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钧剑　国家一级演员，历任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青联委员、常委
　　上个月与文艺界不少演员去了趟内蒙，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内蒙的领导同志问我们最早一次是什么时候来内蒙的，我说是在1983年左右，宋祖英说她是1987年左右，那时她还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是参加全国青联的慰问团来的。我一下就想起了，那个慰问团我也参加了，在内蒙转了大半个月呢。
　　我最早参加青联活动的时间，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那时候，我还不是青联委员。而我周围的青联委员也是少之又少，十分罕见。记忆中只有像施光南啊，刘炳森啊，晓光、姜昆啊这些功成名就了的“大腕”才有资格当委员。因此，当时二十来岁的我对他们羡慕啊，觉得能做青联委员特别的“神圣”，特别能让人肃然起敬，也特别不容易。于是，我对参加青联的活动积极得不得了，几乎是随叫随到。
　　那时候经常打电话通知我参加活动的有覃志刚、王祖建、赵复成、肖立君等等。还有一位慈眉善目的吴大姐，因为平时大家管她叫大姐叫惯了，所以至今也不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中华儿女》杂志，一创刊就与我有了联系，记得是杨筱怀、王维玲派来两位记者采访过我，顺便也约我写些小稿，这两位记者一个是风风火火的女孩子叫程潇，一个是文文静静的男孩子叫熊耀东。如今一眨眼，近三十年就瞬间过去了，当年那些老大哥老大姐、小弟弟小妹妹们，尽管如今都天各一方，不少杳无音信，甚至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却时常想念他们，常常在梦里寻觅着当年的影子。
　　近三十年来，我实在记不清究竟参加过多少次青联的活动了。80年代的那阵子，每逢大年初一，我都会不顾头天晚上，也就是大年三十的夜晚在中央电视台刚刚参加完春节联欢晚会的疲劳，一大早爬起床就跟着延东，跟着源潮，跟着克强，跟着宝顺，跟着志刚，去慰问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师傅们。我记得去过热电厂，去过邮政分栋局，去过消防大队，也去过医院，还去过首钢。那时候，每逢到了“五四”就会去学校慰问，到了“八一”又会去慰问部队。不过在这里也说句实在话，那时候不兴“走穴”，演员时间也多。也许正是因为我在80年代那近十年的对青联工作的十分热爱和无私奉献，感动了青联吧，在洛桑书记的介绍下，我终于成为了光荣的第七届全国青联委员。
　　90年代后，热火朝天的青联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我也曾跟着朝鲁，跟着洛桑，跟着金龙，跟着大明，跟着贵麟，也跟着崔波、赵勇、胡伟、长江、吕虹等赴新疆、往西藏、奔山东、进四川、去台湾、上内蒙、下广西。尤其是我又当选了第八届、九届全国青联常委，又是全国政协第九届、十届青联组委员，还让我担任了青联志愿者艺术团的副团长后，“革命的重担”更是越挑越起劲，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在那些老少边穷地区，最长的一次演出，演了四十多天。在全国政协青联组，我们还跟着赵勇到宁夏、辽宁的贫困地区做过“青年志愿者”的调研，写出了详实的报告，供团中央和全国青联参考。如果要问我这是不是一种奉献精神?平心而论，我还觉得就是。因为做为一名青联委员，它并不可能产生什么功利，青联不可能给我们提级，也不可能给我们加薪。但所有的青联委员同志们都懂得，当你一旦置身于青联的事业中了，就不再需要用什么豪言壮语、什么高尚行为来装饰自己了。大家都明白，明白自己是“正派”青年中的一个代表，应该懂得珍惜荣誉，荣誉重于生命。
　　我是第十届时，因为过龄而退出青联的。在人民大会堂，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周强和全国青联主席的赵勇为我颁发了“为青联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牌”。使我感到了莫大的荣耀和骄傲。人虽退了，行动却不能退。这些年来，只要是青联活动的一声召唤，我都会尽力参加。今年年初还跟随着陆昊书记、王晓主席到西柏坡慰问老区人民。回想起近三十年来的青联生涯，不仅仅是得到了信念上的坚持、情操上的升华、同时也得到了很多良师益友的帮助。有许多青联的“美德”，将会影响我一辈子。比如说在青联，无论职位高低，都习惯于去掉姓氏，以名字相称。这种同志间的友谊，兄弟般的情谊，充分地体现了青联大家庭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又比如说，只要在青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同志，大凡见到了曾经为青联工作过的任何人，都会主动走过来与你握手寒暄，这种似乎唯有青联才有的和蔼可亲，同样凸显出青联人的人格魅力。
　　最后，我还想由衷地告诉大家一个感受，大凡从青联走出去的人，都会时常把青联挂在心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青联——一个已经融入自己生命历程中的光荣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