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受了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
　　
　　当时的敌我对比是，我方的实力远不如日寇：国力不如人，武器装备不如人，兵力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可以拼一拼的只有血肉之躯。有幅照片背景是华北平原，被俘的战斗人员有人戴钢盔持步枪，有的戴斗笠拿砍刀，年纪参差不齐，这样的“乌合之众”猝然遭遇强敌的“铁壁合围”，有人被俘太正常了。另有一张是1939年长沙大会战期间，三个小战士在湖南岳州被日军俘虏，他们被绳子串连着押送，他们本来还在跳绳或爬索玩的年龄，却要与训练有素的鬼子兵对垒。我方的正规军又如何？众所周知的上海淞沪之战中死守四行仓库的国军谢晋元团“八百壮士”（实为423人），弹尽粮绝后有人被俘，被日军分别押往各地做劳工。他们因此就不是抗敌的壮士和功臣了吗？
　　事实上不少人是英勇搏斗到力竭被擒。有张照片注明是1932年1月28日晚，画面是一群持枪鬼子兵和3个戴礼帽的人，逮住了我方一个便衣男子，他的双眼被蒙，嘴角和胸前衣衫上都有血痕。可以想见他是怎样落入敌手的。有两张鬼子兵羞辱中国战俘的：一张注明是在厦门本瓶山，一群鬼子兵给一个俘虏头上歪戴德式钢盔，脖子上不伦不类斜挂一枝长枪；另一张则是，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嘻笑着，在围观一个“抗俘”狼吞虎咽，旁注说，十日没吃东西的“支那兵”，得到我方食物后“状如饿鬼”地在进食！10日没进食，饿昏了而被俘，我们除了怜惜还能说什么？醒来见到食物吃了再说，这是人的本能，有什么丢人的？日本鬼子后来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撵进丛林后苟延残喘，岂止“状如饿鬼”，还像蛆虫吃死尸呢。此人吃饱后有了力气，突然咬个鬼子一口也未可知。
　　还有一些情况是，被俘者根本来不及拼搏或自尽。查看我在馆里拍下照片，有一张是一个伤残的飞行员，有一张是一群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一张是一群女卫生兵（护士），他们显然是在来不及撤退的战时诊疗所被俘的。哪怕我方是不得已，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被自己人遗弃的，他们的被俘就像妇女被强暴一样，是强盗的罪、保护者无力的过，而他们何错之有？
　　在这些展出的“抗俘”照片里，有许多幅是我方的便衣人员。他们的坚贞不屈令人肃然起敬。有名有姓的便衣是两位女子。一个叫成本华，20岁，属于“敌后武工队”，穿着农家冬棉装，只有腰间束的一根童子军的制式皮带把她与普通村姑区别开来。她是在安徽和县被捕的，日方摄影者为她拍了两张照，都是双手交叉护胸而立，面带视死如归的笑容。另一个女“抗俘”叫魏文全，她是在留下镇（大约是杭州市市郊）与日军“野副”部队作战时被捕的。25岁的她是便衣队长，有一双大骨节的发射驳壳枪子弹的手指。她身穿印着“5”号的囚衣，冷冷地侧目看着给她拍照的敌方记者。
　　“抗俘”中有些人毫无惧色地表现着自己的反抗意志。一张被俘东北便衣群像中，靠右的一个双眼瞠视；一张摄于上海的被绑在电线杆上的两个便衣，年青英俊的那一个剑眉倒竖，怒目而视；还有一张是被绑在电线杆底座部分而坐在地上的年轻便衣，他在努力挺直自己的腰杆。最令人称奇的是，武汉会战中被俘的一个小战士，满脸稚气，双手被反绑，却挑战性地昂头逼视着一群荷枪实弹站立的高他一截的鬼子兵中他对面的那一个，好像要用目光射杀敌人。
　　当然，“抗俘”们的表情不会千人一面。少尉罗瑛君被俘后，在敌方为他拍照时，挺拔身子，紧系风纪扣，神色镇定，努力维护着中国军人的尊严。被日军围困而落败的马占山麾下的第一旅参谋长胡云泉，被一大群鬼子官兵围着拍照留念，他双眉紧锁屈辱感写在脸上。而国军第68师王姓的少将参谋长，不愿抬头被拍照，帽檐低压，有伤痕的右手夹着纸烟，其状之苦恼、屈辱和沮丧，令人看了难过。设身处地想一想，换了我们是他会如何呢？
　　
　　樊建川说，他每次看到中国战俘的照片都非常痛心，“想我就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经受这种屈辱或者一起被日本人杀掉……”。我觉得，樊不仅同情“抗俘”们遭受的灵肉多重苦难，而且为“抗俘”及其亲属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深感不平。樊先生说，在展馆的设计上他寄予了深重的感情：为了表现“抗俘”们的铮铮铁骨，地面全部用钢板，参观者踏上去有一种特殊的强劲的震颤的感觉；展柜用的全是钢架，在粗糙的墙面上，用非常细腻的磁板挂“抗俘”头像，让人们在向上走的通道上凭吊他们……
　　让我抄录几段“抗俘馆”入口樊建川自撰的本馆简介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受了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
　　“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们就没有今天的和平、和谐、幸福的生活。
　　“所以，记住他们是必要的，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