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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任教的文科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年轻帅气，是班里很多女生的偶像。他上课时从不拿教科书，也不带教案，一只手夹一支烟，一只手拎一盒粉笔，讲起课来洋洋洒洒，那些数字、公式像在脑子里排列好了，只待他一声令下，就列队出现在黑板上。“亲其师信其道”，他班的数学成绩无班能比，收作业从不用课代表反复督促。
这个班文化课成绩虽好，体育方面却很弱，每次运动会成绩都是倒数，班主任只能将目标锁定在精神文明奖。获得精神文明奖的一个重要量化标准是广播稿件的数量。我记得那时是高三开学不久，学校要召开秋季运动会，班主任让每名学生至少报两个运动项目，预交两篇广播稿。很多同学怕取不上名次，迟迟未报项目，交广播稿的也寥寥，毕竟运动会未开，没有“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氛围。
一天大课间，我正在教室后排解答一个学生的问题（学校要求大课间任课教师必须进班辅导），没注意到班主任何时进了教室，直到他毫无征兆发了火。他敲了敲坐在第一排叫萍的女生的桌子，女孩战战兢兢站了起来，她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因数学成绩不好，数学课从不敢发言，她周围的同学常取笑她是数学低能儿，日复一日的消极反馈强化了她认为自己数学低能的印象，她本能地害怕班主任。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出自于“自卑感”以及对于“自卑感”的克服和超越。
“你为什么不报运动会项目？”班主任怒气冲冲。
萍的脸立即红了，低着头一声不吭。
“问你呢，说理由，别当哑巴。”
“没有擅长的项目。”她嚅嗫道。
“有没有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擅长的项目就不要参加运动会了。”班主任随手从讲桌上抓起一截粉笔，“啪”一声甩在黑板上。
教室里霎时寂静无声，学生们吓得大气不敢出。
人很难逃离情绪的操控，教师尤是。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师群体易怒易冲动、情绪起伏明显。教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理想，润物无声、言传身教的教育情怀几乎被各类考核、学生违纪、总结汇报等各种因素消磨殆尽。在情绪中磨尖自己的教师群体，很容易采伐内心的躁动并将其分布扩散，而学生往往成为教师不良情绪的诱因与宣泄口。作为教师，手握锁圈，上面并排拴挂着的，一边是恶魔的锁钩，一边是天使的钥匙。
体育委员见势不妙，马上站起来催促未报项目的同学立即上报，学生们纷纷拿出演草纸胡乱写上项目，交给体育委员。
似乎是余怒未消，班主任边向门边走边恨恨地说：“一群贱皮子，总是不自觉，不要脸。”
“不要脸”三个字让萍的眼泪刷一下淌滿脸，她抽抽噎噎哭了起来，老师见惯了学生被批评后的哭招，早就不为所动，有的老师看到学生流泪，还会更加生气。班主任并未意识到“不要脸”三个字对一个崇拜自己的女生的杀伤力。杀鸡骇猴的效果达到之后，不以为意地回办公室去了。十几分钟后，上课铃响过好一阵，不知谁才发现大课间哭着走出教室的萍不见了。通常学生受了委屈，下课找个角落抹几把眼泪，要好的同学围着劝几声也就过去了。萍不一样，她在班里似乎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伙伴，连同桌也没留心她去了何处。班长着了急，急急忙忙去报告班主任，班主任这才慌了神，发动全班同学出去找。
青春期的学生自尊心极强，老师稍有不慎，就会引出事端。我刚当班主任时，年轻莽撞，忘记因为什么缘由，在走廊严厉批评过一个女生，当时觉得并无不妥，不曾想她第二天竟没有来学校上课。心虚而忐忑的我不敢耽搁，给家长打电话，家长却说，孩子早晨背着书包正常上学了啊。最终父母在孩子奶奶家找到了女孩，她如没事人一样面无表情。家长说，孩子心眼窄，一生气就爱离家出走，不怨老师。我至今忘不了彼时大脑一片空白的恐慌和无助，那以后，我再也没批评过她。
学校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潮沟，涨潮时水位很深。有同学发现萍站在坝下的淤泥里，那时正逢退潮，潮沟里并没多少水，她陷在泥里，左顾右盼，进退两难。几个男同学脱了鞋袜，下到淤泥里，把她拽了上来。
毫无悬念，迎接班主任的是家长的不依不饶，教育局的轮番调查，学校领导的诫勉谈话。最终的处理结果是给了班主任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其他老师物伤其类，很长时间内批评学生不免投鼠忌器。
这场有惊无险的事件后，班主任辞了职，去南方跟他的父亲做生意去了，后来发了大财衣锦还乡，在我们市开了一家五星大酒店。
2
班长屡次对我说，学生们很反感我班的历史老师。问他原因，又讷讷不说。无风自然不能起浪，闲言碎语我也略有耳闻。作为班主任，我要对我的学生们负责。但，教我班历史的林老师是学校资历最老的老师，又曾教过我，我很难无所顾忌。
我读高中时，林老师大概不到四十岁，可头发似乎全白了，背也驼得厉害。据说学校新分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一次见到林老师，误以为是学校门卫，直喊“老大爷”。
他的课上得极其沉闷乏味，加之声音低缓无变化，直让人昏昏欲睡。历史课变成了我班的“休闲课”，很多学生不听课，要么低头打瞌睡，要么做数学题或背英语单词，课堂一团乱。林老师大多对下面的情况视而不见，眼睛望着天花板自顾自讲下去。
偶有例外。有次林老师大概在家里受了媳妇的气（全校师生都知道他是一直受气的），在课堂上突然发了火，一掌拍向讲桌，皱着眉头对我们说，信不信我把你们踹出去？
“不信。”有男生在下面起哄。
“谁接的话把？有能耐站起来说。”
没人站起来。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林老师离过两次婚，三婚媳妇是我们学校食堂的临时工，比林老师小十多岁，特别泼辣，夫妻吵架常不管不顾下死手。林老师带伤上课是常态，要么胳膊被挠一道血口子，要么脸被抓得横一条竖一道。他看起来倒不以为意，有时用创可贴胡乱粘一下，有时就裸着伤口来来去去。学生们对他没有丝毫同情，背地里觉得他枉为男人，瞧不起他。 我们高三时换了历史老师，林老师慢慢就淡出了同学们的谈论圈子。
没想到几年后我跟林老师由师生变成了同事，由同事变成了搭档。
我班的历史课代表是个老实又腼腆的女孩，颇讨林老师喜欢。林老师闲来无事喜欢在自习课到班级溜达一圈，给课代表布置点小任务。我注意到，每次林老师进教室，总有学生窃窃私语，课代表则脸涨得通红，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
不久后，有天上历史课，林老师提问课代表回答问题时略去了姓，直接说“小丽同学，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学生们哄堂大笑。课代表气呼呼站起来，怒怼道，“我有姓，我不姓小，我姓赵。”
在课堂外，关系比较好的师生之间，比如班主任与自己班学生之间，任课教师与课代表之间，老师喊学生小名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是师生之间表达亲昵的一种常态而已。但在课堂上，老师喊学生小名或外号的情况则极为少见，尤其异性师生之间，更显尴尬，不仅会将涉事学生置于难堪处境，更容易引起其他学生的误解和反感。尽管学校对此并无硬性规定（或许压根觉得无需规定），但这似乎早已成为师生之間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课代表坚决要求辞职。
办公室老师们议论纷纷，有老师说曾见林老师单独找女学生在谈话室谈话，说些“听老师的话，你成绩还能提高”之类的废话;有老师说林老师多年来上课只爱提问女学生，对男学生不闻不问;还有的老师“嗤”的一声，嘴角鄙夷地一撇，不搭话，只意味深长地冷笑。
我给林老师换了个男课代表，他试图跟我解释点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说。
“关心”与“猥亵”，“正当”与“越轨”有时边界模糊，很难判断，况且，我的判断毫无用武之地。
那一年校长强奸学生、老师猥亵学生的案件仿佛集中式爆发，并在网络上快速发酵，“校长”立时成为“贬义词”。我曾在360搜索上输入“校长猥亵学生”，相关搜索结果70300个，而输入“校长强奸学生”，相关搜索结果增加为82300个，输入“老师猥亵学生”，相关搜索结果则为115000个……
各学校很快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其中一条大同小异——任何教职员工不得将异性学生留在教室、宿舍或其他僻静场所进行单独谈话。心理教育、激励教育、赏识教育、因材施教的大门被通通堵死，即便矫枉过正，这项规定就真的能防患于未然吗？
从那以后，林老师成为一个愈加沉默的人。
3
教我班外语的女教师刚刚研究生毕业，怀抱着一腔教育理想，从书本上学到的教育理念在她胸腔小鹿般跳跃，急于在现实中操练验证。
“我会跟你们成为朋友，做你们的知心姐姐。”她的宣言得到了高一孩子们的热烈响应。她跟学生一起跑操，一起打排球。周末，跟学生一起约看电影，泡吧，去KTV。
她的课堂饶有趣味，气氛活跃。从导语设计到提问方式，从课堂小结到作业布置，环环相扣，严谨自然。为了直观性和趣味性，她课余时间用心做PPT。看得出来，她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
开学不久，学校组织了“青年教师汇报课”活动，她得了年级一等奖。在随后举行的“教师基本功大赛”中，她又得了板书和教学设计的一等奖。领导们都觉得她简直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
她信心倍增，身上每天都带着光芒。
然而，很快，一次又一次的月考成绩却狠狠地打了她的脸。我班的外语成绩稳居年级倒数第一。每次年级开月考总结会，无论是平均分还是名次段，她都在被批评的“黑名单”里。有的老教师或明言或暗语提示她，与学生过于亲近随意，势必被动;课堂花哨形式化，影响效率。她心里对这些劝告不以为然，反以为老教师古板迂腐，偏执于讲究师道尊严，与学生有代沟，跟不上年轻人思维。
尽管她熟谙心理学和教育学，在实际教学中却派不上多大用场。她的课堂虽互动热闹，却疏于课后反馈和巩固。她布置的作业不多，批改又少，课余忙于做课件，对不完成作业和课前提问不会的学生不忍责罚，学生一撒娇求放过，她就主动退让。学生自习课习惯性先把外语撇到一边，忙乎其他科作业。
她没有想到学生最是“欺软怕硬”，她眼看着好言相劝比不过讽刺挖苦，谆谆教诲比不过硬性罚写，心里很是困惑、失落。而学校关注的唯有成绩、排名。成绩与生源挂钩，排名与荣誉相关。课上得再好，没有成绩一切都是枉然。
高一期中考试，我班的外语平均分被同组第一名拉了十五分。领导给她派了外语组成绩第一名的老教师做她师傅，专门带她。学校要求她的讲课进度比老教师慢一两节，听一节课仿讲一节课。老教师全日制师专毕业，函授本科。课堂从不给学生笑脸，除了知识点绝不说一句废话，学生提问答不上来的，整节课站着听课。至于小测不合格或作业未完成的，则一律罚写。她起初听到老教师说，错的单词罚写一百遍时，竟还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她不解且不屑，教育怎能如此简单粗暴、机械僵化呢？可不解归不解，不屑归不屑，成绩结结实实摆在那儿，由不得她不服。
她越来越沉默了。理想撞了南墙，年轻的她成了霜后的月季，心不觉变得冷硬。
一旦深谙所谓教学捷径，学生成绩不提高几无可能。她再也不耗时耗力做课件了，课前固定小测，小测不合格的学生大课间一律带到实验室“过筛子”（一个一个提问）。严肃代替了和悦，惩罚代替了教育。临近期末前的一次月考，我班外语成绩突飞猛进，虽仍倒数第一，但与其他班距离明显缩小至可以忽略不计。她尝到了甜头，变本加厉起来。动辄大面积罚写一百遍，写检讨、写试卷分析、写失分原因、写提高措施更是家常便饭。
有天早课，我刚进楼，就听到一阵变了调的尖利训斥声。待走到我班门口，发现她一手叉腰，一手抵在我班一名男生眉间，点了男生脑袋几下后，顺势变成拳头，连捶男生胸口。男生被推得一个趔趄，头撞在墙角，疼得他“啊”一声捂住脑袋。我赶紧询问缘由，说是男生英语早读时做数学题，她批评时反遭恶声顶撞。男生也觉委屈，数学题做到一半，思路被老师粗暴打断，自是不耐烦。我劝她回办公室，男生交由我处理。我安慰了男生几句，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无妨。
我隐隐觉得不安。
第二天一早，男孩父母找到校长室，说孩子被英语老师打得胸口痛，直喊恶心头晕，头还鼓了个包，要求学校严肃处理，否则就告到教育局。我与男孩家长虽并不熟，但确信对方并非无理取闹之人，定是看到孩子受了委屈和伤害内心难掩愤怒，从家长的角度，我感同身受。
校长硬着头皮百般安抚家长，她则惊慌失措，“啪啪”掉眼泪，毕竟还是个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家长看到她哭得厉害，也就消了气。
事情不了了之。只是她渐渐对教学失了热情，我常见她课余时间一个人坐在实验室看书学习。不久，她考上了外地公务员。
责任编辑 杨枥
我任教的文科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年轻帅气，是班里很多女生的偶像。他上课时从不拿教科书，也不带教案，一只手夹一支烟，一只手拎一盒粉笔，讲起课来洋洋洒洒，那些数字、公式像在脑子里排列好了，只待他一声令下，就列队出现在黑板上。“亲其师信其道”，他班的数学成绩无班能比，收作业从不用课代表反复督促。
这个班文化课成绩虽好，体育方面却很弱，每次运动会成绩都是倒数，班主任只能将目标锁定在精神文明奖。获得精神文明奖的一个重要量化标准是广播稿件的数量。我记得那时是高三开学不久，学校要召开秋季运动会，班主任让每名学生至少报两个运动项目，预交两篇广播稿。很多同学怕取不上名次，迟迟未报项目，交广播稿的也寥寥，毕竟运动会未开，没有“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氛围。
一天大课间，我正在教室后排解答一个学生的问题（学校要求大课间任课教师必须进班辅导），没注意到班主任何时进了教室，直到他毫无征兆发了火。他敲了敲坐在第一排叫萍的女生的桌子，女孩战战兢兢站了起来，她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因数学成绩不好，数学课从不敢发言，她周围的同学常取笑她是数学低能儿，日复一日的消极反馈强化了她认为自己数学低能的印象，她本能地害怕班主任。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出自于“自卑感”以及对于“自卑感”的克服和超越。
“你为什么不报运动会项目？”班主任怒气冲冲。
萍的脸立即红了，低着头一声不吭。
“问你呢，说理由，别当哑巴。”
“没有擅长的项目。”她嚅嗫道。
“有没有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擅长的项目就不要参加运动会了。”班主任随手从讲桌上抓起一截粉笔，“啪”一声甩在黑板上。
教室里霎时寂静无声，学生们吓得大气不敢出。
人很难逃离情绪的操控，教师尤是。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师群体易怒易冲动、情绪起伏明显。教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理想，润物无声、言传身教的教育情怀几乎被各类考核、学生违纪、总结汇报等各种因素消磨殆尽。在情绪中磨尖自己的教师群体，很容易采伐内心的躁动并将其分布扩散，而学生往往成为教师不良情绪的诱因与宣泄口。作为教师，手握锁圈，上面并排拴挂着的，一边是恶魔的锁钩，一边是天使的钥匙。
体育委员见势不妙，马上站起来催促未报项目的同学立即上报，学生们纷纷拿出演草纸胡乱写上项目，交给体育委员。
似乎是余怒未消，班主任边向门边走边恨恨地说：“一群贱皮子，总是不自觉，不要脸。”
“不要脸”三个字让萍的眼泪刷一下淌滿脸，她抽抽噎噎哭了起来，老师见惯了学生被批评后的哭招，早就不为所动，有的老师看到学生流泪，还会更加生气。班主任并未意识到“不要脸”三个字对一个崇拜自己的女生的杀伤力。杀鸡骇猴的效果达到之后，不以为意地回办公室去了。十几分钟后，上课铃响过好一阵，不知谁才发现大课间哭着走出教室的萍不见了。通常学生受了委屈，下课找个角落抹几把眼泪，要好的同学围着劝几声也就过去了。萍不一样，她在班里似乎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伙伴，连同桌也没留心她去了何处。班长着了急，急急忙忙去报告班主任，班主任这才慌了神，发动全班同学出去找。
青春期的学生自尊心极强，老师稍有不慎，就会引出事端。我刚当班主任时，年轻莽撞，忘记因为什么缘由，在走廊严厉批评过一个女生，当时觉得并无不妥，不曾想她第二天竟没有来学校上课。心虚而忐忑的我不敢耽搁，给家长打电话，家长却说，孩子早晨背着书包正常上学了啊。最终父母在孩子奶奶家找到了女孩，她如没事人一样面无表情。家长说，孩子心眼窄，一生气就爱离家出走，不怨老师。我至今忘不了彼时大脑一片空白的恐慌和无助，那以后，我再也没批评过她。
学校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潮沟，涨潮时水位很深。有同学发现萍站在坝下的淤泥里，那时正逢退潮，潮沟里并没多少水，她陷在泥里，左顾右盼，进退两难。几个男同学脱了鞋袜，下到淤泥里，把她拽了上来。
毫无悬念，迎接班主任的是家长的不依不饶，教育局的轮番调查，学校领导的诫勉谈话。最终的处理结果是给了班主任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其他老师物伤其类，很长时间内批评学生不免投鼠忌器。
这场有惊无险的事件后，班主任辞了职，去南方跟他的父亲做生意去了，后来发了大财衣锦还乡，在我们市开了一家五星大酒店。
2
班长屡次对我说，学生们很反感我班的历史老师。问他原因，又讷讷不说。无风自然不能起浪，闲言碎语我也略有耳闻。作为班主任，我要对我的学生们负责。但，教我班历史的林老师是学校资历最老的老师，又曾教过我，我很难无所顾忌。
我读高中时，林老师大概不到四十岁，可头发似乎全白了，背也驼得厉害。据说学校新分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一次见到林老师，误以为是学校门卫，直喊“老大爷”。
他的课上得极其沉闷乏味，加之声音低缓无变化，直让人昏昏欲睡。历史课变成了我班的“休闲课”，很多学生不听课，要么低头打瞌睡，要么做数学题或背英语单词，课堂一团乱。林老师大多对下面的情况视而不见，眼睛望着天花板自顾自讲下去。
偶有例外。有次林老师大概在家里受了媳妇的气（全校师生都知道他是一直受气的），在课堂上突然发了火，一掌拍向讲桌，皱着眉头对我们说，信不信我把你们踹出去？
“不信。”有男生在下面起哄。
“谁接的话把？有能耐站起来说。”
没人站起来。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林老师离过两次婚，三婚媳妇是我们学校食堂的临时工，比林老师小十多岁，特别泼辣，夫妻吵架常不管不顾下死手。林老师带伤上课是常态，要么胳膊被挠一道血口子，要么脸被抓得横一条竖一道。他看起来倒不以为意，有时用创可贴胡乱粘一下，有时就裸着伤口来来去去。学生们对他没有丝毫同情，背地里觉得他枉为男人，瞧不起他。 我们高三时换了历史老师，林老师慢慢就淡出了同学们的谈论圈子。
没想到几年后我跟林老师由师生变成了同事，由同事变成了搭档。
我班的历史课代表是个老实又腼腆的女孩，颇讨林老师喜欢。林老师闲来无事喜欢在自习课到班级溜达一圈，给课代表布置点小任务。我注意到，每次林老师进教室，总有学生窃窃私语，课代表则脸涨得通红，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
不久后，有天上历史课，林老师提问课代表回答问题时略去了姓，直接说“小丽同学，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学生们哄堂大笑。课代表气呼呼站起来，怒怼道，“我有姓，我不姓小，我姓赵。”
在课堂外，关系比较好的师生之间，比如班主任与自己班学生之间，任课教师与课代表之间，老师喊学生小名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是师生之间表达亲昵的一种常态而已。但在课堂上，老师喊学生小名或外号的情况则极为少见，尤其异性师生之间，更显尴尬，不仅会将涉事学生置于难堪处境，更容易引起其他学生的误解和反感。尽管学校对此并无硬性规定（或许压根觉得无需规定），但这似乎早已成为师生之間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课代表坚决要求辞职。
办公室老师们议论纷纷，有老师说曾见林老师单独找女学生在谈话室谈话，说些“听老师的话，你成绩还能提高”之类的废话;有老师说林老师多年来上课只爱提问女学生，对男学生不闻不问;还有的老师“嗤”的一声，嘴角鄙夷地一撇，不搭话，只意味深长地冷笑。
我给林老师换了个男课代表，他试图跟我解释点什么，但终于什么也没说。
“关心”与“猥亵”，“正当”与“越轨”有时边界模糊，很难判断，况且，我的判断毫无用武之地。
那一年校长强奸学生、老师猥亵学生的案件仿佛集中式爆发，并在网络上快速发酵，“校长”立时成为“贬义词”。我曾在360搜索上输入“校长猥亵学生”，相关搜索结果70300个，而输入“校长强奸学生”，相关搜索结果增加为82300个，输入“老师猥亵学生”，相关搜索结果则为115000个……
各学校很快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其中一条大同小异——任何教职员工不得将异性学生留在教室、宿舍或其他僻静场所进行单独谈话。心理教育、激励教育、赏识教育、因材施教的大门被通通堵死，即便矫枉过正，这项规定就真的能防患于未然吗？
从那以后，林老师成为一个愈加沉默的人。
3
教我班外语的女教师刚刚研究生毕业，怀抱着一腔教育理想，从书本上学到的教育理念在她胸腔小鹿般跳跃，急于在现实中操练验证。
“我会跟你们成为朋友，做你们的知心姐姐。”她的宣言得到了高一孩子们的热烈响应。她跟学生一起跑操，一起打排球。周末，跟学生一起约看电影，泡吧，去KTV。
她的课堂饶有趣味，气氛活跃。从导语设计到提问方式，从课堂小结到作业布置，环环相扣，严谨自然。为了直观性和趣味性，她课余时间用心做PPT。看得出来，她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
开学不久，学校组织了“青年教师汇报课”活动，她得了年级一等奖。在随后举行的“教师基本功大赛”中，她又得了板书和教学设计的一等奖。领导们都觉得她简直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
她信心倍增，身上每天都带着光芒。
然而，很快，一次又一次的月考成绩却狠狠地打了她的脸。我班的外语成绩稳居年级倒数第一。每次年级开月考总结会，无论是平均分还是名次段，她都在被批评的“黑名单”里。有的老教师或明言或暗语提示她，与学生过于亲近随意，势必被动;课堂花哨形式化，影响效率。她心里对这些劝告不以为然，反以为老教师古板迂腐，偏执于讲究师道尊严，与学生有代沟，跟不上年轻人思维。
尽管她熟谙心理学和教育学，在实际教学中却派不上多大用场。她的课堂虽互动热闹，却疏于课后反馈和巩固。她布置的作业不多，批改又少，课余忙于做课件，对不完成作业和课前提问不会的学生不忍责罚，学生一撒娇求放过，她就主动退让。学生自习课习惯性先把外语撇到一边，忙乎其他科作业。
她没有想到学生最是“欺软怕硬”，她眼看着好言相劝比不过讽刺挖苦，谆谆教诲比不过硬性罚写，心里很是困惑、失落。而学校关注的唯有成绩、排名。成绩与生源挂钩，排名与荣誉相关。课上得再好，没有成绩一切都是枉然。
高一期中考试，我班的外语平均分被同组第一名拉了十五分。领导给她派了外语组成绩第一名的老教师做她师傅，专门带她。学校要求她的讲课进度比老教师慢一两节，听一节课仿讲一节课。老教师全日制师专毕业，函授本科。课堂从不给学生笑脸，除了知识点绝不说一句废话，学生提问答不上来的，整节课站着听课。至于小测不合格或作业未完成的，则一律罚写。她起初听到老教师说，错的单词罚写一百遍时，竟还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她不解且不屑，教育怎能如此简单粗暴、机械僵化呢？可不解归不解，不屑归不屑，成绩结结实实摆在那儿，由不得她不服。
她越来越沉默了。理想撞了南墙，年轻的她成了霜后的月季，心不觉变得冷硬。
一旦深谙所谓教学捷径，学生成绩不提高几无可能。她再也不耗时耗力做课件了，课前固定小测，小测不合格的学生大课间一律带到实验室“过筛子”（一个一个提问）。严肃代替了和悦，惩罚代替了教育。临近期末前的一次月考，我班外语成绩突飞猛进，虽仍倒数第一，但与其他班距离明显缩小至可以忽略不计。她尝到了甜头，变本加厉起来。动辄大面积罚写一百遍，写检讨、写试卷分析、写失分原因、写提高措施更是家常便饭。
有天早课，我刚进楼，就听到一阵变了调的尖利训斥声。待走到我班门口，发现她一手叉腰，一手抵在我班一名男生眉间，点了男生脑袋几下后，顺势变成拳头，连捶男生胸口。男生被推得一个趔趄，头撞在墙角，疼得他“啊”一声捂住脑袋。我赶紧询问缘由，说是男生英语早读时做数学题，她批评时反遭恶声顶撞。男生也觉委屈，数学题做到一半，思路被老师粗暴打断，自是不耐烦。我劝她回办公室，男生交由我处理。我安慰了男生几句，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无妨。
我隐隐觉得不安。
第二天一早，男孩父母找到校长室，说孩子被英语老师打得胸口痛，直喊恶心头晕，头还鼓了个包，要求学校严肃处理，否则就告到教育局。我与男孩家长虽并不熟，但确信对方并非无理取闹之人，定是看到孩子受了委屈和伤害内心难掩愤怒，从家长的角度，我感同身受。
校长硬着头皮百般安抚家长，她则惊慌失措，“啪啪”掉眼泪，毕竟还是个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家长看到她哭得厉害，也就消了气。
事情不了了之。只是她渐渐对教学失了热情，我常见她课余时间一个人坐在实验室看书学习。不久，她考上了外地公务员。
责任编辑 杨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