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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个知青离开后，返城成了一个难以遏止的潮流。1970年代末，知青开始了又一轮的告别，同时也开始了在回城之后新的奋斗……
回家还是安家
看着别的知青开始返城，黄承江的心里也萌生了回双鸭山的念头，可惜他不具备返城的资格。
“当时返城基本有三个途径，一是病退，就是有病；二是困退，就是家庭特困难；三是招工，就是知青原籍的城市到兵团招工。”实际上，当时还有参军和推荐上大学两种途径，但这两种途径的难度非常之高。返城潮风起云涌的时候，黄承江已经成兵团里的宣传干事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干部身份让他返城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他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回家。但他心里仍旧希望“叶落归根”，所以他虽然和女友已经谈了很多年的恋爱，就是不结婚，“一结婚就回不去了”。
“困退和招工的难度也很大，绝大多数知青都是以病退的理由回城的。”1976年，刘滋章就是因“病”回到了北京。当时大多数知青都在没病找病，比较常用的招数是在后背贴硬币和吃包装巧克力的锡纸，如此在拍X光时就会发现“体内有异物”。后来有一位知青锡纸吃多了差点被噎死，加之“体内异物”病症频率太多，大家又开始想别的方法。恰好清华附中有一位王知青有重症肾炎，于是每每有知青查体时，就好烟好酒伺候着，王知青一高兴，就给点“贵尿”。后来求尿的多了，闹得王知青每天如厕时都大量喝水，厕所外则一堆男女知青拿着缸子、罐子排队等尿。老王的尿果然厉害，一查一个肾炎，很多人因此回城。
刘滋章下手晚了点，等他想借尿时，连里得“肾炎”的也太多了。“我小时候和小伙伴摔跤，锁骨不知怎么就一边高一边低了。”到返城潮开始时，这个不疼不痒的“疾病”已经伴随刘滋章很多年了。刘滋章因此开始了一由连、营、团到师、兵团医院一连串的检查，最终哪家医院也没检查出毛病来，他也因此“大病”而实现了回城的目的。
和黄承江一样，王旭晓也被提拔到团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我当时在基本阵线教育办公室，管‘整党’的。”自1975年开始，王旭晓父母所在的绍兴县就一直给兵团发招工函，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招工函从来就没转到她手里。1977年年初，王旭晓的男友以困退回北京了，这让她有了迫切回家的愿望。当年底，王旭晓工作调动回到绍兴。“工作调动”在当年是很少见的知青返城模式。
1977年，邓小平提出从经济角度解决知青问题，知青返城开始获得重视。当年全年下乡知青24万人，调回城市395万人。随后的两三年，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当时，凡是能弄到一张差不多的医院诊断书，又能证明还在农村种地的，城市就会接收。条件就是：未婚、农民，有病。
绝大多数知青都返城了，但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朱克家、侯隽等知青典型都被隔离审查了。侯隽在1977年恢复了自由，她回到窦家桥村当了村支部书记，后来被调到宝坻县工作，并在那里退休。
“1979年2月，我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了。”同年，他被下放到云南的一所煤矿劳动，当时上级命令，必须让他下井劳动。朱克家一直留在了云南，直到退休偶尔回到生养他的大上海转转。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拟定《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说，今后知青工作的指导思想，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1981年10月，上山下乡全面停止。
又一次新起点
王旭晓被调到了绍兴一家印刷厂当工人，那时候，全国已经恢复了高考，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王旭晓也决定报考。
“当时高中的课程对我来说是很难的，物理化学就没学过，所以我只能报考文科。”考试之前的复习，对于王旭晓来说无疑于一道陡峭的悬崖横在面前，好在给“小北大荒人”当了好几年的老师。初中的根底基本还没全忘记，剩下的只能自学。“那时基本就没有复习资料，历史就只有一本高中课本，地理根本就没课本。考试之前，我只看了两张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一张全国地图。”
1978年高考前半个月，王旭晓回到了10年前的母校宁波五中。在那里，她认真的复习了一段时间。两个星期之后，28岁的她和一群应届高中的孩子一起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最终，她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最终留校任教。“我当时的复习班只有三个人考上了，我们老五中67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上大学了。”
王旭晓是幸运的，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未经证实地统计：77、78年恢复高考时，有70万学生进入大学，其中知青不超过10万，而1700万与10万的比值预示了知青未来坎坷的命运。
1977年，黄小南回到了上海，他也积极地准备高考。“当年回到上海的知青接近60万，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第二年参加高考的人更多。”和王旭晓相比，一直在农工排参加劳动的黄小南把10年前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
1979年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办报送国务院《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6条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可由在农场的子女顶替。当年6月，黄小南顶替父亲进入上海棉纺二厂，成为一名车间工人。1998年，48岁的黄小南下岗了。“当时父母年事已高，老父亲还中风住院，孩子还在中专读书，那确实是上有老下有小，失业的苦闷和家庭的压力让我好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来经知青战友的介绍，年过半百的黄小南进入一家洗浴中心当了服务员。
黄小南是知青命运的一个缩影，李南英、刘润章、高教光返城之后的生活轨迹都和他大同小异。在失去了最好的受教育的年龄后，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也一直在低估徘徊。
“新知青运动”
在度过了返城后的迷茫期之后，很多知青在随后30年里又掀起一波新的、带有典型知青特征潮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了近10年的艰苦磨练之后，知青们具备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奋斗的精神。因为远离城市多年，很多人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和工作机会。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很多知青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黄承江一直认为“上山下乡”是人生的一种财富，他至今也很怀念兵团给予他的锻炼。
当很多人陆续返城时，黄承江仍旧在兵团安心做着他的摄影宣传工作。和很多人为了工作而摄影不同，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在摄影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最终成全了黄承江的事业。1981年，黄承江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选调进入当时的农垦部，后进入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
黄承江的很多知青战友也都成就了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很多知青留下了，通过深造，他们有的成长为垦区的领导，有的成为出色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也有的进入省地市级领导班子；更多的知青返城了，经过深造和拼博，现在他们有的进入国家机构，担任省部级领导；有的在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企业界、新闻出版界成了知名人士。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姜昆、师胜杰、濮存昕等人都是在知青年代就开始了事业起点，也都是经历过‘上山下乡’之后才最终成就事业的。和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的人相比，知青身上的拼搏和奉献精神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在经受了近10年的艰苦磨练后，知青们身上继承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顽强战斗的优良传统，这也让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脱颖而出。30年来，这支庞大的文化群体，分布全国各地，并形成了祖国建设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知青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精神，越艰苦的地方，这种精神越昂扬。这种精神在40年前就让人震撼，40年后同样值得敬仰。”梁晓声说。
回报
“这是我先生回连队时和老职工们的合影。”王旭晓指着照片解释说。虽然离开当年插队的时间已经有30年了，但几乎所有的知青都难以忘怀第二故乡，难以忘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肖柯回去了，她去看了自己曾为之负伤的土地，也去看望自己长埋在那里的好朋友；
刘润章回去了，老职工们挨家请他去家里吃饭，临别时，各种特产装了半拖拉机；
高教光回去了，他看到了当年批斗自己的老连长，老人家握住他的手，愧疚地老泪纵横；
王旭晓回去了，当年的学生和她一样成为老师了，围在身边，他们还是那么的亲热；
李南英回去了，她和几个老知青凑了点钱，给当年的乡亲们送去几十头优质奶牛；
很多知青都回去了，他们给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带去了资金、带去了项目、带去了再次发展的知识和资源……
“今年是上山下乡40年，肯定有不少知青会回去，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回去。”王旭晓看着照片说。在那里，也留存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埋葬着她亲爱的好姐妹……
回家还是安家
看着别的知青开始返城，黄承江的心里也萌生了回双鸭山的念头，可惜他不具备返城的资格。
“当时返城基本有三个途径，一是病退，就是有病；二是困退，就是家庭特困难；三是招工，就是知青原籍的城市到兵团招工。”实际上，当时还有参军和推荐上大学两种途径，但这两种途径的难度非常之高。返城潮风起云涌的时候，黄承江已经成兵团里的宣传干事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干部身份让他返城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他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回家。但他心里仍旧希望“叶落归根”，所以他虽然和女友已经谈了很多年的恋爱，就是不结婚，“一结婚就回不去了”。
“困退和招工的难度也很大，绝大多数知青都是以病退的理由回城的。”1976年，刘滋章就是因“病”回到了北京。当时大多数知青都在没病找病，比较常用的招数是在后背贴硬币和吃包装巧克力的锡纸，如此在拍X光时就会发现“体内有异物”。后来有一位知青锡纸吃多了差点被噎死，加之“体内异物”病症频率太多，大家又开始想别的方法。恰好清华附中有一位王知青有重症肾炎，于是每每有知青查体时，就好烟好酒伺候着，王知青一高兴，就给点“贵尿”。后来求尿的多了，闹得王知青每天如厕时都大量喝水，厕所外则一堆男女知青拿着缸子、罐子排队等尿。老王的尿果然厉害，一查一个肾炎，很多人因此回城。
刘滋章下手晚了点，等他想借尿时，连里得“肾炎”的也太多了。“我小时候和小伙伴摔跤，锁骨不知怎么就一边高一边低了。”到返城潮开始时，这个不疼不痒的“疾病”已经伴随刘滋章很多年了。刘滋章因此开始了一由连、营、团到师、兵团医院一连串的检查，最终哪家医院也没检查出毛病来，他也因此“大病”而实现了回城的目的。
和黄承江一样，王旭晓也被提拔到团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我当时在基本阵线教育办公室，管‘整党’的。”自1975年开始，王旭晓父母所在的绍兴县就一直给兵团发招工函，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招工函从来就没转到她手里。1977年年初，王旭晓的男友以困退回北京了，这让她有了迫切回家的愿望。当年底，王旭晓工作调动回到绍兴。“工作调动”在当年是很少见的知青返城模式。
1977年，邓小平提出从经济角度解决知青问题，知青返城开始获得重视。当年全年下乡知青24万人，调回城市395万人。随后的两三年，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当时，凡是能弄到一张差不多的医院诊断书，又能证明还在农村种地的，城市就会接收。条件就是：未婚、农民，有病。
绝大多数知青都返城了，但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朱克家、侯隽等知青典型都被隔离审查了。侯隽在1977年恢复了自由，她回到窦家桥村当了村支部书记，后来被调到宝坻县工作，并在那里退休。
“1979年2月，我被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了。”同年，他被下放到云南的一所煤矿劳动，当时上级命令，必须让他下井劳动。朱克家一直留在了云南，直到退休偶尔回到生养他的大上海转转。
1980年，国务院知青办拟定《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说，今后知青工作的指导思想，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1981年10月，上山下乡全面停止。
又一次新起点
王旭晓被调到了绍兴一家印刷厂当工人，那时候，全国已经恢复了高考，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王旭晓也决定报考。
“当时高中的课程对我来说是很难的，物理化学就没学过，所以我只能报考文科。”考试之前的复习，对于王旭晓来说无疑于一道陡峭的悬崖横在面前，好在给“小北大荒人”当了好几年的老师。初中的根底基本还没全忘记，剩下的只能自学。“那时基本就没有复习资料，历史就只有一本高中课本，地理根本就没课本。考试之前，我只看了两张地图，一张世界地图，一张全国地图。”
1978年高考前半个月，王旭晓回到了10年前的母校宁波五中。在那里，她认真的复习了一段时间。两个星期之后，28岁的她和一群应届高中的孩子一起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最终，她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最终留校任教。“我当时的复习班只有三个人考上了，我们老五中67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上大学了。”
王旭晓是幸运的，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未经证实地统计：77、78年恢复高考时，有70万学生进入大学，其中知青不超过10万，而1700万与10万的比值预示了知青未来坎坷的命运。
1977年，黄小南回到了上海，他也积极地准备高考。“当年回到上海的知青接近60万，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第二年参加高考的人更多。”和王旭晓相比，一直在农工排参加劳动的黄小南把10年前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
1979年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办报送国务院《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6条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可由在农场的子女顶替。当年6月，黄小南顶替父亲进入上海棉纺二厂，成为一名车间工人。1998年，48岁的黄小南下岗了。“当时父母年事已高，老父亲还中风住院，孩子还在中专读书，那确实是上有老下有小，失业的苦闷和家庭的压力让我好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来经知青战友的介绍，年过半百的黄小南进入一家洗浴中心当了服务员。
黄小南是知青命运的一个缩影，李南英、刘润章、高教光返城之后的生活轨迹都和他大同小异。在失去了最好的受教育的年龄后，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也一直在低估徘徊。
“新知青运动”
在度过了返城后的迷茫期之后，很多知青在随后30年里又掀起一波新的、带有典型知青特征潮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经历了近10年的艰苦磨练之后，知青们具备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奋斗的精神。因为远离城市多年，很多人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和工作机会。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很多知青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黄承江一直认为“上山下乡”是人生的一种财富，他至今也很怀念兵团给予他的锻炼。
当很多人陆续返城时，黄承江仍旧在兵团安心做着他的摄影宣传工作。和很多人为了工作而摄影不同，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在摄影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最终成全了黄承江的事业。1981年，黄承江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选调进入当时的农垦部，后进入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
黄承江的很多知青战友也都成就了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很多知青留下了，通过深造，他们有的成长为垦区的领导，有的成为出色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也有的进入省地市级领导班子；更多的知青返城了，经过深造和拼博，现在他们有的进入国家机构，担任省部级领导；有的在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企业界、新闻出版界成了知名人士。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姜昆、师胜杰、濮存昕等人都是在知青年代就开始了事业起点，也都是经历过‘上山下乡’之后才最终成就事业的。和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的人相比，知青身上的拼搏和奉献精神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在经受了近10年的艰苦磨练后，知青们身上继承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顽强战斗的优良传统，这也让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脱颖而出。30年来，这支庞大的文化群体，分布全国各地，并形成了祖国建设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知青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精神，越艰苦的地方，这种精神越昂扬。这种精神在40年前就让人震撼，40年后同样值得敬仰。”梁晓声说。
回报
“这是我先生回连队时和老职工们的合影。”王旭晓指着照片解释说。虽然离开当年插队的时间已经有30年了，但几乎所有的知青都难以忘怀第二故乡，难以忘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肖柯回去了，她去看了自己曾为之负伤的土地，也去看望自己长埋在那里的好朋友；
刘润章回去了，老职工们挨家请他去家里吃饭，临别时，各种特产装了半拖拉机；
高教光回去了，他看到了当年批斗自己的老连长，老人家握住他的手，愧疚地老泪纵横；
王旭晓回去了，当年的学生和她一样成为老师了，围在身边，他们还是那么的亲热；
李南英回去了，她和几个老知青凑了点钱，给当年的乡亲们送去几十头优质奶牛；
很多知青都回去了，他们给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带去了资金、带去了项目、带去了再次发展的知识和资源……
“今年是上山下乡40年，肯定有不少知青会回去，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回去。”王旭晓看着照片说。在那里，也留存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埋葬着她亲爱的好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