽创伤，然后把伤口当成枪口对准所有人。他跟自己瞧不上眼的女人共同生活了三十三年却不愿结婚，生下五个孩子都被这位《爱弥儿》的作者送进了育婴堂。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人齿冷。卢梭与人相交，是出了名的褊急而薄情。约翰·麦克里兰（J.S.McClelland）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介绍说：
他的性格里有很大的狂热成分，也像无数偏执狂，时时将老友化为敌人，在他生前如此，死后犹然。同一个人，今天可能爱他欲其生，明天可能恶他欲其死。有一点是确定的：与卢梭接触一久，没有人可能无伤而退。
卢梭有多难相处？听一个小故事便知。一位仰慕者从印度洋岛上归来，带回珍贵的咖啡，分送了一小包给卢梭，因为他说过除了咖啡没有别的奢习。卢梭的回信是这样的：昨日因有客人来，未能查看您送的是什么。我们认识不久，您就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而我的财力不足以酬答，我们的交际成了完全不合身份的往来。“所以，或者取回您的咖啡，或者彼此再勿谋面，请选择其一为盼。”
休谟说卢梭是“把整张皮肤反过来穿在身上的人”。柏克当他是一个有才气的孩子，后来发现他也是个有野心和恶意的孩子。伏尔泰、狄德罗都跟他闹翻，骂他是疯子。他们全都跟他打过交道也受过伤害。卢梭的个人传记提供的种种令人难堪的事实，大大干扰和抵消了认真讨论其作品思想的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妨碍了大家严肃对待他的所思所想。赫恩肖（F.J.C.Hearnshaw）在轻蔑地勾画了卢梭一生之后，说：
他是个没有体系的理论家，在形式逻辑方面缺乏训练。他无书不读，然而消化能力欠佳。他是个感情用事的狂热者，说话不经大脑。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作家，却拥有写作隽语警句的天才。
二
好了好了，那么这个人不说也罢了。可是，卢梭何等人也？两百多年来现代世界的走向，几乎都遵循着他的意向。他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广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正是照他的理念打造而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现代世界的三大信念，是卢梭做的广告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两百多年的三大革命，是卢梭画的施工图。而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也是卢梭思想的拓本。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拜伦、雪莱、雨果、福楼拜……卢梭的重量级拥趸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康德把卢梭的像挂在书房里，尊之为内心世界的牛顿。托尔斯泰十五岁就将卢梭的像章挂在脖子上，说卢梭与福音书对自己的意义同样重大。我们怎么能绕得开他？
据说，卢梭的恩主之一埃皮奈夫人屡遭卢梭伤害后仍说道：“当他用那朴素而又独创的方式复述自己的不幸时，我的心仍会被打动。”卢梭不愧是浪漫主义的教父，其文字感染力极强。别的不说，卢梭为文之工于发端，谁也比不上。《社会契约论》劈头就是一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爱弥儿》也是开门见山：“自然曾让人幸福而良善，而社会却使人堕落而悲惨。”都令人一读难忘。难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个个奉卢梭为他们的“圣经”（Holy Writ）标准，而中下层人士里，卢梭的读者比伏尔泰要多上一百倍。
如果卢梭之灵有知，他会欣慰地看到自己播下的天赋自由的观念的种子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国家的立法基础、现代社会的存在前提。他那些情感教育的著作，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心灵世界。可是为什么，二十世纪对卢梭的评价总体上趋于负面，从赫伊津哈、哈耶克到以赛亚·伯林，更是对这个人发出严厉的指控？也许，看待卢梭学说的眼光或心情很难持平，因为这是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痛定又痛、痛定思痛的结果。
可以这样说吧：卢梭的政治学说与历史进程之间脱不了干系。我同意彼得·盖伊（Peter.J.Gay）为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卢梭问题》所作导言中一针见血的看法。大意是说，如果旨归在反抗，在破，则卢梭的思想非常伟大；如果目标在建设，在立，则卢梭的思想非常危险。而一旦反抗者变成了建设者，破坏者变成了立法者，卢梭的教义便成了镣铐。换句话说，卢梭适合走向街头，不能升入庙堂。
卢梭的问题是，他从自由平等出发，而演成绝对的专制。他的政治学说，不是由历史的复杂经验的归纳入手，而是简化为一两公理，然后做演绎和推导。就像经济学把人抽象成“经济人”一样，卢梭先验地把人化约为一个常数，即“自然人”。从这一概念出发，他构想出一个契约社会，认为只要实行了一套意识形态，即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这一套意识形态总是认为，眼前的世界是糟糕的，某一群人是让这个世界糟糕的起因，而另一群人则可以使世界重生。在重生的世界里，每个人通过缔约与全体结合，形成一种“公意”，它体现了共同体中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人们将自己及其所有权利交给“公意”打理，而“公意”所做的决定永远不可能错。少数人必须被强迫服从多数，这不是要牺牲他们的自由，而是强迫他们自由。于是，在社会契约中，人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却获得了公民的自由，后者受限于公意。人从公民社会中还获得了道德的自由，从此成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人人都服从，却没有人发号施令；人人都服务，却没有骑在人头上的主人；而且由于在这种明显的服从关系中，谁都没有损失任何自由。”“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也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这些完美的表述能让我们闻到什么气味？所以约翰·麦克里兰才说：“卢梭可能不是错误，而是危险。” 难得在讲政治的场合想起钱锺书的话来：
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诚然有些乞斯透顿式“诡论”的意味，但是叔本华说得好：“假如在这个世界里，真理不同时是诡论，这个世界将何等的美丽呢！”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世间有多少始于“革”而不终于“因”的事情？
卢梭正擅长诡论。两个世纪的三场革命都成功了，作为速成革命者的理想读物的卢梭理论，是不是已经三度失败？二十年前，在用血祭奠过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后，李学勤在《卢梭二题》中说：“巨大的理论创见，导致巨大的理论流产。如火般的天国实践，导致如血般的人间地狱。”这感言无比沉痛。也难怪以赛亚·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认定：“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的一个最阴险和最可怕的敌人。”
三
一百多年来，卢梭在中国名声煊赫。晚清和民初的革命家多鼓吹其学说，奉卢梭为精神导师。不必多引那些极口称颂之辞了，单以诗举例：
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馀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梁启超：《壮别》）
世人皆曰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蒋智由：《卢骚》）
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稗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柳亚子：《放歌》）
大江南北群相和，英雄争挽鲁阳戈。卢梭文笔波兰血，拼把头颅换凯歌。（秋瑾：《吊吴烈士樾》）
但是，在狂热的推尊之外，也出现了异议。严复在甲午之后也曾援引卢梭，说过“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辟韩》）的话。进入民国，被袁世凯约法参政的他，却发表了《民约平议》（一九一四）。此文向被视为严复思想倒退的说明，但令人惊讶的是，严复的西学修养使其批评具有别样的高度，直指卢梭立说的方法论缺陷：
大抵治权之施，见诸事实，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之 a priori）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事，往往生害。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
是空谷足音么？严复会不会读过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法国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傅雷译过他的《艺术哲学》）在《旧制度》（一八七六）一书中对卢梭相似的批评呢？
严复斥卢梭之说误人，因为他看到了入民国之后的乱象，因为他悲观地预言：“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与熊纯如书》第八通）“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与熊纯如书》第五十二通）。而青年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对卢梭的“公意”也具有天然的抗拒性：
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
在《文化偏至论》（一九零八）一文里，鲁迅没有提卢梭的名，但对其教义产生的社会流弊，早有先见之明。他说，将个人视为社会的一分子，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作为理想的确美好，却无视且灭绝了个人特殊之性，结果，“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
鲁迅所言，印证以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现实，真让人叹服其思想的“躐等”或者说“超前”。难道不是吗？中国革命的成功居然转入这样一个原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应该是卢梭最深恶痛绝的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