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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致力阐述的问题是“强社会与强国家”能否同时存在的问题。针对近年的“资本热潮”，社会资本的概念用来解释东亚许多国家高速发展的状况。但是中国的发展是否得益于社会资本仍有许多争议——帕特南在意大利得出的社会资本促进发展的结论能否被跨条件适用？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明。国家能力的强大对于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在社会资本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往往会形成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代表形势。
[关键词]社会资本；国家能力；社会碎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1 — 0014 — 03
一、社会资本的提出与争议
在大多数学者的笔下，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完善于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大成于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事实上这样的定义多少有失偏颇，因为三人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不是一脉相承的研究主线，而是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结构理论：他们的研究视角不尽相同，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随之产生差异。唯一能将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串联起来的就是关于社会资本的粗略分类，他们被各自作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代表。这样分类的依据在于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被视为一种由主观性和结构性两个方面联结而成的模式，强调的是个人如何抽取社会中的资本为己所用；科尔曼则从社会结构的功能方面出发，社会资本不仅对于个人而言有所助益，对于“集体”方面的组织也大有裨益；而帕特南则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到政治学的范畴之中，展示了国家、政府在宏观方面对于社会资本的需求。因此，科尔曼关于科层制与社会资本之间的“零和博弈”到帕特南所赞成的“协同”论调，代表了社会资本从中间层次过渡到了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作用层次扩散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范畴之中。
事实上，社会资本理论被提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首先，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始终没有统一，布迪厄、科尔曼、帕特南、福山（Francis Fukuyama）、林南等关于社会资本都有各自的界定，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论调始终没有出现。第二，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没有得到证实。一个理论若想成立，它至少经过证实研究而从假说的范围跃至理论范围，但是社会资本该如何测量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那本饱受争议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之中，帕特南在附录的研究方法一节中写到，此书用于测量社会资本的维度指标有“制度绩效”、“对地区议员的调查”、“对共同体领袖的调查”、“大众民意调查”、“立法分析和个案研究”等，然而这只是本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面对众多批评之后帕特南本人也曾表达社会资本维度测量的忧虑。综上所述，社会资本虽然红极一时，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太过繁杂，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限团结”的观点，韦伯的“强制性信任”的思想，马太·杜甘所表述的社会网络组织的能量，奥尔森所描述的“小集体”的凝聚力……这些无一都不折射着社会资本的影子。而正是因为内容的繁浩，社会资本不能被凝练为一种单一的理论属性。无怪于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反对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对社会或其他“资本”的杂乱的应用——成为巴隆和汉南轻蔑地提出的最近出现的“资本过剩”的一部分。他们悲叹，社会学家“开始把社会生活的每个特征都从实质上归为了资本的一种形式。”至于社会资本，一种结果就是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弱点〔1〕。
二、国家能力强大与社会资本式微
面对这部分经济学家的质问，我们该如何在社会资本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指出，认真理解社会资本并避免使之成为流行的狂热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2〕。为什么相同的政府结构和政策会在意大利南北取得如此不同的效果？为什么同样的救助政策和援助金额会在不同灾区取得不同成效？为什么同样的政治结构却在不同国家取得正反两种结果？这些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是涉及到了以“文化力”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在反复的博弈之中和困境的解决之中，社会资本的力量渗透进了自治组织的内涵之中。如果我们沿用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即“社会资本是指个人置身于特定的组织之中，利用特殊的身份获得利益的能力。进一步来讲，则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社会的效率。”〔3〕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越来越广泛的自治氛围之中，如何消除行政手段影响而加强组织自治体系，涉及到了社会资本的力量。用福山的话说，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最重要的影响力不是在经济生活之中，而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4〕
社会资本理论被很好地用于解释东亚的经济起飞，充分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遗留下来的空白。在中国，它也进入了与国内学者互动的“蜜月期”。然而，多数学者只注重从“关系”作为“资本”的角度来应用社会资本概念〔5〕，只根据这一维度反复做理论综述，进而得出自己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或是由果到因，根据社会资本的存在性质机械地提出关于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而很少涉及到社会资本本身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还是内容等多维度的讨论，也没有寻找社会资本在中国特殊的存在模式以及这种模式所起作用的方式。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工具理性打破了人性构建的社区纽带，高速的现代化更可能造成严重的工具理性，尤其是这种理性动摇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带来了新形式的不理性和压迫〔6〕，而国家则成为了最大的理性行动者，所以它在回归的道路上，将触手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利维坦的怪物一旦失去了作为第三方的公平角色，那么它在理性行动者的道路上一定是处处陷入“国家悖论”之中。所以我们对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回归到了关于“善治”理念的追寻。如何发展一个国家政府使之有能力去平衡市场的不足而又不足以（或者受限制不能）去触犯到个体的领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社会资本理论给出的答案是需要传统的社区的力量作为国家与个人之见的缓冲带。那么这又回到了最初的循环，因为在中国，没有历经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的开发——作为福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补充，同时又借助了“去传统主义”的学术浪潮而扶摇直上的理论范式——市民社会和社会资本的蓬勃发展。缺乏了最基础的公民性概念，而更多宣传了人民性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社会资本的累积经历了最传统的初次累积之后，直接转入到了国家的保护和宣传。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社会资本与政府互动环节一直是失败的，因为滋生社会资本的土壤缺少了市民社会这一肥料，那么社会资本的生长就变成了畸形的依赖型模式。 权力寻租就是社会资本和政府互动失范的最大例子，政府扮演的就是有失偏颇的第三方角色。其中的运转掩盖了政治系统的发生流程，而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程序纳入了黑箱的操作之中。正如帕特南笔下的南部意大利一样，“老实人遭罪”反而成为了社会生存的基本范式。人与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社会资本的存在，而这种依赖型社会资本成了个人攀附第三方角色的工具。如上所述，政府是维持这种信任和规范的背后执行人。社会资本就像车轮，容易朝一个方向转，政府施政更容易使它消亡，而不是使它增加〔7〕，更勿用说政府承担了第三方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正因为失去牵制而步入机械理性的范畴，因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将大大超过整个社会对于财富的攫取。
三、如何重塑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如果我们挣脱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枷锁，仅仅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中国的情况，那么会是如何的状况呢。我们要深究社会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和形式的话，必须要面对的两类问题。首先，它们更多的以总量来分析资源的大致支出而非实际用途。换言之，能力的衡量指标往往更倾向于衡量“提取”，而非“规制社会关系”、“渗透”或者国家机构和官员决定的“资源的实际利用”。第二类问题是，许多指标不能有效区分社会和物质资源以及国家提取或使用这些资源的能力。〔8〕这两类问题具体放映在中国，往往成为“伪证”。比如入学率被视为一套可以放映国家运用社会控制动员民众进入国家机构和国家规则的指标，那么中国的义务教育机制的存在则会显示国家的控制力为百分之百，这种形式将被视为证据还是“伪证”？同样的，投票率的存在也处在破碎的夹缝之中：通常来说，对于政治领导人的投票率可以反映“渗透”的能力，而投票率一般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那么中国所谓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投票率就缺乏了说明力。它同样摆脱不了可能被划入“伪证”范围的嫌疑。
这说明我国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存在另外一种解释。正如循环悖论而言，强力的国家机构是建立在能代替农村强人提供生存策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国家不是仅仅取代现有的社会安排，它必须为自身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以此提供国民需要的生存手段，因此它需要民众动员的支持。国家机构如何取代农村强人的位置，则需要保证它自身是强有力的，有能力跨越农村强人的垄断直达民众的阶段。所以，两个互为前提的条件构成了循环悖论。新中国式如何打破这个循环悖论的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第三世界的强国建立的几个条件。
其中，独立官僚体系建立的基础一栏，因为共产党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双方面的力量，使之得以直接获得基层民众的支持，他们将民众的生存策略和自身的利益结合起来，国家统治者、官员和民众的利益完成了三点一线的规划，因此拥有了打破循环悖论的能力。所以，中国关于打破社会碎片化的路径是这样的。〔9〕
不同于米格达尔提出的第三世界和其社会间关系的互动模型，新中国强国家建立的主要不同在于如何打破生存政治和行政的政治所带来的政治高层和政治底层的妥协。我们可以通过两条明显的路径，来发现强国家如何防止社会的碎片化。第一，对于社会利益的高度整合。在这一条路径上，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开始都做到了，但是长此以往多少都出现了多元利益代表的出现，因此出现了反复地社会碎片化现象。在新中国，“打土豪分田地”是这一路径的最初代表细则，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要素所在，共产党将农村强人代表的地主阶级去除，直接将利益分配的末梢延伸到了农民的范畴，这样国家就有能力越过农村强人的阶段直接给农民带来了新的生存策略。同时，意识形态的力量也使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此完整了第一条路径的回环。第二条路径则是完整体系的建立，首先是税收体系的建立，改进的税收体系赋予了国家建立标准化军队的能力，而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军队力量反过来又成为了不断改进税收体系的保障力量；同样的，税收体系也赋予了建立法院体系和警察制度的能力，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法院体系和警察制度得以不断地发展和被掌控。这一体系的完整回路保证了社会的控制转移到了国家控制的手中。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威权国家体制下的强国家集合了难以想象的社会控制的能力。社会资本前进的方向越发通往了庇护型的模式，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逼迫我们必须做出进一步的改变。如何改变政府作为第三方的角色成为一条主要路径。一是对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它成为社会资本的真正载体，发挥社区的力量，进而在自治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这样，社会集体将承担执行人的角色。二是在威权的道路上转换步伐，从威权主义转换为法理型威权主义将是中国发展的改革之路。即使社会资本的变型出现阻滞，政府继续作为第三方角色也将成为一个信服的对象。
〔参 考 文 献〕
〔1〕〔美〕迈克尔·武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Z〕.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J〕.社会资本，2000，（06）.
〔3〕〔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5〕周红云.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02）.
〔6〕〔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解决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60.
〔8〕〔美〕乔尔·S.米格达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导论）.
〔9〕〔美〕乔尔·S.米格达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80.
〔责任编辑：谭文富〕
[关键词]社会资本；国家能力；社会碎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1 — 0014 — 03
一、社会资本的提出与争议
在大多数学者的笔下，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完善于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大成于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事实上这样的定义多少有失偏颇，因为三人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并不是一脉相承的研究主线，而是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结构理论：他们的研究视角不尽相同，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随之产生差异。唯一能将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串联起来的就是关于社会资本的粗略分类，他们被各自作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代表。这样分类的依据在于布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被视为一种由主观性和结构性两个方面联结而成的模式，强调的是个人如何抽取社会中的资本为己所用；科尔曼则从社会结构的功能方面出发，社会资本不仅对于个人而言有所助益，对于“集体”方面的组织也大有裨益；而帕特南则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到政治学的范畴之中，展示了国家、政府在宏观方面对于社会资本的需求。因此，科尔曼关于科层制与社会资本之间的“零和博弈”到帕特南所赞成的“协同”论调，代表了社会资本从中间层次过渡到了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作用层次扩散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范畴之中。
事实上，社会资本理论被提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首先，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始终没有统一，布迪厄、科尔曼、帕特南、福山（Francis Fukuyama）、林南等关于社会资本都有各自的界定，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论调始终没有出现。第二，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没有得到证实。一个理论若想成立，它至少经过证实研究而从假说的范围跃至理论范围，但是社会资本该如何测量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那本饱受争议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之中，帕特南在附录的研究方法一节中写到，此书用于测量社会资本的维度指标有“制度绩效”、“对地区议员的调查”、“对共同体领袖的调查”、“大众民意调查”、“立法分析和个案研究”等，然而这只是本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面对众多批评之后帕特南本人也曾表达社会资本维度测量的忧虑。综上所述，社会资本虽然红极一时，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太过繁杂，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限团结”的观点，韦伯的“强制性信任”的思想，马太·杜甘所表述的社会网络组织的能量，奥尔森所描述的“小集体”的凝聚力……这些无一都不折射着社会资本的影子。而正是因为内容的繁浩，社会资本不能被凝练为一种单一的理论属性。无怪于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反对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对社会或其他“资本”的杂乱的应用——成为巴隆和汉南轻蔑地提出的最近出现的“资本过剩”的一部分。他们悲叹，社会学家“开始把社会生活的每个特征都从实质上归为了资本的一种形式。”至于社会资本，一种结果就是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弱点〔1〕。
二、国家能力强大与社会资本式微
面对这部分经济学家的质问，我们该如何在社会资本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指出，认真理解社会资本并避免使之成为流行的狂热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2〕。为什么相同的政府结构和政策会在意大利南北取得如此不同的效果？为什么同样的救助政策和援助金额会在不同灾区取得不同成效？为什么同样的政治结构却在不同国家取得正反两种结果？这些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是涉及到了以“文化力”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在反复的博弈之中和困境的解决之中，社会资本的力量渗透进了自治组织的内涵之中。如果我们沿用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即“社会资本是指个人置身于特定的组织之中，利用特殊的身份获得利益的能力。进一步来讲，则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社会的效率。”〔3〕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越来越广泛的自治氛围之中，如何消除行政手段影响而加强组织自治体系，涉及到了社会资本的力量。用福山的话说，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最重要的影响力不是在经济生活之中，而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4〕
社会资本理论被很好地用于解释东亚的经济起飞，充分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遗留下来的空白。在中国，它也进入了与国内学者互动的“蜜月期”。然而，多数学者只注重从“关系”作为“资本”的角度来应用社会资本概念〔5〕，只根据这一维度反复做理论综述，进而得出自己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或是由果到因，根据社会资本的存在性质机械地提出关于积累社会资本的途径。而很少涉及到社会资本本身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还是内容等多维度的讨论，也没有寻找社会资本在中国特殊的存在模式以及这种模式所起作用的方式。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工具理性打破了人性构建的社区纽带，高速的现代化更可能造成严重的工具理性，尤其是这种理性动摇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带来了新形式的不理性和压迫〔6〕，而国家则成为了最大的理性行动者，所以它在回归的道路上，将触手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利维坦的怪物一旦失去了作为第三方的公平角色，那么它在理性行动者的道路上一定是处处陷入“国家悖论”之中。所以我们对于社会资本的投资回归到了关于“善治”理念的追寻。如何发展一个国家政府使之有能力去平衡市场的不足而又不足以（或者受限制不能）去触犯到个体的领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社会资本理论给出的答案是需要传统的社区的力量作为国家与个人之见的缓冲带。那么这又回到了最初的循环，因为在中国，没有历经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的开发——作为福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补充，同时又借助了“去传统主义”的学术浪潮而扶摇直上的理论范式——市民社会和社会资本的蓬勃发展。缺乏了最基础的公民性概念，而更多宣传了人民性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社会资本的累积经历了最传统的初次累积之后，直接转入到了国家的保护和宣传。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社会资本与政府互动环节一直是失败的，因为滋生社会资本的土壤缺少了市民社会这一肥料，那么社会资本的生长就变成了畸形的依赖型模式。 权力寻租就是社会资本和政府互动失范的最大例子，政府扮演的就是有失偏颇的第三方角色。其中的运转掩盖了政治系统的发生流程，而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程序纳入了黑箱的操作之中。正如帕特南笔下的南部意大利一样，“老实人遭罪”反而成为了社会生存的基本范式。人与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社会资本的存在，而这种依赖型社会资本成了个人攀附第三方角色的工具。如上所述，政府是维持这种信任和规范的背后执行人。社会资本就像车轮，容易朝一个方向转，政府施政更容易使它消亡，而不是使它增加〔7〕，更勿用说政府承担了第三方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正因为失去牵制而步入机械理性的范畴，因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将大大超过整个社会对于财富的攫取。
三、如何重塑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如果我们挣脱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枷锁，仅仅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中国的情况，那么会是如何的状况呢。我们要深究社会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和形式的话，必须要面对的两类问题。首先，它们更多的以总量来分析资源的大致支出而非实际用途。换言之，能力的衡量指标往往更倾向于衡量“提取”，而非“规制社会关系”、“渗透”或者国家机构和官员决定的“资源的实际利用”。第二类问题是，许多指标不能有效区分社会和物质资源以及国家提取或使用这些资源的能力。〔8〕这两类问题具体放映在中国，往往成为“伪证”。比如入学率被视为一套可以放映国家运用社会控制动员民众进入国家机构和国家规则的指标，那么中国的义务教育机制的存在则会显示国家的控制力为百分之百，这种形式将被视为证据还是“伪证”？同样的，投票率的存在也处在破碎的夹缝之中：通常来说，对于政治领导人的投票率可以反映“渗透”的能力，而投票率一般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那么中国所谓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投票率就缺乏了说明力。它同样摆脱不了可能被划入“伪证”范围的嫌疑。
这说明我国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存在另外一种解释。正如循环悖论而言，强力的国家机构是建立在能代替农村强人提供生存策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国家不是仅仅取代现有的社会安排，它必须为自身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以此提供国民需要的生存手段，因此它需要民众动员的支持。国家机构如何取代农村强人的位置，则需要保证它自身是强有力的，有能力跨越农村强人的垄断直达民众的阶段。所以，两个互为前提的条件构成了循环悖论。新中国式如何打破这个循环悖论的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第三世界的强国建立的几个条件。
其中，独立官僚体系建立的基础一栏，因为共产党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双方面的力量，使之得以直接获得基层民众的支持，他们将民众的生存策略和自身的利益结合起来，国家统治者、官员和民众的利益完成了三点一线的规划，因此拥有了打破循环悖论的能力。所以，中国关于打破社会碎片化的路径是这样的。〔9〕
不同于米格达尔提出的第三世界和其社会间关系的互动模型，新中国强国家建立的主要不同在于如何打破生存政治和行政的政治所带来的政治高层和政治底层的妥协。我们可以通过两条明显的路径，来发现强国家如何防止社会的碎片化。第一，对于社会利益的高度整合。在这一条路径上，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开始都做到了，但是长此以往多少都出现了多元利益代表的出现，因此出现了反复地社会碎片化现象。在新中国，“打土豪分田地”是这一路径的最初代表细则，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要素所在，共产党将农村强人代表的地主阶级去除，直接将利益分配的末梢延伸到了农民的范畴，这样国家就有能力越过农村强人的阶段直接给农民带来了新的生存策略。同时，意识形态的力量也使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此完整了第一条路径的回环。第二条路径则是完整体系的建立，首先是税收体系的建立，改进的税收体系赋予了国家建立标准化军队的能力，而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军队力量反过来又成为了不断改进税收体系的保障力量；同样的，税收体系也赋予了建立法院体系和警察制度的能力，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法院体系和警察制度得以不断地发展和被掌控。这一体系的完整回路保证了社会的控制转移到了国家控制的手中。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威权国家体制下的强国家集合了难以想象的社会控制的能力。社会资本前进的方向越发通往了庇护型的模式，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逼迫我们必须做出进一步的改变。如何改变政府作为第三方的角色成为一条主要路径。一是对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它成为社会资本的真正载体，发挥社区的力量，进而在自治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这样，社会集体将承担执行人的角色。二是在威权的道路上转换步伐，从威权主义转换为法理型威权主义将是中国发展的改革之路。即使社会资本的变型出现阻滞，政府继续作为第三方角色也将成为一个信服的对象。
〔参 考 文 献〕
〔1〕〔美〕迈克尔·武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Z〕.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J〕.社会资本，2000，（06）.
〔3〕〔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5〕周红云.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02）.
〔6〕〔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解决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60.
〔8〕〔美〕乔尔·S.米格达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导论）.
〔9〕〔美〕乔尔·S.米格达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280.
〔责任编辑：谭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