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故乡。
　　精神上的故乡？
　　也没有。
　　如果非要说是否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停下来思考，只有北京。
　　北京是繁华的，热闹的，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化的。生活最舒服的时光在北京，最倒霉的地方也在北京——以后是越来越好了。
　　两个极端，都在北京。
　　我出生在南京，对那里却没有多少感觉。祖籍是江苏镇江，后来也只去过一天，算是路过，到那边看了茅以升纪念馆，他是我二伯父，中国的桥梁专家，修建了钱塘江大桥。
　　由于父亲一辈子都在铁路上工作，负责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我们家也随他迁徙过很多地方。我先后在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抗战开始后，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从长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后来到了重庆，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这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苏州狮林寺巷63号（已拆），是我记忆中最甜蜜的地方，结婚前，几次去找她都在这儿，我们的新婚之夜也是在这儿度过的。以后每次来到这儿就意味着我能够见到她，拥抱她。
　　63号是一幢典型的苏州大户人家住宅，有好几进深，每一进的大门都有很高的门槛。解放后有好几户人家合住在里面。她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跑进跑出。她总是领头，后头跟着一群孩子。每次她谈起童年时的生活，孩子们的淘气和开心的往事，总能够感染我。我能够从她至今还清脆的声音里，想象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奔跑的欢乐气氛。
　　相对于她开心安稳的童年，我的童年充满了对陌生城市的好奇，对生活过的城市的淡忘。
　　惟一让我怀念的城市，是齐齐哈尔。1949年，全国解放后生活开始好转，大学毕业我从上海去到齐齐哈尔。但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是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下馆子，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上。
　　在齐齐哈尔工作的5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收获的阶段。学习了铁路业务，每个人都获得了最大的发展机会，领导对我们很重视，我也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个时候不光是齐齐哈尔，在全国，50年代初是非常好的一段时间。
　　1955年，我被调到北京，原以为生活会进入“黄金期”，没想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我被降职降薪，爱人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11岁时进入深水游泳，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轧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差点饿死。
　　自从当了右派以后，每次运动我都是阶级斗争的对象。网上有许多网民骂我，有人为我担心，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毫不在乎，比起“反右”与“文革”，这种骂人算文明多了。不过我十分为我们的青年一代担忧，他们怎么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