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影響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
　　一定要实用
　　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
　　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二十万册。”
　　1950年3月9日晚，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辞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 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
　　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和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
　　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1936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人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其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
　　在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魏建功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闲谈之余，编字典的事儿终于被提上日程。
　　广收活语言
　　《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
　　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6月，魏建功的行政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教书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身兼两职，义务筹备组建辞书机构。8月1日，隶属于出版总署的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
　　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辞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的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lè sè”，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认字读半边儿”，读成了“lā jī”。因“垃圾”用得逐渐广泛，初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
　　脱了旧字典的窠臼
　　1953年12月，历时三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付梓。
　　不过，编写者们层层审定，还是百密一疏。字典刚印了一部分，时任出版总署图书期刊司副司长金灿然就发现“民”字下的“国民”注释错了，当时是这样解释的：（1）取得某一国家国籍的人。（2）人民民主国家里专政的对象，他们不能享受人民的权利，却要遵守规定的义务。这里的第二个义项显然是把“国民”解释成了“敌人”，与“人民”对立起来了。
　　好在这一错误是在印刷过程中发现的，得知情况的叶圣陶急忙联系辞书室（1952年夏，新华辞书社改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在已经印刷的三百万册上用重新印制的小纸条贴盖，尚未印刷的两百万册则直接改版。发行后不过半年多，五百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
　　至此，初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用魏建功的话说，“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
　　扫盲拐杖
　　初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此外，附录中收录的注音字母表、出版总署1951年9月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国历代纪元公元纪年表等，都与今天的《新华字典》类似。其中，《标点符号用法》所用例句均为最新的白话文，或出自政府文件，或出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文稿。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绍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三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华字典或小学生字典。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
　　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她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她最爱的书。后来，她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新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
　　周总理保护了《新华字典》
　　无论是1953年的初版《新华字典》，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典》也没能逃过波折的命运。1965年丁声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印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则连底稿也失去了踪迹。
　　到了1970年春小学开学时，各地教师学生深感辞书奇缺的不便。据说，有一位小学教师备课时，有些字不认得，没办法只能跑到学校旁边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较高的过路人，就向他请教。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任务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擢担任修订组的副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修订是以1965年没有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基础，修订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游国恩、周祖谟、袁家骅、朱德熙等。
　　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最开始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义项“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著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一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
　　曹先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周总理对此次修订的直接关怀，有时甚至仔细到每一个条目的修改。比如，“役”字字条里原来有“劳役，兵役”的义项，修订小组担心两者并提可能让人从服兵役联想到“苦役”，就删去了“兵役”。结果总理看完稿子后认为服兵役是积极的，没必要删去，这才保留了“兵役”。
　　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
　　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字”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字形分析。“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了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便查》。
　　如今，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11版”，这是从1957年商务“新1版”开始算起的。事实上，算上人教社1953年和1954年的两个版本，以及1965年未曾公开发行的版本，《新华字典》已经累计修订13次，出版过14个版本，重印过百余次。今年4月，它以高达5.67亿本的累计发行量，摘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