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中国风险投资之父”。2015年7月12日上午，他与世长辞。就在今年年初，病重住院的成思危仍思考着中国的未来。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事实上，成思危的一生，也充满了选择与转折。
　　三次选择皆为报国
　　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了一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成思危，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
　　顺境不懈怠 逆境不沉沦
　　成思危的人生写满了自强不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别人一小时能读四五十页书，成思危则只能在字典的帮助下读2-3页书，难度很大。但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成思危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发表了十来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
　　成思危说，“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看来，都冒着风险。”
　　成思危记得，12岁生日时，他拿着刚买的纪念册，去找父亲写几句祝福的话，父亲不假思索地写了4个字：自强不息。成思危感慨地说，他一生都在践行父亲给他写的这四个字。若干年后，成思危在女儿12岁生日的时候，也将“自强不息”这4个字，写在女儿的笔记本上作为赠语。
　　留下生命中最后的思想火花
　　生命最后时日里的思索，成了成思危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公开文稿。翻开今年5月出版的《金融国策论》，成思危近两千字的序言映入眼帘。
　　“战略目标的确定是所有研究问题中首要决定的问题，如果目标一错，满盘皆输。”在病榻上的最后时光，成思危所思所想的还是他研究了一生的中国金融改革。
　　成思危今年春节后拿到书稿后，因感到金融作为国家战略至关重要，应允作序。著作等身、已执笔困难的他，用口述的方式，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思想火花。
　　今年6月11日，八十寿辰的成思危写下《八十回眸》一诗：
　　畅游人间八十年，狂风暴雨若等闲。
　　雏鹰展翅心高远，老牛奋蹄志弥坚。
　　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
　　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