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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医生、患者的素质问题等。但我认为,医保政策出台后,医患矛盾的凸现是必然的。医保政策是一定要出台的,要与国际接轨。因此,研究医患关系紧张的“背后”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医患关系紧张,即彼此之间出现矛盾。所谓矛盾,就是立场不一致、要求不统一。从社会大环境讲,在原来的医患关系之中,有政府、组织(单位)介入,也就是有公家帮你出资看病,因此医患之间有一个经济缓冲带。医保政策出台后,一边是出钱看病的患方,另一边是收钱为人看病的医方;而在费用方面,比起“全包型”的公费劳保制度,目前医患间的经济缓冲带明显削弱了,呈现出医患双方“短兵相接”的局面。如今,要掏自己腰包里的钱去看病,患者理所当然对医疗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因为商品经济的运行法则是“一分钱一分货”嘛!
患者提高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应该说是件好事,这对医院的整体服务上台阶是有促进作用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评判医疗服务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医患双方是存在分歧的。由于医疗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它不能解决医学上所有的病痛,加上医疗行为本身的不确定性,何况医生所面对的是形形色色、有着各种差异的人。所以我们认为,医疗服务质量是不可能像某一产品,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而患方往往觉得:“我花钱治病,当然要治好!倘若达不到预期效果,还要医院和医生干嘛?”医保政策出台时间不长,健康类商业保险又不成熟,患者对出钱看病的心理承受能力还相对较弱,一旦花了钱没治好病,就把怨气、牢骚发在医务人员头上。
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医疗行为是一种有风险的工作。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发达国家,医疗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诊抢救成功率也是有限的。其风险性源于医学科学本身的高难度。在人类已登上月球的今天,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却相当有限:癌症的发病机制没有完全弄清,大脑的功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不甚了了,对人类基因的探索也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医学科学有太多的未知领域。据统计,与其他诺贝尔奖项相比,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错评率是最高的。
我认为医患之间出现矛盾,有70%是因为医生与患者在对疾病及其预后等方面的认识上持不同见解。我是一位口腔黏膜病专家,研究重点是口腔黏膜白斑——一种口腔黏膜癌前病变。有些病人经过治疗,三五年后还是出现了癌变。这时候,他就可能想不通:“同样是白斑,为什么别人没癌变,而我却癌变了?”“我岂不是白治了三年?是不是药物有假?”病人的想法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导致癌变的原因是多么复杂。我与我的同行们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其中包括做动物实验,使得对口腔黏膜癌的病因有了一些认识,但仍然很有限,也许只占整个病因的10%~20%,可还有许多发病机制不明。所以有的人通过治疗仍会出现癌变。这说明医学科学的确很难,加上每个病人的情况又都不同,病情发展的结果当然也就不同了。
我觉得,对医学科学高难度、高风险的认识,也要从娃娃抓起。因为从小有了这一认识,对于立志要当医生的人来说,有一种鞭策和激励,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而对每一个可能成为患者或患者家属的人来说,这种认识会使你对临床疗效的评判持有一种客观、宽容的态度。在这种氛围下,医生才会有更大的勇气攀登医学高峰;而患者将是医学事业发展最终的受益者。因此,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患双方的共同心愿,也是医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医患关系紧张,即彼此之间出现矛盾。所谓矛盾,就是立场不一致、要求不统一。从社会大环境讲,在原来的医患关系之中,有政府、组织(单位)介入,也就是有公家帮你出资看病,因此医患之间有一个经济缓冲带。医保政策出台后,一边是出钱看病的患方,另一边是收钱为人看病的医方;而在费用方面,比起“全包型”的公费劳保制度,目前医患间的经济缓冲带明显削弱了,呈现出医患双方“短兵相接”的局面。如今,要掏自己腰包里的钱去看病,患者理所当然对医疗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因为商品经济的运行法则是“一分钱一分货”嘛!
患者提高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应该说是件好事,这对医院的整体服务上台阶是有促进作用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评判医疗服务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一点上,医患双方是存在分歧的。由于医疗技术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它不能解决医学上所有的病痛,加上医疗行为本身的不确定性,何况医生所面对的是形形色色、有着各种差异的人。所以我们认为,医疗服务质量是不可能像某一产品,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而患方往往觉得:“我花钱治病,当然要治好!倘若达不到预期效果,还要医院和医生干嘛?”医保政策出台时间不长,健康类商业保险又不成熟,患者对出钱看病的心理承受能力还相对较弱,一旦花了钱没治好病,就把怨气、牢骚发在医务人员头上。
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医疗行为是一种有风险的工作。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发达国家,医疗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诊抢救成功率也是有限的。其风险性源于医学科学本身的高难度。在人类已登上月球的今天,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却相当有限:癌症的发病机制没有完全弄清,大脑的功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不甚了了,对人类基因的探索也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医学科学有太多的未知领域。据统计,与其他诺贝尔奖项相比,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错评率是最高的。
我认为医患之间出现矛盾,有70%是因为医生与患者在对疾病及其预后等方面的认识上持不同见解。我是一位口腔黏膜病专家,研究重点是口腔黏膜白斑——一种口腔黏膜癌前病变。有些病人经过治疗,三五年后还是出现了癌变。这时候,他就可能想不通:“同样是白斑,为什么别人没癌变,而我却癌变了?”“我岂不是白治了三年?是不是药物有假?”病人的想法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导致癌变的原因是多么复杂。我与我的同行们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其中包括做动物实验,使得对口腔黏膜癌的病因有了一些认识,但仍然很有限,也许只占整个病因的10%~20%,可还有许多发病机制不明。所以有的人通过治疗仍会出现癌变。这说明医学科学的确很难,加上每个病人的情况又都不同,病情发展的结果当然也就不同了。
我觉得,对医学科学高难度、高风险的认识,也要从娃娃抓起。因为从小有了这一认识,对于立志要当医生的人来说,有一种鞭策和激励,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而对每一个可能成为患者或患者家属的人来说,这种认识会使你对临床疗效的评判持有一种客观、宽容的态度。在这种氛围下,医生才会有更大的勇气攀登医学高峰;而患者将是医学事业发展最终的受益者。因此,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患双方的共同心愿,也是医学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