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常印存》现在再版（福建美术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问世，距先兄叔常（经）先生病殁已40年了。印存《外一种》的作者、先兄长子俱侄希望我写一跋语， 我于情于义，都难辞却。我同胞兄姐15人，都已物化，如今只剩我一人孑遗，往事旧怀，顿时萦绕脑际，不能自已。
　　三哥毕生以治印为乐
　　叔常三哥大我19岁，他幼年受教家塾，熟读经史，年轻时抱着对艺术的挚爱，一个人负笈独闯上海滩，考入上海美专（这在当时福州传统世家需有很大的勇气）。毕生醉心篆刻，学成回家，没有沾染十里洋场纨绔子弟的浮嚣恶习，也从不以师从某某大师自诩，依然淡泊俭朴，不慕仕进。和父亲一样，民国时期，他绝迹宦海，不入公门，未曾出任一官半职。他出嗣先大伯祖父、逊帝溥仪的师傅宝琛公四弟宝琦公独子懋乾伯父，继承了福州名园乌石山麓的蒙泉山馆。他原先和我们同住在三坊七巷中的郎官巷，搬到蒙泉山馆后，仍几乎每天都到郎官巷旧居省望父母，和兄姐叙谈家常。他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一介布衣”，平生以治印为乐，不自定润例，都是无偿为亲友刻制，或以此自娱，如金陵词人冀野卢前、现代作家章靳以，都曾辗转浼人，请三哥为他们治印。他平日集录古今印谱序跋等有关资料数百篇，可惜多已散佚。我今天只读到他的遗文《论治印艺术》一篇，从中认识到他对印学历史研究的广博深刻。他的简传曾被收入《福建印人传》。
　　叔常三哥平时结交的多是福州一些文人雅士，如福州文化耆宿何振岱和他的妻舅、早年新月派诗人、著名藏书家沈祖牟。福建著名的画家、篆刻家薏芗陈子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美协副主席、福州市美协主席）和书法家、篆刻家潘主兰（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更是他的至交。子奋先生还长期租住蒙泉山馆，和他紧邻。记得抗战中夏天，一次日本飞机空袭，在上空盘旋，我和俱侄正在蒙泉山馆旁厅作数学练习，子奋先生推开边门，穿着白背心，趿着拖鞋，豪爽地笑着用当时流传韩复榘的笑话说，不用怕，有什么可怕？天上那么多鸟，哪见鸟屎落到你头上？说罢摇着蒲扇到正厅和三哥谈事了。有一次嫂夫人治庖，在蒙泉山馆前厅，招宴画家朋友，参加的有后来受聘为福建省文史馆第一批馆员的吴适（任之）、张锵（凌波）以及陈子奋（也是福建省文史馆第一批馆员）和他的弟弟陈易新等。大家高谈阔论，宴罢酒酣，兴致很高，在天井搬来长桌，铺开纸张，人人濡墨挥毫，画罢相互品第，給少年的我留下很深印象。福州三坊七巷中轴线南后街是当年的文化街，集中许多旧书肆、书画裱褙店，如聚成堂、来青阁，三哥和妻舅沈祖牟经常在那里蹀躞流连，和几家老板都很熟悉。一天傍晚，他带来一副残破的林则徐七言对联，请父亲品鉴，父亲仔细看后说，字倒是林文忠真迹，可惜下联末字“辟”最后那一竖是后人补笔，便以贱价购留。上世纪60年代我回福州，三哥还替我淘到林纾为王允皙（又点，已故著名编辑、诗人鲲西的祖父）画的直幅山水、严复的三个斗方，其中两方没有署名，父亲断定是严临孙过庭《书谱》真迹。我和俱侄少年时用的课本林西仲《古文析义》线装十八册和纳氏英语文法第四册，也都是三哥从旧书店淘到的。
　　三嫂沈师箴出身名门，是晚清重臣、我国近代海军和海军教育创始人沈葆桢的玄孙女，贤淑端丽，母亲口中经常赞许她是“陈家的好媳妇”。抗战时期，有一段时间我和俱侄同在白水井福建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今乌山小学）读书，离蒙泉山馆很近，中午放学，便就近在那里用餐，三嫂待我和待俱侄一样，我在备享母亲的万般宠爱之余，又得到长嫂如母般的慈祥关怀。可惜天不假年，三嫂在1947年仅36岁的华年病逝。为了办理丧事和维持日后家用，三哥只好忍痛出让蒙泉山馆，另在道山路附近买一座小屋移居，不再续弦，终生鳏居30年，抚育众多子女（四男四女），身兼严父和慈母双层重担，劬劳之极，可想而知。十年浩劫中，他和很多年长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无端的凌辱。幸赖他的幼子佳侄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下放闽北农村，不顾挨批遭斗的危险，勇敢地抱着父亲的印谱随身秘藏，三哥毕生心血才不致化为灰烬，我们今天才得以鉴赏到他的艺术成就。三哥度过艰辛的晚年岁月，到1976年7月不幸病逝，未能再挨过3个月，等待十年浩劫结束，子女从下放农村回城，有的恢复工作，有的考取大学，重享天伦之乐，同沐春风吹拂。盈门喜庆，与他终吝悭一缘，令人扼腕，命运待他也太苛刻了（俱侄一直在福建地方党委机关工作，“文革”中下放农村9年，恢复工作后，在福建省科委副主任任上离休；佳侄在“文革”后恢复高考，考取厦门大学历史系，后为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俱侄一女小枚、一男小牧和我两个儿子任、传，也都于1977年同届考取大学）。
　　俱侄子承父业，多才多艺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陈俱，虽然是我的胞侄，却长我一岁（准确地说，只大几个月）。我们同窗共砚，从小学到大学（中间只有初中一年多，他在南平剑津、我在永泰格致两所不同教会学校），辍学后又共同从师补习古文英算，不久一同跳班升入高中，一直到1949年春读到圣约翰大学四年级，临近毕业，俱侄怀着崇高的理想和纯真的热情，放弃即将戴上的方帽子，和约大校友李曼纳共同随军南下，结成连理。我们叔侄从此南北契阔，天各一方。
　　俱侄才高识赡，上世纪末我翻译出版我的姑表、著名美籍历史学家刘广京（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另一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朱昌崚合编的《李鸿章评传》后，向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晓敏先生推荐俱侄翻译美国庞伯腾的《沈葆桢评传》（沈是他外家的先祖）作为姐妹书。译笔所体现的俱侄的中英文修养，得到古籍社的赏识，便聘他翻译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上下两卷一百万字巨著，约我校读。卫著向有“中国百科全书”之称，牵涉面广，翻译难度很高，俱侄黾勉从事，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为此获得中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称号。近年来他每有所思所感，辄发而为诗，意蕴隽永，清新脱俗，已编成《榕荫深处》等短诗选集五种和《英美小诗选译》，都在香港出版。
　　俱侄天分高，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治印，也许得自三哥艺术遗传基因（我们的祖父宝瑄公喜绘事，收藏寿山石，尤其田黄印章，曾请福州印章浮雕名家工匠在螺洲家中加工雕制，自称“耽石斋主人”），加上俱侄自己勤奋，技艺日进，所刻日多。他刻的一些闲章也都自成风格，别有情趣，个别作品曾被选刊《书法》杂志和《新民晚报·夜光杯》。我请他为我在复旦指导的一位法国高级进修生桂雅（Christine Nguen Tri）博士刻一枚名章，他在印章中刻篆文“桂雅”两字，四周圈以法文字母，中西合璧，颇有创意，桂雅得到后连声称谢，十分高兴。
　　我和俱侄虽辈分叔侄，实际上情同手足，他是我亲密玩伴和我向所钦敬的挚友。回忆1933年冬十九路军闽变，南京中央军飞机在福州城内投下炸弹，闹得人心惶惶，我们那年都才五六岁，全家逃难，深夜坐小船在咿呀咿呀的摇橹声中到了螺洲祖屋（现在有了公路，汽车半小时便可到达）。早上雄鸡啼晓，大宅门外野犬叫吠，打破了村居的静寂。白天看到水牛懒洋洋地泡在水塘中，村姑在江边砧石上捣衣，羸牛吃力地在水车上戽水灌田。有时跟着哥姐踏着泥泞的田埂在挂满丹红果实的橘林中徜徉（螺洲盛产“福橘”）。捉蟛蜞，扑蜻蜓，捞绿萍，是俱侄和我新的玩乐。江村的景色事物，对于自小困居城里家中的我们，处处是新奇，件件觉得新鲜。稍为长大之后，我们又跟着一位老秀才读古书。老师的家就在乌石山麓，课余我们有时攀登乌石山，边走边高声吟诵苍凉铿锵的唐李华《吊古战场文》，幽雅冷峭的宋欧阳修《秋声赋》，不知不觉间爬到山顶邻霄台，俯看城内住宅鳞次栉比，触景生情，不禁想到老师刚刚教到的《滕王阁序》，便各自捡起片瓦碎石，在地上划写“闾阎扑地”四个大字，以为笑乐。少年不识愁滋味，人生飘忽，儿时童趣，少年豪兴，都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残剩旧梦，徒令人怀思而已。
　　今年我惭晋米寿，俱侄也正健步期颐。明年俱九十华诞，我建议他将历年所作和三哥印存合并出版一册《陈叔常陈俱父子篆刻集》，俱侄十分谦逊，回电邮初犹一再推却。我以为父业子继，岂非陈家盛事，何妨权附骥尾。在我一再力劝之下，俱侄才勉强答应，但仍不愿父子并列，只肯以“外一种”作为附录，这便是本书署名的由来。
　　本书出版，端赖门人、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上海辞书出版社史地中心主任王圣良先生一手策划，顺此致谢。俱侄、曼纳子女小枚、小牧姐弟为祖父和父亲手泽传世，不遗余力；佳侄危难之中尽心秘藏亡父遗稿，孝心不匮，老怀能不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