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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曾经是一个湿地资源丰富的城市，从海淀、冷泉等地名中不难看出。在护城河边钓鱼、捉虾，城区附近有大片大片的芦苇地……很多老北京人记忆中的场景，如今已难觅踪迹。
湿地被誉为“城市之肾”，有极强的生态净化作用，滞留沉积物、改善城市环境；作为可以直接利用的水源或补充地下水，能有效控制洪水和防止土壤沙化；还能以有机质形式存储碳元素，减少温室效应，调节温度。
然而，在工业化和人口膨胀的双重压力之下，有些湿地被改造成了农田或住宅区，过度开发和污染导致湿地面积大幅缩水。
短短几十年，北京湿地总面积由15%降至3.13%，只剩51400多公顷，主要分布在京郊如密云水库、汉石桥、南海子、翠湖、野鸭湖等景区及城市公园的有限水面，天然湿地几乎消失殆尽。
如何保护现有的湿地资源，加快湿地建设的步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推出相应的立法，让湿地保护有法可依，或许是湿地保护最为关键的一步。
湿地保护现曙光
“湿地”一词作为河流、湖泊、沼泽、库塘等生态系统的统称并不是历来有之，是在1992年我国成为《国际湿地公约》缔约国之后才开始使用的。
据了解，早在10年前，国家林业局便牵头组织专家完成了《湿地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草案。但国家层面上的湿地保护立法由于涉及国土资源、海洋、渔业、农业等多个部门的利益关系，一直进展不明显。
近年来，各省级行政单位相继推出立法，相对填补了国家立法空白，湿地保护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向前推进。2011年11月23日至12月13日，北京《湿地保护条例（送审稿）》公开向市民征求意见，北京湿地保护立法出台曙光已现。
在《条例》中，湿地保护涉及多部门，比如国土部门承担湿地用地的审批管理工作；水务部门具体承担着河流、湖泊、水库等类型湿地的保护、恢复和管理工作；环境保护部门承担着全市水环境监测职责；农业部门承担着水田、水产池塘等湿地保护、恢复等工作。
据湿地保护专家、国家林业局湿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丽娟介绍，很多省份的湿地立法主要强调主管部门的作用，但北京的立法强调的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这也是北京此次出台立法《条例》的最大亮点。比如第二十五条规定：“确需占用一般湿地的，国土资源部门在办理审批手续前，应当征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同时，《条例》既制约了国土部门，也对绿化部门作出了相应约束，“北京湿地划分呈现细化、破碎化的特点，有些可能属于国土部门管理，有些则属林业部门管理，由法律来规定各个部门如何协作配合才能管理好湿地。”崔丽娟说。
鼓励新建和恢复
北京的自然湿地资源已经所剩无多，近郊很多大型的湿地公园也都是近几年才逐渐恢复的。
据了解，北京市鼓励单位、个人投资新建或者恢复湿地，利用该湿地尽管开发与湿地功能相适应的项目。并规定了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其日常工作由园林绿化部门负责。同时，园林绿化部门负责湿地保护的指导和监督。确需占用一般湿地的，占用单位应建设不少于占用面积、类型相当的湿地。
崔丽娟表示，“单位或个人开发湿地，由园林绿化单位提供技术监督和指导，明确限定占用湿地后应做的补偿，可以避免湿地净损失的出现，可以说是《条例》的又一亮点。”
北京水资源极度短缺，恢复湿地所需的用水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合理调配水资源，充分利用雨洪水和再生水，统筹安排湿地生态用水，维护湿地的生态功能。但是，雨洪水的收集利用有限，合理利用再生水对北京湿地至关重要。
据悉，北京市汉石桥湿地公园已经使用再生水作为生态用水，永定河四湖一线工程的生态用水也将逐渐推行使用再生水。
有效执法是关键
2002年，在中国成为国际《湿地公约》缔约国十年后，崔丽娟从2684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湿地公约局科技委员会的委员，由此她成为了第一位入选该组织的中国科学家。中国的湿地研究工作，因为崔丽娟的湿地评价研究，第一次被世界注目。而她也因此成为我国湿地保护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对于现有湿地资源的保护，崔丽娟也有自己的看法，“保护一部分，有限度地利用一部分”。
崔丽娟说，“对于湿地保护区以及湿地公园，最大的威胁就是过度旅游所导致的生态失衡问题。湿地是有容量的，很多湿地是在超负荷地运行。如果能够实行生态环境流量控制是最好的办法。具体的限流办法，可以根据各个湿地公园的实际情况，写入公园管理办法。比如，在春季候鸟迁徙期，湿地公园就可以在这个时期限制每日游客数量，确保候鸟的生存环境。”游客在保护区或湿地公园游玩时，要自觉遵守公园管理办法，不允许进入的核心区就不要试图进去。
《条例》明确了禁止在保护的湿地范围内从事的九类活动，包括：开垦、填埋湿地；倾倒垃圾、排放污水；毒、炸、电等方式捕捞；取土、修坟、采集泥炭；采挖野生植物、烧荒；猎捕、杀害野生动物，捡拾鸟蛋等；引入外来有害物种；破坏湿地保护设施设备；或从事其他严重破坏湿地资源的活动。违反该项条款的行为将面临1000元至10万元不等的罚款。
“《条例》顺利出台，让很多湿地保护者有了底气。有了具体的法律条文，市民就有了问责的法律依据，保护湿地不再是底气不足的呼吁，而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崔丽娟笑着说。
对于《条例》本身，崔丽娟觉得对于湿地保护撰写得比较详尽，涵盖了湿地保护的各个方面，唯一的问题在于后期的执行。她认为，“条例对于湿地类型的包含范围、部门管辖和监督权责都有详细的规定。如果能够有效地执行，北京湿地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湿地缩减的过程存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曾经绿柳环绕、池塘碧绿，如今却是钢筋水泥、高楼林立，空气越来越差、温差越来越大，城市气候干燥，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断提醒我们，保护和修复湿地，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势在必行。此次《条例》的出台是第一步，有效执行将成为接下来的第二步。
“如果能按照这样的节奏走下去，找到人与自然的平衡点，也许几十年前北京水草丰美的美景还能再现。”崔丽娟说。
湿地被誉为“城市之肾”，有极强的生态净化作用，滞留沉积物、改善城市环境；作为可以直接利用的水源或补充地下水，能有效控制洪水和防止土壤沙化；还能以有机质形式存储碳元素，减少温室效应，调节温度。
然而，在工业化和人口膨胀的双重压力之下，有些湿地被改造成了农田或住宅区，过度开发和污染导致湿地面积大幅缩水。
短短几十年，北京湿地总面积由15%降至3.13%，只剩51400多公顷，主要分布在京郊如密云水库、汉石桥、南海子、翠湖、野鸭湖等景区及城市公园的有限水面，天然湿地几乎消失殆尽。
如何保护现有的湿地资源，加快湿地建设的步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推出相应的立法，让湿地保护有法可依，或许是湿地保护最为关键的一步。
湿地保护现曙光
“湿地”一词作为河流、湖泊、沼泽、库塘等生态系统的统称并不是历来有之，是在1992年我国成为《国际湿地公约》缔约国之后才开始使用的。
据了解，早在10年前，国家林业局便牵头组织专家完成了《湿地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草案。但国家层面上的湿地保护立法由于涉及国土资源、海洋、渔业、农业等多个部门的利益关系，一直进展不明显。
近年来，各省级行政单位相继推出立法，相对填补了国家立法空白，湿地保护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向前推进。2011年11月23日至12月13日，北京《湿地保护条例（送审稿）》公开向市民征求意见，北京湿地保护立法出台曙光已现。
在《条例》中，湿地保护涉及多部门，比如国土部门承担湿地用地的审批管理工作；水务部门具体承担着河流、湖泊、水库等类型湿地的保护、恢复和管理工作；环境保护部门承担着全市水环境监测职责；农业部门承担着水田、水产池塘等湿地保护、恢复等工作。
据湿地保护专家、国家林业局湿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丽娟介绍，很多省份的湿地立法主要强调主管部门的作用，但北京的立法强调的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这也是北京此次出台立法《条例》的最大亮点。比如第二十五条规定：“确需占用一般湿地的，国土资源部门在办理审批手续前，应当征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
同时，《条例》既制约了国土部门，也对绿化部门作出了相应约束，“北京湿地划分呈现细化、破碎化的特点，有些可能属于国土部门管理，有些则属林业部门管理，由法律来规定各个部门如何协作配合才能管理好湿地。”崔丽娟说。
鼓励新建和恢复
北京的自然湿地资源已经所剩无多，近郊很多大型的湿地公园也都是近几年才逐渐恢复的。
据了解，北京市鼓励单位、个人投资新建或者恢复湿地，利用该湿地尽管开发与湿地功能相适应的项目。并规定了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其日常工作由园林绿化部门负责。同时，园林绿化部门负责湿地保护的指导和监督。确需占用一般湿地的，占用单位应建设不少于占用面积、类型相当的湿地。
崔丽娟表示，“单位或个人开发湿地，由园林绿化单位提供技术监督和指导，明确限定占用湿地后应做的补偿，可以避免湿地净损失的出现，可以说是《条例》的又一亮点。”
北京水资源极度短缺，恢复湿地所需的用水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合理调配水资源，充分利用雨洪水和再生水，统筹安排湿地生态用水，维护湿地的生态功能。但是，雨洪水的收集利用有限，合理利用再生水对北京湿地至关重要。
据悉，北京市汉石桥湿地公园已经使用再生水作为生态用水，永定河四湖一线工程的生态用水也将逐渐推行使用再生水。
有效执法是关键
2002年，在中国成为国际《湿地公约》缔约国十年后，崔丽娟从2684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湿地公约局科技委员会的委员，由此她成为了第一位入选该组织的中国科学家。中国的湿地研究工作，因为崔丽娟的湿地评价研究，第一次被世界注目。而她也因此成为我国湿地保护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对于现有湿地资源的保护，崔丽娟也有自己的看法，“保护一部分，有限度地利用一部分”。
崔丽娟说，“对于湿地保护区以及湿地公园，最大的威胁就是过度旅游所导致的生态失衡问题。湿地是有容量的，很多湿地是在超负荷地运行。如果能够实行生态环境流量控制是最好的办法。具体的限流办法，可以根据各个湿地公园的实际情况，写入公园管理办法。比如，在春季候鸟迁徙期，湿地公园就可以在这个时期限制每日游客数量，确保候鸟的生存环境。”游客在保护区或湿地公园游玩时，要自觉遵守公园管理办法，不允许进入的核心区就不要试图进去。
《条例》明确了禁止在保护的湿地范围内从事的九类活动，包括：开垦、填埋湿地；倾倒垃圾、排放污水；毒、炸、电等方式捕捞；取土、修坟、采集泥炭；采挖野生植物、烧荒；猎捕、杀害野生动物，捡拾鸟蛋等；引入外来有害物种；破坏湿地保护设施设备；或从事其他严重破坏湿地资源的活动。违反该项条款的行为将面临1000元至10万元不等的罚款。
“《条例》顺利出台，让很多湿地保护者有了底气。有了具体的法律条文，市民就有了问责的法律依据，保护湿地不再是底气不足的呼吁，而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崔丽娟笑着说。
对于《条例》本身，崔丽娟觉得对于湿地保护撰写得比较详尽，涵盖了湿地保护的各个方面，唯一的问题在于后期的执行。她认为，“条例对于湿地类型的包含范围、部门管辖和监督权责都有详细的规定。如果能够有效地执行，北京湿地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湿地缩减的过程存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曾经绿柳环绕、池塘碧绿，如今却是钢筋水泥、高楼林立，空气越来越差、温差越来越大，城市气候干燥，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断提醒我们，保护和修复湿地，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势在必行。此次《条例》的出台是第一步，有效执行将成为接下来的第二步。
“如果能按照这样的节奏走下去，找到人与自然的平衡点，也许几十年前北京水草丰美的美景还能再现。”崔丽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