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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城乡发展进程中，乡村发展一直落后于城市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优化村庄治理是关键，而民族村庄治理又是我国村庄治理的重要一环。民族村庄地处偏僻，资源短缺，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薄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应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优化民族村庄治理，促进民族村庄发展成为目前一大问题。文章以贵州黔西画坞苗村为例，对政府下派支书带动民族村庄发展的“支书乡派”现象作深入研究，探讨政府如何在民族村庄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关键词：支书乡派;民族村庄;村庄治理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政村治”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赋予了村民乡村自治权，村民自治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学者对村民自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持久的探索，使得近年来村民自治在理论界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村民自治的现实运行情况距离其理想状态仍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一直处于落后地位。在民族村庄，由于缺乏优秀的治理人才，村民自治更是难以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
我国的民族村庄大多处在偏僻、封闭、交通不便的地区，村庄的村干部，无论是党员选出来的党村支部书记，还是经由村民选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其实也就是一个农民，世居村落社会，吃在农家，长在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亦没有跳出农门看世界的发展眼界。在如今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依靠村庄本土选出的村支书是否能够担当起带动村庄发展的重任是一个问题。
二、研究综述
下派机关干部到基层开展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一种传统做法。从解放初期到现在，下派干部在我国基层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下派干部实践的推广，关注下派干部的理论研究逐年增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研究。
一是总结下派干部工作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关系矛盾，特别是下派干部和原单位、驻村班子的关系。如薛培运从讲究策略、把握角色、摆正位置等方面，探索下派干部如何适应挂职以后的工作;何伟良从不深入基层、不愿到最艰难困苦的地方锻炼等方面，总结干部下基层须预防的几种倾向等。
二是对下派干部制度经验的分析研究。如王阿敏、胡少华、黄陵东等分别对河南、福建南平选派机关干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等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严国方、肖唐镖较早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们认为，下派干部这种政府主导的运动式乡村建设模式存在严重的内在制度性缺失。
三是对下派干部与村民自治之间关系的研究。陈国申提出，“第一书记”对村庄的帮扶具有很强的临时性、偶然性，是一种非制度化因素。张义祯建构嵌入治理模型来解释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的现实有效性和合理性。
总体来看，学术界将下派干部作为基层开展农村工作的一种手段进行研究，下派干部是对村庄的临时性支持，是政府派出的“钦差大臣”，但对于直接下派担任村委会职务的研究较少。
三、案例选择与案例介绍
画坞苗族村，隶属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新仁乡，位于黔西县南部边沿二水汇流、三县交界的河谷地带。画坞村景色宜人，有着极好的自然风景，然而如此好山好水好风光和“苗族歌舞之乡”之地，却被大山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过去到画坞之艰险有“手爬岩”之说，村里没有大路通向外面，只能沿着一条陡峭的岩壁爬出去，这导致了画坞村村民基本一生自给自足，不与外界联系，许多村民不会讲普通话，有的甚至听不懂普通话，生活十分艰难。
2004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将黔西列为重点帮扶县，把新仁乡确定为重点帮扶乡，拉开了新仁乡重大变化的序幕。画坞村如今开始致力于开发乡村旅游，初具规模的民族风情园已经开始吸引外省的游客。这还是几年前那个道路不通、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画坞村吗？是什么让一个普通村庄发生这样大的变化？除了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关键还在于本村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本土乡村精英，而是扩宽思路引进外来高素质精英，也就是画坞村2006年以来实行的“支书乡派”。
四、画坞村“支书乡派”的原因分析
（一）基层党组织队伍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选出高素质的带头人
村庄领头人要能够引领村庄的发展，在农村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政策，必须首先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政策的内容实质，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这就要求支部书记，必须要有充沛的精力和一定的知识文化及理论素养。但画坞村的基层党组织却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党员队伍老化。2006年乡政府下派支书之前画坞村只有7名党员，且年龄偏大。“三个党员八颗牙，还有一颗是假牙”这可以说很形象的形容了画坞村的党组织队伍。再加上市場经济的冲击下，大量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基层党组织更加弱化。二是党员文化素质较低。2006年之前，画坞村党员普遍是小学初中文化。有文化、年纪轻的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导致村级干部人才匮乏。文化结构不合理、文化程度偏低会导致村党支部书记在全面理解和把握党的方针政策上显得力不从心，在思发展、议发展、谋发展的科学性上能力偏弱，尤其是在应对当前市场经济的挑战和飞速发展的条件下，这样选出的支部书记带领村庄科学发展的能力自然会不足。杨庭木是画坞村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曾当过兵，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在访谈中他自己也表示，年纪大了，如今工作要求又不像以前只需要调解纷争，带领大家务农收庄稼，尤其是信息发达的时代村级工作也需要用电脑，“我们实在是搞不来了”他这样说到。可见，现在民族村庄好“苗子”实在难找，“矮子里面选高个儿”，难选也选不出高素质的带头人。
（二）基层党组织队伍缺乏动力，无人愿意参选村支书
基层工作繁杂细琐，可谓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件件要挂帅，事事缠在身”，日益庞杂繁复的工作任务要求村支书必须要配合好乡镇的工作，这在客观上使得村支书不可避免的会与村民发生摩擦矛盾，其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疏远了。结果上面任务重，下面难处理，村支书往往夹在村民与政府之间，处在一种尴尬境地。画坞村最后一任本村选出的村支书杨春光就是在这种两难中选择主动辞职的。 2005年，在民建中央的支持下画坞村开始动员村民投工投劳修建通往新仁乡的路。修路规划对村民的土地有一定侵占，但当时却没有资金来补偿公路占地，有的村民想着占了就占了，路修好了对大家都有益，但也有村民始终拒绝被无偿侵占。在国家与村民之间的无奈，再加上又没有良好的激励和保障机制来激起村支书对这份工作的动力，使得根本无人参选。
（三）新时代需要能够带领民族村庄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在新时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广大农村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很难找到高素质尤其是能驾驭市场经济的带头人。民族地区村庄缺乏科技、信息、项目和资金，村民缺乏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和新知识，难以找到一个出色的带头人整合村庄资源带动村庄发展。而“支书乡派”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并不影响村民自治本身的框架，不局限于在本土基础、本土资源中作文章，而是联系更广阔的社会实践背景，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动员与配置，亦即从全乡范围内选派符合要求的村治精英。因为下派支书本身具有解决上述问题所必需的能力、素质和社会资本及前提条件。选派的村支书本身是具有较高素质，并且懂得市场经济的人，是能够给农村带去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和新知识的人，他们比本土支书拥有更多社会资源，也更懂得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如何开发当地本土资源。
五、画坞村“支书乡派”的利弊分析
（一）“支书乡派”的优势
“有钱有物不如有个好支部，给钱给粮不如给个好支书”。配备一名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事关村庄科学发展的大局，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当务之急。在信息爆炸、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村支书作为农村发展的带头人和农民的当家人，如果没有较高的思想文化水平，是根本无法适应村庄科学发展要求的。“支书乡派”刚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下派支书一般都受到良好教育，对当前的方针政策、市场经济环境以及国内外形势能有更精确的把握，在谋划发展的时候眼光较为长远。加上在村里没有宗亲和利益瓜葛，办事公正，又不拿村里工资，不增加基层负担，受群众欢迎。與下派的驻村干部相比，下派支书不是去农村进行名义挂职，也不是去锻炼，而是实实在在到农村任职，就是要加强这些村子的班子建设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要改变这些村庄的混乱局面，带领村庄发展。
（二）“支书乡派”的弊端
下派支书毕竟是干部身份，又不是本村人，带领发展致富的动机不一定是真正为村庄发展考虑。发展产业是实现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村民希望村干部能够率先示范，作为兼职村支书的“干部”，其并不投入资金与村民一起发展产业，影响村民参与发展产业的信心。有的兼职村支书发展村集体经济意识不强，注重上争外引向村里“输血”，为谋求自己的突出政绩，存在急功近利的短期发展思想，忽视村民自身的“造血”功能，缺乏长远规划，使村庄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加上下派支书毕竟不可能在村待一辈子。“铁打的村庄，流水的支书”容易导致短期行为和不廉洁行为。而且对于少数民族村庄来说，民族地区的村民更愿意本民族管理民族事物，对外来人可能具有一定的排斥心理。画坞村不少受访村民表示，“毕竟是一个苗族村庄，我们需要一个苗王。”
六、结语
我国是缺乏民主历史传统且市民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村庄，村民的参与和发展意识相对较低，要改变这一现象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民族乡村地区农民的思想意识、能力素质又决定了其迫切需要有一个带头人，来带动、引导、帮助他们发展。“支书乡派”是一个解决少数民族村庄发展的当前之策，是培养带动村庄党建人才的一种手段。下派支书思想解放，政策理论水平较高，工作思路比较清晰，对少数民族村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下派支书毕竟是政府公职人员，代表国家行政力量，“支书乡派”这样的行为方式对村民自治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平衡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是“支书乡派”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士秋.学习郭秀明 争当好支书——铜川市培养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的调查与思考[J].求是，2007（04）.
[2]黄陵东.下派“村官”何以可能：一种“合实践”的解释[J].科学社会主义，2003（05）.
[3]胡献芬，李丽荣，李鹏，等.对提高村支书领导农村科学发展能力的思考[J].邢台学院学报，2010（01）.
[4]黄羽新.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有效探索——以南平下派村支书做法为例[J].桂海论丛，2011（03）.
[5]严国方，肖唐镖.运动式的乡村建设：理解与反思——以“部门包村”工作为案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4（05）.
[6]黄陵东.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困境及其应对[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
[7]叶钦地.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下派驻村干部工作——对福建省福州市的调查与思考[J].福州党校学报，2014（01）.
关键词：支书乡派;民族村庄;村庄治理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政村治”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赋予了村民乡村自治权，村民自治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学者对村民自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持久的探索，使得近年来村民自治在理论界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村民自治的现实运行情况距离其理想状态仍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一直处于落后地位。在民族村庄，由于缺乏优秀的治理人才，村民自治更是难以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
我国的民族村庄大多处在偏僻、封闭、交通不便的地区，村庄的村干部，无论是党员选出来的党村支部书记，还是经由村民选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其实也就是一个农民，世居村落社会，吃在农家，长在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亦没有跳出农门看世界的发展眼界。在如今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依靠村庄本土选出的村支书是否能够担当起带动村庄发展的重任是一个问题。
二、研究综述
下派机关干部到基层开展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一种传统做法。从解放初期到现在，下派干部在我国基层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下派干部实践的推广，关注下派干部的理论研究逐年增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研究。
一是总结下派干部工作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关系矛盾，特别是下派干部和原单位、驻村班子的关系。如薛培运从讲究策略、把握角色、摆正位置等方面，探索下派干部如何适应挂职以后的工作;何伟良从不深入基层、不愿到最艰难困苦的地方锻炼等方面，总结干部下基层须预防的几种倾向等。
二是对下派干部制度经验的分析研究。如王阿敏、胡少华、黄陵东等分别对河南、福建南平选派机关干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等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严国方、肖唐镖较早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们认为，下派干部这种政府主导的运动式乡村建设模式存在严重的内在制度性缺失。
三是对下派干部与村民自治之间关系的研究。陈国申提出，“第一书记”对村庄的帮扶具有很强的临时性、偶然性，是一种非制度化因素。张义祯建构嵌入治理模型来解释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的现实有效性和合理性。
总体来看，学术界将下派干部作为基层开展农村工作的一种手段进行研究，下派干部是对村庄的临时性支持，是政府派出的“钦差大臣”，但对于直接下派担任村委会职务的研究较少。
三、案例选择与案例介绍
画坞苗族村，隶属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新仁乡，位于黔西县南部边沿二水汇流、三县交界的河谷地带。画坞村景色宜人，有着极好的自然风景，然而如此好山好水好风光和“苗族歌舞之乡”之地，却被大山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过去到画坞之艰险有“手爬岩”之说，村里没有大路通向外面，只能沿着一条陡峭的岩壁爬出去，这导致了画坞村村民基本一生自给自足，不与外界联系，许多村民不会讲普通话，有的甚至听不懂普通话，生活十分艰难。
2004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将黔西列为重点帮扶县，把新仁乡确定为重点帮扶乡，拉开了新仁乡重大变化的序幕。画坞村如今开始致力于开发乡村旅游，初具规模的民族风情园已经开始吸引外省的游客。这还是几年前那个道路不通、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画坞村吗？是什么让一个普通村庄发生这样大的变化？除了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关键还在于本村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本土乡村精英，而是扩宽思路引进外来高素质精英，也就是画坞村2006年以来实行的“支书乡派”。
四、画坞村“支书乡派”的原因分析
（一）基层党组织队伍整体素质不高，难以选出高素质的带头人
村庄领头人要能够引领村庄的发展，在农村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政策，必须首先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政策的内容实质，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这就要求支部书记，必须要有充沛的精力和一定的知识文化及理论素养。但画坞村的基层党组织却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党员队伍老化。2006年乡政府下派支书之前画坞村只有7名党员，且年龄偏大。“三个党员八颗牙，还有一颗是假牙”这可以说很形象的形容了画坞村的党组织队伍。再加上市場经济的冲击下，大量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基层党组织更加弱化。二是党员文化素质较低。2006年之前，画坞村党员普遍是小学初中文化。有文化、年纪轻的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导致村级干部人才匮乏。文化结构不合理、文化程度偏低会导致村党支部书记在全面理解和把握党的方针政策上显得力不从心，在思发展、议发展、谋发展的科学性上能力偏弱，尤其是在应对当前市场经济的挑战和飞速发展的条件下，这样选出的支部书记带领村庄科学发展的能力自然会不足。杨庭木是画坞村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曾当过兵，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在访谈中他自己也表示，年纪大了，如今工作要求又不像以前只需要调解纷争，带领大家务农收庄稼，尤其是信息发达的时代村级工作也需要用电脑，“我们实在是搞不来了”他这样说到。可见，现在民族村庄好“苗子”实在难找，“矮子里面选高个儿”，难选也选不出高素质的带头人。
（二）基层党组织队伍缺乏动力，无人愿意参选村支书
基层工作繁杂细琐，可谓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件件要挂帅，事事缠在身”，日益庞杂繁复的工作任务要求村支书必须要配合好乡镇的工作，这在客观上使得村支书不可避免的会与村民发生摩擦矛盾，其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疏远了。结果上面任务重，下面难处理，村支书往往夹在村民与政府之间，处在一种尴尬境地。画坞村最后一任本村选出的村支书杨春光就是在这种两难中选择主动辞职的。 2005年，在民建中央的支持下画坞村开始动员村民投工投劳修建通往新仁乡的路。修路规划对村民的土地有一定侵占，但当时却没有资金来补偿公路占地，有的村民想着占了就占了，路修好了对大家都有益，但也有村民始终拒绝被无偿侵占。在国家与村民之间的无奈，再加上又没有良好的激励和保障机制来激起村支书对这份工作的动力，使得根本无人参选。
（三）新时代需要能够带领民族村庄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在新时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广大农村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很难找到高素质尤其是能驾驭市场经济的带头人。民族地区村庄缺乏科技、信息、项目和资金，村民缺乏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和新知识，难以找到一个出色的带头人整合村庄资源带动村庄发展。而“支书乡派”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它并不影响村民自治本身的框架，不局限于在本土基础、本土资源中作文章，而是联系更广阔的社会实践背景，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动员与配置，亦即从全乡范围内选派符合要求的村治精英。因为下派支书本身具有解决上述问题所必需的能力、素质和社会资本及前提条件。选派的村支书本身是具有较高素质，并且懂得市场经济的人，是能够给农村带去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和新知识的人，他们比本土支书拥有更多社会资源，也更懂得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如何开发当地本土资源。
五、画坞村“支书乡派”的利弊分析
（一）“支书乡派”的优势
“有钱有物不如有个好支部，给钱给粮不如给个好支书”。配备一名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事关村庄科学发展的大局，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当务之急。在信息爆炸、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村支书作为农村发展的带头人和农民的当家人，如果没有较高的思想文化水平，是根本无法适应村庄科学发展要求的。“支书乡派”刚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下派支书一般都受到良好教育，对当前的方针政策、市场经济环境以及国内外形势能有更精确的把握，在谋划发展的时候眼光较为长远。加上在村里没有宗亲和利益瓜葛，办事公正，又不拿村里工资，不增加基层负担，受群众欢迎。與下派的驻村干部相比，下派支书不是去农村进行名义挂职，也不是去锻炼，而是实实在在到农村任职，就是要加强这些村子的班子建设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要改变这些村庄的混乱局面，带领村庄发展。
（二）“支书乡派”的弊端
下派支书毕竟是干部身份，又不是本村人，带领发展致富的动机不一定是真正为村庄发展考虑。发展产业是实现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村民希望村干部能够率先示范，作为兼职村支书的“干部”，其并不投入资金与村民一起发展产业，影响村民参与发展产业的信心。有的兼职村支书发展村集体经济意识不强，注重上争外引向村里“输血”，为谋求自己的突出政绩，存在急功近利的短期发展思想，忽视村民自身的“造血”功能，缺乏长远规划，使村庄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加上下派支书毕竟不可能在村待一辈子。“铁打的村庄，流水的支书”容易导致短期行为和不廉洁行为。而且对于少数民族村庄来说，民族地区的村民更愿意本民族管理民族事物，对外来人可能具有一定的排斥心理。画坞村不少受访村民表示，“毕竟是一个苗族村庄，我们需要一个苗王。”
六、结语
我国是缺乏民主历史传统且市民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村庄，村民的参与和发展意识相对较低，要改变这一现象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民族乡村地区农民的思想意识、能力素质又决定了其迫切需要有一个带头人，来带动、引导、帮助他们发展。“支书乡派”是一个解决少数民族村庄发展的当前之策，是培养带动村庄党建人才的一种手段。下派支书思想解放，政策理论水平较高，工作思路比较清晰，对少数民族村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下派支书毕竟是政府公职人员，代表国家行政力量，“支书乡派”这样的行为方式对村民自治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平衡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是“支书乡派”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士秋.学习郭秀明 争当好支书——铜川市培养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的调查与思考[J].求是，2007（04）.
[2]黄陵东.下派“村官”何以可能：一种“合实践”的解释[J].科学社会主义，2003（05）.
[3]胡献芬，李丽荣，李鹏，等.对提高村支书领导农村科学发展能力的思考[J].邢台学院学报，2010（01）.
[4]黄羽新.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有效探索——以南平下派村支书做法为例[J].桂海论丛，2011（03）.
[5]严国方，肖唐镖.运动式的乡村建设：理解与反思——以“部门包村”工作为案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4（05）.
[6]黄陵东.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困境及其应对[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
[7]叶钦地.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下派驻村干部工作——对福建省福州市的调查与思考[J].福州党校学报，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