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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里面有一个日本人，叫下村修。他16岁的时候，美国把原子弹投在他的家乡长崎，导致他数周失明。
1961年，下村在美国和他80岁的老师，一起研究发光的水母。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副场景：下村和他的老师傻乎乎开了七天的车，横跨整个美国到西海岸华盛顿州的“星期五港”（Friday Harbor），开始正式对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 victoria）进行研究。他们需要很多的水母，开始是从渔民手里买，后来干脆亲自上阵出海捕捞，回到家就把水母那圈会发光的“裙边”给剪下来，然后用最原始的办法挤出那些散发着微弱荧光的液体。当年，下村总共挤了不下一百万头水母。
1962年，下村和他的老师在一篇论文的注脚处，写明说他们发现了一种荧光蛋白，在阳光下呈绿色。
1974年，他们通过技术方法纯化到了这个蛋白，当时称绿色蛋白，后来称GFP。但，下村并未大力推动GFP的应用。
很长时间内，下村只是在做些看来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工作。
1994年，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在《科学》杂志上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成功地展示了绿色荧光蛋白的美妙应用。
2007年，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利用分子技术改变了蛋白的基因，真正将绿色荧光蛋白变成了一个生物科学上的有用的工具。
2008年，下村和上述两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下村在美国的家中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坦陈：“我获奖只是偶然的幸运。”
下村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就做出了上述的重要发现。46年后，他才得到这项殊荣。
下村做出了非常原创和重大的贡献，但是，科学界几乎不知道他，那些翘首盼望诺奖的日本民众也不知道他。
在普林斯顿，下村20年里没有独立实验室，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到Woods Hole后，是很小的几人小组。他80岁了，也没有当选哪里的院士。
下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并不知道水母的蛋白有什么重要性，只是对水母为何发光感到好奇。
他只是乐于做这件事情，他就去做了。对他来说，就算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研究水母。
那些幸运的水母是他一生在挚爱。
2001年退休后，下村仍然继续作研究，他把家里的地下室作为“光蛋白实验室”，今年80岁的他，还用家庭地址发表文章。
下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境界：抱着一个不知道重要性的东西，不追求资源、不追求认可，持之以恒，自得其乐，用单纯的好奇心拥抱世界。
下村修的故事，和我读过的另外一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是一本叫《逻辑的引擎》的书。书中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通用计算机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
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批卓越的革新者横跨3个世纪的生活。他们是莱布尼兹、布尔、弗雷格、康托尔、希尔伯特，直到集大成者图灵、冯诺依曼等等。
他们中的每一位的都以这样那样的好奇心关注人类理性的本性，他们的贡献加在一起构成了理智的母体，孕育出了通用数字计算机。
有趣的是，除了图灵之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以被如此应用：
布尔不可能想到，他的逻辑代数会被用于设计复杂电路。弗雷格如果发现他的逻辑规则等价的东西会实现演绎的计算机程序融为一体，他定会大吃一惊。
康托尔绝对不会料到他的对角线方法会产生出来什么样的结果。希尔伯特发现自己的纲领被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直过着心灵生活的哥德尔，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工作可以在机械装置上应用。
下村的故事，和图灵们的故事，对现在的我们有何教益？
人类科技进步的本质上是由好奇心和想象力驱动的。这些品质比一个人掌握一门知识更加重要。
人的观念和意志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观念的力量却往往无法预测到它们的方向和后果。一种东西本来是想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却发现其中的副产品，可能被后人创造性的使用，更有价值。
问题出来了：在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有理由宣判某些知识的价值？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现在的经验决定哪些是有用的知识，哪些是无用的知识？
从历史的答案来看，没有人可以确定，也没有人可以指教。
或许，我们唯一应该做的是：认真呵护好孩子们的好奇心！
那种竭力把资源和精力引向被认为能够尽快得出结果的方向，比如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往小孩的脑袋里灌输知识垃圾，以便他们只是记忆，而不是思考，这样的做法，不仅在短期内是徒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只看重眼前利益，而轻视那些不会带来直接回报的活动，轻视那些有趣的水母，那么，最终有损的是还是我们的未来。
1961年，下村在美国和他80岁的老师，一起研究发光的水母。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副场景：下村和他的老师傻乎乎开了七天的车，横跨整个美国到西海岸华盛顿州的“星期五港”（Friday Harbor），开始正式对维多利亚多管水母（Aequorea victoria）进行研究。他们需要很多的水母，开始是从渔民手里买，后来干脆亲自上阵出海捕捞，回到家就把水母那圈会发光的“裙边”给剪下来，然后用最原始的办法挤出那些散发着微弱荧光的液体。当年，下村总共挤了不下一百万头水母。
1962年，下村和他的老师在一篇论文的注脚处，写明说他们发现了一种荧光蛋白，在阳光下呈绿色。
1974年，他们通过技术方法纯化到了这个蛋白，当时称绿色蛋白，后来称GFP。但，下村并未大力推动GFP的应用。
很长时间内，下村只是在做些看来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工作。
1994年，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在《科学》杂志上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成功地展示了绿色荧光蛋白的美妙应用。
2007年，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利用分子技术改变了蛋白的基因，真正将绿色荧光蛋白变成了一个生物科学上的有用的工具。
2008年，下村和上述两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下村在美国的家中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坦陈：“我获奖只是偶然的幸运。”
下村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就做出了上述的重要发现。46年后，他才得到这项殊荣。
下村做出了非常原创和重大的贡献，但是，科学界几乎不知道他，那些翘首盼望诺奖的日本民众也不知道他。
在普林斯顿，下村20年里没有独立实验室，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到Woods Hole后，是很小的几人小组。他80岁了，也没有当选哪里的院士。
下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并不知道水母的蛋白有什么重要性，只是对水母为何发光感到好奇。
他只是乐于做这件事情，他就去做了。对他来说，就算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研究水母。
那些幸运的水母是他一生在挚爱。
2001年退休后，下村仍然继续作研究，他把家里的地下室作为“光蛋白实验室”，今年80岁的他，还用家庭地址发表文章。
下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境界：抱着一个不知道重要性的东西，不追求资源、不追求认可，持之以恒，自得其乐，用单纯的好奇心拥抱世界。
下村修的故事，和我读过的另外一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是一本叫《逻辑的引擎》的书。书中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通用计算机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
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批卓越的革新者横跨3个世纪的生活。他们是莱布尼兹、布尔、弗雷格、康托尔、希尔伯特，直到集大成者图灵、冯诺依曼等等。
他们中的每一位的都以这样那样的好奇心关注人类理性的本性，他们的贡献加在一起构成了理智的母体，孕育出了通用数字计算机。
有趣的是，除了图灵之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以被如此应用：
布尔不可能想到，他的逻辑代数会被用于设计复杂电路。弗雷格如果发现他的逻辑规则等价的东西会实现演绎的计算机程序融为一体，他定会大吃一惊。
康托尔绝对不会料到他的对角线方法会产生出来什么样的结果。希尔伯特发现自己的纲领被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直过着心灵生活的哥德尔，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工作可以在机械装置上应用。
下村的故事，和图灵们的故事，对现在的我们有何教益？
人类科技进步的本质上是由好奇心和想象力驱动的。这些品质比一个人掌握一门知识更加重要。
人的观念和意志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观念的力量却往往无法预测到它们的方向和后果。一种东西本来是想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却发现其中的副产品，可能被后人创造性的使用，更有价值。
问题出来了：在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有理由宣判某些知识的价值？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现在的经验决定哪些是有用的知识，哪些是无用的知识？
从历史的答案来看，没有人可以确定，也没有人可以指教。
或许，我们唯一应该做的是：认真呵护好孩子们的好奇心！
那种竭力把资源和精力引向被认为能够尽快得出结果的方向，比如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往小孩的脑袋里灌输知识垃圾，以便他们只是记忆，而不是思考，这样的做法，不仅在短期内是徒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只看重眼前利益，而轻视那些不会带来直接回报的活动，轻视那些有趣的水母，那么，最终有损的是还是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