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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1995～2011年云南省内不同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各方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各要素对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建立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对各要素进行实证检验，对比分析单纯考虑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引入要素禀赋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及控制变量等因素，研究这些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我们认为，要素禀赋差异对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的影响，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外贸易对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它与不同的要素禀赋结合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联合效应是显著的，且不同效应之间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改善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要素禀赋；对外贸易；收入分配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1-0068-05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不再采用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收入分配方式。经济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使得人们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对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对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面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理论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二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主要涉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收敛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分析。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多数局限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少有涉及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
考虑到对外贸易不仅会对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某一地区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处于特殊的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区域内部存在着广泛的区域差异与要素禀赋条件不一致，一方面区域内部参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带来的要素收益变化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难以扩散，因而使得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复杂的表现形式。本文将从把云南地区的要素禀赋和对外开放程度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着手，综合考虑二者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机制。以期为缓和地区内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全新的尝试：（1）区别于以往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专注于生产要素异质性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差别影响，为了体现要素参与对外贸易的差异，构建了要素禀赋指标，从而提高了模型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使用云南省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能够捕捉收入分配、要素禀赋与对外开放度的区域特征，全面反映云南省内部经济差异；（3）针对我省的实际情况和前人的研究，对控制变量进行了谨慎遴选。
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第三部分实证分析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及启示。
一、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JP+1]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包括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消费支出水平等绝对指标，通常是在这些绝对指标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统计计量方法可以获得描述不平等程度的相对指标，如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或基尼系数等。近年来，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较多，但一些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选取的指标差异和计量方法的不同，另外也与研究时期不同以及价格指数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有关二、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
分配差距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1995—2011年云南省内不同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各方面的面板数据来研究各要素对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的差异。INEQ的值直接来源于本文第二部分的计算，而剩余变量的值则是根据历年《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云南省年度统计公报、国研网公布的相关数据等由相应公式计算得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2）中，交叉项与其组成项共同引入方程之后，需要避免回归方程中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方法是如果交叉项与其组成项高度相关则需要对交叉项中的某一项作虚拟变量处理。
（三）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JP2]对于模型（1）和（2）的面板数据的拟合，本文首先采用F检验决定采用混合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F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原假设。然后进一步用Hauseman检验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Hauseman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因此，本文将两个模型都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不仅降低了相关系数的标准差，而且提高了整个模型的拟合度：模型（1）的拟合度为90%，模型（2）的拟合度为88%模型结果显示，若单纯考虑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则耕地面积、劳动力和资本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呈弱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进一步考虑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之间的交互效应及控制变量因素的影响后，耕地面积同对外贸易的联合效应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但人力资本、劳动力和资本同对外贸易的联合效应则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这与之前的预测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知：
第一，不同的要素禀赋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耕地面积在云南省内倾向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这与部分学者对国家整体的回归结果相比存在差异。[3]这种反差可能是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云南的发展“快在工业，慢也在工业”，政府倾向于工业强省战略，过去采取从农业提取产值剩余和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本积累或促进城市其他产业的发展，相应地拉开了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这样的政策客观上造成了贫困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的现状。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土地又是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因此耕地相对丰裕的地区农民收入状况也相对较好。在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的现实下，让低收入农民的人均耕地保有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是缓解收入差距问题的积极选择。模型（1）表明这一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劳动力要素对于收入不平等有抑制作用，这也证明了低级劳动仍然是我省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相对于其他要素，劳动要素的可累积性存在明显上限，且个体之间的上限差异相对较小，因而也就具有相对平均的所有权结构。另外，就业人口作为劳动力衡量指标对回归结果也有一定影响，在当前条件下，增加就业人口对于缩减收入不平等状况也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人力资本加剧了我省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大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因此该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客观上拉大了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由于当前我省人力资本规模相较于发达省市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该项系数显著性偏弱。
资本要素在模型（1）中对缓解收入不平等有着积极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基尼系数缩小27%，但当加入了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和控制变量后，资本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正。由于资本在产权结构上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因此要素特征是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的，但投资能拉动经济增长，客观上又能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扩大了我省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模型（1）和（2），我省的对外贸易每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差距将扩大15个百分点，即使控制了发展水平因素，该系数仍然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这一实证结果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推论相矛盾，而更接近于特定要素模型的分析结论。由于我省地区分割特征的存在，使得要素在地区、城乡之间的流动是不充分的，或者说劳动力从收缩部门到扩张部门的流动是有局限的，因此造成了贸易利益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配也是不均匀的，客观上拉大了省内的收入分配差距。
第三，我省经济发展水平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目前我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收入差距还带有很深的经济转型特征，应审慎接受库兹涅茨假说，按库兹涅茨的理论，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发展所必须要支付的成本，而我省当前过高的收入差距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就为再分配调整政策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回归结果表明，我省人均GDP每增加1%，基尼系数将会扩大14%，对比模型（1）和（2），该系数是稳定的。
第四，在模型（2）中引入了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的交叉项及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城镇失业率、改革等控制变量之后，部分要素禀赋项则不再具有显著性。
即使控制了要素禀赋项，对外贸易仍然显著影响着云南省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对外贸易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了当前再分配调节政策效果的欠缺，政府并没有实施强有力的分配政策来调整收入不平等状况。
第五，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之间的交互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显著的。首先，耕地面积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能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我省的收入分配差距带有深厚的城乡区域特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因此由于土地价格上升所带来的级差地租对城乡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即使在引入对外贸易因素之后，与耕地相关的收益仍然是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来源，因此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改变农民在征地谈判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对于缓解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人力资本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但可以认为目前人力资本拥有者的高收入对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的影响极为有限，因此当前调控收入分配的政策指向并不能过分限制高级知识要素拥有者的收入水平，否则既不能有效遏制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巨大损害；再次，劳动力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也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对外开放以来我省的出口创汇产品主要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的收益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劳动者的收入，客观上造成劳动者工资连续零增长或负增长。当然总体上看，二元经济特征使得劳动力供给呈现无限弹性的特点，[4]但长远来说，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对于缓解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资本同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与收入不平等呈弱的正相关关系。这仍可以用投资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来解释。且这一实证结果也与贸易的政治经济分析结论相一致，Kruger（1974）认为，随着经济的开放度加强，来自资本所有权的“租效应”会显著减少，从而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收入。[5]
第六，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与收入不平等均呈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收入分配弹性0.0231。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我省的收入分配差距，这可以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拉大了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解释。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地区分布不均也会对不同劳动者群体的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客观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
城镇失业率对收入不平等有较大的影响，失业对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较为突出，因此失业率越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总体差距将拉大，收入不平等也将加剧。
改革这一控制变量在4个控制变量中具有最大的收入分配弹性，这说明该指标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明显。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要素禀赋差异对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的影响，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耕地、资本对收入不平等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劳动力等因素则倾向于扩大收入差距，且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不显著，而劳动力因素是导致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2）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它与不同的要素禀赋结合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联合效应是显著的，且不同效应之间存在差异；（3）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缓解云南省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具有积极作用，对外贸易对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是相近的，但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4）FDI、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失业率和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收入不平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启示
本文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减轻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确保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为保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能的。前面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只有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够减轻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条可行之路。[6]借鉴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发展经验，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契机，与东中部形成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其次，完善劳动力市场，以全面的信息服务消除失业与职位空缺共存现象。发展教育，特别是注重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发展初中等教育，提供转业或再就业培训。完善要素市场，推动行业、职业、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各行业中收入水平之所以差异较大，主要原因就是各种要素流动性差，特别是城市里的劳动力由于制度、技术、观念上的影响，行业、职业间的流动性很差。[7]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增加就业，在正常收入的范围内适当缩小差距。
最后，在政策层面上有效扩大云南省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于我省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调整具有双重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昌兵.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其非参数计量经济模型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01）：133-142.
[2]Bensidoun， I1， S1Jean and A1Sztulman （2005），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Re-considering the Evidence[R]， CEPII Working Paper No12005～171.
[3]Bourguignon， F1Morrisson， C1（1990），Income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Trad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134 （6）， 1113～11331.
[4]Gourdon， J1， Maystre， N1and de Melo， J1（2006），Opennes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ndowments Matter[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3981， World Bank.
[5]Spilimbergo， A1， Londono， J1L1and Sz？kely， M1（1999），Income Distribution， Factor Endowments， and Trade Opennes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59， 77～1011.
[6]王亚芬，肖晓飞，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6）.
[7]刘力.对外贸易、收入分配与区域差距——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贸易成因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4）.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factor endowments and foreign trade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Yunn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province′s panel data of 1995～2011. A panel data econometric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examine each element. First， it mak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actor endowments and foreign trade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Then，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control variables between the factor endowments and the foreign trade are introduced and checked. It is found that factor endowments differenc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come gap of Yunnan Province， and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he foreign trade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come gap， and the effects produced are significant especially when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factor endowments. And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effects. At las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Keywords：factor endowments； foreign trad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责任编辑：黎玫〕
关键词：要素禀赋；对外贸易；收入分配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1-0068-05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不再采用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收入分配方式。经济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使得人们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对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对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面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理论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二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主要涉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收敛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分析。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多数局限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少有涉及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
考虑到对外贸易不仅会对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某一地区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处于特殊的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区域内部存在着广泛的区域差异与要素禀赋条件不一致，一方面区域内部参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带来的要素收益变化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难以扩散，因而使得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复杂的表现形式。本文将从把云南地区的要素禀赋和对外开放程度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着手，综合考虑二者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机制。以期为缓和地区内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全新的尝试：（1）区别于以往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专注于生产要素异质性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差别影响，为了体现要素参与对外贸易的差异，构建了要素禀赋指标，从而提高了模型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使用云南省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能够捕捉收入分配、要素禀赋与对外开放度的区域特征，全面反映云南省内部经济差异；（3）针对我省的实际情况和前人的研究，对控制变量进行了谨慎遴选。
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第三部分实证分析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及启示。
一、云南省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JP+1]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包括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消费支出水平等绝对指标，通常是在这些绝对指标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统计计量方法可以获得描述不平等程度的相对指标，如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或基尼系数等。近年来，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较多，但一些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选取的指标差异和计量方法的不同，另外也与研究时期不同以及价格指数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有关二、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对收入
分配差距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1995—2011年云南省内不同要素禀赋、贸易开放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各方面的面板数据来研究各要素对我省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的差异。INEQ的值直接来源于本文第二部分的计算，而剩余变量的值则是根据历年《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云南省年度统计公报、国研网公布的相关数据等由相应公式计算得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2）中，交叉项与其组成项共同引入方程之后，需要避免回归方程中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方法是如果交叉项与其组成项高度相关则需要对交叉项中的某一项作虚拟变量处理。
（三）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JP2]对于模型（1）和（2）的面板数据的拟合，本文首先采用F检验决定采用混合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F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原假设。然后进一步用Hauseman检验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Hauseman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因此，本文将两个模型都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不仅降低了相关系数的标准差，而且提高了整个模型的拟合度：模型（1）的拟合度为90%，模型（2）的拟合度为88%模型结果显示，若单纯考虑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则耕地面积、劳动力和资本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呈弱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进一步考虑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之间的交互效应及控制变量因素的影响后，耕地面积同对外贸易的联合效应与收入不平等负相关，但人力资本、劳动力和资本同对外贸易的联合效应则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这与之前的预测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知：
第一，不同的要素禀赋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耕地面积在云南省内倾向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这与部分学者对国家整体的回归结果相比存在差异。[3]这种反差可能是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云南的发展“快在工业，慢也在工业”，政府倾向于工业强省战略，过去采取从农业提取产值剩余和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本积累或促进城市其他产业的发展，相应地拉开了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这样的政策客观上造成了贫困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的现状。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土地又是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因此耕地相对丰裕的地区农民收入状况也相对较好。在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的现实下，让低收入农民的人均耕地保有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是缓解收入差距问题的积极选择。模型（1）表明这一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劳动力要素对于收入不平等有抑制作用，这也证明了低级劳动仍然是我省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相对于其他要素，劳动要素的可累积性存在明显上限，且个体之间的上限差异相对较小，因而也就具有相对平均的所有权结构。另外，就业人口作为劳动力衡量指标对回归结果也有一定影响，在当前条件下，增加就业人口对于缩减收入不平等状况也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人力资本加剧了我省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状况。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大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因此该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客观上拉大了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由于当前我省人力资本规模相较于发达省市而言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该项系数显著性偏弱。
资本要素在模型（1）中对缓解收入不平等有着积极的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基尼系数缩小27%，但当加入了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和控制变量后，资本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正。由于资本在产权结构上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因此要素特征是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的，但投资能拉动经济增长，客观上又能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扩大了我省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模型（1）和（2），我省的对外贸易每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分配差距将扩大15个百分点，即使控制了发展水平因素，该系数仍然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这一实证结果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推论相矛盾，而更接近于特定要素模型的分析结论。由于我省地区分割特征的存在，使得要素在地区、城乡之间的流动是不充分的，或者说劳动力从收缩部门到扩张部门的流动是有局限的，因此造成了贸易利益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分配也是不均匀的，客观上拉大了省内的收入分配差距。
第三，我省经济发展水平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目前我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收入差距还带有很深的经济转型特征，应审慎接受库兹涅茨假说，按库兹涅茨的理论，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发展所必须要支付的成本，而我省当前过高的收入差距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就为再分配调整政策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回归结果表明，我省人均GDP每增加1%，基尼系数将会扩大14%，对比模型（1）和（2），该系数是稳定的。
第四，在模型（2）中引入了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的交叉项及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城镇失业率、改革等控制变量之后，部分要素禀赋项则不再具有显著性。
即使控制了要素禀赋项，对外贸易仍然显著影响着云南省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对外贸易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了当前再分配调节政策效果的欠缺，政府并没有实施强有力的分配政策来调整收入不平等状况。
第五，要素禀赋和对外贸易之间的交互效应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显著的。首先，耕地面积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能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我省的收入分配差距带有深厚的城乡区域特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因此由于土地价格上升所带来的级差地租对城乡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即使在引入对外贸易因素之后，与耕地相关的收益仍然是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来源，因此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改变农民在征地谈判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对于缓解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人力资本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但可以认为目前人力资本拥有者的高收入对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的影响极为有限，因此当前调控收入分配的政策指向并不能过分限制高级知识要素拥有者的收入水平，否则既不能有效遏制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巨大损害；再次，劳动力与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也是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之一。对外开放以来我省的出口创汇产品主要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的收益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劳动者的收入，客观上造成劳动者工资连续零增长或负增长。当然总体上看，二元经济特征使得劳动力供给呈现无限弹性的特点，[4]但长远来说，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对于缓解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资本同对外贸易的交互效应与收入不平等呈弱的正相关关系。这仍可以用投资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来解释。且这一实证结果也与贸易的政治经济分析结论相一致，Kruger（1974）认为，随着经济的开放度加强，来自资本所有权的“租效应”会显著减少，从而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收入。[5]
第六，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与收入不平等均呈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收入分配弹性0.0231。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我省的收入分配差距，这可以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拉大了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来解释。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地区分布不均也会对不同劳动者群体的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客观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
城镇失业率对收入不平等有较大的影响，失业对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较为突出，因此失业率越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总体差距将拉大，收入不平等也将加剧。
改革这一控制变量在4个控制变量中具有最大的收入分配弹性，这说明该指标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明显。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要素禀赋差异对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的影响，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耕地、资本对收入不平等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劳动力等因素则倾向于扩大收入差距，且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不显著，而劳动力因素是导致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2）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它与不同的要素禀赋结合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联合效应是显著的，且不同效应之间存在差异；（3）对外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缓解云南省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具有积极作用，对外贸易对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是相近的，但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4）FDI、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失业率和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收入不平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启示
本文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减轻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确保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为保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能的。前面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正相关，只有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够减轻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条可行之路。[6]借鉴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发展经验，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契机，与东中部形成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其次，完善劳动力市场，以全面的信息服务消除失业与职位空缺共存现象。发展教育，特别是注重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发展初中等教育，提供转业或再就业培训。完善要素市场，推动行业、职业、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各行业中收入水平之所以差异较大，主要原因就是各种要素流动性差，特别是城市里的劳动力由于制度、技术、观念上的影响，行业、职业间的流动性很差。[7]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增加就业，在正常收入的范围内适当缩小差距。
最后，在政策层面上有效扩大云南省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于我省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调整具有双重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昌兵.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计算及其非参数计量经济模型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01）：133-142.
[2]Bensidoun， I1， S1Jean and A1Sztulman （2005），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Re-considering the Evidence[R]， CEPII Working Paper No12005～171.
[3]Bourguignon， F1Morrisson， C1（1990），Income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Trad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134 （6）， 1113～11331.
[4]Gourdon， J1， Maystre， N1and de Melo， J1（2006），Opennes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ndowments Matter[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3981， World Bank.
[5]Spilimbergo， A1， Londono， J1L1and Sz？kely， M1（1999），Income Distribution， Factor Endowments， and Trade Opennes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59， 77～1011.
[6]王亚芬，肖晓飞，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6）.
[7]刘力.对外贸易、收入分配与区域差距——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贸易成因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4）.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factor endowments and foreign trade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Yunn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province′s panel data of 1995～2011. A panel data econometric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examine each element. First， it mak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factor endowments and foreign trade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Then，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control variables between the factor endowments and the foreign trade are introduced and checked. It is found that factor endowments differenc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come gap of Yunnan Province， and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he foreign trade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come gap， and the effects produced are significant especially when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factor endowments. And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effects. At las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Keywords：factor endowments； foreign trad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责任编辑：黎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