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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有其绵延的过程，它伴随着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历史逻辑定然与其历史发展规律、状貌不可拆分。本文从对现代诗概念出发结合历史和当下，并提出现代诗歌的发生也与当时报刊杂志的兴盛有关，来阐述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及其历史逻辑。
关键词：现代；历史；打破体式；情感抒发；现代技法；报刊分流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有其绵延的过程，它伴随着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历史逻辑定然与其历史发展规律不可拆分。欲探寻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有一个概念必须明确。
什么是现代诗歌？
孙玉石在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中对什么是现代诗有着较为整体的观照。他认为：“现代诗”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有多种内涵。一种是与传统的古典的旧体诗相对的，自“五四”前后产生的中国新诗；一种是表现现代人情感的现代诗歌；另一种是指在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各种诗潮影响之下产生的作为一个潮流而存在的中国新诗。[1]
姜涛则解释了作为现代诗歌中的新诗之“新”。他认为讨论新诗的起点，一般要从1917年2月胡适发表的八首白话诗说起。“它们虽未跳脱五七言的旧格式，但引入了平白的口语，已和一般的旧诗有所差异。”[2]而在次年出版的由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写作的白话诗九首则被评价为将旧诗的形式规范基本打破。由此可见，姜涛所谓的新诗概念有具体的时间点隔。他认为的“新”主要是打破旧诗的体式，这与孙玉石对现代诗的概括的第一种含义不谋而合，亦是对其的延伸具象叙述。
无论从诗的“新”亦或“现代”都逃不开以上三种范畴，第一种概念是指体式上的现代，打破体式之“现代（新）”；第二种是情感表达的现代，以现代之言语表达现代诗绪；第三种概念既是写作技法上的现代性。符合其一，便可认证现代。
姜涛在强调诗的“新”的同时也不讳言：新诗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特别是在那个动荡而又思想剧变的年代，我们必然地应从历史、审美和文化的视角来追论现代诗歌的发生及其历史逻辑。
一、现代诗歌体式的重塑与发生
现代诗歌发生的节点倘若由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含义中所言“写现代人的情感”引申，最早或可追溯到晚清的“诗界革命”。而要谈论现代诗歌发生语言、结构层面的历史逻辑，当从文学革命谈起。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3]当时的革命形势，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在古典文学中最举足轻重的诗歌领域，被当时的文学革新者看中并以此作为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的突破口，既是革新者独具慧眼的举措，却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和诗歌的自身特点有关。第一，诗歌是古典文学遗产中的重镇。由古至今已有了一套稳定的模式。选择对它进行革新，具有历史的意义及考量。第二，诗歌自身篇幅短，易创作，易接受的特点，使诗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锋。以此为契机，随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传达，让诗歌”适用于今，适用于俗“的创作实践，出现了突破传统诗歌观念形式的现代诗歌尝试。改变了传统诗歌的不分行，加上了适用于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从形式上给古典诗歌形式以颠覆。
以胡适为首的打破体式的现代诗，突出了诗歌形式的自由，李骞在《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中称不少如是的自由诗为“放脚体”亦或“白话自由体新诗写作”。[4]而在当时，白话作为大众的日常口语已相当成熟，社会日常的多种形式的解放也要求新诗的写作不再戴着古诗体式的镣铐。
二、现代诗情的发生
早在晚清诗界革命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敏感于社会文化的急遽变化，就倡导写诗要书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遗憾未能打破古典诗歌体式。古老束缚的体式已不适合承载现代人情感的抒发。这是新诗发生的第二个原因，关系到现代诗情的发生：由写传统生活转向写现代生活；写传统情感表达转向写现代情感表达；由写过去的哲思改写现代的思想。
这一诗情的发生，包含着现代诗人自觉的努力。这一代的诗人生活在由古而今的转折年代，他们诗情的迸发，与他们血液里深埋的古代人文情怀是分不开的。遥远的士大夫情怀始终根植于现代诗人的为人与赋诗之间，在他们自觉地抒发现代诗情时有所体现。早期写实派诗歌如文学研究会的徐玉诺写现代生活的残酷内容，生存困境，流露出古典的精神气质。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如郭沫若），他们取材于古典神话，抒发的却是现代的情绪，似乎更能体现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诗歌的模样被认作是“主心与主情”[5]的自由之作。而清新典雅的湖畔诗人虽说多有表达现代爱情、解放天性之作，但从他们的诗里都能找到诗经及宋词里描写爱情的影子。
由此可见，现代诗人的写作虽有意隔断与传统古典诗歌的关系，这在体式上已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诗情表达上却无法完全阻隔。现代诗歌巧妙地将古典情怀赋之于现代的诗性生活内容之上，加以思想解放与自由的表达，是以成就了为现代人所共鸣的现代诗情之所在。
三、现代诗歌技法的引进与更新
现代诗歌发生的第三个原因及表现，是文化层面的“引进来”，这直接关系到现代诗歌的写作技法的引进与更新。
现代诗歌的发生并不是少数人的闭门造车，越来越多的外国文艺思潮涌入国内，大量的外来诗歌译介打开了国人诗歌认识的门阀。现代诗歌发生期也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写作思维和技法上。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接受了西方浪漫派诗人惠特尼、雪莱等的影响。可见，他的浪漫主义写作技法和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是不同的。他独特的写作风格的形成与他“泛神论”的思想分不开，这又受海涅和泰戈尔的影响。被鲁迅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善于吸收外国现代诗歌中的有益养分，在创作中融会贯通”[6]。他的十四行诗，即是效仿西方的写作样式。小诗体的发生到自成一派受泰戈尔《飞鸟集》和日本的俳句、短歌影响，为现代诗歌注入了较为清丽的风气。 192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诗人李金发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宣告了中国新诗史上“象征诗派”的诞生。这是欧美现代派写作技法在中国文学中的典型体现。纵观现代诗歌的发生成长，外国文化，外国文艺创作思潮的影响都是其发生的历史逻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梁实秋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7]
四、新诗的规范与分流
新诗的发生与当时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也与无数诗人自觉的写作密不可分。这种自觉还体现在对初期白话诗泛滥的纠正上。在打破体式与抒写当下的强有力号召下，早期白话诗的写作更多在意的是写作本身对传统的反抗，而非诗歌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出散文化和情感的无节制，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又如“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在这种参差与泛滥的诗歌写作语境下，如何规范与引导诗歌的发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一工作上，闻一多与徐志摩等一些新月派诗人从理论到实践上做出了很大努力。提出了“新格律诗”的概念和新诗写作的“三美”，尽管也有人诟病其又将古典的镣铐戴上，但这些理论从形式到情感上对新诗进行规范，进一步完成早期诗歌写作的形式建构，使早期散文诗更多的向纯诗发展过度。
现代诗歌的发生也与当时报刊杂志的兴盛有关，而报刊对文人的集结与分化也造成了现代诗歌的发生（思潮）与分流 （不同社团、派别）。在那个报刊杂志盛行的年代，几乎每个诗歌团体都有其代表的刊物或诗集出版。此后，代际、社团的出现促使现代诗风见长。而政治的合流与存异也在潜移默化中促成中国现代诗歌的流变。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诗歌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是多种内涵、性质的囊括。而其产生的历史逻辑可以说是诗人自觉和古今中外文化影响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包含历史、审美、文化等多层面的原因，通过语例形式、诗情表达、写作技法多方面的转变，促成了新诗的发生。在诗人在诗歌的自觉规范以及社团刊物的分流之下，描绘了发生期的新诗最蓬勃的样貌。
参考文献：
[1]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2]谢冕，姜涛，孙玉石.等著.百年中国新诗史略[M].姜涛：新诗的发生及活力的展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4]李骞.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
[5]曹万生.中国现代诗学流变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
[6]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丛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2.
[7]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J].诗刊，创刊号，1931.
关键词：现代；历史；打破体式；情感抒发；现代技法；报刊分流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有其绵延的过程，它伴随着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历史逻辑定然与其历史发展规律不可拆分。欲探寻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有一个概念必须明确。
什么是现代诗歌？
孙玉石在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中对什么是现代诗有着较为整体的观照。他认为：“现代诗”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有多种内涵。一种是与传统的古典的旧体诗相对的，自“五四”前后产生的中国新诗；一种是表现现代人情感的现代诗歌；另一种是指在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各种诗潮影响之下产生的作为一个潮流而存在的中国新诗。[1]
姜涛则解释了作为现代诗歌中的新诗之“新”。他认为讨论新诗的起点，一般要从1917年2月胡适发表的八首白话诗说起。“它们虽未跳脱五七言的旧格式，但引入了平白的口语，已和一般的旧诗有所差异。”[2]而在次年出版的由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写作的白话诗九首则被评价为将旧诗的形式规范基本打破。由此可见，姜涛所谓的新诗概念有具体的时间点隔。他认为的“新”主要是打破旧诗的体式，这与孙玉石对现代诗的概括的第一种含义不谋而合，亦是对其的延伸具象叙述。
无论从诗的“新”亦或“现代”都逃不开以上三种范畴，第一种概念是指体式上的现代，打破体式之“现代（新）”；第二种是情感表达的现代，以现代之言语表达现代诗绪；第三种概念既是写作技法上的现代性。符合其一，便可认证现代。
姜涛在强调诗的“新”的同时也不讳言：新诗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特别是在那个动荡而又思想剧变的年代，我们必然地应从历史、审美和文化的视角来追论现代诗歌的发生及其历史逻辑。
一、现代诗歌体式的重塑与发生
现代诗歌发生的节点倘若由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含义中所言“写现代人的情感”引申，最早或可追溯到晚清的“诗界革命”。而要谈论现代诗歌发生语言、结构层面的历史逻辑，当从文学革命谈起。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3]当时的革命形势，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在古典文学中最举足轻重的诗歌领域，被当时的文学革新者看中并以此作为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的突破口，既是革新者独具慧眼的举措，却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和诗歌的自身特点有关。第一，诗歌是古典文学遗产中的重镇。由古至今已有了一套稳定的模式。选择对它进行革新，具有历史的意义及考量。第二，诗歌自身篇幅短，易创作，易接受的特点，使诗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锋。以此为契机，随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传达，让诗歌”适用于今，适用于俗“的创作实践，出现了突破传统诗歌观念形式的现代诗歌尝试。改变了传统诗歌的不分行，加上了适用于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从形式上给古典诗歌形式以颠覆。
以胡适为首的打破体式的现代诗，突出了诗歌形式的自由，李骞在《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中称不少如是的自由诗为“放脚体”亦或“白话自由体新诗写作”。[4]而在当时，白话作为大众的日常口语已相当成熟，社会日常的多种形式的解放也要求新诗的写作不再戴着古诗体式的镣铐。
二、现代诗情的发生
早在晚清诗界革命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敏感于社会文化的急遽变化，就倡导写诗要书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遗憾未能打破古典诗歌体式。古老束缚的体式已不适合承载现代人情感的抒发。这是新诗发生的第二个原因，关系到现代诗情的发生：由写传统生活转向写现代生活；写传统情感表达转向写现代情感表达；由写过去的哲思改写现代的思想。
这一诗情的发生，包含着现代诗人自觉的努力。这一代的诗人生活在由古而今的转折年代，他们诗情的迸发，与他们血液里深埋的古代人文情怀是分不开的。遥远的士大夫情怀始终根植于现代诗人的为人与赋诗之间，在他们自觉地抒发现代诗情时有所体现。早期写实派诗歌如文学研究会的徐玉诺写现代生活的残酷内容，生存困境，流露出古典的精神气质。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如郭沫若），他们取材于古典神话，抒发的却是现代的情绪，似乎更能体现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诗歌的模样被认作是“主心与主情”[5]的自由之作。而清新典雅的湖畔诗人虽说多有表达现代爱情、解放天性之作，但从他们的诗里都能找到诗经及宋词里描写爱情的影子。
由此可见，现代诗人的写作虽有意隔断与传统古典诗歌的关系，这在体式上已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诗情表达上却无法完全阻隔。现代诗歌巧妙地将古典情怀赋之于现代的诗性生活内容之上，加以思想解放与自由的表达，是以成就了为现代人所共鸣的现代诗情之所在。
三、现代诗歌技法的引进与更新
现代诗歌发生的第三个原因及表现，是文化层面的“引进来”，这直接关系到现代诗歌的写作技法的引进与更新。
现代诗歌的发生并不是少数人的闭门造车，越来越多的外国文艺思潮涌入国内，大量的外来诗歌译介打开了国人诗歌认识的门阀。现代诗歌发生期也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写作思维和技法上。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接受了西方浪漫派诗人惠特尼、雪莱等的影响。可见，他的浪漫主义写作技法和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是不同的。他独特的写作风格的形成与他“泛神论”的思想分不开，这又受海涅和泰戈尔的影响。被鲁迅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善于吸收外国现代诗歌中的有益养分，在创作中融会贯通”[6]。他的十四行诗，即是效仿西方的写作样式。小诗体的发生到自成一派受泰戈尔《飞鸟集》和日本的俳句、短歌影响，为现代诗歌注入了较为清丽的风气。 192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诗人李金发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宣告了中国新诗史上“象征诗派”的诞生。这是欧美现代派写作技法在中国文学中的典型体现。纵观现代诗歌的发生成长，外国文化，外国文艺创作思潮的影响都是其发生的历史逻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梁实秋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7]
四、新诗的规范与分流
新诗的发生与当时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也与无数诗人自觉的写作密不可分。这种自觉还体现在对初期白话诗泛滥的纠正上。在打破体式与抒写当下的强有力号召下，早期白话诗的写作更多在意的是写作本身对传统的反抗，而非诗歌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出散文化和情感的无节制，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又如“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在这种参差与泛滥的诗歌写作语境下，如何规范与引导诗歌的发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一工作上，闻一多与徐志摩等一些新月派诗人从理论到实践上做出了很大努力。提出了“新格律诗”的概念和新诗写作的“三美”，尽管也有人诟病其又将古典的镣铐戴上，但这些理论从形式到情感上对新诗进行规范，进一步完成早期诗歌写作的形式建构，使早期散文诗更多的向纯诗发展过度。
现代诗歌的发生也与当时报刊杂志的兴盛有关，而报刊对文人的集结与分化也造成了现代诗歌的发生（思潮）与分流 （不同社团、派别）。在那个报刊杂志盛行的年代，几乎每个诗歌团体都有其代表的刊物或诗集出版。此后，代际、社团的出现促使现代诗风见长。而政治的合流与存异也在潜移默化中促成中国现代诗歌的流变。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诗歌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是多种内涵、性质的囊括。而其产生的历史逻辑可以说是诗人自觉和古今中外文化影响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包含历史、审美、文化等多层面的原因，通过语例形式、诗情表达、写作技法多方面的转变，促成了新诗的发生。在诗人在诗歌的自觉规范以及社团刊物的分流之下，描绘了发生期的新诗最蓬勃的样貌。
参考文献：
[1]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2]谢冕，姜涛，孙玉石.等著.百年中国新诗史略[M].姜涛：新诗的发生及活力的展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4]李骞.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
[5]曹万生.中国现代诗学流变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
[6]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丛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2.
[7]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J].诗刊，创刊号，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