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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5文献标识码：A
摘要：美国价值观既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之一，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美国政府历来重视价值观输出在对外关系上的作用，价值观输出几乎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永恒主题”，美国政府经常不遗余力得用各种不同方法在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价值观输出为实现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提升了美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本文主要研究了美国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其产生的根源；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传统。
关键词：美国价值观；价值观输出；个人主义
一、美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及其根源
1、美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这种独特性造就了美国独特的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美国的移民大多数来自于英格兰的殖民者，他们是一群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构成了美国的主流社会，WASP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就成为了美国价值观。对于美国价值觀的具体内容，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从“美国梦”的角度总结了美国的价值观存在着相互关联的三对基本理念：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 ）和自我依靠（self-reliance）；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和参与竞争（competition）；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和努力工作（ hard work）。[1]美国学者艾瑟尔·阿尔和罗宾·威廉斯简要而又概括的对美国价值观进行了梳理，他们认为美国价值观的精髓在于一下几点：“自由、平等、民主、独立、崇尚个性、乐观进取、流动和变化”。 [2]
本文认为，美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民主价值观；以“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价值观；以“人权”为基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
2、美国价值观的根源
美国价值观的形成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根源于清教主义传统和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同时也受到了美国多种族的移民国家这一独特性的深刻影响。
（1）美国价值观的清教主义根源。17世纪清教徒被迫逃往北美，决定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意志信仰上帝，信奉基督教，并将基督教的真正精神赋予实施，创建一个“山巅之城，为万众敬仰”。[3]逃往北美的英国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深刻的影响了美国价值观。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梅利亚姆指出：“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美国民族特性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4]
首先，它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民主价值观念。某种程度上说，民主的概念是“从一种宗教信仰中发展而来的。”[5]而新教的理念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倾向。正如约翰·卡莱迪指出，清教主义的四种理念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作出了重大贡献：限定政府权力（因为人性本恶，他们不能被赋予比同僚们更多的权力）；会众自治（公理会的基本原则）；个性自由（每个会员必须能够阅读并解释《圣经》）；社区有权利使自己的成员服从大众利益。[6]因此，清教理念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学说，对美国政治民主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次，与自由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的行使……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的伙伴。”[7]因此，美国的自由价值观与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渊源。再次，对个人主义和人权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教徒信奉的“因信称义”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权威，排除了人神之间的阻隔，信徒凭借信仰就可直接同上帝沟通，而不必依靠教会教条的媒介作用。这种理论把信徒个人从罗马教会严密的思想控制下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让信徒自己确定信仰，使个人的灵魂获得更多的自由与独立。同时“基督教原则”也规定：“个人应当享有一系列普遍的、不受侵犯的和不容剥夺的权利。”[8]因此，清教主义从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人权观等各个方面促成了美国价值的的形成和发展。
（2）美国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欧洲启蒙运动自由民主思潮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于17-18世纪，主张以人权代替神权，极力宣扬民主自由思想。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人民有权限制、改变或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北美殖民地进行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建立了代议制共和政府，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从根本上说，《美国宪法》最能够体现美国价值观，“他们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原则，利维和西塞罗、西德尼、哈林顿和洛克的原则。”因此，美国价值观的形成是以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思潮为基础的，并时刻反映着这些思潮。
（3）美国价值观的形成，与自身的特性及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也紧密相联系。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而来自欧洲的移民构成了其主体，正如学者指出“移民构成了美国的历史。”[10]欧洲的这些白人移民视自身为“上帝的选民”，而将北美土著的印第安人和从非洲贩卖而来的黑人视为“上帝的弃民”，这种种族优越感带来导致了“美国例外论”和偏执狂心态。[11]另一方面，从地缘环境的角度来讲，北美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这些使他们坚信，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指引他们开拓的“新的耶路撒冷”，因此他们认为自身有传播基督教文明拯救世界的使命。
二、美国“价值观输出”及其传统
1、美国“价值观输出”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价值观输出”主要是指一国在自身国家利益的趋势下，通过自身的价值观的传播和宣扬而使其他国家接受，实现本国的战略目的。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前提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原则的，国家战略目标的不同和战略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它们之间相互猜忌，进行也影响了国际社会安全的缺失以及“安全困境”的产生。因此，各个国家实施各种手段来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在此前提下，价值观就被当作了一国外交的重要手段，通过价值观输出而影响其他国家，最终实现自己国家利益。 就美国而言，由于美国价值观的独特性，以及美国霸权的战略惯性，导致了美国的“价值观输出”具有霸权性、强制性、目的性的特点。美国自立国之日起，就将自己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12]“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13]在此指导思想下，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强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实现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对于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定义，有人指出是指美国要求或强迫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美国的人权标准”。[14]这个定义指出了美国价值观输出的性质、方式和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不算完整，并没用涵盖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的。基于此，本文认为，美国“价值观输出”是指，美国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通过吸引或强迫的手段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以“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民主价值观；以“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价值观；以“人权”为基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以实现和维持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目的。
2、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传统
美国自开国之日起，就将自己的价值观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美国不仅要成为优于并为其他的民族所效仿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还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其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15]
（1）冷战之前：美国霸权确立之前的价值观输出。
美国的建国被视为是对英国世界霸权的挑战，标志着英国在北美大陆地区失去了主导地位。[16]虽然建国伊始，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对欧洲形成抗衡，但价值观的影响却非常之大。美国创建时期的最后一位政治家艾伯特·加勒廷曾告诫国人：“你们的使命将是为了所有其他政府和所有不幸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发挥你们的所有才能逐渐改善国家的制度和社会状况，靠着你们自己的范例，带给人们最有益的道义影响。”[17]而1823年的《门罗宣言》，从维护美洲共和制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了反对欧洲在美洲争夺殖民地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因此，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指导方针，这种价值观输出，受到了美洲国家的欢迎，也得到了美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不仅为美国的领土扩张提供了合法性，更为美国后来的霸权战略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发战争横财，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所提高。因此美国便大力输出自己的民主价值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称：“我们将为我们共同珍视的事业而战斗——为民主，为屈从于权势的人们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的权利，为弱小民族的权利与自由，为自由人民协力合作的普遍权利而战。”[18]因此，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这是美国企图步入国际政治舞台为世界所规划的宏伟蓝图。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新的规范和机制，最终实现世界永久的和平。虽然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这个宏伟蓝图并没有实现，但是，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从此深入人心，为后来美国的价值观输出和世界霸权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2）冷战期间：美国霸权拓展时期的价值观输出。
冷战时期是美国霸权的拓展时期，在此期间，美国积极推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外交，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反共成为了美國价值观输出的主要表现形态。美国认为，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其触角却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19]因此，美国一方面实施了遏制战略，企图围堵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通过“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并主导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企图扩大在世界的影响范围，使自身在与苏联争霸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但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外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处于守势。于是卡特政府正是提出了“人权”外交的政策，通过人权价值观来影响外交政策。卡特指出：“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为重要的优势，我们应该尽可能有效的利用这种精良的武器。”[20]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断利用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对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以弥补在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不足。最终，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美国的霸主地位得到了有效的拓展。
（3）冷战之后：美国霸权护持时期的价值观输出。
冷战的结束赋予了美国在20世纪内第三次建立世界秩序、将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机遇。[21]但是，在美国为此感到高兴和鼓舞的同时，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一种悲观的声音，即“美国衰弱论”。在这场“衰弱论”的争辩中，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他认为美国实力并没用衰弱，美国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因此，在冷战后美国霸权的护持阶段，价值观输出成为了重要的战略手段。老布什政府时期将支持民主和鼓励市场经济作为他们对外政策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他指出：“促进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作为人权以及经济和社会项目的最可靠的保障。……今天的美国人民有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国家的面孔更和善，让世界的面孔更慈祥。”[22]
而在克林顿上台之后，更是将确保美国安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从而将输出民主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在此期间，“民主和评论”也是大行其道。2011年的9·11事件，对美国以沉重打击。但是小布什政府却打着反恐的旗号，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强制输出民主和价值观，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布什指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23]虽然美国输出的这两场战争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和美国的软实力，但是价值观输出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玛雅主编：《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和内政外交》，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转引自李丹：《美国价值观及其对华关系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72页。
[3]Boorstin， D.J.， The America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8.P3.
[4]查尔斯·梅利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页。
[5]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樊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707页。
[6]Garrsty J. A.，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ation [M]. Boston： Addison-Wesley， 1985， p34.
[7]夏尔·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9页。
[8]罗纳德·欧文：《西欧基督教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9]让·卢梭：《社会契约论》（其林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76页。
[10]Jean-Baptise Duroselle， From Wison to Roosevelt：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d， 1913-1945， London： Sed Press， 1964， p.16.
[11]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283页。
[12]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 1987年，第3页。
[13]比爾·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海南出版社 1997年，第116页。
[14]布庆荣：《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历史考察》，《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33页。
[15]Arthur Schlesing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Praeger Inc.， 1986， p.54.
[16]Samuel P. Hunti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2， March/April， 1999. pp.35-49.
[17]转引自布庆荣：《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历史考察》，第133页。
[18]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19]威廉·富布莱特：《跛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22页。
[20]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2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46页。
[22]转引自肖黎朔：《美国民主、自由、人权战略的来龙去脉》，《红旗文稿》，2009年第3期，第14页。
[23]同上。
作者简介：刘月乔，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
摘要：美国价值观既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之一，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美国政府历来重视价值观输出在对外关系上的作用，价值观输出几乎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永恒主题”，美国政府经常不遗余力得用各种不同方法在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价值观输出为实现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提升了美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本文主要研究了美国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其产生的根源；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传统。
关键词：美国价值观；价值观输出；个人主义
一、美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及其根源
1、美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这种独特性造就了美国独特的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美国的移民大多数来自于英格兰的殖民者，他们是一群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构成了美国的主流社会，WASP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就成为了美国价值观。对于美国价值觀的具体内容，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学者从“美国梦”的角度总结了美国的价值观存在着相互关联的三对基本理念：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 ）和自我依靠（self-reliance）；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和参与竞争（competition）；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和努力工作（ hard work）。[1]美国学者艾瑟尔·阿尔和罗宾·威廉斯简要而又概括的对美国价值观进行了梳理，他们认为美国价值观的精髓在于一下几点：“自由、平等、民主、独立、崇尚个性、乐观进取、流动和变化”。 [2]
本文认为，美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民主价值观；以“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价值观；以“人权”为基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
2、美国价值观的根源
美国价值观的形成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根源于清教主义传统和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同时也受到了美国多种族的移民国家这一独特性的深刻影响。
（1）美国价值观的清教主义根源。17世纪清教徒被迫逃往北美，决定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意志信仰上帝，信奉基督教，并将基督教的真正精神赋予实施，创建一个“山巅之城，为万众敬仰”。[3]逃往北美的英国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深刻的影响了美国价值观。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梅利亚姆指出：“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美国民族特性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4]
首先，它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民主价值观念。某种程度上说，民主的概念是“从一种宗教信仰中发展而来的。”[5]而新教的理念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倾向。正如约翰·卡莱迪指出，清教主义的四种理念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作出了重大贡献：限定政府权力（因为人性本恶，他们不能被赋予比同僚们更多的权力）；会众自治（公理会的基本原则）；个性自由（每个会员必须能够阅读并解释《圣经》）；社区有权利使自己的成员服从大众利益。[6]因此，清教理念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学说，对美国政治民主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次，与自由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的行使……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的伙伴。”[7]因此，美国的自由价值观与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渊源。再次，对个人主义和人权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教徒信奉的“因信称义”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权威，排除了人神之间的阻隔，信徒凭借信仰就可直接同上帝沟通，而不必依靠教会教条的媒介作用。这种理论把信徒个人从罗马教会严密的思想控制下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让信徒自己确定信仰，使个人的灵魂获得更多的自由与独立。同时“基督教原则”也规定：“个人应当享有一系列普遍的、不受侵犯的和不容剥夺的权利。”[8]因此，清教主义从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人权观等各个方面促成了美国价值的的形成和发展。
（2）美国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欧洲启蒙运动自由民主思潮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于17-18世纪，主张以人权代替神权，极力宣扬民主自由思想。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人民有权限制、改变或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北美殖民地进行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建立了代议制共和政府，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从根本上说，《美国宪法》最能够体现美国价值观，“他们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原则，利维和西塞罗、西德尼、哈林顿和洛克的原则。”因此，美国价值观的形成是以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思潮为基础的，并时刻反映着这些思潮。
（3）美国价值观的形成，与自身的特性及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也紧密相联系。美国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而来自欧洲的移民构成了其主体，正如学者指出“移民构成了美国的历史。”[10]欧洲的这些白人移民视自身为“上帝的选民”，而将北美土著的印第安人和从非洲贩卖而来的黑人视为“上帝的弃民”，这种种族优越感带来导致了“美国例外论”和偏执狂心态。[11]另一方面，从地缘环境的角度来讲，北美地区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这些使他们坚信，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指引他们开拓的“新的耶路撒冷”，因此他们认为自身有传播基督教文明拯救世界的使命。
二、美国“价值观输出”及其传统
1、美国“价值观输出”
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价值观输出”主要是指一国在自身国家利益的趋势下，通过自身的价值观的传播和宣扬而使其他国家接受，实现本国的战略目的。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前提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原则的，国家战略目标的不同和战略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它们之间相互猜忌，进行也影响了国际社会安全的缺失以及“安全困境”的产生。因此，各个国家实施各种手段来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在此前提下，价值观就被当作了一国外交的重要手段，通过价值观输出而影响其他国家，最终实现自己国家利益。 就美国而言，由于美国价值观的独特性，以及美国霸权的战略惯性，导致了美国的“价值观输出”具有霸权性、强制性、目的性的特点。美国自立国之日起，就将自己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12]“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13]在此指导思想下，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强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以实现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对于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定义，有人指出是指美国要求或强迫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美国的人权标准”。[14]这个定义指出了美国价值观输出的性质、方式和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不算完整，并没用涵盖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的。基于此，本文认为，美国“价值观输出”是指，美国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通过吸引或强迫的手段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以“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民主价值观；以“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价值观；以“人权”为基础的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以实现和维持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目的。
2、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传统
美国自开国之日起，就将自己的价值观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美国不仅要成为优于并为其他的民族所效仿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还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其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15]
（1）冷战之前：美国霸权确立之前的价值观输出。
美国的建国被视为是对英国世界霸权的挑战，标志着英国在北美大陆地区失去了主导地位。[16]虽然建国伊始，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对欧洲形成抗衡，但价值观的影响却非常之大。美国创建时期的最后一位政治家艾伯特·加勒廷曾告诫国人：“你们的使命将是为了所有其他政府和所有不幸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发挥你们的所有才能逐渐改善国家的制度和社会状况，靠着你们自己的范例，带给人们最有益的道义影响。”[17]而1823年的《门罗宣言》，从维护美洲共和制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了反对欧洲在美洲争夺殖民地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因此，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对拉美国家政策的指导方针，这种价值观输出，受到了美洲国家的欢迎，也得到了美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不仅为美国的领土扩张提供了合法性，更为美国后来的霸权战略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发战争横财，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所提高。因此美国便大力输出自己的民主价值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称：“我们将为我们共同珍视的事业而战斗——为民主，为屈从于权势的人们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的权利，为弱小民族的权利与自由，为自由人民协力合作的普遍权利而战。”[18]因此，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这是美国企图步入国际政治舞台为世界所规划的宏伟蓝图。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新的规范和机制，最终实现世界永久的和平。虽然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这个宏伟蓝图并没有实现，但是，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从此深入人心，为后来美国的价值观输出和世界霸权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2）冷战期间：美国霸权拓展时期的价值观输出。
冷战时期是美国霸权的拓展时期，在此期间，美国积极推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外交，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因此，意识形态上的反共成为了美國价值观输出的主要表现形态。美国认为，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其触角却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19]因此，美国一方面实施了遏制战略，企图围堵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通过“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并主导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企图扩大在世界的影响范围，使自身在与苏联争霸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
但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外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美苏争霸的过程中处于守势。于是卡特政府正是提出了“人权”外交的政策，通过人权价值观来影响外交政策。卡特指出：“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为重要的优势，我们应该尽可能有效的利用这种精良的武器。”[20]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断利用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对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以弥补在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不足。最终，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美国的霸主地位得到了有效的拓展。
（3）冷战之后：美国霸权护持时期的价值观输出。
冷战的结束赋予了美国在20世纪内第三次建立世界秩序、将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机遇。[21]但是，在美国为此感到高兴和鼓舞的同时，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一种悲观的声音，即“美国衰弱论”。在这场“衰弱论”的争辩中，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他认为美国实力并没用衰弱，美国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因此，在冷战后美国霸权的护持阶段，价值观输出成为了重要的战略手段。老布什政府时期将支持民主和鼓励市场经济作为他们对外政策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他指出：“促进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作为人权以及经济和社会项目的最可靠的保障。……今天的美国人民有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国家的面孔更和善，让世界的面孔更慈祥。”[22]
而在克林顿上台之后，更是将确保美国安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从而将输出民主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在此期间，“民主和评论”也是大行其道。2011年的9·11事件，对美国以沉重打击。但是小布什政府却打着反恐的旗号，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强制输出民主和价值观，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布什指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23]虽然美国输出的这两场战争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和美国的软实力，但是价值观输出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玛雅主编：《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和内政外交》，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转引自李丹：《美国价值观及其对华关系的影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72页。
[3]Boorstin， D.J.， The America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8.P3.
[4]查尔斯·梅利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页。
[5]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樊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707页。
[6]Garrsty J. A.，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ation [M]. Boston： Addison-Wesley， 1985， p34.
[7]夏尔·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9页。
[8]罗纳德·欧文：《西欧基督教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9]让·卢梭：《社会契约论》（其林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76页。
[10]Jean-Baptise Duroselle， From Wison to Roosevelt：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d， 1913-1945， London： Sed Press， 1964， p.16.
[11]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283页。
[12]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 1987年，第3页。
[13]比爾·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海南出版社 1997年，第116页。
[14]布庆荣：《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历史考察》，《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33页。
[15]Arthur Schlesing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Praeger Inc.， 1986， p.54.
[16]Samuel P. Hunti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2， March/April， 1999. pp.35-49.
[17]转引自布庆荣：《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历史考察》，第133页。
[18]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19]威廉·富布莱特：《跛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22页。
[20]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21]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46页。
[22]转引自肖黎朔：《美国民主、自由、人权战略的来龙去脉》，《红旗文稿》，2009年第3期，第14页。
[23]同上。
作者简介：刘月乔，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