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2005年夏天，我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次怀孕很辛苦。一般只在头三个月才会发生的晨吐，我在孕期的每一天都会经历。这期间我的体重增加了差不多70磅，双脚肿得大了两个码，我只有将脚搭在咖啡桌上才能看到它们。那时，我负责管理谷歌公司的在线销售和运营团队。一天早晨，对着马桶吐了半天之后，我得开车去见一个重要客户。谷歌的快速成长导致员工的停车问题成了大麻烦，通常我能找到的停车位都相当偏远。我以孕妇“冲刺”的速度穿过停车场，胃里越发感到恶心。进入会场时我不停地祈祷：待会儿从嘴里冒出来的，除了与销售业务相关的内容，千万不要有别的什么东西。晚上回家后，我向丈夫戴夫大倒苦水。当时还在雅虎公司工作的戴夫告诉我，雅虎在每座办公楼前都为准妈妈们预留了停车位。
　　第二天，我摆出示威的架势（其实就像鸭子那样摇摇摆摆），走进了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办公室。只见地板上到处散落着玩具、小零碎和衣服。在房间的角落里，谢尔盖正努力保持着一个瑜伽姿势。我大声地向他们声明：公司需要孕妇停车位，而且越快越好！他抬起头看看我，立刻就同意了，还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难为情，因为只有在亲历了孕期双脚的肿痛后，我才意识到公司需要为孕妇预留停车位。作为谷歌的女性高管之一，我难道不是更有责任考虑这个问题吗？但是，和谢尔盖一样，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些。公司里其他的准妈妈们对于这种情况，肯定都在默默忍受，却从没想过要求特殊待遇；或者说，也许她们缺乏自信或自认为没有资历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如果高层管理人员中有一个孕妇，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问题显而易见：我们怎样才能拆除阻止女性进入社会高层的壁垒？在专业领域里，女性面临着真正的障碍，包括公然或隐性的性别歧视、差别待遇和性骚扰。极少有公司会提供弹性工作制的岗位，让那些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又追求事业发展的女性抽出必要时间照顾孩子、休产假；女性找到合适的人生导师和支持者也比男性更难。除此之外，女性需要比男性花更大的精力去证明自己。这可不是在想当然。2011年麦肯锡的一项报告指出，男性的晋升基于其自身的潜力，而女性的晋升则是基于其已获得的成就。
　　除了外部障碍，女性还为存在于自身的障碍所影响。由于缺乏自信，不敢争取表达的机会，在应该前行时往后退。我们将长期以来接收到的负面信息内在化了：女人说话坦率是错误的，女人有进取心是错误的，女人比男人权力更大也是错误的。于是，我们只有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我们继续包揽了大多数家务，孩子也通常由我们来照顾。我们为了另一半，甚至为了备孕而在事业上做出妥协。与男同事相比，我们更少渴望获得高层管理职位。我并不是在列举其他女性的错误，这些弯路我都走过，而且我现在仍然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相信增加拥有权力的女性数量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必要元素，但我并不认为成功或幸福只有一种定义。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事业，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孩子，也不是所有的女人两者都想要。我从不主张我们应该拥有同样的目标。许多女性没有兴趣追求权力，不是因为她们缺乏进取心，而是因为她们已经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在商界工作的女性，都劝我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些话题时要谨慎。当我最终还是坦率说出自己的观点时，一些人对此表示不满，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认为，我过于关注女性自身的改变、鼓励她们积极进取，这会显得我好像在为目前的制度和社会风俗开脱责任。更糟的是，这些人因为我“责备受害者”而对我大加谴责。批评我的人会说，我之所以更容易“进取”是因为我有资本获得任何我需要的帮助，所以，我有什么资格给那些身处环境与我截然不同的女性提供建议呢？
　　我过去听到过这样的批评，将来还是会听到，而且还会有更多的批评。然而，我仍然希望人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判断我所传达的信息。这些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我们社会应有的变化也迟迟没有实现。是时候鼓励更多女性实现自己的梦想，鼓励更多男性在工作中、在家庭里给女性以支持了。
　　如果没有恐惧，你会做什么？
　　我们这代人成长在一个日益平等的时代，我们也相信平等是一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趋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太天真也太理想主义，职业抱负与个人发展的结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挑战性。几乎是在同样的人生阶段，我们既被要求在工作时间上做出最大投入，生物机能又要求我们生儿育女。丈夫们通常不分担家务，也不帮着照看孩子，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同时承担着两份全职工作。此外，工作场所也没有进化到可以为我们提供兼顾家庭所必需的弹性时间。这一切都让我们出乎意料、措手不及。
　　毫无疑问，女性在工作中是具备领导力的。在美国，女孩在课堂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在本科毕业生与硕士毕业生中，女生的比例分别是57%和63%，这甚至让一些人开始为“男人的末日”而焦虑。在中国，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中，女性约占51%。但是，女孩在学校里被赞赏的“善于服从”、“先举手，被叫到再回答”的行为，在工作环境中并不被倡导。事业发展所依赖的通常是敢于冒险和自我表现，然而人们并不鼓励女孩表现出这样的特质。麦肯锡在2012年对于《财富》500强企业4，000多名员工的一项调查中发现，36%的男性想要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女性只有18%。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学习时期获得的成就，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女性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所以，虽然在输送高等教育人才的管道入口处有很多女性，但同样的管道到达领导职位时，出来的却是大量的男性。
　　当我上哈佛大学时，父母虽然也强调要学有所成，但对婚姻问题的叮嘱更多。他们告诉我，最适合结婚的女人很早就结婚了，她们会在“好男人”被抢光之前先下手为强。我遵从了他们的建议。上大学时，我将每个约会对象都当作潜在的丈夫候选人加以考验（相信我，如果你19岁时就这么做，那绝对会毁了约会）。当我快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拉里·萨默斯建议我申请一个国际奖学金项目，但我拒绝了，理由是如果我在海外生活，那么约会对象就不大可能发展成为我的丈夫。于是我转而去了华盛顿特区，那里尽是适合结婚的男人。毕业后第一年，我果然遇到了一个“适合结婚”的好男人，并和他结了婚。当时我24岁，也真诚地相信婚姻是幸福的开始，是有意义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必然的一步。但事实并非如我所料，我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事关一生的决定，这场婚姻很快就破裂了。25岁时，我不仅完成了结婚这件大事，也经历了离婚。那段时间，于我自己，以及在旁人眼里，这似乎是一场巨大的失败。之后很多年里，我都感到胸口上赫然贴着“离异”的标签，相形之下，事业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显得黯然失色。 　　在今天的世界中，人类不再像古代那样必须在野外觅食打猎，我们对领导意志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文化催生和强化的特质。个人怎样决定自己能做什么、应该达到怎样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社会期望塑造出来的。从一出生，男孩和女孩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父母更倾向于和女婴而非男婴说话。母亲在高估小男孩爬行能力的同时，又会低估小女孩的爬行能力。母亲常常会花更多时间去安抚和拥抱女婴，而花更多时间看着男婴自己玩耍，因为她们相信女孩比男孩更需要帮助。金宝贝公司（Gymboree）设计的婴儿连体服上，男孩版的图案文字是“像爸爸一样聪明”，女孩版的图案文字是“和妈妈一样漂亮”。同一年，彭尼公司（J.C. Penney）推出的一款少女T恤衫，上面印着一串看上去得意扬扬的文字：“我漂亮到不用写作业，所以我的兄弟必须帮我写。”这一切并非发生在1951年，而是发生在2011年。
　　更糟糕的是，传递给女孩们的讯息不仅仅是整个社会在鼓励这些肤浅的行为，而且还明显地阻碍对女孩领导力的培养。当一个女孩尝试领导者角色时，她常被贴上“爱使唤人”的标签。男孩则很少被这样看待，因为如果一个男孩想要做领导者，这既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也不会冒犯谁。我童年大多数时候都被贴着“爱使唤人”的标签，相信我，这并不是对我的赞许。
　　长久以来，流行文化将成功的职业女性刻画成疲于工作而且没有个人生活的女强人形象。女性害怕不被人喜欢，害怕做错选择，害怕引来负面的关注，害怕被评判，害怕变成糟糕的母亲、妻子。然而，事实是，女性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也可以让二者都顺利发展。2009年，莎伦·密尔兹（Sharon Meers）和乔安娜·斯特罗布（Joanna Strober）出版了《两性相处》（Getting to 50/50）一书，全面回顾了来自政府、社会科学与原始资料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当父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时，孩子、父母和婚姻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数据清楚地揭示，分担经济来源和抚养下一代的责任会减轻母亲的负疚感；若父亲加大对家庭的投入，孩子也会成长得更开朗、更健康。布兰迪斯大学的罗莎琳德·查特·巴尼特（Rosalind Chait Barnett）教授回顾了关于“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她发现担当多个角色的女人焦虑更少，其心理上也更健康。职业女性可以收获许多成果，包括更稳定的经济与婚姻状况，更健康的身体，她们对生活的满意度通常也会提高。
　　所以，问问你们自己：如果没有恐惧，我会做什么？然后，放手去做。
　　坐到桌前
　　几年前，我曾在Facebook为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主持过一次会议。我们邀请了15位来自硅谷的执行官吃早餐，讨论经济问题。盖特纳财长与四位随行人员抵达会场，其中两位职位较高，另两位职位较低，我们聚集在Facebook公司一个非常不错的会议室里。转悠了几圈之后，大家开始随意选取自助餐。被邀请的客人中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抓过盘子、装上食物，然后坐到了最大的会议桌前。财长的随行人员都是女性，她们最后取餐，然后在房间一侧坐下。我示意她们坐到桌前来，并当着大家的面向她们招手示意，好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她们犹豫半天，还是留在原来的座位上没有动。
　　这四位女性完全有权利参与会议，但对座位的选择却让她们看上去更喜欢旁观而非参与。我知道我得说点什么。会后，我把这四位女性拉到一边，我对她们说，即便没有受到邀请，她们也应该坐到桌前来；而当别人公开欢迎自己时，她们更应该主动参与。听完这些话，起初她们有些惊讶，随后就表示认同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一刻，我目睹了存在于女性内心的障碍；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除了习俗等外在障碍，女性也面临着内心的斗争。几年后，当我在TED大会做关于女性如何在职场上取得成功的演讲时，我用这个故事来举例说明女性是怎样让自己退缩的，准确地说，她们自己选择了成为旁观者。尽管如此，我仍为女性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感到泄气，但我也深深理解她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
　　如果让一个男性解释自己的成功，他通常会归因于自己内在的能力和技巧；如果问女性同样的问题，她一般会将成功归因于外部因素：之所以表现得好是因为她们“真的非常努力工作”，“运气不错”，或“有别人的帮助”。在解释失败时，男女也不同。当一个男性失败时，他会归咎于“研究得不够”或是“对这件事本来就不太感兴趣”等；当一个女性失败时，她会相信是由于自己本身缺乏能力导致的。与此类似，当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接收到负面的反馈时，相比男性，女性的自信和自尊会遭受更大的打击，由此引发的失败和不安全感的内化会伤及她未来的表现。苛待女性的不只是女性自己，周围的同事和舆论也很快会将女性的成就归因于外部因素。当Facebook申请上市时，《纽约时报》曾撰文善意地提醒我（和其他人），我只是“运气不错”，而且“一路都有强有力的导师支持”。之后，记者和一些网络博客对《纽约时报》的双重标准提出抗议，指出它很少将男人的成功归因于“运气不错”。但《纽约时报》所说的，其实也是我曾对自己无数次说过的话：在我事业的每个阶段，我都认为自己的成功来自运气、努力工作和他人的帮助。
　　我并非建议大家过分自信以致傲慢或自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表现出这一点，人们都不会喜欢。但感觉自信或假装自信，对于争取生活中的机会是必要的。这是老调重弹了，但机会的确会青睐那些积极争取机会的人。我在谷歌工作的六年半时间里，雇用了4，000多人。我并不认识每一个人，但我知道其中处于最高层职位的有100多人。我注意到，一般情况下，当我们宣布有新的空缺职位或是开始新项目时，男性员工都一个个来敲我办公室的门，毛遂自荐，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是新领导职位的最佳人选，而大多数女性员工则不会这样做。
　　IBM公司史上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罗睿兰（Ginny Rometty）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在事业刚起步时，她曾经接到了一份“重要工作”。她担心自己没有正式经验，就告诉招聘人员自己需要考虑一下。当天晚上，她与丈夫聊起这次工作机会，她丈夫问道：“你觉得一个男人会像你一样回答那个问题吗？”“这件事教会了我，一个人必须非常自信。”罗睿兰告诉记者，“即使你内心对于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而且，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自己将承担一定的风险。” 　　成功与受欢迎度
　　好吧，如果一个女人要做的就是忽略社会的期待，雄心勃勃，举起手，坐到桌前，勤奋工作，然后一路顺利地走向成功，那么，还有什么可能出错？
　　2003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弗兰克·弗林（Frank Flynn）和纽约大学教授卡梅隆·安德森（Cameron Anderson）主持了一项实验，测试男性和女性在职场中的感受差异。他们从哈佛商学院关于女性企业家海蒂·罗伊森（Heidi Roizen）的真实案例研究开始。这项研究描述了海蒂怎样凭借“爽直的个性……以及包括科技行业最有影响力的众多商界领袖在内的职场人脉网和个人社交圈……”，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弗林和安德森让参加测试的学生一半人读海蒂的故事，另一半人也读同一个故事，但有一处不同——主人公的名字从海蒂变成了一位男性“霍华德”。弗林和安德森随后调查了学生对海蒂或霍华德的印象。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海蒂和霍华德同样有能力。不过，尽管学生们对海蒂和霍华德同样尊敬，但他们更想与霍华德共事；另一方面，海蒂被认为很自私，不是“你想雇用或为之工作的那种人”。两组数据只有一个不同——性别，但给受试者造成的印象却截然不同。
　　这项实验支持了根据海蒂案例研究得出的明确结论：对男性来说，成功度与受欢迎度成正比，而对女性来说则成反比。当一个男性成功了，他会同时受到男性和女性的欢迎，而当一个女性成功了，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来说，她都会变得不那么受欢迎。这项事实既令人吃惊又在意料之中：令人吃惊是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还在坚持男女有别的老一套；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很明显，我们的确还持有这样的观念。
　　社会科学几十年的研究证实了“海蒂/霍华德”个案研究的明确结论：我们对个人的评价基于成见，尤其是性别、种族、国籍、年龄等。我们对男性的固有印象是：他们是提供者、有决断力、积极进取。对女性的固有印象是：关爱他人、敏感、热心于公共事业。因为我们将男性和女性的特点对立起来，所以职场上的成就和与之相关的所有特点都被归到男性一边。海蒂专注于事业，有计划地积聚自己的力量，这种做法违背了我们对女性的固有期待。然而，和海蒂做法相同的霍华德却符合我们对男性的固有期待。最终结果呢？我们喜欢他，不喜欢她。
　　我相信这种偏见正是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退却的核心原因，这也是她们不想过多进取的核心原因。对男性来说，职场上的成功在前进的每一步都会从正面得以巩固；而对女性来说，即使在工作成绩得到认可时，也常常无法得到他人完全的重视与支持。记者尚卡尔·韦丹塔姆（Shankar Vedantam）曾经系统地整理了人们对第一批世界级女性领袖的贬义称呼。他写道：“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被称作‘母鸡阿提拉’。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果尔达·梅厄被叫作‘内阁中唯一的男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称印度第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为‘老巫婆’。德国的现任总理默克尔则被戏称为‘德国铁娘子’。”
　　当年我与Facebook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商谈我的报酬时，他提出了让我觉得很公平的条件。有超过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每周都会在一起吃晚餐，讨论公司的使命以及未来的愿景。如此看来，我已经准备接受这份工作了，不，应该说我非常渴望接受这份工作。丈夫戴夫一直鼓励我要继续谈条件，但我害怕弄巧成拙。我可以表现得很强硬，但如果那样做，也许扎克伯格就不想与我一起工作了。既然我知道自己最终会接受这份工作，那么一再为自己争取利益是否值得呢？我得出的结论是，不值得。正当我准备点头时，我的妹夫马克·博德尼克（Marc Bodnick）恼火地说：“谢丽尔，同样的工作，你为什么要比男人挣得少呢？”
　　博德尼克并不清楚谈判的细节，他只是想强调，和我水平相当的男人才不会像我一样接受那样的薪酬待遇。这大大地鼓励了我。我又回去找扎克伯格，告诉他我也许不能接受这份工作，但开场白是这样的：“扎克伯格，我明白你很想雇我来管理你的市场团队，所以你当然希望我是个优秀的谈判者。这是你和我之间唯一一次面对面的谈判。”之后我便在交谈中略显强硬。当晚，我心情紧张，担心自己会把事情搞砸。但第二天扎克伯格就打电话给我，说接受我提出的条件：他将我的合同期限从4年延长到5年，并且同意我成为公司股东。这么做弥合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他颇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的利益有了更长远的关联。
　　当我最初来到Facebook时，一个博主还颇费心思地撰写博文来批评我。他找了一张我的照片，给我手里添了一把枪，用大号的红色字母在我脸上写上了“骗子”两个字。还有匿名者给我贴上了“两面派”、“她会彻底毁了Facebook”的标签。我为此大哭，甚至失眠，我担心自己的事业就此完蛋了。我安慰自己说不要在意这些恶意的评价，每个人也都告诉我不要在意——然而这只是提醒我，他们也看到了这些可怕的评论。我设想了所有可能的反驳之后，发现最好的回应就是无视它们，好好工作。
　　在我加入Facebook不到6个月时，扎克伯格和我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工作总结。他告诉我，想要“赢得每个人的喜欢”这种想法会阻碍我的发展。他说，当你想要让事情有所改变时，你不可能取悦每个人；而如果你去取悦每个人，你就不会获得充分的进步。扎克伯格说得很对。
　　不要过早放弃
　　几年前，Facebook一位年轻女员工走到我桌前，问我是否能私下和她谈谈。于是我们去了会议室，然后她一口气问了我很多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问题。问题一个接一个，我开始对她的这种急切态度感到好奇。我打断了她，询问她是否有孩子。她说没有，但希望提前做好计划。我又问她和丈夫是否都在考虑要孩子的问题。她的回答是她还没有丈夫，随后又笑着说：“其实，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在我看来，她实在是操之过急了，但我理解其中的原因。在女孩年纪还小时，她们就已经明白未来必须在事业成功和做个好母亲之间做出选择。等到上大学时，女生就开始考虑以后要怎样权衡职业目标和个人目标之间的关系。当被问及该怎样选择时，女大学生跟男生相比，选择婚姻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这种担心很可能在她们更小的时候就出现了。《灰姑娘吃了我女儿》（Cinderella Ate My Daughter）一书的作者佩姬·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5岁的小女孩参加完课外活动后，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告诉母亲她和自己喜欢的男孩都想当宇航员。她母亲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小女孩回答说：“如果我们一起上太空了，谁来照看我们的孩子呢？”她才5岁，就认为飞上太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么能让孩子得到妥帖的照看。 　　我也凡事都要做好周全的准备。不管我去哪里，都会带一个记录着待办事项的小笔记本。然而，当事业与家庭渐渐融合时，规划得过早会减小自己的选择范围。经典的情景是这样的：一个雄心勃勃、小有成就的女性走在充满挑战的职业道路上，内心却在想着要一个孩子。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想法还会冲到她眼前，尤其是在她找到伴侣时。她会想到自己的工作那么辛苦，由此推论：准备要孩子就必须减少对工作的投入。一位律师助理也许不再为成为合伙人而努力；一位老师也许不会再带头进行课程开发；一位销售代表也许会选择一个更小的销售区域，或压根儿不去申请管理职位。很多时候，女性在无意中不再去争取机会，即便有人把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也很可能会直接拒绝或犹豫不定，希望把项目交给别人。问题在于即使她立刻怀孕，离真正照顾孩子也还有九个月的时间。通常女性会在计划怀孕前就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先不说分娩，在这种精神准备和怀孕之间也许会间隔好几年。而对于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位女同事来说，这段时间很可能是10年。
　　如果不在职场中退缩，到孩子出生时，这位女性很可能已在事业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假设此前她是个出色的员工，在职责、机会和薪酬方面都和同辈水平相当。在备孕的那几年里，她没有想办法拓展自己的事业，于是有些落后。当孩子出生后她重返职场时，很可能会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觉得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或是得不到老板的赏识。她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为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通常是个男人）工作。她也许会收起曾有的事业进取心，认为自己不可能再获得晋升的机会。如果经济情况允许她辞职，她很可能就毅然离开职场了。
　　当然，做一个全职妈妈的感觉并不坏，而且很多时候这对很多女性来说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愿意或是必须在外工作。有许多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因素也影响着我们的决定，包括孩子的健康。当然，一些女性很愿意借此机会退出激烈的职场竞争，这些相当个人化的决定不应当受到批评。我完全支持所有决定全身心投入去养育下一代的女性，这项工作不但重要、辛苦，也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我要说明的是，在职场上退缩，应该是在真正需要休息或是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但不应该是在这之前，更不能提前好几年就这么做。在不得不暂停工作之前，你应该更加进取。任何幸运到可以自由选择的人都应该保持这样的开放度，不要在刚刚驶入职场高速路时就寻找出口。不要踩刹车，要加速。一脚踩在油门上，直到必须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那一刻到来时，你做出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让另一半成为真正的搭档
　　每当已婚女人问我怎样和丈夫一起带孩子时，我都会回答：“你就放开手，让他去给孩子换尿布，只要他亲自动手，怎么换都行。如果没等你吩咐他就去给孩子换尿布，那么就算他把尿布戴在孩子头上你也应该面带微笑。让他自己尝试去做，久而久之他就会了解正确的方法。但如果被迫按照你的方式来，那么很快所有的事情都得你自己动手。”
　　我建议每位女性都让另一半以自己的方式来分担家庭责任，这一点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弟弟戴维和弟妹埃米初次为人父母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女儿常常是在我的安抚下才会安静下来。”埃米说，“孩子哇哇大哭的时候，戴维很想帮忙但又没法给她喂奶，显得束手无策，而且他有时哄起孩子来笨手笨脚的，旁观这种场面对我来说真是种折磨。但孩子一哭，戴维仍然坚持要自己来应付，我也同意让他去哄，即使时间会长一些。短期内这个过程的确相当辛苦，但当你发现爸爸也能和妈妈一样照顾好孩子时，一切辛苦就都是值得的。”
　　再以我自己为例。我的事业和婚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和戴夫当上父母的第一年时分居两地，那时我们就发现，我们在两个城市里寻求平衡并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模式，我们得做一些改变。但是，我喜欢谷歌的工作，而戴夫也颇为自己在洛杉矶的团队而骄傲。我们挣扎着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婚姻生活仍称不上幸福。那时候戴夫已经准备离开雅虎，这次他把工作搜索范围限制在旧金山湾区。由于他的专业兴趣和人脉大多在洛杉矶，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种牺牲。最后他出任了SurveyMonkey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把公司总部从波特兰搬到了旧金山湾区。
　　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想办法协调彼此的工作安排。尽管我和戴夫相当幸运地能够负担额外的育儿费用，但在工作时间的长短、料理家事等问题上仍需要做出许多困难而痛苦的决定。我俩每个周末都会坐下来讨论谁每天送孩子上学，并保证尽可能多地回家吃晚餐。如果谁当天有安排不能按时回家，另一个人就得调整日程先赶回家。为了共同分担生活责任，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无休止的讨论后，我们在行动安排和责任分担方面成了不错的搭档，大家都会全力确保完成各自既定的任务。
　　我所认识的女性领导者中，她们的人生伴侣都倾力支持她们的事业，无一例外。以前大家都认为，只有未婚女性可以升到最高领导层。事实正好相反，大多数成功的女性商业领袖都拥有自己的人生伴侣。《财富》500强企业的28位女性首席执行官里，有26位已婚，1位离异，只有1位未婚。她们中很多人都说过，“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比如帮着照顾孩子、处理家庭琐事以及为了我的事业而迁居等，我就不会成功”。
　　这并不奇怪，配偶的不支持态度会对事业产生负面影响。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教育背景良好并离开职场的女性中，有60%的人认为自己的伴侣是让她们离开职场的关键因素。她们列出的辞职原因包括：配偶很少照顾孩子，很少做家务，以及持有“应该减少在外工作量的是妻子”等这类普遍观念。也难怪，在一次会议中被问及男性做些什么才能帮助女性提高领导力时，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思·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回答道：“洗衣服。”类似洗衣服、采购食物、打扫和做饭这些平凡琐事，是每个家庭都不得不去做的事，而且通常做这些事情的都是女人。
　　世界各地的研究都发现，父亲的参与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益颇多。与成长过程中父亲参与度低的孩子比起来，父亲参与度高、受到更多关爱的孩子，其心理状态更健康、认知能力也更强。如果父亲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照顾孩子，孩子在教育和经济上的成就会更大，不良行为的比例也会更低，并具有更强的同情心和社交能力。这些发现适用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所有孩子，不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参与度有多高。 　　相关研究也证明，伴侣之间的平等关系会让双方更快乐。丈夫多做家务，妻子就不会那么抑郁，两人的冲突也会减少，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自然会提高。当女性在外工作，分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夫妻关系也更稳固。事实上，当妻子贡献一半的家庭收入、丈夫分担一半的家务劳动时，离婚的风险概率也会降低一半。对于男性，更多参与孩子的养育过程也能够培养自己的耐心、同情心和适应能力，这些特质对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都是非常有益的。对于女性，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能力，即便遭遇离婚也能保护自己。此外，收入的增加还是未来生活重要的安全保障，因为女性的寿命一般比男性长。
　　“全能女人”只是个神话
　　“拥有一切”也许是女人遭遇的最大陷阱。在各类交谈中、报纸头条和文章里，人们总是很随意地提到这句话。这几个简单的词原本是想表现女人的理想状态，却让我们力不从心。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或男人敢断言：“是的，我什么都有了。”因为不管我们拥有什么（不管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多么感恩），没有人能够拥有他想要的一切。
　　尤其是当你做父母后，真的没办法控制住所有的变量。那些善于提前规划、努力进取获得成功的女性，她们在成为母亲后通常很难接受生活突如其来的混乱。心理学家詹妮弗·斯图尔特（Jeniffer Stuart）研究了一群耶鲁女毕业生工作后的生活状况，得出结论说，对于这样的女性，“既要事业又要做母亲，尤其容易导致焦虑和压力。由于她们对工作和家庭都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面临的风险非常高。而且一旦达不到理想状态，她们很可能会彻底退缩——从职场完全回到家庭，或是截然相反”。
　　Facebook公司里的很多海报标语我都很喜欢，其中有一幅海报上印刷着大大的红色字母：“完成，好过完美。”我已经以此为座右铭，终于对不能达到的完美目标选择了放手。追求完美，最好的结果便是心生挫败感，最糟的结果则是完全麻木。1996年，著名剧作家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在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演讲，当她谈及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的女性时，她提出了一个我极其赞同的建议。她说：“生活总会有点儿乱，但拥抱这样的混乱吧；生活还会有点儿复杂，在复杂里苦中作乐吧。事情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有惊喜是好事，不要害怕，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主意。看看我，我已经有4份职业和3个丈夫了。”
　　我相当幸运，因为事业初期就已经有人提醒过我，面面俱到是个非常危险的想法。1994年我在麦肯锡公司实习时，拉里·卡纳里克（Larry Kanarek）是麦肯锡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主管。有一天，卡纳里克召集了所有人，跟大家解释说因为他是办事处负责人，所以员工辞职的时候都会去找他。时间长了，他就注意到，人们辞职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感到筋疲力尽，厌倦了无尽的工作和出差。卡纳里克说，他很理解这样的抱怨，但他不能理解的是，其实每个辞职者都还没主动休过假。直到离职那天，他们才发现公司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完成，而且自己的确做得太多了。
　　卡纳里克诚恳地请求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业。他说，麦肯锡对我们时间的要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工作的决定权其实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有责任划定界限。我们需要决定一天中工作多长时间，一个月出差几个晚上。如果工作成绩不尽如人意，我们也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但有违直觉的是，想在工作上不断取得成功，则需要尝试着不要去完成公司交代给我们的每一项事情。为生活和事业腾出空间的最好方法，就是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并设定好界限，然后严格地遵从这些界限。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说，他脑子里的领导者形象不是一个成天泡在办公室、不顾自己行为对员工影响的“忙个不停的怪物”。他解释说：“在我做过的所有高管工作中，我都试着创造一种倡导专业精神、高标准严要求的氛围。当必须完成一项工作时，我会期待我的部下鼓足了干劲儿工作。如果不是当天必须完成的，我就希望他们能正常工作，正常上下班，回家陪孩子们玩耍，享受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有空的时候读一本小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做做白日梦，让自己劳逸结合。我希望员工在工作之外拥有自己的生活，我给他们薪水是基于他们的工作质量，而不是工作时间。所以，我创造的这种工作氛围通常会取得最好的工作业绩。”
　　不仅是上班族的父母觉得白天时间不够用，即便没有孩子的人也会工作过度，或许程度更严重。当我还在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咨询行业的女性小组座谈。三个组员里有两个已婚有孩子，一个单身没孩子。两个已婚女人谈起平衡生活多么困难，单身女人突然插话说，她烦恼的是人们从没认真想过，她自己也有生活。她觉得已婚的同事总是赶回家和家人相聚，却把她留下加班。她争辩道：“同事们应该理解，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派对，这和他们去看孩子的球赛一样合情合理。因为只有参加派对，我才有可能真正遇到某个人，组建一个家庭，在某一天去看我孩子的球赛！”我常常讲这个故事，确保让单身的员工知道，他们完全有理由享受充实的个人生活。
　　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母亲总在身边，但她不会总是围着我转，我和弟弟妹妹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活动时间表。我们三人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转，没有成年人在旁边看护。父母有时候会看看我们的作业，但很少会在我们做作业时守在旁边。而今天，一个“好妈妈”总是围绕在孩子身边，对孩子关怀得无微不至。由于上班族母亲被认为有悖于现在这种高强度的标准，所以现代女性看上去好像活得很失败。
　　当我开车送孩子上学，看到有其他母亲留在学校做义工时，我也很担心由于我不能整天陪着他们，会导致他们的成绩每况愈下。不过，翔实的研究数据帮了我大忙：多项研究表明，社会给女性施加了种种压力，比如她们应该待在家里、做“对孩子们最好的事”，但这么做其实是基于情感因素，而非事实依据。1991年，由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协会主办的早期儿童护理研究网，发起了一项范围非常广泛的研究，按时间记录儿童看护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比了由母亲专职照顾与一般看护的结果。2006年发表的汇总报告说：“由母亲专职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亲和其他人同时照料的孩子在个体发展上并无不同。”他们在认知水平、语言表达、社交能力、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以及母子感情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父母的行为因素，包括责任心强、积极乐观的父亲，主张“孩子自主行动”的母亲，以及较高的父母婚姻感情亲密度，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形式的看护照料要多出2～3倍。其中一项发现更值得细究：“母亲的照料与孩子的发展并无关联，因此，母亲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选择工作就会对孩子不利。” 　　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参与、关爱、照料、陪伴以及注意力的倾注，但上班族父母也完全能够给予孩子一个充满爱与安全感的童年。有些数据甚至表明，父母都是上班族，对孩子尤其是女孩的成长是有益的。
　　对母亲来说，控制负罪感和时间管理一样重要。我有一次送孩子上学。他穿着最喜欢的蓝色T恤，刚一下车，学校里一位无所不知的母亲就说：“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你的孩子应该穿绿色的衣服。”噢，谁记得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然后我心想，我真是个糟糕的妈妈。
　　直到今天，我还是会计较有多长时间没陪孩子们，一旦错过和他们吃晚餐或是没能在晚上陪伴他们，我都会感到难过。真的一定要出这趟差吗？这次演讲对公司真有那么重要？这次会议到底有没有必要？一项对双薪家庭父母的深度访谈揭示，母亲常常会因为工作对家庭的影响感到自责，但父亲通常不会。正如白宫计划（White House Project）的创始人玛丽·威尔逊（Marie Wilson）所说：“如果有人能找到一个没有负罪感的女人，那么我就能向你证明其实她是个男人。”
　　我从没说过自己能每时每刻都保持平和的心态，或是完全集中注意力，我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每次都会提醒自己，世上没有完人，之后再确定在家里和在公司时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心情就会好很多。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詹妮弗·阿克尔（Jennifer Aaker）的研究显示，设定一个可达到的目标是幸福的关键。我们需要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要以可持续、可实现的计划为目标。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我能做到一切吗”，而是“我能不能做到那些对我和家人来说最重要的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而且，在圣帕特里克节穿不穿绿色衣服都是无关紧要的。
　　2010年12月，我和帕特·米切尔（Pat Mitchell）站在一起，等着上台做我的TED演讲。前一天，我送女儿上学时，告诉她我要去东海岸出差，所以晚上不能陪她了。她抱着我的腿，央求我不要走。我脑子里一直抹不掉这个画面，最后一刻我问帕特能不能把这一段加进演讲。
　　“当然可以，一定要讲。”帕特说，“其他女人也有这种经历，你坦白地分享你遇到的困难，对她们来说是种帮助。”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真诚地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向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网上的观众）宣布，我根本不能做到一切。
　　帕特说得对：接受这个现实，并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女人不能做这事，女人不能做那事”——是否需要抛弃这种一旦相信就很可能成真的观念，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是，如果对自己说“这不可能做到”，肯定会让这个目标永远实现不了。
　　为实现真正平等的行动还在继续，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曾经努力奋斗的数代人，也是为了继续奋斗的数代人。我相信女性在职场上能够发挥更重要的领导力，我也相信男性能够在家里贡献得更多。我相信，如果一个世界有一半的机构组织由女性管理，有一半的家庭由男性操持，它将会更加美好。
　　观点概要
　　长久以来，流行文化将成功的职业女性刻画成疲于工作而且没有个人生活的女强人形象。然而，研究表明，当父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时，孩子、父母和婚姻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发展。
　　感觉自信或假装自信，对于争取生活中的机会是必要的。这是老调重弹了，但机会的确会青睐那些积极争取机会的人。女性常常缺乏自信，她们必须像男性一样更加自信、主动。
　　对男性来说，成功度与受欢迎度成正比，而对女性来说则成反比。当一个男性成功了，他会同时受到男性和女性的欢迎，而当一个女性成功了，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来说，她都会变得不那么受欢迎。对于女性来说，不要想办法去取悦每个人。
　　导师对于女性很重要。然而，导师对门生的选择基于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潜力。人们会本能地投资给那些才华出众以及能因资助而真正受益的人。事实上，不是“找个导师你就能变得优秀”，而是“脱颖而出，你才会得到一位好导师”。
　　在职场上退缩，应该是在真正需要休息或是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但不应该是在这之前，更不能提前好几年就这么做。在不得不暂停工作之前，你应该更加进取。不要踩刹车，要加速。一脚踩在油门上，直到必须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相关研究证明，伴侣之间的平等关系会让双方更快乐。丈夫多做家务，妻子就不会那么抑郁，两人的冲突也会减少，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自然会提高。当女性在外工作，分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夫妻关系也更稳固。
　　一项对双薪家庭父母的深度访谈揭示，母亲常常会因为工作对家庭的影响感到自责，但父亲通常不会。所以，女性不要追求完美。生活总会有点儿乱，但拥抱这样的混乱吧；生活还会有点儿复杂，在复杂里苦中作乐吧。
　　女性如何找到人生导师
　　过去十年里，有关女性事业发展的讨论都把人生导师和支持者作为首要话题，大部分年轻女性都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建议：如果她们想在公司逐级晋升，就需要找到一位人生导师（为她们提供各种建议）以及支持者（愿意用自身的影响力来帮助她们）。
　　男性关注的是怎样经营业务，而女性关注的则是怎样规划职业；男性想要答案，而女性则希望获得许可和帮助。我发现，关于导师的寻找对女性来说近乎于对白马王子的憧憬。我们都在《睡美人》的童话里长大，坚信只需静候王子的到来，被王子吻醒后，就会坐上白马潇洒地离开，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同理，现在的年轻女性也认为，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导师，就能“更上一层楼”，潇洒地成为女高管，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又来了，其实我们一直在教导女性过多地去依赖他人。
　　我想明确地说，问题不在于人生导师是否重要。当然，导师肯定是重要的。导师也好，支持者也好，对于职业发展来说都很关键。遗憾的是，通常在寻找支持者及维持此类关系方面，男性比女性要容易得多。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获得支持，而那些获得支持的人对自己的加薪幅度也更为满意。
　　由于年轻女性找到导师和支持者相对更困难，因此她们在这方面也就更为主动。尽管一般情况下我是鼓励敢作敢为的，但这种主动行为有时候会被误导。不管寻找导师有多重要，它都不太可能通过一句“你能当我的导师吗”立刻完成。只有在双方都感到这是一种通过努力才能获得的联结时，才能建立最强有力的指导关系。
　　研究显示，导师对门生的选择基于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潜力。人们会本能地投资给那些才华出众以及能因资助而真正受益的人。在被指导者能善用时间、真心接受反馈时，导师会继续为之投人。这种关系可以发展为友谊，但仍然是以工作与职业关系为基础。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向年轻女性传达了错误的讯息，事实上，不是“找个导师你就能变得优秀”，而是“脱颖而出，你才会得到一位好导师”。
　　史宗玮（Clara Shih）就是个绝佳的例子。我是5年前在一次会议上认识她的，她对社交媒体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她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撰写了一本书，之后又创立了传闻社交公司Hearsay Social，这是一家帮助企业管理社交媒体形象的软件公司。有时史宗玮会联系我，每次她都提出一些有趣的观点或是她正在思考的问题。她从没要求过一起“小聚”，自己已有答案的问题她也从来不问。当我2012年离开星巴克董事会时，我给他们提供了可以接任我在董事会席位的社交媒体专家名单，其中就有史宗玮。尽管她当时只有29岁，最终仍然受邀加入了星巴克的董事会。
　　当然，这里不得不提一些棘手的问题，包括如何正确处理两性关系。一位高层男性和一位基层男性坐在酒吧里可以被看作是导师和被指导者；一位高层男性和一位基层女性坐在酒吧里也可以被看作是导师和被指导者……但是看上去更像是约会。这样的解读会让女性退缩，陷入两难。我们不能预设男女间的交流一定会涉及两性问题，但是每个人都必须保证自己的行为得体，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女性和男性都会感到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