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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商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万里商道，时间从明清到民国，商人们一走就是五百年。商道从无道走成了古道，古道之上一辈辈的商人们联系了中俄蒙的商品贸易，创造出的财富是用亿兆白银来计算，创造财富的商品原来是“物物交换”的茶叶和马匹，古道上商人们用来流通和交易的“货币”即是神奇的树叶和奔驰的骏马。因此，万里商道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茶马古道”。
引子
明朝，我国海上“茶叶之路”尚未形成发达之势。欧亚大陆上一条万余公里的“茶马古道”，即成为中俄国际贸易的主要干线。在这条漫长的国际贸易线路上，由中国南方茶叶之乡到俄罗斯莫斯科、彼得堡的商贸古道上，山西作为外出塞北、货抵蒙俄的交通孔道，其在地理位置上就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巨大优势。
山西是中俄贸易之咽喉，是内地通向蒙古的交通要冲。一条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转往欧洲的跨国贸易之商路——“茶马古道”就这样在悠悠漫长岁月里，让上万人的商队一走就是五百年。走出了历史、走出了财富、走出了辉煌。
中俄贸易尚未形成的前奏曲
说中俄贸易历史，需要先奏响一支前奏曲，这首商业历史上的前奏曲，就是追溯中国明朝“开中法”的实施。
明朝的中国北部边境，地广人稀，农业的粮食生产非常匮乏。但边关每年平均有多达百万的边防驻军和30多万的马匹，在口粮、被服、住行以及草料的供应上常常有捉襟见肘，军屯份额不足的紧急情况发生。
为确保边关之稳定，确保边关之军需民用。明朝廷出台了“开中法”这一利好的商贸政策，大力鼓励商人进行边关贸易。
当时，朝廷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不定期出榜招商。应招的商人则把政府需要的粮食实物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在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这套制度的出台和实施就叫“开中法”。朝廷“开中法”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中国北部边境商贸流通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讲，也可称之为中俄蒙“茶马古道”商贸流通形成的前奏曲。
明朝的“开中”项目不仅包括纳粟粮，起初还涵盖纳布匹、纳马匹、纳铁货、纳绸缎、纳草料、以及稍后出现的纳茶叶等许多方面的商品。
山西距北部边塞最近，在本省境内就有两大边镇，“近水楼台先得月”，晋商做朝廷“开中”生意的商人也自然最多，每年商人“走西口（杀虎口）”、“出东口（张家口）”多达到数万人之巨。
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明朝廷第一个官员到西番“茶马互市”之人，为皇帝记录历史的史官在《实录》中这样做了记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1398年），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番。先是，上命李景隆拿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马，凡用茶50余万斤，得马13518匹。”再看《太宗实录》则记载了明永乐七年正月（1409年）边关“茶马互市”中，茶叶与马匹的具体交易价格，“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永乐初，怀柔远夷，递增其数，由是市马者多，而茶禁少弛。碉门茶马司用茶83500斤，止易马70匹。”再有“隆庆五年（1571年）的九月，在山西水泉营的官市交易马2941匹，价值26400两白银。私市的马、骡、牛、羊4000头，抚赏费1500两白银，市场的繁荣无用朝廷担忧。”这段文字由永乐皇帝的史官亲笔记录在《穆宗实录》的第61卷当中。迅速发展的“茶马互市”使得明朝廷获得巨额利润。在随后的商贸岁月里，朝廷为适应来自朔北俄蒙等地大批马匹的交易，从隆庆五年（1571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朝廷仅在长城沿线先后开设马市就多达13处。
再看中国南方等地方的茶叶生产和积贮情况又是如何。明《太祖实录》就“茶马互市”中四川一地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的茶叶种植规模，就让人们惊叹。“四川产巴茶凡477处，茶2386943株，茶户315。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征茶二两。无户茶园，令人薅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岁计得茶19200斤。令有司收，等候西番易马。”明《世宗实录》则记述了中国西宁在嘉靖十一年四月（1532年）亟待“茶马互市”后，“以备征战”的真实情况：“西宁洮河三茶马司，积茶至291515蓖，散块私茶10余万斤，徽阶二州、西安等卫积贮尤多。宜令兵备边备等官，不拘年例之数，设法多易马匹，以备征战。”
这些出自皇家的档案实录资料，仅仅只是明代个别年份有关“茶马互市”贸易的两三个小小节点，若要列举出三百年的贸易数量，那将是一个何等的财富宝库、何等的一串串天文数字。
我们暂时把商业贸易的视角转回山西，把历史的笔墨蘸在晋商的历史年轮，此时一下就看出了在“茶马古道”上山西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位置。在山西晋南的河东解州盐池有着丰厚的潞盐，晋东南潞安府、泽州两地大量产出的潞铁、潞绸、潞麻等等物产，这些个物产丰富的资源都可以就地取材;储藏的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再加上晋商的不辞辛苦，所以一直以来，朔北“茶马古道”上的长途贩运贸易多由晋商他们长期控制。
马克思的恰克图《资本论》
恰克图，是个什么地方？中俄在此處的贸易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致在中俄“茶叶之路”上恰克图的名声如此之宏大？
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叶的地方”，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在俄蒙边境，西距纳乌什基车站35公里，人口1.53万，原属中国。1727年建为要塞，第二年的6月，中俄在此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并划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城归俄，即恰克图。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曾经是俄国同中国一处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恰克图原属中俄边界交界城市，后成为蒙古与俄罗斯的交界城市。十八世纪由此出现的“恰克图互市”，一直让茶叶之路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甚至在二十世纪初，这个茶叶贸易小镇还悄然为中俄贸易往来提供通道。恰克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承载并延伸了近三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上的商贸史。
中俄于雍正五年 （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旨在规定中俄在蒙古北部边界及政治经济宗教等诸方面相互关系的条约。应清政府划分国界的建议，俄国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初八至次年闰三月十四日，在北京同清政府代表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三人会谈，两国代表在恰克图草签有关两国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相互关系的《恰克图条约》。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得到了领土、贸易、宗教等项利益，但对其侵略野心起到某种遏制作用，中俄中段边界遂得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安宁。 1857年，马克思首先回答了在恰克图中俄国际间的茶马贸易由小到大的渊源。在他的一篇《俄国的对华贸易》文章中，马克思就中俄之间引人注目的世界性茶叶商品贸易活动作了一番描述，追溯了中俄跨国贸易商人的历史。
“在恰克图，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棉织品和毛纺织品。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万箱，买卖货物总价值竟达1500万美元之巨额，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18世纪上半叶，俄国开始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北和漠北地区，清政府给予严厉打击。同时，为惩罚俄国的侵略行为，清政府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杜绝俄商来北京贸易，中俄贸易中断。
由于俄国已从双方多年的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为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俄政府于雍正三年（1725年）派代表团来华谈判，希望能与中国继续通商并扩大两国间的贸易。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雍正五年（1727年）同俄国签署了《布连斯奇条约》，在此基础上，雍正六年（1728年）两国又在恰克图正式签署了《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划定了双方在蒙古地区的边界，明确了双方的贸易规定。
1694年2月19日，伊台斯商队满载着中国茶叶的驼队离开北京，并于1695年2月1日返回莫斯科。于是，在中俄两国的版图上，出现了一条始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两个起点，途经湖北汉口、北上太行山之脊的潞安府、北京、归化（今呼和浩特）、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恰克图至俄罗斯伊尔库兹克、奥伦堡、莫斯科，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的万里商路。
时间到了清朝后期，每年蒙俄需要中国的茶叶40多万箱，每箱在60斤左右，共计在2000多万斤。清雍正朝，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每年在六七万卢布;乾隆朝时，交易额在四五百万卢布;道光朝时，每年约在1000万卢布，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也正是马克思笔下《俄国的对华贸易》著作里，抒写出的中俄的贸易额高达1500万美元。
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人
写潞商的历史，中俄边界的重镇恰克图“买卖城”的商人历史是一定要抒写的。这是古老的“茶马古道”和后来的“茶叶之路”浩浩荡荡的商队上太行、经上党、过潞安，驼铃声声唱响的高歌;这是一辈辈商人走商道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是潞商融入这支商队赚取白花花银两的发展史，也是“茶叶之路”上潞商将自家的铁货、绸缎贩运到恰克图的辉煌业绩所决定要写的一篇文章。
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的恰克图，山西商人在其中的贡献有多大？潞州的商人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做着怎样的贸易生意？
大清朝一位名叫松筠著述的《绥服纪略》这样写道：“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俞往易换各色皮张毯片等物，初立时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松筠说：“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好大的气派，好大的口气，这不就是在告诉人们恰克图里都是山西人吗？今天，这话听起来视乎有些绝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恰克图的买卖人是山西籍的一定不在少数。
山西商人具体有多少？ 我们在一位陈篆先生写的《蒙事随笔》中找到了答案，这部书里描述了清朝初年商人从蒙古到库伦、到恰克图、到俄罗斯这条古老的“茶叶之路”之上山西商人的情况。书中写道：“库伦西帮（山西）商号，始于康熙年间。西库东营两区，统计山西商人1634人。西帮商人，专为大宗批发营业者，其行栈多糜集于东营子与买卖城（恰克图）。”库伦距内地张家口1100公里，位居中俄商道之上，是外蒙货物运转和分散地，为外蒙第一大商埠。
早年的一部《内蒙地志》就山西商人在“茶马古道”又一落脚点库伦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康熙年间，有山西商人来库伦经商，共有十二家。当时的商会组织即为十二家各举一商董，称为十二甲首。”山西商人在俄蒙的商业贸易做的是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俄国人巴杜耶甫在他的《外蒙西部游历记》著作中对山西商人的经商业绩同样耳闻目睹，同样在他的写作生涯中产生过“俄国商人”与“山西商人”的强烈碰撞。一页页的写下的文字里，这位碧眼金发的俄国作家在他的《外蒙西部游历记》首页发出了如此的感叹之声：“山西商人执乌里雅苏台商场之牛耳。”
恰克图，中俄边境重镇。1727年9月1日，沙俄和清政府在此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之北面的恰克图划归俄国。清朝于河之南面建新市镇阿勒坦布拉格，作为中俄贸易地，汉名“买卖城”。
近人陈春堂的《晋商对俄贸易》就山西商人在中俄贸易中的贡献，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叙述，我们不妨一睹其文字里的中俄贸易所呈现出的商业繁华和山西商人的經营足迹。“雍正初年，恰克图的对俄罗斯贸易每年约100万卢布，乾隆中期达到200万卢布，嘉庆年增加到600万卢布。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茶叶12万箱，每箱100磅，价值1240万卢布。其他如晋省曲沃烟丝、晋城缝衣针、大铜铜器、太原陈醋、以及鞋帽、衣服、瓷器、马鞍、火镰、剪刀等等，大量运输到俄罗斯。这一年，经山西商人之手从恰克图输入中国皮毛123万张，毛呢11000匹，天鹅绒117万俄尺，亚麻布57万俄尺，羽纱2600俄尺。恰克图一处的输出输入商品占到中国对外商品输出和输入总额的16%和19%。”由此可看出，常年的中俄恰克图“买卖城”商业贸易中，山西商人的贸易经营手段和商业买卖之魅力。
潞商“长裕川”老茶庄
在“茶马古道”上，很久以来，有这么三位潞商兄弟，渠敬信、渠守信、渠忠信。在一部《山西票号资料》收录的《渠家墓志铭》里，我们得知三兄弟他们出身山西潞州长子县的渠家寨，成长于明朝洪武初年。三位兄弟成人后，靠贩卖潞州当地的潞麻、水果到晋中祁县走村窜户，换取布匹、红枣，做些往返倒卖的小本生意。长年累月，一来二往，日积月累，三人做下的买卖不仅略有积蓄，而且与祁县当地商民百姓逐渐惯熟，有一年，渠家三兄弟就离开家乡潞州，阖家迁居祁县，世代繁衍，但渠家传承做生意的家训始终未曾改变。 当时，山西商人从武夷山、湖北等地向朔北恰克图甚至俄罗斯腹地每年贩输10万多石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茶叶要经水陆辗转，商队贯穿数省，翻山踏漠，奔波万里才能运输到恰克图。长年累月如此贩运茶叶，旷日费时，资金周转迟缓。此等情况下，睿智的渠源朝和渠源祯调整了自己贩茶思路，专营组织货源批发茶叶的生意。他们把自家“长裕川”百余名店员进行分解，总店20人，其余七、八人不等分为十组，分别赴绥远、天津、张家口、潞安、汉口、扬州、南昌、长沙、武夷山、成都等十二个地市设立分号，让“长裕川”分号遍部“茶马古道”沿线。
每逢春季，“长裕川”茶庄都要派出六、七名业务干练的店员，翻太行、过河南、到武汉、进到武夷山等地买办茶叶，收买茶叶后，雇佣当地茶农就地加工。日晒、笼蒸、挤压、包装几道工序制成的各类型号的砖茶此时便由驼队商人运到张家口、绥远批发给晋商的各个字号，再由他们转销到蒙古、新疆、恰克图、俄罗斯以致更远的彼得堡。
“茶马古道”的开辟，为潞商及渠源朝、渠源祯等的商人也开辟了致富的源泉。清末，在长裕川老茶庄的财股和身股各半的二十股生意中，渠家除其财股之外，还有三份的身股。每逢年底，长裕川老茶庄结账分红利时，渠家的每股可分得七、八千两白银。在抗战爆发后，日军入侵祁县，在长裕川老茶庄的大院里，日军开挖防空地道时，就掘出渠家藏在地下的白银40万两。一车车白花花银两的碰撞声，轰动整个祁县县城。由此一例，足见潞商渠家辈辈财富积累的殷实和富有，足见“茶马古道”也不止只富裕了潞商渠家一处老茶庄。其实，岂止渠家“长裕川”一家老茶庄，茫茫“茶马古道”之上，一位位从冬到夏、从早到晚奔波的商人们，凡与茶叶贸易有关联的商号、驼队，他们字号或大或小，他们的人员或多或寡，他们的年龄或叟或少。总之，他们靠茶叶生存、靠茶叶发展，靠茶叶富有，个个称得上潞商中的佼佼者，个个是商业经营的“大把式”。
“潞锅”在西伯利亚的温度
茶马古道，最早先是从四川、湖南、湖北为起点“南茶北销”，时间到了明末清初，茶商们又从福建武夷山为起点，一路北上到达恰克图，再到莫斯科、彼得堡。
《大清会典》规定：“铁器不许出口，原指军器及可以置造军器之铁而言。若种地农具及平常日用器皿，给票验放。”这说明铁器的买卖交易是有具体规定的。什么样的铁货可以买卖、什么样的铁货不可贸易，《清朝文献通考》中针对乾隆元年的铁器的出口买卖规定更为明确。“内地人民迁居在外，炊羮必用铁锅，耕种必用铁器，建房盖屋及一切日用什物，非有铁不可者。仰恳圣恩，将晋省（山西）沿边杀虎口一带关隘，嗣后除鸟枪腰刀等项及铁块可造军器者仍严禁外，余民间一切需铁之日用什器，听民携带出口，但不许在该地方私行改造军器。”
在这样的铁器贸易境况下，太行山里出来的潞州铁货贸易商人，就将他们的铁锅买卖做到了极致。以致在东三省、察哈尔、恰克图的买卖城里，潞商的铁锅生意红红火火，做出了名堂，做出了声誉。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铁锅由驼队从潞安府驼出，经过20多天的行程，一垛垛贩运到了察哈尔、恰克图、莫斯科、彼得堡。
相关铁货出口《清文献通考》有文字记载：“乾隆元年，准山西口外听民携带日用铁器。边口与外夷相接，铁货潜出边境及海洋卖货者，例禁甚严。晋省沿边关口，东系出至察哈尔，西系出至土默特。”
其实，潞安府的铁货早在明朝的隆庆六年（1572年）就通过张家口的“茶马互市”销往漠北的蒙古族的居住区，最远销往俄罗斯。万历元年（1573年）在中国东三省就有了“潞锅三垛的孙和尚”、“潞锅一垛的郭世明”、“潞锅一大车的于守仁”的潞字系列铁锅品牌的风靡亚欧市场。一部《山西票号研究》书中，对“潞锅”的美誉发出了“特别是山西生产的潞锅，尤其受到蒙古牧民的青睐”的赞誉之声。
潞铁的名气之大，还在于上党这地方盛产的铁货不仅仅只有民用之铁器，更为重要的是上党地区也是朝廷的武器、兵器制造地。早在春秋时期，统治者就在这里设置了“上党武库”一处专门制造武器的机构。汉唐时期，朝廷在这里派驻有“铁官”;元明时期朝廷在此设立“润国冶”、“益国冶”专门为政府铸造货币和铁器;明朝洪武初年，朝廷在全国置铁冶所13处，上党的潞安府、泽州各有一所。例如，明景泰元年（1450年）潞州一批就为朝廷铸制阻敌入侵的铁蒺藜100万只，天顺五年（1461年），陕西总兵一次就让阳城运铁10万斤。明朝中期，潞州、泽州两地供应军需用铁每年都在五六十万斤。
如果說晋商南下长江两岸的茶区，找到了供给俄商的茶叶货源是一种机遇。那么，蒙古草原上的千万驼商，还有从俄罗斯来的伊斯台商队，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科学地将“茶马古道”这段数百年的历史慢慢展开来研究，在地图上看看“茶马古道”之上的一个个商人承载的商品贸易历史，和商人们一步步走下的星星点点闪光足迹告诉我们，是中俄蒙睿智的商人共同开辟了“南茶北销”的“茶叶之路”则是历史的必然。如今，恰克图商贸重镇的名字，已成了美好的记忆，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不会，也不应该忘却那段一写就是五百年的商贸历史的辉煌。
莫斯科、彼得堡、恰克图、张家口、潞安府、汉口、武夷山等等这些个一一写出的古老名字，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国际风云变幻，是“茶马古道”之上的岁月之歌，将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谱写出了一行行美丽的音符，曾经无数次地为中国南方产茶区完成了“南茶北销”的历史使命。茶叶商人们的这一高歌一唱就是五百年。
如今，这些“商埠”却也成了万里茶路沿线的一颗颗城市明珠，放射出“茶马古道”复兴和中蒙俄三国边贸繁荣的新世纪之光。放射出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的国际贸易跨世纪的商业色彩。
（作者单位：长治银行研究院）
引子
明朝，我国海上“茶叶之路”尚未形成发达之势。欧亚大陆上一条万余公里的“茶马古道”，即成为中俄国际贸易的主要干线。在这条漫长的国际贸易线路上，由中国南方茶叶之乡到俄罗斯莫斯科、彼得堡的商贸古道上，山西作为外出塞北、货抵蒙俄的交通孔道，其在地理位置上就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巨大优势。
山西是中俄贸易之咽喉，是内地通向蒙古的交通要冲。一条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转往欧洲的跨国贸易之商路——“茶马古道”就这样在悠悠漫长岁月里，让上万人的商队一走就是五百年。走出了历史、走出了财富、走出了辉煌。
中俄贸易尚未形成的前奏曲
说中俄贸易历史，需要先奏响一支前奏曲，这首商业历史上的前奏曲，就是追溯中国明朝“开中法”的实施。
明朝的中国北部边境，地广人稀，农业的粮食生产非常匮乏。但边关每年平均有多达百万的边防驻军和30多万的马匹，在口粮、被服、住行以及草料的供应上常常有捉襟见肘，军屯份额不足的紧急情况发生。
为确保边关之稳定，确保边关之军需民用。明朝廷出台了“开中法”这一利好的商贸政策，大力鼓励商人进行边关贸易。
当时，朝廷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不定期出榜招商。应招的商人则把政府需要的粮食实物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在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这套制度的出台和实施就叫“开中法”。朝廷“开中法”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中国北部边境商贸流通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讲，也可称之为中俄蒙“茶马古道”商贸流通形成的前奏曲。
明朝的“开中”项目不仅包括纳粟粮，起初还涵盖纳布匹、纳马匹、纳铁货、纳绸缎、纳草料、以及稍后出现的纳茶叶等许多方面的商品。
山西距北部边塞最近，在本省境内就有两大边镇，“近水楼台先得月”，晋商做朝廷“开中”生意的商人也自然最多，每年商人“走西口（杀虎口）”、“出东口（张家口）”多达到数万人之巨。
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明朝廷第一个官员到西番“茶马互市”之人，为皇帝记录历史的史官在《实录》中这样做了记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1398年），曹国公李景隆还自西番。先是，上命李景隆拿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马，凡用茶50余万斤，得马13518匹。”再看《太宗实录》则记载了明永乐七年正月（1409年）边关“茶马互市”中，茶叶与马匹的具体交易价格，“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永乐初，怀柔远夷，递增其数，由是市马者多，而茶禁少弛。碉门茶马司用茶83500斤，止易马70匹。”再有“隆庆五年（1571年）的九月，在山西水泉营的官市交易马2941匹，价值26400两白银。私市的马、骡、牛、羊4000头，抚赏费1500两白银，市场的繁荣无用朝廷担忧。”这段文字由永乐皇帝的史官亲笔记录在《穆宗实录》的第61卷当中。迅速发展的“茶马互市”使得明朝廷获得巨额利润。在随后的商贸岁月里，朝廷为适应来自朔北俄蒙等地大批马匹的交易，从隆庆五年（1571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朝廷仅在长城沿线先后开设马市就多达13处。
再看中国南方等地方的茶叶生产和积贮情况又是如何。明《太祖实录》就“茶马互市”中四川一地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的茶叶种植规模，就让人们惊叹。“四川产巴茶凡477处，茶2386943株，茶户315。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征茶二两。无户茶园，令人薅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岁计得茶19200斤。令有司收，等候西番易马。”明《世宗实录》则记述了中国西宁在嘉靖十一年四月（1532年）亟待“茶马互市”后，“以备征战”的真实情况：“西宁洮河三茶马司，积茶至291515蓖，散块私茶10余万斤，徽阶二州、西安等卫积贮尤多。宜令兵备边备等官，不拘年例之数，设法多易马匹，以备征战。”
这些出自皇家的档案实录资料，仅仅只是明代个别年份有关“茶马互市”贸易的两三个小小节点，若要列举出三百年的贸易数量，那将是一个何等的财富宝库、何等的一串串天文数字。
我们暂时把商业贸易的视角转回山西，把历史的笔墨蘸在晋商的历史年轮，此时一下就看出了在“茶马古道”上山西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位置。在山西晋南的河东解州盐池有着丰厚的潞盐，晋东南潞安府、泽州两地大量产出的潞铁、潞绸、潞麻等等物产，这些个物产丰富的资源都可以就地取材;储藏的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再加上晋商的不辞辛苦，所以一直以来，朔北“茶马古道”上的长途贩运贸易多由晋商他们长期控制。
马克思的恰克图《资本论》
恰克图，是个什么地方？中俄在此處的贸易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致在中俄“茶叶之路”上恰克图的名声如此之宏大？
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叶的地方”，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城市。在俄蒙边境，西距纳乌什基车站35公里，人口1.53万，原属中国。1727年建为要塞，第二年的6月，中俄在此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并划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城归俄，即恰克图。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曾经是俄国同中国一处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恰克图原属中俄边界交界城市，后成为蒙古与俄罗斯的交界城市。十八世纪由此出现的“恰克图互市”，一直让茶叶之路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甚至在二十世纪初，这个茶叶贸易小镇还悄然为中俄贸易往来提供通道。恰克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承载并延伸了近三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上的商贸史。
中俄于雍正五年 （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旨在规定中俄在蒙古北部边界及政治经济宗教等诸方面相互关系的条约。应清政府划分国界的建议，俄国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初八至次年闰三月十四日，在北京同清政府代表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三人会谈，两国代表在恰克图草签有关两国政治经济宗教诸方面相互关系的《恰克图条约》。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得到了领土、贸易、宗教等项利益，但对其侵略野心起到某种遏制作用，中俄中段边界遂得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安宁。 1857年，马克思首先回答了在恰克图中俄国际间的茶马贸易由小到大的渊源。在他的一篇《俄国的对华贸易》文章中，马克思就中俄之间引人注目的世界性茶叶商品贸易活动作了一番描述，追溯了中俄跨国贸易商人的历史。
“在恰克图，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棉织品和毛纺织品。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万箱，买卖货物总价值竟达1500万美元之巨额，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18世纪上半叶，俄国开始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北和漠北地区，清政府给予严厉打击。同时，为惩罚俄国的侵略行为，清政府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杜绝俄商来北京贸易，中俄贸易中断。
由于俄国已从双方多年的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为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俄政府于雍正三年（1725年）派代表团来华谈判，希望能与中国继续通商并扩大两国间的贸易。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雍正五年（1727年）同俄国签署了《布连斯奇条约》，在此基础上，雍正六年（1728年）两国又在恰克图正式签署了《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划定了双方在蒙古地区的边界，明确了双方的贸易规定。
1694年2月19日，伊台斯商队满载着中国茶叶的驼队离开北京，并于1695年2月1日返回莫斯科。于是，在中俄两国的版图上，出现了一条始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两个起点，途经湖北汉口、北上太行山之脊的潞安府、北京、归化（今呼和浩特）、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恰克图至俄罗斯伊尔库兹克、奥伦堡、莫斯科，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的万里商路。
时间到了清朝后期，每年蒙俄需要中国的茶叶40多万箱，每箱在60斤左右，共计在2000多万斤。清雍正朝，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每年在六七万卢布;乾隆朝时，交易额在四五百万卢布;道光朝时，每年约在1000万卢布，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也正是马克思笔下《俄国的对华贸易》著作里，抒写出的中俄的贸易额高达1500万美元。
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人
写潞商的历史，中俄边界的重镇恰克图“买卖城”的商人历史是一定要抒写的。这是古老的“茶马古道”和后来的“茶叶之路”浩浩荡荡的商队上太行、经上党、过潞安，驼铃声声唱响的高歌;这是一辈辈商人走商道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是潞商融入这支商队赚取白花花银两的发展史，也是“茶叶之路”上潞商将自家的铁货、绸缎贩运到恰克图的辉煌业绩所决定要写的一篇文章。
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的恰克图，山西商人在其中的贡献有多大？潞州的商人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做着怎样的贸易生意？
大清朝一位名叫松筠著述的《绥服纪略》这样写道：“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俞往易换各色皮张毯片等物，初立时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松筠说：“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好大的气派，好大的口气，这不就是在告诉人们恰克图里都是山西人吗？今天，这话听起来视乎有些绝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恰克图的买卖人是山西籍的一定不在少数。
山西商人具体有多少？ 我们在一位陈篆先生写的《蒙事随笔》中找到了答案，这部书里描述了清朝初年商人从蒙古到库伦、到恰克图、到俄罗斯这条古老的“茶叶之路”之上山西商人的情况。书中写道：“库伦西帮（山西）商号，始于康熙年间。西库东营两区，统计山西商人1634人。西帮商人，专为大宗批发营业者，其行栈多糜集于东营子与买卖城（恰克图）。”库伦距内地张家口1100公里，位居中俄商道之上，是外蒙货物运转和分散地，为外蒙第一大商埠。
早年的一部《内蒙地志》就山西商人在“茶马古道”又一落脚点库伦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康熙年间，有山西商人来库伦经商，共有十二家。当时的商会组织即为十二家各举一商董，称为十二甲首。”山西商人在俄蒙的商业贸易做的是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俄国人巴杜耶甫在他的《外蒙西部游历记》著作中对山西商人的经商业绩同样耳闻目睹，同样在他的写作生涯中产生过“俄国商人”与“山西商人”的强烈碰撞。一页页的写下的文字里，这位碧眼金发的俄国作家在他的《外蒙西部游历记》首页发出了如此的感叹之声：“山西商人执乌里雅苏台商场之牛耳。”
恰克图，中俄边境重镇。1727年9月1日，沙俄和清政府在此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之北面的恰克图划归俄国。清朝于河之南面建新市镇阿勒坦布拉格，作为中俄贸易地，汉名“买卖城”。
近人陈春堂的《晋商对俄贸易》就山西商人在中俄贸易中的贡献，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叙述，我们不妨一睹其文字里的中俄贸易所呈现出的商业繁华和山西商人的經营足迹。“雍正初年，恰克图的对俄罗斯贸易每年约100万卢布，乾隆中期达到200万卢布，嘉庆年增加到600万卢布。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中国商品茶叶12万箱，每箱100磅，价值1240万卢布。其他如晋省曲沃烟丝、晋城缝衣针、大铜铜器、太原陈醋、以及鞋帽、衣服、瓷器、马鞍、火镰、剪刀等等，大量运输到俄罗斯。这一年，经山西商人之手从恰克图输入中国皮毛123万张，毛呢11000匹，天鹅绒117万俄尺，亚麻布57万俄尺，羽纱2600俄尺。恰克图一处的输出输入商品占到中国对外商品输出和输入总额的16%和19%。”由此可看出，常年的中俄恰克图“买卖城”商业贸易中，山西商人的贸易经营手段和商业买卖之魅力。
潞商“长裕川”老茶庄
在“茶马古道”上，很久以来，有这么三位潞商兄弟，渠敬信、渠守信、渠忠信。在一部《山西票号资料》收录的《渠家墓志铭》里，我们得知三兄弟他们出身山西潞州长子县的渠家寨，成长于明朝洪武初年。三位兄弟成人后，靠贩卖潞州当地的潞麻、水果到晋中祁县走村窜户，换取布匹、红枣，做些往返倒卖的小本生意。长年累月，一来二往，日积月累，三人做下的买卖不仅略有积蓄，而且与祁县当地商民百姓逐渐惯熟，有一年，渠家三兄弟就离开家乡潞州，阖家迁居祁县，世代繁衍，但渠家传承做生意的家训始终未曾改变。 当时，山西商人从武夷山、湖北等地向朔北恰克图甚至俄罗斯腹地每年贩输10万多石的茶叶和其他商品。茶叶要经水陆辗转，商队贯穿数省，翻山踏漠，奔波万里才能运输到恰克图。长年累月如此贩运茶叶，旷日费时，资金周转迟缓。此等情况下，睿智的渠源朝和渠源祯调整了自己贩茶思路，专营组织货源批发茶叶的生意。他们把自家“长裕川”百余名店员进行分解，总店20人，其余七、八人不等分为十组，分别赴绥远、天津、张家口、潞安、汉口、扬州、南昌、长沙、武夷山、成都等十二个地市设立分号，让“长裕川”分号遍部“茶马古道”沿线。
每逢春季，“长裕川”茶庄都要派出六、七名业务干练的店员，翻太行、过河南、到武汉、进到武夷山等地买办茶叶，收买茶叶后，雇佣当地茶农就地加工。日晒、笼蒸、挤压、包装几道工序制成的各类型号的砖茶此时便由驼队商人运到张家口、绥远批发给晋商的各个字号，再由他们转销到蒙古、新疆、恰克图、俄罗斯以致更远的彼得堡。
“茶马古道”的开辟，为潞商及渠源朝、渠源祯等的商人也开辟了致富的源泉。清末，在长裕川老茶庄的财股和身股各半的二十股生意中，渠家除其财股之外，还有三份的身股。每逢年底，长裕川老茶庄结账分红利时，渠家的每股可分得七、八千两白银。在抗战爆发后，日军入侵祁县，在长裕川老茶庄的大院里，日军开挖防空地道时，就掘出渠家藏在地下的白银40万两。一车车白花花银两的碰撞声，轰动整个祁县县城。由此一例，足见潞商渠家辈辈财富积累的殷实和富有，足见“茶马古道”也不止只富裕了潞商渠家一处老茶庄。其实，岂止渠家“长裕川”一家老茶庄，茫茫“茶马古道”之上，一位位从冬到夏、从早到晚奔波的商人们，凡与茶叶贸易有关联的商号、驼队，他们字号或大或小，他们的人员或多或寡，他们的年龄或叟或少。总之，他们靠茶叶生存、靠茶叶发展，靠茶叶富有，个个称得上潞商中的佼佼者，个个是商业经营的“大把式”。
“潞锅”在西伯利亚的温度
茶马古道，最早先是从四川、湖南、湖北为起点“南茶北销”，时间到了明末清初，茶商们又从福建武夷山为起点，一路北上到达恰克图，再到莫斯科、彼得堡。
《大清会典》规定：“铁器不许出口，原指军器及可以置造军器之铁而言。若种地农具及平常日用器皿，给票验放。”这说明铁器的买卖交易是有具体规定的。什么样的铁货可以买卖、什么样的铁货不可贸易，《清朝文献通考》中针对乾隆元年的铁器的出口买卖规定更为明确。“内地人民迁居在外，炊羮必用铁锅，耕种必用铁器，建房盖屋及一切日用什物，非有铁不可者。仰恳圣恩，将晋省（山西）沿边杀虎口一带关隘，嗣后除鸟枪腰刀等项及铁块可造军器者仍严禁外，余民间一切需铁之日用什器，听民携带出口，但不许在该地方私行改造军器。”
在这样的铁器贸易境况下，太行山里出来的潞州铁货贸易商人，就将他们的铁锅买卖做到了极致。以致在东三省、察哈尔、恰克图的买卖城里，潞商的铁锅生意红红火火，做出了名堂，做出了声誉。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铁锅由驼队从潞安府驼出，经过20多天的行程，一垛垛贩运到了察哈尔、恰克图、莫斯科、彼得堡。
相关铁货出口《清文献通考》有文字记载：“乾隆元年，准山西口外听民携带日用铁器。边口与外夷相接，铁货潜出边境及海洋卖货者，例禁甚严。晋省沿边关口，东系出至察哈尔，西系出至土默特。”
其实，潞安府的铁货早在明朝的隆庆六年（1572年）就通过张家口的“茶马互市”销往漠北的蒙古族的居住区，最远销往俄罗斯。万历元年（1573年）在中国东三省就有了“潞锅三垛的孙和尚”、“潞锅一垛的郭世明”、“潞锅一大车的于守仁”的潞字系列铁锅品牌的风靡亚欧市场。一部《山西票号研究》书中，对“潞锅”的美誉发出了“特别是山西生产的潞锅，尤其受到蒙古牧民的青睐”的赞誉之声。
潞铁的名气之大，还在于上党这地方盛产的铁货不仅仅只有民用之铁器，更为重要的是上党地区也是朝廷的武器、兵器制造地。早在春秋时期，统治者就在这里设置了“上党武库”一处专门制造武器的机构。汉唐时期，朝廷在这里派驻有“铁官”;元明时期朝廷在此设立“润国冶”、“益国冶”专门为政府铸造货币和铁器;明朝洪武初年，朝廷在全国置铁冶所13处，上党的潞安府、泽州各有一所。例如，明景泰元年（1450年）潞州一批就为朝廷铸制阻敌入侵的铁蒺藜100万只，天顺五年（1461年），陕西总兵一次就让阳城运铁10万斤。明朝中期，潞州、泽州两地供应军需用铁每年都在五六十万斤。
如果說晋商南下长江两岸的茶区，找到了供给俄商的茶叶货源是一种机遇。那么，蒙古草原上的千万驼商，还有从俄罗斯来的伊斯台商队，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科学地将“茶马古道”这段数百年的历史慢慢展开来研究，在地图上看看“茶马古道”之上的一个个商人承载的商品贸易历史，和商人们一步步走下的星星点点闪光足迹告诉我们，是中俄蒙睿智的商人共同开辟了“南茶北销”的“茶叶之路”则是历史的必然。如今，恰克图商贸重镇的名字，已成了美好的记忆，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不会，也不应该忘却那段一写就是五百年的商贸历史的辉煌。
莫斯科、彼得堡、恰克图、张家口、潞安府、汉口、武夷山等等这些个一一写出的古老名字，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国际风云变幻，是“茶马古道”之上的岁月之歌，将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谱写出了一行行美丽的音符，曾经无数次地为中国南方产茶区完成了“南茶北销”的历史使命。茶叶商人们的这一高歌一唱就是五百年。
如今，这些“商埠”却也成了万里茶路沿线的一颗颗城市明珠，放射出“茶马古道”复兴和中蒙俄三国边贸繁荣的新世纪之光。放射出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的国际贸易跨世纪的商业色彩。
（作者单位：长治银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