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的大同骄阳似火，城市里的气氛却已经和几年前不大一样：少了许多焦躁，多了几分静谧。在煤炭市场低迷的今天，“煤老板”在这里似乎已经成了过去式，人们偶尔提起的，是他们的下一代带出的话题——“煤二代”创业。
父辈的暴富，也是一种负担
山西的第一批煤老板出现于中国煤炭市场的第一次黄金时期，即1993年到1997年前后。当时，煤炭市场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煤炭价格也从国家统一定价变为市场价格。第一代煤老板大多是农民，没有铁饭碗，在国有煤矿占领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下，他们承包了一些小煤矿，本希望挣个吃饭钱，没想到煤价涨了，自己也一下子富了起来。不过，1997年之后，煤炭市场经历了将近5年的低迷期。到2002年，第二次黄金时期到来了，煤炭价格突然暴涨，这成就了第二批山西煤老板，他们也属于白手起家的“煤一代”，但数量远不如第一批多。现在，山西的“煤一代”大多都已经五六十岁。
在其他一些行业的企业家眼中，煤老板们的生意没什么技术含量，无非就是两步：第一，生产煤炭；第二，把煤炭运出去卖了。在行业发展的早期，一些煤老板只要能批到火车皮，或者自己买几辆大货车运煤，就能发家。在煤炭市场繁荣的年代，煤老板们每个月去一趟煤矿，提着若干现金打点各个部门及相关人员，同时结算工人工资。因为大多是私人小煤矿，既不用上缴税金，也不需要任何管理知识。
“我经常去北京办事，花个几万块钱找找关系，小事都能办成。”一位张姓煤老板对记者说。在大多数“煤一代”的眼里，钱是能通神的。
虽然第一代煤老板对获取财富有自信，但对自身的商业能力、文化素养、社会地位却极不自信：他们不善于投资，只会大笔消费；买衣服只买贵的，不管是否适合自己；买车基本上都是车展上最豪华的；在北京买房不买别墅，只在长安街沿线买，因为“就喜欢离天安门近点”。
关键是，即使在自己的孩子眼中，他们的形象也不算高大。“煤二代”大多认为，父辈财富的积累完全是“靠天吃饭”，这使得自己与不少其他行业的“富二代”有着天然的不同。随着“煤二代”到了接班的时候，他们迫切地寻找自身定位。只不过，对大多数“煤二代”来说，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最近在山西采访时，接触了三种类型的创业“煤二代”，倾听了他们的创业故事，感受了他们的苦闷、艰辛与自信。
王海——屡败屡战的自信派
王海今年35岁，父亲是第一代煤老板。在事业上，王海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小时候，父亲没有给他很多关注；长大后，虽然有钱，但他并不认为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符，于是急于证明自己。
“我只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但是不受人尊重。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买东西，服务员根本不拿正眼看我们。当时她可能觉得我说的普通话山西口音太重，就认为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这让我很窝火。当时我就想，要在北京混出个样子，让人刮目相看。”
王海没上过大学，所以创业伊始选择了技术含量不高的餐饮业。1999年，山西刀削面在北京还不多见，王海跟父亲要了20万元，在北京某名牌大学对面开了一家刀削面馆，从员工到厨师全部是山西人。由于餐饮形式过于单一，价格相对偏高，面馆在惨淡经营半年后关了门。
“一次失败我觉得没啥，不就是20万吗？也就是父亲原来一天的收入。”王海开始在北京上各种培训班，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人脉圈。一年后，他回到山西，再次寻找创业机会。“我不做花花公子，也不想接父亲的班。我顶看不上煤老板挣钱，既担心煤矿出事故，又要跟各级政府搞好关系，动不动还得接受煤矿安全检查，烦。”
2006年，在父亲的资助下，王海加盟了某连锁品牌咖啡店，凭借在煤老板圈子里的人脉，他在大同开了3家分店。“在山西做这样的店，定位就是熟人联络感情的地方，但我的人脉大多是煤老板和他们的家属，所以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问题。”
2010年，山西省开始实行煤矿国有化改革，很多煤老板持有的煤矿被国家并购。“我一方面很得意，因为我几年前就不想做煤炭这个行当，说明我具有前瞻性；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客户源出现了问题，煤老板纷纷转型，拿了钱去外省投资煤矿、铁矿以及房地产了，我的生意一落千丈。”现在，他的店只剩下一家还勉强维持着。业内的人告诉记者，如今咖啡店的消费主体是年轻人，而王海店里的装修格调更倾向于煤老板喜欢的奢华，太不时尚。
“我心理压力其实挺大的。”王海点燃一支烟，浓雾弥漫中，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父亲的煤矿没有了，今后如果还找不到投资增长点，我会坐吃山空。孩子已经12岁了，媳妇不上班，但花钱挺多。我挺苦闷。”
父亲有没有提供创业建议？王海苦笑了一下：“我父亲也在寻找投资机会，但是像煤矿那样一夜暴富的行业已经不可能找到了，于是做什么都觉得风险大，都觉得难。”
采访中，王海对记者总结了自己的优缺点：优点是思维发散、敢于尝试，缺点是不够吃苦耐劳，总找不准定位。“听说有机农业不错，但是我的顾虑是，有机农业投入太大，无法保证一定会被市场认可，也许又会失败。如今我们没了煤矿的收入，已经输不起了。”他最后又自信地补充了一句，“不过，我屡败屡战，最终是会找到定位的。”
李兴——没把握好机会的海归派
“刘备不会打仗，但关羽、张飞是猛将；刘备不会用兵，但诸葛亮会，所以我只要做刘备就行了。这是我父亲的格言。”坐在记者面前的李兴说。他今年25岁，父亲早年承包了几家煤矿，家境富裕。父亲对他的学业管得很严，但李兴的学习成绩只属于中上。2008年，他被送到法国读书。
“到了法国，一下子没人管了，特别自在。”李兴说，“我去法国时连语言都没过关，好在法国学校里的中国学生很多，并不寂寞，不过在法国确实是没学到什么知识，荒废了4年。”
父亲得知情况后，等他大学一毕业便立即让他回了国。又托了很多朋友，最后选定了一位朋友的企业，让李兴去工作。 “老板是我爸的朋友，能让我干什么？什么都不干，照样拿工资，结果啥本事也没学到。”于是父亲又给他换了家公司。“这家规模不算很大，总想让我爸给他们投资，后来看我爸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就对我变得不再热情，我就只好自己创业了。”李兴苦笑着说。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李兴开始变得内敛、拘谨，创业谈何容易。父亲建议他借力，找个会经营、懂行的人帮忙。“2012年10月，我爸给我投资50万元，让我创办一家广告公司，专门负责一些房地产企业的宣传。我是总经理，副总经理是一位资深广告人。”实际上，副总经理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的灵魂。李兴不懂广告业，不懂地产业，如何构思一则广告，如何带领团队，如何招揽生意，全凭副总经理做主。结果不到半年，50万资本就用光了，而副总经理则自己另起炉灶，开了个新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不管我爸怎么扶持，我就是不成器。和我一起留学的几个‘富二代’，如今好几个已经继承家族企业，开始大展拳脚了。”李兴无奈地说，“从小父亲就对我大包大揽，我毫无自主权，都习惯了，如今做什么都是优柔寡断，没主见，再加上自己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父亲又操之过急，所以我今后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办。”说完，李兴把脸埋在手掌中，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史永强——立足本土的探索派
“如果不是父亲突然因车祸离世，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史永强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史永强今年42岁，父亲是位煤老板，他在无忧无虑中长大。1999年，父亲突然遭遇车祸去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史永强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母亲当机立断，对丧事秘而不宣，先带着史永强把应收账款收齐，同时把欠别人的账款结清。清理完三角债，母亲才宣布消息，办父亲后事。
此后，史永强开始学习管理知识、经营煤矿，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始终觉得，经营煤矿不是长久之计。一方面，煤矿对安全生产要求非常高，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另一方面，煤挖光了以后怎么办？”2008年，史永强看准大同市城市改造的机会，投资8亿元，中标了一块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土地。
“在当时并不是多好的地段，但是我研究过，这块地附近一定会重新规划，地皮会升值。”他的房地产项目完工时，售价每平方米3200元，但购买者寥寥。没过多久，市政府规划，把市重点高中大同一中的新址设在房地产项目附近，结果房价迅速飙升，如今已经到了每平方米6800元。
很快，史永强又有了新想法。“很多人手里有钱，但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用处，另外一些人则急需用钱，却得不到现有银行体系的支持。”于是，史永强又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帮助那些需要贷款创业的人。
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接触的“煤二代”中，史永强属于个人能力较强、思考也比较深的人。他认为自己涉足的产业领域尽管很多，却没有一个能够发展成百年品牌的。“煤矿肯定不是，房地产也不是。能做百年品牌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寻找。”他对记者介绍了自己正在尝试的领域：一是农业，二是教育。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采访结束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与史永强探讨了山西“煤二代”的现状与未来。他认为，大多数“煤二代”之所以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业道路，主要源于父辈积累财富相对容易，很多“煤二代”还想延续之前一夜暴富的方式。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依靠资源暴富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所以他们还在苦苦寻觅。史永强认为，如果“煤二代”能改变独享财富的观念，着眼于让财富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未来很多主动创业的“煤二代”可能就会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父辈的暴富，也是一种负担
山西的第一批煤老板出现于中国煤炭市场的第一次黄金时期，即1993年到1997年前后。当时，煤炭市场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煤炭价格也从国家统一定价变为市场价格。第一代煤老板大多是农民，没有铁饭碗，在国有煤矿占领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下，他们承包了一些小煤矿，本希望挣个吃饭钱，没想到煤价涨了，自己也一下子富了起来。不过，1997年之后，煤炭市场经历了将近5年的低迷期。到2002年，第二次黄金时期到来了，煤炭价格突然暴涨，这成就了第二批山西煤老板，他们也属于白手起家的“煤一代”，但数量远不如第一批多。现在，山西的“煤一代”大多都已经五六十岁。
在其他一些行业的企业家眼中，煤老板们的生意没什么技术含量，无非就是两步：第一，生产煤炭；第二，把煤炭运出去卖了。在行业发展的早期，一些煤老板只要能批到火车皮，或者自己买几辆大货车运煤，就能发家。在煤炭市场繁荣的年代，煤老板们每个月去一趟煤矿，提着若干现金打点各个部门及相关人员，同时结算工人工资。因为大多是私人小煤矿，既不用上缴税金，也不需要任何管理知识。
“我经常去北京办事，花个几万块钱找找关系，小事都能办成。”一位张姓煤老板对记者说。在大多数“煤一代”的眼里，钱是能通神的。
虽然第一代煤老板对获取财富有自信，但对自身的商业能力、文化素养、社会地位却极不自信：他们不善于投资，只会大笔消费；买衣服只买贵的，不管是否适合自己；买车基本上都是车展上最豪华的；在北京买房不买别墅，只在长安街沿线买，因为“就喜欢离天安门近点”。
关键是，即使在自己的孩子眼中，他们的形象也不算高大。“煤二代”大多认为，父辈财富的积累完全是“靠天吃饭”，这使得自己与不少其他行业的“富二代”有着天然的不同。随着“煤二代”到了接班的时候，他们迫切地寻找自身定位。只不过，对大多数“煤二代”来说，这个过程并不顺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最近在山西采访时，接触了三种类型的创业“煤二代”，倾听了他们的创业故事，感受了他们的苦闷、艰辛与自信。
王海——屡败屡战的自信派
王海今年35岁，父亲是第一代煤老板。在事业上，王海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小时候，父亲没有给他很多关注；长大后，虽然有钱，但他并不认为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符，于是急于证明自己。
“我只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但是不受人尊重。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北京赛特购物中心买东西，服务员根本不拿正眼看我们。当时她可能觉得我说的普通话山西口音太重，就认为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这让我很窝火。当时我就想，要在北京混出个样子，让人刮目相看。”
王海没上过大学，所以创业伊始选择了技术含量不高的餐饮业。1999年，山西刀削面在北京还不多见，王海跟父亲要了20万元，在北京某名牌大学对面开了一家刀削面馆，从员工到厨师全部是山西人。由于餐饮形式过于单一，价格相对偏高，面馆在惨淡经营半年后关了门。
“一次失败我觉得没啥，不就是20万吗？也就是父亲原来一天的收入。”王海开始在北京上各种培训班，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人脉圈。一年后，他回到山西，再次寻找创业机会。“我不做花花公子，也不想接父亲的班。我顶看不上煤老板挣钱，既担心煤矿出事故，又要跟各级政府搞好关系，动不动还得接受煤矿安全检查，烦。”
2006年，在父亲的资助下，王海加盟了某连锁品牌咖啡店，凭借在煤老板圈子里的人脉，他在大同开了3家分店。“在山西做这样的店，定位就是熟人联络感情的地方，但我的人脉大多是煤老板和他们的家属，所以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问题。”
2010年，山西省开始实行煤矿国有化改革，很多煤老板持有的煤矿被国家并购。“我一方面很得意，因为我几年前就不想做煤炭这个行当，说明我具有前瞻性；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客户源出现了问题，煤老板纷纷转型，拿了钱去外省投资煤矿、铁矿以及房地产了，我的生意一落千丈。”现在，他的店只剩下一家还勉强维持着。业内的人告诉记者，如今咖啡店的消费主体是年轻人，而王海店里的装修格调更倾向于煤老板喜欢的奢华，太不时尚。
“我心理压力其实挺大的。”王海点燃一支烟，浓雾弥漫中，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父亲的煤矿没有了，今后如果还找不到投资增长点，我会坐吃山空。孩子已经12岁了，媳妇不上班，但花钱挺多。我挺苦闷。”
父亲有没有提供创业建议？王海苦笑了一下：“我父亲也在寻找投资机会，但是像煤矿那样一夜暴富的行业已经不可能找到了，于是做什么都觉得风险大，都觉得难。”
采访中，王海对记者总结了自己的优缺点：优点是思维发散、敢于尝试，缺点是不够吃苦耐劳，总找不准定位。“听说有机农业不错，但是我的顾虑是，有机农业投入太大，无法保证一定会被市场认可，也许又会失败。如今我们没了煤矿的收入，已经输不起了。”他最后又自信地补充了一句，“不过，我屡败屡战，最终是会找到定位的。”
李兴——没把握好机会的海归派
“刘备不会打仗，但关羽、张飞是猛将；刘备不会用兵，但诸葛亮会，所以我只要做刘备就行了。这是我父亲的格言。”坐在记者面前的李兴说。他今年25岁，父亲早年承包了几家煤矿，家境富裕。父亲对他的学业管得很严，但李兴的学习成绩只属于中上。2008年，他被送到法国读书。
“到了法国，一下子没人管了，特别自在。”李兴说，“我去法国时连语言都没过关，好在法国学校里的中国学生很多，并不寂寞，不过在法国确实是没学到什么知识，荒废了4年。”
父亲得知情况后，等他大学一毕业便立即让他回了国。又托了很多朋友，最后选定了一位朋友的企业，让李兴去工作。 “老板是我爸的朋友，能让我干什么？什么都不干，照样拿工资，结果啥本事也没学到。”于是父亲又给他换了家公司。“这家规模不算很大，总想让我爸给他们投资，后来看我爸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就对我变得不再热情，我就只好自己创业了。”李兴苦笑着说。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李兴开始变得内敛、拘谨，创业谈何容易。父亲建议他借力，找个会经营、懂行的人帮忙。“2012年10月，我爸给我投资50万元，让我创办一家广告公司，专门负责一些房地产企业的宣传。我是总经理，副总经理是一位资深广告人。”实际上，副总经理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的灵魂。李兴不懂广告业，不懂地产业，如何构思一则广告，如何带领团队，如何招揽生意，全凭副总经理做主。结果不到半年，50万资本就用光了，而副总经理则自己另起炉灶，开了个新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不管我爸怎么扶持，我就是不成器。和我一起留学的几个‘富二代’，如今好几个已经继承家族企业，开始大展拳脚了。”李兴无奈地说，“从小父亲就对我大包大揽，我毫无自主权，都习惯了，如今做什么都是优柔寡断，没主见，再加上自己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父亲又操之过急，所以我今后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办。”说完，李兴把脸埋在手掌中，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史永强——立足本土的探索派
“如果不是父亲突然因车祸离世，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史永强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史永强今年42岁，父亲是位煤老板，他在无忧无虑中长大。1999年，父亲突然遭遇车祸去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史永强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母亲当机立断，对丧事秘而不宣，先带着史永强把应收账款收齐，同时把欠别人的账款结清。清理完三角债，母亲才宣布消息，办父亲后事。
此后，史永强开始学习管理知识、经营煤矿，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始终觉得，经营煤矿不是长久之计。一方面，煤矿对安全生产要求非常高，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另一方面，煤挖光了以后怎么办？”2008年，史永强看准大同市城市改造的机会，投资8亿元，中标了一块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土地。
“在当时并不是多好的地段，但是我研究过，这块地附近一定会重新规划，地皮会升值。”他的房地产项目完工时，售价每平方米3200元，但购买者寥寥。没过多久，市政府规划，把市重点高中大同一中的新址设在房地产项目附近，结果房价迅速飙升，如今已经到了每平方米6800元。
很快，史永强又有了新想法。“很多人手里有钱，但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用处，另外一些人则急需用钱，却得不到现有银行体系的支持。”于是，史永强又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帮助那些需要贷款创业的人。
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接触的“煤二代”中，史永强属于个人能力较强、思考也比较深的人。他认为自己涉足的产业领域尽管很多，却没有一个能够发展成百年品牌的。“煤矿肯定不是，房地产也不是。能做百年品牌的产业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寻找。”他对记者介绍了自己正在尝试的领域：一是农业，二是教育。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采访结束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与史永强探讨了山西“煤二代”的现状与未来。他认为，大多数“煤二代”之所以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业道路，主要源于父辈积累财富相对容易，很多“煤二代”还想延续之前一夜暴富的方式。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依靠资源暴富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所以他们还在苦苦寻觅。史永强认为，如果“煤二代”能改变独享财富的观念，着眼于让财富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未来很多主动创业的“煤二代”可能就会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