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政治局势的推动，原有的君臣关系和进谏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君权逐步扩大，为人臣者直言批评君主成为一种危险的选择;另一方面，阶层开始流动，因进言而获用的普通士人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为进谏而磨炼文辞成为一种风气，出现了众多讽劝君主的委婉修辞，“倒反”即是其中一种。据吴礼权《委婉修辞研究》，“倒反”是一种“正意而用反语来表现的修辞手法”，运用于讽谏和讽谏文辞中时，通常表现为将当前的错误扩大化，以反面衬托的方式来凸显君主现有的错误，从而令君主幡然醒悟。
　　有关东周倒反讽谏的记录大多出现于《晏子春秋》和《滑稽列传》中，二者倒反讽谏的风格不尽相同。晏子虽用反语，但语气多是严肃的，旨在突出听谏者所犯问题的严峻性，而伶优的反语多有戏谑、调侃的成分，旨在凸显当前问题的荒谬无稽之处。
　　一、严肃的倒反
　　《晏子春秋·内篇》中录有一则晏子两次使用倒反手法以讽谏齐景公不当惩罚养马人的故事。文本记载：
　　“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是时晏子侍前，左右执刀而进，晏子止而问于公曰：‘尧舜支解人，从何躯始？’公矍然曰：‘从寡人始。’遂不支解。”
　　齐景公因为自己的爱马死了，就要肢解养马之人，晏子连着使用了两次倒反来阻止齐景公这一不合理的举动。第一次是将齐景公肢解的行为上参尧舜，问齐景公当尧舜要肢解人时，一般从身体的哪一部分开始。当然，被尊为上古圣君的尧舜二位是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的，肢解之令的荒谬性顿时被这个问题激发出来，还带出了下面一层意思：尧舜不会下这样残暴的命令，那什么样的君主会呢？自然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了。晏子发此问，看似是将齐景公与尧舜并列，实则不动声色地将齐景公放在了尧舜的对立面即桀纣一类之中，使齐景公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君”。所以，齐景公听到晏子此问，“矍然”大惊，主动收回了命令。晏子的第一次倒反讽谏，以成功收尾。
　　不过，虽然是纳谏了，但齐景公依然没有打消惩罚养马人的念头，于是又下了第二道命令。《晏子春秋·内篇》记载：
　　“公曰：‘以属狱。’
　　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为君数之，使知其罪，然后致之狱。’
　　公曰：‘可。’
　　晏子数之曰：‘尔罪有三：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使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今以属狱。’
　　公喟然叹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齐景公让狱吏来治养马人的罪，晏子依然装作附和君命一般，佯装要悉数养马人的罪状，吸引齐景公注意聆听。晏子列出的罪状中，前两条都是为了安抚齐景公的情绪，后一条则是将治罪的后果夸张地放到齐景公面前，在前兩条搭建的表面的合理性中戳出深深的不合理来，做足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功夫。之前还喜滋滋听着的齐景公汗颜了，当前是马死，之后则是国灭，一个养马人能做到吗？他自然做不到，促使这一切可能的严峻后果发生的，只能是他齐景公。想到惩罚一个小小圉人，会遭遇百姓的唾弃和邻国的欺压，齐景公只得自己认错，赦免了养马人，以免“伤吾仁”。晏子的第二次倒反讽谏，再次以纳谏告终。
　　此外，晏子谏杀圉人的这个谏例，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一介圉人的生死究竟会不会引起“积怨于百姓”“病若于邻国”的严重后果，历史上晏子和齐景公真正的做法和想法，其实后人是不得而知的。但至少这篇文字的作者对此抱以深信不疑的态度，究其原因，作者自己也说了，因为这样的行为违背了“仁”的原则。君主不以仁治国，国家就会分崩离析。这种见微知著的创作手法，与《左传》中的预言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出《晏子春秋》作为讽谏文辞的编创痕迹，反映出二者的作者在政治意见上的一些共识。其二，《晏子春秋·外篇》《说苑·正谏》和《韩诗外传》等书中都记载了相当数量的同类谏说版本，甚至令人觉得“古人讽谏，往往类此”，而且后世文献如《艺文类聚》中还出现了东方朔讽谏汉武帝的版本，晏子谏圉人的“三罪过”式的倒反，称得上是讽谏文辞的经典案例。
　　二、戏谑的倒反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曾论及优孟与晏子谏君王厚葬走狗与爱马之事，并以“此为谲谏，彼为庄论” 概括二者。钱钟书所言“庄论”与“谲谏”，即是晏子给齐景公讲道理，优孟给楚庄王讲笑话，两位谏者表达的谏说内容完全相同，皆是用节俭爱民的道理来劝阻君主厚葬玩物，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谏说方式。晏子选择直谏说教，优孟则选择以倒反手法来讽谏，若将二者对比观察，可以明显地看出“正话正说”与“正话反说”的区别。
　　面对齐景公要求祭祀狗的做法，晏子直言进谏道：“君过矣！夫厚藉敛不以反民，弃货财而笑左右，傲细民之忧，而崇左右之笑，则国亦无望已。且夫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怨聚于百姓，而权轻于诸侯，而乃以为细物，君其图之。”优孟在面对类似的情况时，采取了与晏子的说教完全不同的方式。楚庄王欲以棺椁大夫礼厚葬自己的一匹因肥胖而死的爱马，左右大臣的进谏都被他拒绝了，还下令“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于此，一个古老而典型的谏说困境再一次横在了谏臣的面前——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在群臣直谏无法突破这个困境时，优孟选择了正话反说的讽谏方式来寻求出路。
　　“优孟闻之（指楚王之禁谏令），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彫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壙，老弱负土，齐赵陪位於前，韩魏翼卫其後，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肠。’於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史记·滑稽列传》）
　　楚庄王之所以会下令厚葬爱马，在于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命令会带来的后果，从他公然下令拒谏来看，谏臣的直谏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引起了楚庄王的反感。于是，优孟在进谏时采取了不劝反推、以进为退的方法，向楚庄王边哭边说大夫之礼还不足以表达“王者所爱”之葬礼的豪奢程度，既然是堂堂楚王的爱马，那就应该享受人君的葬礼规格，不仅要玉棺梓椁，还要诸侯配列，并上告太庙，封邑万户。优孟如此谏辞，是以一种夸张荒诞的方式，把过失放在放大镜下呈现给楚庄王，令其意识到自身的问题所在，最后归结为图穷匕见的一句话，“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如钱钟书所言，“此即名学之‘归谬法’，充类至尽以明其误妄也”。优孟言“雕玉文梓”云云，正是以“厚葬”之语表达“不葬”之意，越是将葬礼说得豪华无比，越是凸显出厚葬马匹的荒谬无礼，如此一来，优孟既摆脱了“谏马者死”的严厉惩罚，又使楚庄王收回了葬马的命令，可谓一举两得，是一次成功的倒反讽谏。
　　三、结语
　　倒反是独立成篇的讽谏常用的一种谏说方式，有赖于谏臣在演绎时加入的丰富表现力和最后结论展示出的夸张矛盾，多半都是为听者所接纳的。《晏子春秋》保留了不少运用折绕的案例，并有一些较为经典的折绕方式，如“三罪过”等，都在当时和后世广为流传，拥有多姿多彩的故事版本。综合看来，这种不劝反推、以进为退的倒反模式已经些许显现出后来汉大赋“劝百讽一”的影子，可见委婉修辞手法运用于讽谏文辞中的进阶过程。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谏说文辞研究”（项目编号：2017BS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娇（1989-）女，重庆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