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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如果说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世界史上一大奇迹的话，那么深圳的突飞猛进就是这一奇迹的金字塔尖。
1979年，深圳建市时GDP不足2亿元，而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已经高达2.2万亿元，猛增了1.1万倍（常住人口增加近40倍）。同一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了约200倍。就像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速望尘莫及一样，中国其他城市面对深圳，也不免瞠乎其后。
今天的深圳，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第三，在增速方面维持一线城市中的最高水平。在高新技术发展关键指标之一的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利申请上，深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以一城之力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2017年占全国的43%），同时仅次于东京位列全球第二。
深圳既非古来富庶之地，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自然资源，甚至并不是唯一的特区（据《经济学人》统计，如今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已超过4000个），其崛起之快却可谓前无古城，后难有来者。
那么，这座40年前在经济版图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年轻城市，是如何凭空出世，从边陲小镇成长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呢？而这背后，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有趣的故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宝安县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人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与河对岸的香港更是相差甚远。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却有上百倍的悬殊差距，以至于不少宝安人开始“逃港”。偷渡者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被逮捕判刑的危险，纷纷抱着轮胎或泡沫游向對岸。
据统计，1957-1979年间，宝安至少有六七万人逃往香港，而且大部分都是壮劳力。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的状况。1978年时，宝安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港币，而且那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因此，香港对当时的宝安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到从宝安罗芳村逃往香港的人，在香港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罗芳村。
后来，宝安的边境管理严格起来，河两岸的村民不能和家属亲友自由往来，于是便约定日子，在相隔30米的河两岸见面，喊话沟通。这也是当时宝港之间“界河会”的一大奇景。
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中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在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后，广东省委于当年10月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两县建设成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同时吸引港澳游客，打造新型边防城市。
广东省委的新思路，与中央的开放政策不谋而合。
1979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郑重其事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要划出一块地方，但老定不下个名来时，就说：“就叫特区嘛！原来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广东省确定把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市划为出口特区后，开始研究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最终确定在深圳市南部、东西走向327.5平方公里的沿海地段。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时全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新生的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就这样，深圳走上了发展快速路并逐渐提速，成了今天全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
（选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有删节）
【鉴赏】
胸怀“天下事” 我们推崇“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此，我们读书就需读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时代变迁。
惊人的“深圳速度” 深圳国贸大厦，建设中最快时三天盖一层，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成为当时媒体提到深圳时常用的词汇。
为人所不敢为 深圳人总冲在时代最前锋，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次”：1980年，在中外合资企业竹园宾馆和友谊餐厅，第一个试行企业劳动合同制；1980年，第一个改革工资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分配领域；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中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1984年，率先放开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第一个取消各类票证，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票证制度，打响了市场经济第一枪；1987年，第一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1988年，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这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值得深思。
（荐评 / 国正）
1979年，深圳建市时GDP不足2亿元，而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已经高达2.2万亿元，猛增了1.1万倍（常住人口增加近40倍）。同一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了约200倍。就像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速望尘莫及一样，中国其他城市面对深圳，也不免瞠乎其后。
今天的深圳，生产总值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位列全国第三，在增速方面维持一线城市中的最高水平。在高新技术发展关键指标之一的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协定）国际专利申请上，深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以一城之力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2017年占全国的43%），同时仅次于东京位列全球第二。
深圳既非古来富庶之地，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自然资源，甚至并不是唯一的特区（据《经济学人》统计，如今全世界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已超过4000个），其崛起之快却可谓前无古城，后难有来者。
那么，这座40年前在经济版图上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年轻城市，是如何凭空出世，从边陲小镇成长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呢？而这背后，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有趣的故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宝安县经济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人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与河对岸的香港更是相差甚远。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却有上百倍的悬殊差距，以至于不少宝安人开始“逃港”。偷渡者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被逮捕判刑的危险，纷纷抱着轮胎或泡沫游向對岸。
据统计，1957-1979年间，宝安至少有六七万人逃往香港，而且大部分都是壮劳力。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当时的状况。1978年时，宝安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港币，而且那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因此，香港对当时的宝安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到从宝安罗芳村逃往香港的人，在香港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罗芳村。
后来，宝安的边境管理严格起来，河两岸的村民不能和家属亲友自由往来，于是便约定日子，在相隔30米的河两岸见面，喊话沟通。这也是当时宝港之间“界河会”的一大奇景。
1978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前往“逃港”问题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中非常难受，他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为了尽快缩小两地差距，在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后，广东省委于当年10月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两县建设成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同时吸引港澳游客，打造新型边防城市。
广东省委的新思路，与中央的开放政策不谋而合。
1979年4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郑重其事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要划出一块地方，但老定不下个名来时，就说：“就叫特区嘛！原来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广东省确定把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市划为出口特区后，开始研究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最终确定在深圳市南部、东西走向327.5平方公里的沿海地段。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时全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新生的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就这样，深圳走上了发展快速路并逐渐提速，成了今天全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
（选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有删节）
【鉴赏】
胸怀“天下事” 我们推崇“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此，我们读书就需读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时代变迁。
惊人的“深圳速度” 深圳国贸大厦，建设中最快时三天盖一层，创造了我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成为当时媒体提到深圳时常用的词汇。
为人所不敢为 深圳人总冲在时代最前锋，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次”：1980年，在中外合资企业竹园宾馆和友谊餐厅，第一个试行企业劳动合同制；1980年，第一个改革工资制度，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分配领域；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中国大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诞生；1984年，率先放开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第一个取消各类票证，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票证制度，打响了市场经济第一枪；1987年，第一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1988年，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这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值得深思。
（荐评 / 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