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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国企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影响颇深的重要部分。作为前几轮国企改革的延续和深化，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标识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全面推进中。作为经济活动的中枢以及国家实施经济金融改革的重要渠道，商业银行应顺应当前国企改革的变化趋势，谋划业务布局，多维度把握改革带来的业务机遇，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并以此为契机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
既往国企改革回溯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建国之初，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建立起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企在恢复生产、振兴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企高度垄断、效率低下、政企不分的弊端愈加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企改革势在必行。
国企改革起步于1978年，当时抓住国企经营活力不足等问题进行的放权和分权等试探性改革，目的是使国企从计划经济的卵翼中解放出来，为后续改革积累了经验和教训。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针对当时国企体制缺陷和经营困境，以及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和国资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再次开展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
经过前几轮的改革，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大、经营收益大幅提高、资产质量有所好转。但是，国企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在宏观分布层面，国有经济布局仍然过宽；在微观构成层面，国有企业资本化水平偏低、资产流动性差。二是企业经营大而不强，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效益指标均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三是市场垄断地位巩固，少数国有企业通过关键资源独占、行政性扩张等手段形成寡头垄断或独家经营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四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从国企运行机制和实际效果看，离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五是社会回报总体偏低，国企上缴利润比例仅为10%～15%左右，部分企业还享受大量国家财政补贴。从中看出，国企改革任重道远，还需要持续探索完善国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运营机制与管理制度等。
国企改革新内容
针对此前國企改革遗留的问题与现实弊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式启动。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基础，深化并完善国企治理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亮点。
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主要内容包括：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目前，全国已经有上海、广东、甘肃等22省市出台了地方版本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国企改革带来的变化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引发国企大规模的联合重组行为。部分传统国资垄断领域将允许民营资本适度以股权方式进入；部分产业领域国有资本将选择以更为灵活的少数股权投资等方式介入。各类投资主体的引入，将使国企突破地区和行业界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企业主体的市场化方式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实施双向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继而将引发大规模的股权转售、股权投资等股权交易行为和资产重组、企业收购等并购重组行为。
监管体系与考核方式改革将增强国资国企监管与运营的市场化特征。一是国资监管模式由直接监管改为间接监管。监管层级由“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二层结构转为“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三层结构。目前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已设立国资经营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资本运作和市场融资，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二是对不同类型企业采取不同的监管考核方式。经营性或竞争类企业以经济效益为考核目标；公共服务类或功能类企业以完成政府任务为目标，重点考核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改革后的监管考核方式更有区分性和针对性，有利于企业明确目标任务，发挥最大效能。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将赋予国企更多经营自主权。首先，为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各地正探索利用出资人管理事项清单制度优化国资监管机构的履职方式。国企出资人履职方式去行政化，将减少国资监管机构对企业的审批事项，将更多经营自主权归还于企业。其次，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继续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增加国有一级企业负责人的市场化选聘机制；探索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和岗位分红权等市场化激励机制。这些措施都从各个层面赋予国企经营的自主权，从而激发国企管理层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商业银行的新机遇
新一轮国企改革在企业所有制、监管方式、考核方式和企业内部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举措，不仅赋予国企更多市场化与自主化的特征，也将形成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给商业银行带来新的业务发展机遇。
首先，改革催生各类新的业务需求。一是融资需求增加。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实施存量产权多元化和增量产权多元化并举。这将引发国企较大规模的并购与重组行为，由此必然产生大量融资需求。二是咨询与顾问类中介服务需求上升。国企改制及资产整合在策划期和推进期都离不开专业中介服务的介入与支持。无论是地方政府、有国资背景的投资基金公司，抑或改制企业都会在咨询顾问与撮合交易等增值服务方面将产生各类不同需求，这会给商业银行投行顾问类业务提供较多机会。三是企业“走出去”战略将带动银行跨境金融服务。本轮国企改革明确鼓励“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预计未来境外投资、跨境并购等跨境经营活动频率将会大幅增加，商业银行跨境授信、投融资、结算与保证等国际业务也将迎来提速发展期。
其次，改革的战略性经济布局调整有利于银行信贷结构优化。在经济布局调整中，国有资本向重要公共服务领域、重要资源性行业、战略性新兴行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集中；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按照市场规则有序进退。此外，改革也将引导国有资本从部分产能过剩领域退出。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优化的目标高度一致。而调整的行业龙头企业将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度集聚下，获得企业自身信用品质的提升，从而也能间接改善银行的信贷质量。 第三，改革将重新分配筛选优质公私客户资源。在企业客户方面，改革提出国有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破除垄断和引入民间资本，今后不同领域国企的发展前景将有显著区别，优质民企则将迎来发展良机。企业客户的重新洗牌，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难得的客户筛选和竞争的契机。在个人客户方面，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造探索实施的管理层和骨干员工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将给商业银行带来一批高端个人客户以及公私联动的业务机会。
不过，在迎来多重业务发展机遇的同时，改革中潜在的风险同样值得关注。
一是改革中潜在的政策变化风险。过去几轮改革的经验证明，国企改革是一个反复博弈、阶段性曲折推进的过程。具体改革政策的出台和落地在内容和时间上都存在不确定性，已有改革进程也有可能根据现实情况出现变化调整，对国企改革中的难点和敏感问题仍有若干模糊地带，部分地方细则也缺乏清晰可操作的表述。二是企业并购融资运作风险。并购类业务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并购融资业务风险高于一般融资。例如，收购兼并项目未获得有关部门审批或未完成并购双方内部审批将导致合规性风险；并购主体与并购标的的产业相关度不足或整合不力，易导致被并购企业经营发展未达到预期，出现整合风险等。三是由企业经营情况变化引发的债务风险。一方面，改革后原本受政府保护的竞争性行业企业“有进有退”，退出企业可能存在市场经营风险，继而可能对银行产生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国企大规模股权交易和并购重组行为将引发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变化、转移和重组，将对商业银行贷后管理工作，包括贷款、担保关系清理，以及不良贷款清收等带来实质性影响。
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多维度把握业务机遇，多方位支持国企改革
参与支持国企改革并从中加快各项业务发展是商业银行当前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商业银行要把握国企改革脉络，关注改革的路径和步骤，多维度把握各项业务发展机遇。
第一，综合运用多种融资工具，满足改革并购重组需求。商业银行切入国企改革最直接的方式是提供融资贷款。针对并购重组产生的融资需求，商业银行可提供的融资产品和工具组合包括：银行集团内融资產品，如投行类理财信托计划、并购贷款、并购银团贷款、并购债券、并购基金等；外部组合融资产品，如参与兼收并购交易的私募股权基金、产业或战略投资人、信托公司、券商资管资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资金等。
在当前整体贷款规模偏紧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可以更多地通过银行表外融资和债券市场，将并购重组相关资金需求对接投行类理财、直投的业务品种。与贷款相比，此类业务品种具有一次性到位资金规模较大、结构相对灵活、贴近企业个性化需求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推进此类直投和表外理财业务能够有效增加银行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
第二，以咨询顾问与撮合交易类中介服务，扩大银政企合作空间。与以往券商独揽财务顾问不同，商业银行可以凭借自身信誉和后期合作潜力大等优势，针对政企的不同需求，以各类咨询顾问与撮合交易等中介服务深入嵌套到国企并购重组行为之中。
在政府顾问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协助地方政府制定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方案，协助引进合格境内外投资者，参与国企改革的投融资方案设计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当前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的并购重组基金和产业基金，跟踪和梳理此类具有国资背景的投资基金公司在成立、运营、退出等各个环节中的各类金融需求，推荐银行及其下属子公司在基金成立、资金募集、投资项目推荐、项目退出、并购融资、并购财务顾问等方面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在企业顾问方面，商业银行可以按改革的不同阶段为企业提供多样的并购重组顾问服务。在国资改革策划期，提供包括拟发起并购主体的融资能力评估、融资产品组合和实施路径建议、资本结构调整建议等咨询顾问服务。在国资改革推进期，展开交易撮合、尽职调查、协助谈判、辅助执行、资金提供等并购撮合与重组执行顾问服务。商业银行在服务前期、交易执行中、交易完成后均有财务顾问费等中间业务收入机会，而且可以参与和推动企业的重大转变，更有机会与客户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第三，通过现金管理为改制后的企业重构资金管理体系。改制后国企的集团架构、业务范围、投融资主体和债权债务关系均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企业的资金管理体系需要重新梳理和搭建。而随着企业市场自主配置能力的提升，企业也将提高对资金使用效率、资金成本和资金收益的关注。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现金管理服务切入此项需求，为改制后的企业定制个性化现金管理方案，协助企业对现金流入、流出及存量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对企业而言，通过提升企业现金流的管理水平，可以合理地控制营运风险，提升企业整体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不断加快企业自身的发展。对商业银行而言，现金管理与企业结算需求关联密切，但现金管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收付款服务。对比发债、购买理财产品等业务，现金管理在维系银企关系上更具持久、稳定和排他性，能够渗透至企业资金管理最基本、最核心的资金运作中，深度嵌入企业内部流程。
第四，以分类营销和服务方案，契合产业布局调整与国企分类管理改革的变化。在产业布局调整的框架下，商业银行要密切跟随国企进退步伐，重估客户信用评价，分类开展营销和服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将继续增强，银行要持续巩固和维护好该领域内的国有骨干重点企业客户关系。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内，由于行业竞争加强，原有国企垄断性利润下降，银行要及时调整或修改相关行业垄断国企的信用评价，按照市场规则筛选进退。此外，非公有制企业被允许进入部分原国企垄断行业或领域，多个投资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银行应关注有望获得投资项目或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民营企业，将此类民企列入潜在目标客户重点营销。
除此之外，改革另一项重点工作是对国企按经营性或政策性进行分类，设定不同的企业任务和目标。商业银行应根据国企的不同功能定位，侧重于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经营性企业的营销和服务力度。 利用参与国企改革的契机，推动商业银行自身转型发展
国企改革投融资需求量大且形式多元，改革后的国企竞争加剧，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增加，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均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反观银行自身，受当前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商业银行单纯在一个市场上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迫切需要通过转型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和利润增长点。而借助参与国企改革的契机，实现跨境跨业跨市场的发展红利，是银行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商业银行跨境发展要与本土企业外向型发展战略同步结合。在本轮国企改革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行业、地域、深度都有极大提升，企业在信用、融资和避险等方面对商业银行“跟随式”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与企业一同“走出去”，并针对企业的不同类型与不同需求，量身定做跨境服务方案，是商业银行落实国际化战略的有效路径。商业银行可以跟踪国企海外并购、投资、承建工程及境外公司运营，提供项目融资和担保、出口信贷、人民币跨境业务等金融服务支持。还可以根据政府相关扶持政策重点，重点发展境外投资贷款、汇率避险、境内外资产抵押、境外产业链融资及跨境人民币结算等业务。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产品或服务创新都具有很大潜力，是银行超国际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契机。
商業银行跨业跨市场发展要摆脱传统单一提供贷款的狭隘思维，用综合化经营思维把“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确立为新的竞争手段。具体来说，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母行与集团子公司的内部联动，有效整合系统资源，为客户打通多样化融资渠道，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从源头占据金融服务价值链的主导；可以综合运用银行、信托、租赁、资管等金融媒介，合理安排贷款、理财融资、发债、融资租赁、信托等多种融资模式，在合理缓释资本和信贷规模等约束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经营模式；还可以发挥渠道、信息、专业等优势，满足客户在股权投融资、并购重组、机构理财、现金管理等多元化需求，既培养核心客户，又增加银行中间业务收入。
采取应对措施，防范潜在风险
在积极把握业务机遇之外，商业银行也应审慎对待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提早制定风险防范措施。
要摸准政策脉搏，防范政策风险。商业银行在抢抓业务机遇的同时，要审慎摸准政策脉络，认真分析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监管环境的变化，积极与当地国资委等政府部门开展沟通联系，关注国企改革的路径和步骤，重点把握好当地重点国企战略发展路径规划。并积极开展已有和创新业务的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推敲政策法规制定的背景、意图和目标，确保银行业务合规开展。
要主动落实相关法律和制度手续，避免融资运作风险。针对并购类业务的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商业银行应积极主动落实融资过程中的法律和制度手续。对于并购交易，必须要求已取得国家主管部门批复，融资人、并购标的企业已签署并购协议，对并购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风险因素等进行尽职调查。对于增资投入项目，出于审慎经营原则，建议同已经委托同一家银行担任财务顾问的企业开展合作，并要求企业提供银行认可的抵押担保增信措施，确保未来增资资金来源有明确保障。
要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状况，高度重视由企业经营情况变化引发的债务风险。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下一步改革相关政策、路径、时间表对信贷资产的影响。在信用业务办理之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做好预防工作；全程参与企业重组工作，及时掌握企业注册资本、股权关系和持股比例变化，重点监控企业清理处置低效无效资产的行为，严格控制有效资产转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信贷资金安全。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发展研究部）
既往国企改革回溯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建国之初，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建立起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企在恢复生产、振兴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企高度垄断、效率低下、政企不分的弊端愈加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企改革势在必行。
国企改革起步于1978年，当时抓住国企经营活力不足等问题进行的放权和分权等试探性改革，目的是使国企从计划经济的卵翼中解放出来，为后续改革积累了经验和教训。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针对当时国企体制缺陷和经营困境，以及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和国资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再次开展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
经过前几轮的改革，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大、经营收益大幅提高、资产质量有所好转。但是，国企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在宏观分布层面，国有经济布局仍然过宽；在微观构成层面，国有企业资本化水平偏低、资产流动性差。二是企业经营大而不强，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效益指标均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三是市场垄断地位巩固，少数国有企业通过关键资源独占、行政性扩张等手段形成寡头垄断或独家经营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四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从国企运行机制和实际效果看，离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五是社会回报总体偏低，国企上缴利润比例仅为10%～15%左右，部分企业还享受大量国家财政补贴。从中看出，国企改革任重道远，还需要持续探索完善国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运营机制与管理制度等。
国企改革新内容
针对此前國企改革遗留的问题与现实弊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式启动。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基础，深化并完善国企治理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亮点。
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主要内容包括：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目前，全国已经有上海、广东、甘肃等22省市出台了地方版本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国企改革带来的变化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引发国企大规模的联合重组行为。部分传统国资垄断领域将允许民营资本适度以股权方式进入；部分产业领域国有资本将选择以更为灵活的少数股权投资等方式介入。各类投资主体的引入，将使国企突破地区和行业界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企业主体的市场化方式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实施双向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继而将引发大规模的股权转售、股权投资等股权交易行为和资产重组、企业收购等并购重组行为。
监管体系与考核方式改革将增强国资国企监管与运营的市场化特征。一是国资监管模式由直接监管改为间接监管。监管层级由“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二层结构转为“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三层结构。目前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已设立国资经营平台，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资本运作和市场融资，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二是对不同类型企业采取不同的监管考核方式。经营性或竞争类企业以经济效益为考核目标；公共服务类或功能类企业以完成政府任务为目标，重点考核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改革后的监管考核方式更有区分性和针对性，有利于企业明确目标任务，发挥最大效能。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将赋予国企更多经营自主权。首先，为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各地正探索利用出资人管理事项清单制度优化国资监管机构的履职方式。国企出资人履职方式去行政化，将减少国资监管机构对企业的审批事项，将更多经营自主权归还于企业。其次，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继续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增加国有一级企业负责人的市场化选聘机制；探索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和岗位分红权等市场化激励机制。这些措施都从各个层面赋予国企经营的自主权，从而激发国企管理层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商业银行的新机遇
新一轮国企改革在企业所有制、监管方式、考核方式和企业内部治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举措，不仅赋予国企更多市场化与自主化的特征，也将形成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给商业银行带来新的业务发展机遇。
首先，改革催生各类新的业务需求。一是融资需求增加。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混合所有制实施存量产权多元化和增量产权多元化并举。这将引发国企较大规模的并购与重组行为，由此必然产生大量融资需求。二是咨询与顾问类中介服务需求上升。国企改制及资产整合在策划期和推进期都离不开专业中介服务的介入与支持。无论是地方政府、有国资背景的投资基金公司，抑或改制企业都会在咨询顾问与撮合交易等增值服务方面将产生各类不同需求，这会给商业银行投行顾问类业务提供较多机会。三是企业“走出去”战略将带动银行跨境金融服务。本轮国企改革明确鼓励“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预计未来境外投资、跨境并购等跨境经营活动频率将会大幅增加，商业银行跨境授信、投融资、结算与保证等国际业务也将迎来提速发展期。
其次，改革的战略性经济布局调整有利于银行信贷结构优化。在经济布局调整中，国有资本向重要公共服务领域、重要资源性行业、战略性新兴行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集中；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按照市场规则有序进退。此外，改革也将引导国有资本从部分产能过剩领域退出。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优化的目标高度一致。而调整的行业龙头企业将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度集聚下，获得企业自身信用品质的提升，从而也能间接改善银行的信贷质量。 第三，改革将重新分配筛选优质公私客户资源。在企业客户方面，改革提出国有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破除垄断和引入民间资本，今后不同领域国企的发展前景将有显著区别，优质民企则将迎来发展良机。企业客户的重新洗牌，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难得的客户筛选和竞争的契机。在个人客户方面，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造探索实施的管理层和骨干员工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将给商业银行带来一批高端个人客户以及公私联动的业务机会。
不过，在迎来多重业务发展机遇的同时，改革中潜在的风险同样值得关注。
一是改革中潜在的政策变化风险。过去几轮改革的经验证明，国企改革是一个反复博弈、阶段性曲折推进的过程。具体改革政策的出台和落地在内容和时间上都存在不确定性，已有改革进程也有可能根据现实情况出现变化调整，对国企改革中的难点和敏感问题仍有若干模糊地带，部分地方细则也缺乏清晰可操作的表述。二是企业并购融资运作风险。并购类业务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并购融资业务风险高于一般融资。例如，收购兼并项目未获得有关部门审批或未完成并购双方内部审批将导致合规性风险；并购主体与并购标的的产业相关度不足或整合不力，易导致被并购企业经营发展未达到预期，出现整合风险等。三是由企业经营情况变化引发的债务风险。一方面，改革后原本受政府保护的竞争性行业企业“有进有退”，退出企业可能存在市场经营风险，继而可能对银行产生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国企大规模股权交易和并购重组行为将引发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变化、转移和重组，将对商业银行贷后管理工作，包括贷款、担保关系清理，以及不良贷款清收等带来实质性影响。
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多维度把握业务机遇，多方位支持国企改革
参与支持国企改革并从中加快各项业务发展是商业银行当前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商业银行要把握国企改革脉络，关注改革的路径和步骤，多维度把握各项业务发展机遇。
第一，综合运用多种融资工具，满足改革并购重组需求。商业银行切入国企改革最直接的方式是提供融资贷款。针对并购重组产生的融资需求，商业银行可提供的融资产品和工具组合包括：银行集团内融资產品，如投行类理财信托计划、并购贷款、并购银团贷款、并购债券、并购基金等；外部组合融资产品，如参与兼收并购交易的私募股权基金、产业或战略投资人、信托公司、券商资管资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资金等。
在当前整体贷款规模偏紧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可以更多地通过银行表外融资和债券市场，将并购重组相关资金需求对接投行类理财、直投的业务品种。与贷款相比，此类业务品种具有一次性到位资金规模较大、结构相对灵活、贴近企业个性化需求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推进此类直投和表外理财业务能够有效增加银行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
第二，以咨询顾问与撮合交易类中介服务，扩大银政企合作空间。与以往券商独揽财务顾问不同，商业银行可以凭借自身信誉和后期合作潜力大等优势，针对政企的不同需求，以各类咨询顾问与撮合交易等中介服务深入嵌套到国企并购重组行为之中。
在政府顾问方面，商业银行可以协助地方政府制定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方案，协助引进合格境内外投资者，参与国企改革的投融资方案设计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当前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的并购重组基金和产业基金，跟踪和梳理此类具有国资背景的投资基金公司在成立、运营、退出等各个环节中的各类金融需求，推荐银行及其下属子公司在基金成立、资金募集、投资项目推荐、项目退出、并购融资、并购财务顾问等方面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在企业顾问方面，商业银行可以按改革的不同阶段为企业提供多样的并购重组顾问服务。在国资改革策划期，提供包括拟发起并购主体的融资能力评估、融资产品组合和实施路径建议、资本结构调整建议等咨询顾问服务。在国资改革推进期，展开交易撮合、尽职调查、协助谈判、辅助执行、资金提供等并购撮合与重组执行顾问服务。商业银行在服务前期、交易执行中、交易完成后均有财务顾问费等中间业务收入机会，而且可以参与和推动企业的重大转变，更有机会与客户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第三，通过现金管理为改制后的企业重构资金管理体系。改制后国企的集团架构、业务范围、投融资主体和债权债务关系均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企业的资金管理体系需要重新梳理和搭建。而随着企业市场自主配置能力的提升，企业也将提高对资金使用效率、资金成本和资金收益的关注。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现金管理服务切入此项需求，为改制后的企业定制个性化现金管理方案，协助企业对现金流入、流出及存量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保证流动性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对企业而言，通过提升企业现金流的管理水平，可以合理地控制营运风险，提升企业整体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不断加快企业自身的发展。对商业银行而言，现金管理与企业结算需求关联密切，但现金管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收付款服务。对比发债、购买理财产品等业务，现金管理在维系银企关系上更具持久、稳定和排他性，能够渗透至企业资金管理最基本、最核心的资金运作中，深度嵌入企业内部流程。
第四，以分类营销和服务方案，契合产业布局调整与国企分类管理改革的变化。在产业布局调整的框架下，商业银行要密切跟随国企进退步伐，重估客户信用评价，分类开展营销和服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将继续增强，银行要持续巩固和维护好该领域内的国有骨干重点企业客户关系。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内，由于行业竞争加强，原有国企垄断性利润下降，银行要及时调整或修改相关行业垄断国企的信用评价，按照市场规则筛选进退。此外，非公有制企业被允许进入部分原国企垄断行业或领域，多个投资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银行应关注有望获得投资项目或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民营企业，将此类民企列入潜在目标客户重点营销。
除此之外，改革另一项重点工作是对国企按经营性或政策性进行分类，设定不同的企业任务和目标。商业银行应根据国企的不同功能定位，侧重于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经营性企业的营销和服务力度。 利用参与国企改革的契机，推动商业银行自身转型发展
国企改革投融资需求量大且形式多元，改革后的国企竞争加剧，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增加，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均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反观银行自身，受当前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商业银行单纯在一个市场上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迫切需要通过转型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和利润增长点。而借助参与国企改革的契机，实现跨境跨业跨市场的发展红利，是银行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商业银行跨境发展要与本土企业外向型发展战略同步结合。在本轮国企改革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行业、地域、深度都有极大提升，企业在信用、融资和避险等方面对商业银行“跟随式”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与企业一同“走出去”，并针对企业的不同类型与不同需求，量身定做跨境服务方案，是商业银行落实国际化战略的有效路径。商业银行可以跟踪国企海外并购、投资、承建工程及境外公司运营，提供项目融资和担保、出口信贷、人民币跨境业务等金融服务支持。还可以根据政府相关扶持政策重点，重点发展境外投资贷款、汇率避险、境内外资产抵押、境外产业链融资及跨境人民币结算等业务。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产品或服务创新都具有很大潜力，是银行超国际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契机。
商業银行跨业跨市场发展要摆脱传统单一提供贷款的狭隘思维，用综合化经营思维把“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确立为新的竞争手段。具体来说，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母行与集团子公司的内部联动，有效整合系统资源，为客户打通多样化融资渠道，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从源头占据金融服务价值链的主导；可以综合运用银行、信托、租赁、资管等金融媒介，合理安排贷款、理财融资、发债、融资租赁、信托等多种融资模式，在合理缓释资本和信贷规模等约束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经营模式；还可以发挥渠道、信息、专业等优势，满足客户在股权投融资、并购重组、机构理财、现金管理等多元化需求，既培养核心客户，又增加银行中间业务收入。
采取应对措施，防范潜在风险
在积极把握业务机遇之外，商业银行也应审慎对待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提早制定风险防范措施。
要摸准政策脉搏，防范政策风险。商业银行在抢抓业务机遇的同时，要审慎摸准政策脉络，认真分析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监管环境的变化，积极与当地国资委等政府部门开展沟通联系，关注国企改革的路径和步骤，重点把握好当地重点国企战略发展路径规划。并积极开展已有和创新业务的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推敲政策法规制定的背景、意图和目标，确保银行业务合规开展。
要主动落实相关法律和制度手续，避免融资运作风险。针对并购类业务的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商业银行应积极主动落实融资过程中的法律和制度手续。对于并购交易，必须要求已取得国家主管部门批复，融资人、并购标的企业已签署并购协议，对并购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风险因素等进行尽职调查。对于增资投入项目，出于审慎经营原则，建议同已经委托同一家银行担任财务顾问的企业开展合作，并要求企业提供银行认可的抵押担保增信措施，确保未来增资资金来源有明确保障。
要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管理状况，高度重视由企业经营情况变化引发的债务风险。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下一步改革相关政策、路径、时间表对信贷资产的影响。在信用业务办理之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做好预防工作；全程参与企业重组工作，及时掌握企业注册资本、股权关系和持股比例变化，重点监控企业清理处置低效无效资产的行为，严格控制有效资产转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信贷资金安全。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发展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