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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体裁的大家庭,短篇小说以“短小精练”、快速反映“生活的横截面”等特点为人称道。作家通过这种“文学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个人对于当下生活的理解。然而,文学作为私人化表达方式,作家拥有各自独特的情感体验,对当下生活的理解感知也存在很大差异。五四新文学以来,小说被赋予了一个神圣使命——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小说”传统,一直在20世纪中国文学里继承、延续。上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反映的是巨大“历史化现实”;而80年代末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则意味着现实在文学家笔下,己被真正延伸到了日常生活。平凡如水,甚至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在对宏大叙事的对抗之中,被赋予了人性化光芒,显示了巨大存在合法性。然而,进入新世纪,文学的日常化叙事,却因为过分关注世俗生活,缺乏精神性的有效提升,而陷入了套路化的故事模式之中。当然,也有一些严肃的小说家,不断利用短篇小说形态,挑战日常叙事的审美边界。近些年来,的确出现了一些不错的短篇小说,在反映同时代的日常生活现实上,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表达。
小说家的笔下,现实生活往往冷酷无情,东西的《私了》就是如此。这是部由终点到起点的小说,一家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在父亲的引导下母亲展开了底层人对一夜暴富的最大想象。这看似叙述游戏的背后,却是极为辛酸惨烈的真相,巨款竟是儿子不幸遇难的抚恤金。这番波折不过是为安慰患有严重心脏病母亲的无奈之举。现实的冷酷与残忍,使得置身其中的人们也变得冷漠无情。葛亮的小说《不见》貌似是讲大龄晚婚女青年与中年落魄男教师之问的爱情故事,然而在这凡俗的日常生活表象之外,内里却是暗潮涌动。谁能想到一个谢顶、油腻、软弱的中年男人,竟然会为了复仇,会囚禁未成年少女做性奴,甚至和少女合谋杀害了无辜善良的女主人公。在这个金钱权力大过天的当代社会,每个人都承受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被囚禁少女的父亲,作为市长拥有权力,占有了中年男人的妻子、儿子,显然他是权力的受益者。然而权力并不能使他的爱女免遭囚禁,沦为性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他拥有的权力促成了这一切。软弱而残暴的男钢琴教师,以极端惨烈的方式报复了市长——那个夺妻夺子的仇人,甚至还将曾施以援手的女主人公推入无尽深渊,失去人之为人的本性。他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亦是不幸的。更不必说本性善良的女主人公。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在徐则臣小说《狗叫了一天》里,人的残忍麻木更是难以想象。这是由一条吵闹的狗和两个无聊的人所酿成的惨剧。行健和米萝因狗的吵闹,竟把排骨汤涂在狗的尾巴上,引诱狗咬断自己的尾巴。没有尾巴的狗失去平衡,变得疯狂,冲向了正在驶来的小川一家。结果,车翻了,那个只知用锤子和钉子补天的低智儿童小川永远地逝去了。面对如此惨剧,小川的父母尽管有悲伤,但更多的却是解脱,感叹终于可以再生个健康的孩子。行健、米萝和小川的父母,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恶?尽管他们冷漠、麻木,但作为小人物的他们,在生活的重压面前苦苦挣扎,忍受着无边的焦虑与不安。一切好像又都有了解释,最终走入现代社会人情与人心的悖论。
现实生活无处不在的物欲名利,无时无刻不在引诱着人们,带给人精神的创伤、人格的变态扭曲。王方晨的《麒麟》讲述了城市里三个“农二代”的别样人生:农村姑娘白齐格赶上了好时代,炒房炒股一夜暴富,内心却空虚烦躁,而她与丈夫的相处竟是通过电话和监视。她的丈夫小州考上公务员迈向仕途,摆脱了“小白脸”的尴尬,却禁不住物欲的诱惑,走上腐化的不归路。女陪聊屠孝莉则是靠出卖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谋生,以照顾卧床的婆婆和丈夫。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被欲望所裹挟,在欲海里苦苦挣扎。当人失去本性的纯真,又如何获得人生的幸福与超越?蒋一谈的《林荫大道》则提出这样的疑问:知识与学问能否真正带来精神的富足?博士毕业的夏慧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很难到高校就职,为拿到北京户口,无奈做了中学教师。当她和男友苏明无意接触到富人的生活,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铺张的物质生活,夏慧表现出的是迷失、愤恨、渴望,而男友苏明则更多是软弱和自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高学历的精英知识分子怎样才能诗意地栖居?又如何在物质与精神间找到平衡?铁凝的《飞行酿酒师》则写出了人心的错位与疏离。小说里的人们各怀心思,酿酒师不过是以酒为幌子,实为卖地的骗子;陪客则是怀着捞一笔的心态骗吃骗喝;无名氏则是出于空虚猎奇的心态学习品酒。小说结尾主人公感叹公寓太高,酒窖太低,让他不知深浅,这不只是他一人的感受,更是现代人的共通性,人们好像漂浮于世满是虚空,没有脚踏大地,少了份坚定与踏实。刘建东《声音的集市》则是个“反启蒙”的故事,是盲女孩对知识分子“我”的启蒙。通过“我”和盲女孩仅有的几次相处,从盲女孩的身上“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我”是如何成为了一个夸夸其谈、热衷于讲座的我?盲女孩盲的是眼,而“我”盲的却是心。“被启蒙”的我终于识破原有生活的虚假与病态,看清白己的心,开始了新生。
在物欲与名利之外,现实生活带给人的还有孤独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我们却往往被孤独所笼罩。弋舟小说《出警》讲述的虽是片警日常琐碎的工作,实际上却是关于孤独的故事。一个敢杀人、卖女儿、当钉子户的老流氓,却无法承受老了的孤单。一个老校長竟然报假案,只因为见不得邻居一家其乐融融,而自己却孤身一人,甚至拽着片警聊了一夜。片警小吕夜深难寐时也感叹孤单,孤单寂寞成了现代人的通病。鲁敏的《火烧云》则是关于两个居士的故事。男居士因不想与人相处,选择在孤独里修行。但他平静的生活被另一个要做居士的女人所打破。这是一个多次未婚生子、卖子、反复换男友,近乎于堕落的女人。尽管他们的性格不同,做居士的初衷不同,最终的指向却是相同的。渴望一种解脱,一种摆脱尘世现实的解脱。最终男人从红尘中走来,又回归了红尘。而女人则在修行里结束了生命。而一切的根源则是他们红尘生活的塑造。
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在方便人类、进步社会的同时,是对人更深层次的“塑造”。范小青的《谁在我的镜子里》,讲述地铁上因误拿手机而引发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实际上,主人公拿着陌生人的手机生活了一周,和以往没什么不同。换回后的生活依旧没什么变化。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机械化大生产,今天依旧如此。手机、手提包、房子、甚至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活,一切都是相似的,是类型化的。人也成为类型化的人,缺少独特性个性的一面,正如主人公问“镜子里的人是谁”一样。今天这样科技发达的时代,却造成了人类的“反智”。我们反而被自己的创造所束缚、所塑造,最终失去了我们自己。苏童的《玛多娜生意》是部“反成长小说”。年轻风流的艺术家庞德,变成了时代幻想家、冒险家。他开过公司,办过聋哑人辩论赛,去美国做经纪人,到新西兰摘葡萄,最后他以酒庄经理的身份回归。付秀莹的《春暮》则给我们带来若有若无的希望。乡下姑娘巫红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她从农村到小城再到北京,冲出种种重围。当她拥有看似美满幸福的生活时,却无意中发现了幸福深处的黑暗,她无法视而不见,最终放弃了看似安定幸福的生活。巫红坚强执拗,不论生活怎样,她一定要守住最真实的自己,为此满身伤痛,不惜孤单半生。她有着令人心痛的勇敢,她的故事更是关于女性的悲歌与赞歌! 现实生活尽管有痛苦、有惨烈、有悲伤,然而这些并非生活的全貌,平凡琐碎的生活里亦有温馨和美好。乔叶的《原阳秋》讲的就是几根香菜引发的“官司”。“我”从花盆里“盗取”几根香菜却被主人发现,大妈调侃而又温情的“批评”了我,并送了我一盆白種的香菜。乔叶就在这样日常微末的小事里写出了人情的温暖与美好。迟子建在《最短的冬日》里,讲述了肛肠科医生平凡琐碎的世俗生活,其中也不乏不幸与烦恼:儿子因缺少管教而误入歧途,被送到了强制戒毒所,为此“我”饱受母亲和妻子的指责。平凡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有一日——“最短的冬日”,也就是冬至那天,“我”结识了一位爱艺术的技工小伙子,他的生活普通而艰难,但是关于艺术的梦,他却从未忘记,故事在“我”赞叹小伙子作品“走心”处戛然而止。在现实生活的平凡琐碎和众多不美好里找到一束光、一份希望,这些恰恰是弥足珍贵的。蔡东在《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亦是关于平凡生活绝望与希望的故事。周兰森是大学哲学教授,也是一位失智老人,需要妻子寸步不离照顾。妻子周素格被爱与责任的名义所束缚,没有丝毫的自由和任何独处的可能。忍无可忍的妻子决定实施“海德格尔计划”,精心的策划只为拥有片刻的自由。“海德格尔计划”最终失败,妻子周素格解开丈夫身上的绳子。尽管小说最后依旧是“爱”解决了一切,但期间伴随着复杂的内心缠绕,也因此更加真实动人。日常细微琐碎生活对人产生不易察觉的伤害,以爱与责任为名对人的束缚,已到达近乎绝望的境地。然而正是从绝望里生发出的爱,却更接近于生命的本相,就像周素格亲吻失智丈夫时的心境——“半是沉醉,半是痛楚”。
考察这些不同代际的作家们,尽管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不同,但亦有相同之处:在时代洪流的巨大变迁里,关注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历程,关注他们的爱与恨、苦与痛、辛酸与幸福,于细微平常的生活里见到他们不平凡的一面。当然,也要对近些年来的日常化现实书写,保持足够警惕,特别是日常化对文学精神品质的巨大腐蚀作用。很多日常化叙事用匍匐在地的姿态,取消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艰难思考。如李杨所说:“日常生活神话成了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共同打造的现代镜像,成为世俗化进程中文化想象的历史产物,它不但是权力与资本利益的桥梁,且又引导着大众社会的梦想,它因此也逻辑地成为市场时代和消费社会的主导神话,拥有了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它本来是为了消解传统文学的本质主义规定和意识形态性质,但在消解对象的过程中,它也在日常事物上强行设置了一种本质性的规定,变成了新神话的制造者。”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人》中指出,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又与它保持距离。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我们生活的当下复杂多面,既有平凡、世俗、琐碎,亦有爱、有真、温情与善良。文学作品不单是要表现光明美好,更要关注人的苦难和精神创伤,于黑暗寻到光明,于绝望中见到希望,恰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
小说家的笔下,现实生活往往冷酷无情,东西的《私了》就是如此。这是部由终点到起点的小说,一家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在父亲的引导下母亲展开了底层人对一夜暴富的最大想象。这看似叙述游戏的背后,却是极为辛酸惨烈的真相,巨款竟是儿子不幸遇难的抚恤金。这番波折不过是为安慰患有严重心脏病母亲的无奈之举。现实的冷酷与残忍,使得置身其中的人们也变得冷漠无情。葛亮的小说《不见》貌似是讲大龄晚婚女青年与中年落魄男教师之问的爱情故事,然而在这凡俗的日常生活表象之外,内里却是暗潮涌动。谁能想到一个谢顶、油腻、软弱的中年男人,竟然会为了复仇,会囚禁未成年少女做性奴,甚至和少女合谋杀害了无辜善良的女主人公。在这个金钱权力大过天的当代社会,每个人都承受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被囚禁少女的父亲,作为市长拥有权力,占有了中年男人的妻子、儿子,显然他是权力的受益者。然而权力并不能使他的爱女免遭囚禁,沦为性奴。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他拥有的权力促成了这一切。软弱而残暴的男钢琴教师,以极端惨烈的方式报复了市长——那个夺妻夺子的仇人,甚至还将曾施以援手的女主人公推入无尽深渊,失去人之为人的本性。他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亦是不幸的。更不必说本性善良的女主人公。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在徐则臣小说《狗叫了一天》里,人的残忍麻木更是难以想象。这是由一条吵闹的狗和两个无聊的人所酿成的惨剧。行健和米萝因狗的吵闹,竟把排骨汤涂在狗的尾巴上,引诱狗咬断自己的尾巴。没有尾巴的狗失去平衡,变得疯狂,冲向了正在驶来的小川一家。结果,车翻了,那个只知用锤子和钉子补天的低智儿童小川永远地逝去了。面对如此惨剧,小川的父母尽管有悲伤,但更多的却是解脱,感叹终于可以再生个健康的孩子。行健、米萝和小川的父母,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恶?尽管他们冷漠、麻木,但作为小人物的他们,在生活的重压面前苦苦挣扎,忍受着无边的焦虑与不安。一切好像又都有了解释,最终走入现代社会人情与人心的悖论。
现实生活无处不在的物欲名利,无时无刻不在引诱着人们,带给人精神的创伤、人格的变态扭曲。王方晨的《麒麟》讲述了城市里三个“农二代”的别样人生:农村姑娘白齐格赶上了好时代,炒房炒股一夜暴富,内心却空虚烦躁,而她与丈夫的相处竟是通过电话和监视。她的丈夫小州考上公务员迈向仕途,摆脱了“小白脸”的尴尬,却禁不住物欲的诱惑,走上腐化的不归路。女陪聊屠孝莉则是靠出卖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谋生,以照顾卧床的婆婆和丈夫。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被欲望所裹挟,在欲海里苦苦挣扎。当人失去本性的纯真,又如何获得人生的幸福与超越?蒋一谈的《林荫大道》则提出这样的疑问:知识与学问能否真正带来精神的富足?博士毕业的夏慧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很难到高校就职,为拿到北京户口,无奈做了中学教师。当她和男友苏明无意接触到富人的生活,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铺张的物质生活,夏慧表现出的是迷失、愤恨、渴望,而男友苏明则更多是软弱和自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高学历的精英知识分子怎样才能诗意地栖居?又如何在物质与精神间找到平衡?铁凝的《飞行酿酒师》则写出了人心的错位与疏离。小说里的人们各怀心思,酿酒师不过是以酒为幌子,实为卖地的骗子;陪客则是怀着捞一笔的心态骗吃骗喝;无名氏则是出于空虚猎奇的心态学习品酒。小说结尾主人公感叹公寓太高,酒窖太低,让他不知深浅,这不只是他一人的感受,更是现代人的共通性,人们好像漂浮于世满是虚空,没有脚踏大地,少了份坚定与踏实。刘建东《声音的集市》则是个“反启蒙”的故事,是盲女孩对知识分子“我”的启蒙。通过“我”和盲女孩仅有的几次相处,从盲女孩的身上“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我”是如何成为了一个夸夸其谈、热衷于讲座的我?盲女孩盲的是眼,而“我”盲的却是心。“被启蒙”的我终于识破原有生活的虚假与病态,看清白己的心,开始了新生。
在物欲与名利之外,现实生活带给人的还有孤独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我们却往往被孤独所笼罩。弋舟小说《出警》讲述的虽是片警日常琐碎的工作,实际上却是关于孤独的故事。一个敢杀人、卖女儿、当钉子户的老流氓,却无法承受老了的孤单。一个老校長竟然报假案,只因为见不得邻居一家其乐融融,而自己却孤身一人,甚至拽着片警聊了一夜。片警小吕夜深难寐时也感叹孤单,孤单寂寞成了现代人的通病。鲁敏的《火烧云》则是关于两个居士的故事。男居士因不想与人相处,选择在孤独里修行。但他平静的生活被另一个要做居士的女人所打破。这是一个多次未婚生子、卖子、反复换男友,近乎于堕落的女人。尽管他们的性格不同,做居士的初衷不同,最终的指向却是相同的。渴望一种解脱,一种摆脱尘世现实的解脱。最终男人从红尘中走来,又回归了红尘。而女人则在修行里结束了生命。而一切的根源则是他们红尘生活的塑造。
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在方便人类、进步社会的同时,是对人更深层次的“塑造”。范小青的《谁在我的镜子里》,讲述地铁上因误拿手机而引发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实际上,主人公拿着陌生人的手机生活了一周,和以往没什么不同。换回后的生活依旧没什么变化。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机械化大生产,今天依旧如此。手机、手提包、房子、甚至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活,一切都是相似的,是类型化的。人也成为类型化的人,缺少独特性个性的一面,正如主人公问“镜子里的人是谁”一样。今天这样科技发达的时代,却造成了人类的“反智”。我们反而被自己的创造所束缚、所塑造,最终失去了我们自己。苏童的《玛多娜生意》是部“反成长小说”。年轻风流的艺术家庞德,变成了时代幻想家、冒险家。他开过公司,办过聋哑人辩论赛,去美国做经纪人,到新西兰摘葡萄,最后他以酒庄经理的身份回归。付秀莹的《春暮》则给我们带来若有若无的希望。乡下姑娘巫红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她从农村到小城再到北京,冲出种种重围。当她拥有看似美满幸福的生活时,却无意中发现了幸福深处的黑暗,她无法视而不见,最终放弃了看似安定幸福的生活。巫红坚强执拗,不论生活怎样,她一定要守住最真实的自己,为此满身伤痛,不惜孤单半生。她有着令人心痛的勇敢,她的故事更是关于女性的悲歌与赞歌! 现实生活尽管有痛苦、有惨烈、有悲伤,然而这些并非生活的全貌,平凡琐碎的生活里亦有温馨和美好。乔叶的《原阳秋》讲的就是几根香菜引发的“官司”。“我”从花盆里“盗取”几根香菜却被主人发现,大妈调侃而又温情的“批评”了我,并送了我一盆白種的香菜。乔叶就在这样日常微末的小事里写出了人情的温暖与美好。迟子建在《最短的冬日》里,讲述了肛肠科医生平凡琐碎的世俗生活,其中也不乏不幸与烦恼:儿子因缺少管教而误入歧途,被送到了强制戒毒所,为此“我”饱受母亲和妻子的指责。平凡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有一日——“最短的冬日”,也就是冬至那天,“我”结识了一位爱艺术的技工小伙子,他的生活普通而艰难,但是关于艺术的梦,他却从未忘记,故事在“我”赞叹小伙子作品“走心”处戛然而止。在现实生活的平凡琐碎和众多不美好里找到一束光、一份希望,这些恰恰是弥足珍贵的。蔡东在《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亦是关于平凡生活绝望与希望的故事。周兰森是大学哲学教授,也是一位失智老人,需要妻子寸步不离照顾。妻子周素格被爱与责任的名义所束缚,没有丝毫的自由和任何独处的可能。忍无可忍的妻子决定实施“海德格尔计划”,精心的策划只为拥有片刻的自由。“海德格尔计划”最终失败,妻子周素格解开丈夫身上的绳子。尽管小说最后依旧是“爱”解决了一切,但期间伴随着复杂的内心缠绕,也因此更加真实动人。日常细微琐碎生活对人产生不易察觉的伤害,以爱与责任为名对人的束缚,已到达近乎绝望的境地。然而正是从绝望里生发出的爱,却更接近于生命的本相,就像周素格亲吻失智丈夫时的心境——“半是沉醉,半是痛楚”。
考察这些不同代际的作家们,尽管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不同,但亦有相同之处:在时代洪流的巨大变迁里,关注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历程,关注他们的爱与恨、苦与痛、辛酸与幸福,于细微平常的生活里见到他们不平凡的一面。当然,也要对近些年来的日常化现实书写,保持足够警惕,特别是日常化对文学精神品质的巨大腐蚀作用。很多日常化叙事用匍匐在地的姿态,取消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艰难思考。如李杨所说:“日常生活神话成了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共同打造的现代镜像,成为世俗化进程中文化想象的历史产物,它不但是权力与资本利益的桥梁,且又引导着大众社会的梦想,它因此也逻辑地成为市场时代和消费社会的主导神话,拥有了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它本来是为了消解传统文学的本质主义规定和意识形态性质,但在消解对象的过程中,它也在日常事物上强行设置了一种本质性的规定,变成了新神话的制造者。”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人》中指出,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又与它保持距离。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我们生活的当下复杂多面,既有平凡、世俗、琐碎,亦有爱、有真、温情与善良。文学作品不单是要表现光明美好,更要关注人的苦难和精神创伤,于黑暗寻到光明,于绝望中见到希望,恰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