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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伴结婚43年了，差不多有25年的时光过的是“牛郎织女”的日子，我从农村到城市、从山东到北京四处漂泊。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山盟海誓的浪漫，却有情比金坚的牢固。
小诗传情，“井台会”结缘
1960年我考入烟台师专，这所学校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坐落在烟台市郊外一处荒山坡上。吃的、喝的、住的、用的全部要靠我们这些学生自力更生。
打水是轻体力劳动，主要是女同学来干。我从小体质就比较差，被分配去给女同学们当拉水的“车夫”，我这个“半劳力”跟“半边天”配合在一起，还真是有点儿“珠联璧合”的意思，因为我干活笨手笨脚，嘴又贫，经常使女孩子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慢慢发现一个女同学的笑声中有一些“特殊信号”，只有我能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她越是能笑，我的“表演欲”就越强烈，许多“夸张动作”都是为她设计的，这个女同学就是我现在的夫人。我们俩在同学的眼皮底下偷演“井台会”，借人家的笑声来掩护感情的传递。
在那个年代谈恋爱需要隐蔽，恋人在一起时也规规矩矩。我发现用诗来传情最合适不过，尽管有点儿酸气，可也算是浪漫，反正是写给她一个人看的，只要她不嫌就行了。我为她“出版”了好几本“诗集”，本本都是“迷魂汤”，把她灌得迷迷糊糊。这也激发了我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为了理想，她忍受嘲讽和贫穷
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表的时候，其他同学都填的是中学，只有我一个人填小学。大学生主动提出去教小学，在1962年还是件稀罕事。我选择农村小学，就是为了“不务正业”，多一些写作的时间。
对我这个“最没出息”的决定，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她。她本是青岛人，可是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在城市和爱情之间，她选择跟随我一起到农村教书，再次随我进城已经是18年以后了。
当时，城乡差别巨大，妻子的损失远不止物质。她身为中学教师，还算体面，可是要做我这个小学教师的“家属”，就有点窝囊了。那时人们见面往往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丈夫是干什么工作的？她如实回答了，人家一百个不相信，确认了不是开玩笑时，就会问，你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嫁给教小学的？她越是吞吞吐吐就越发引起人好奇。人家再问：“你公公一定是个当官儿的？你丈夫是个小学校长吧？你一定是看中了他出身好是个党员？”人家问的都是我没有的，我爱人自然不能无中生有，最后双方都很尴尬。如今老伴儿一提起这段往事就开玩笑地说：都是你，应该付给我一大笔“精神损失费”。
我前面提到小学教师是“准农民”，想不到“文革”时期有一段时间，小学教师全部下放。她吃国家粮我成农业户口，我们夫妻以前仅仅是“地位”不平等，现在“待遇”也见高低了。我没有了工资，挣的工分生产队到年底才能开支兑现，我需要买烟，也需要给父母寄钱，而我爱人这时不仅要养活我，还要养活我的全家。有一次我去看她，把生产队分的一筐地瓜带去了，爱人没有丝毫的埋怨，却高兴地说：“这下子好了，咱再也不用到集上去买了。”
最浪漫的时光，“谎婚”迷雾和山中代课
1963年我结婚时，按传统习惯婚礼是少不了的。可是婚礼的“成本”高得吓人，为了这一天的铺张和热闹，得忍受几个月的忙碌和贫穷，实在是得不偿失。
我们俩在端午节那天，坐车去了200里外的威海市，用不举行婚礼省下来的钱，过了两天“高消费”的好日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两天后夫妻回老家，“撒谎”说在单位已经办了隆重的婚礼。我们回到单位，又虚构了在乡下举行婚礼的情节，然后买了几斤糖果和几包香烟，给同事朋友一分了事。
因为我爱好文学创作，总是不务正业，校长干脆让我给全公社的所有生病和生孩子的教师当“替班”，常到深山的小学代课，学校条件艰苦，“泥桌子”和“石凳子”，茅草教室少门缺窗。虽然偏僻贫困，可是村民非常热情，我去代课，男女老少都来打招呼，就像进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到山里代课还可带“家属”，这可是“优惠条件”，当时双职工差不多都过着异地分居的生活，只有在星期天才可能相会。如果不到山村代课，宿舍里、校园里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说说话也难。
这下子好了，她星期天可以住到我的“山村别墅”里，那才叫“情调”呢，我们一块儿去爬“花果山”钻“水帘洞”，我爱人特别喜欢带上衣服去找山泉，洗完就晾在石头上，比烘干机强多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恐怕就是早期的“自助旅游”了。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夫妻一起走路挨近了也怕人家笑话，我们俩仗着山高皇帝远，在山上捉蚂蚱扑蝴蝶，嬉笑打闹无所顾及。不过，我爱人戴的眼镜还是引起了老乡们的好奇，可能是弄不明白这姑娘好好的，干吗要在眼上放块玻璃呢？
大风大浪，她默默支持
1966年我26岁，“文革”开始了。“文革”中，我惹了许多祸，也得到了“惩罚”，每一次妻子都忠实地站在我背后。
在一次 “造反”没成功后，公社头头对我们这些“造反派”罚款130元，等于一个教师一年半的伙食费。我坐不住了，骑上自行车去了我爱人所在的中学，妻子会过日子是出了名的，我估计她怎么也能攒点儿钱。她听了我的“救灾报告”后，痛痛快快把80多元家底都“捐献”出来，当我向大家宣布我个人承担80元时，大家的怒气全消了…… 妻子的大方让我破财免灾，也平息了同事之间的矛盾。
1971年夏天，在全县的教师集训班上，因为得罪的人多，我又被点名，做公开检查。我写检查轻车熟路，一万多字的检查用了一个晚上就“炮制成功”了。我的“杰作”，得到了是“第一读者”的妻子的肯定，她是语文教师，从“主题思想”和“写作技巧”都给予了指点。第二天我检查很成功，听众对我从“厌恶”到“同情”到“谅解”。散会后，妻子迫不及待地在大门口“迎接”我，她一脸掩饰不住的兴奋，用眼神告诉我“过关”了。我们肩并肩走在大街上，刚刚散会的教师们都停下来用惊奇和佩服的目光看我俩，有的偷偷竖起大拇指，一个胆大的小声喊：太棒了。到没人的地方，妻子高兴得又说又笑，因为大会小会总有人拿我做“反面教材”，她不断承受着难堪和尴尬，担当“反面师母”的角色。可这一次，她越听头抬得越高，恨不能大声告诉所有的人：“我就是台上那个‘反动分子’的老婆。”
第三次是一天凌晨4点多钟，有人敲开宿舍大门，传达“上级指示”，我睡眼惺忪地得知：我写的一篇小说被定为“大毒草”。要把我押送到省会……把所知道的文艺黑线内幕都讲出来。我回家拿衣服，爱人看我身后跟着顶头上司文化馆馆长，热情地迎上去，见我们都很严肃就尴尬地站住了。后来她说，那时的情景让她立刻想起了《苏三起解》，知道准是出事了。我尽量装着没事似的，叮嘱她尽管放心。在那个谣言满天飞的年代，我生怕惊涛骇浪把我们的小家庭拍散了。
可是兴师动众的审查不久却偃旗息鼓了，“悲剧”突然变成“喜剧”。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点名要我参加创作学习班，因为一年前我发表的一个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有改编成动画片的基础。经过县里、地区、省里逐级审批，同意让我去。在学习班和我分在一个房间里的是北京13中的一名教师，名叫刘心武；至于另一个“同学”贾平凹，那时还是个大孩子，对他的印象早已模糊了。
为了事业，几度牛郎织女
爱人虽然跟我下乡教书，但是因为不在一个公社，相聚的时间也是周日而已。70年代初，我在县文化馆工作，我的“织女”在离县城60里的公社教书。“文革”结束后，我们终于在县里团聚几年。
1980年年底，我遇到一个机会可以从县文化馆调到济南市文联，办理调动手续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双调”，这样可以一步到位，手续复杂；另一种是“单调”，先不管爱人和孩子。夫妻分居两地的孤苦日子我领教过，现在又吃“二茬苦”，但是我俩反复协商，决定冒一次险。一年以后，我们全家在济南团圆了。1984年我再次为了事业，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又分开了。我住在单位的仓库里，而妻子则留在山东教书，一对半百夫妻又开始了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在北京白手起家，而她则在济南孝敬公婆、抚养孩子。1993年我因为工作出色，分配了住房，妻子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们终于又在北京团聚了。
我这一辈子很幸运，妻子对我的话总是点头多摇头少，很有点夫唱妇随的味道。而我也从心里敬她、爱她，一辈子关于贫困、痛苦、欢乐的经历，如今都化作了珍贵的记忆。
(责编：孙展)
小诗传情，“井台会”结缘
1960年我考入烟台师专，这所学校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坐落在烟台市郊外一处荒山坡上。吃的、喝的、住的、用的全部要靠我们这些学生自力更生。
打水是轻体力劳动，主要是女同学来干。我从小体质就比较差，被分配去给女同学们当拉水的“车夫”，我这个“半劳力”跟“半边天”配合在一起，还真是有点儿“珠联璧合”的意思，因为我干活笨手笨脚，嘴又贫，经常使女孩子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慢慢发现一个女同学的笑声中有一些“特殊信号”，只有我能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她越是能笑，我的“表演欲”就越强烈，许多“夸张动作”都是为她设计的，这个女同学就是我现在的夫人。我们俩在同学的眼皮底下偷演“井台会”，借人家的笑声来掩护感情的传递。
在那个年代谈恋爱需要隐蔽，恋人在一起时也规规矩矩。我发现用诗来传情最合适不过，尽管有点儿酸气，可也算是浪漫，反正是写给她一个人看的，只要她不嫌就行了。我为她“出版”了好几本“诗集”，本本都是“迷魂汤”，把她灌得迷迷糊糊。这也激发了我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为了理想，她忍受嘲讽和贫穷
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表的时候，其他同学都填的是中学，只有我一个人填小学。大学生主动提出去教小学，在1962年还是件稀罕事。我选择农村小学，就是为了“不务正业”，多一些写作的时间。
对我这个“最没出息”的决定，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她。她本是青岛人，可是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在城市和爱情之间，她选择跟随我一起到农村教书，再次随我进城已经是18年以后了。
当时，城乡差别巨大，妻子的损失远不止物质。她身为中学教师，还算体面，可是要做我这个小学教师的“家属”，就有点窝囊了。那时人们见面往往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丈夫是干什么工作的？她如实回答了，人家一百个不相信，确认了不是开玩笑时，就会问，你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嫁给教小学的？她越是吞吞吐吐就越发引起人好奇。人家再问：“你公公一定是个当官儿的？你丈夫是个小学校长吧？你一定是看中了他出身好是个党员？”人家问的都是我没有的，我爱人自然不能无中生有，最后双方都很尴尬。如今老伴儿一提起这段往事就开玩笑地说：都是你，应该付给我一大笔“精神损失费”。
我前面提到小学教师是“准农民”，想不到“文革”时期有一段时间，小学教师全部下放。她吃国家粮我成农业户口，我们夫妻以前仅仅是“地位”不平等，现在“待遇”也见高低了。我没有了工资，挣的工分生产队到年底才能开支兑现，我需要买烟，也需要给父母寄钱，而我爱人这时不仅要养活我，还要养活我的全家。有一次我去看她，把生产队分的一筐地瓜带去了，爱人没有丝毫的埋怨，却高兴地说：“这下子好了，咱再也不用到集上去买了。”
最浪漫的时光，“谎婚”迷雾和山中代课
1963年我结婚时，按传统习惯婚礼是少不了的。可是婚礼的“成本”高得吓人，为了这一天的铺张和热闹，得忍受几个月的忙碌和贫穷，实在是得不偿失。
我们俩在端午节那天，坐车去了200里外的威海市，用不举行婚礼省下来的钱，过了两天“高消费”的好日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两天后夫妻回老家，“撒谎”说在单位已经办了隆重的婚礼。我们回到单位，又虚构了在乡下举行婚礼的情节，然后买了几斤糖果和几包香烟，给同事朋友一分了事。
因为我爱好文学创作，总是不务正业，校长干脆让我给全公社的所有生病和生孩子的教师当“替班”，常到深山的小学代课，学校条件艰苦，“泥桌子”和“石凳子”，茅草教室少门缺窗。虽然偏僻贫困，可是村民非常热情，我去代课，男女老少都来打招呼，就像进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到山里代课还可带“家属”，这可是“优惠条件”，当时双职工差不多都过着异地分居的生活，只有在星期天才可能相会。如果不到山村代课，宿舍里、校园里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说说话也难。
这下子好了，她星期天可以住到我的“山村别墅”里，那才叫“情调”呢，我们一块儿去爬“花果山”钻“水帘洞”，我爱人特别喜欢带上衣服去找山泉，洗完就晾在石头上，比烘干机强多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恐怕就是早期的“自助旅游”了。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夫妻一起走路挨近了也怕人家笑话，我们俩仗着山高皇帝远，在山上捉蚂蚱扑蝴蝶，嬉笑打闹无所顾及。不过，我爱人戴的眼镜还是引起了老乡们的好奇，可能是弄不明白这姑娘好好的，干吗要在眼上放块玻璃呢？
大风大浪，她默默支持
1966年我26岁，“文革”开始了。“文革”中，我惹了许多祸，也得到了“惩罚”，每一次妻子都忠实地站在我背后。
在一次 “造反”没成功后，公社头头对我们这些“造反派”罚款130元，等于一个教师一年半的伙食费。我坐不住了，骑上自行车去了我爱人所在的中学，妻子会过日子是出了名的，我估计她怎么也能攒点儿钱。她听了我的“救灾报告”后，痛痛快快把80多元家底都“捐献”出来，当我向大家宣布我个人承担80元时，大家的怒气全消了…… 妻子的大方让我破财免灾，也平息了同事之间的矛盾。
1971年夏天，在全县的教师集训班上，因为得罪的人多，我又被点名，做公开检查。我写检查轻车熟路，一万多字的检查用了一个晚上就“炮制成功”了。我的“杰作”，得到了是“第一读者”的妻子的肯定，她是语文教师，从“主题思想”和“写作技巧”都给予了指点。第二天我检查很成功，听众对我从“厌恶”到“同情”到“谅解”。散会后，妻子迫不及待地在大门口“迎接”我，她一脸掩饰不住的兴奋，用眼神告诉我“过关”了。我们肩并肩走在大街上，刚刚散会的教师们都停下来用惊奇和佩服的目光看我俩，有的偷偷竖起大拇指，一个胆大的小声喊：太棒了。到没人的地方，妻子高兴得又说又笑，因为大会小会总有人拿我做“反面教材”，她不断承受着难堪和尴尬，担当“反面师母”的角色。可这一次，她越听头抬得越高，恨不能大声告诉所有的人：“我就是台上那个‘反动分子’的老婆。”
第三次是一天凌晨4点多钟，有人敲开宿舍大门，传达“上级指示”，我睡眼惺忪地得知：我写的一篇小说被定为“大毒草”。要把我押送到省会……把所知道的文艺黑线内幕都讲出来。我回家拿衣服，爱人看我身后跟着顶头上司文化馆馆长，热情地迎上去，见我们都很严肃就尴尬地站住了。后来她说，那时的情景让她立刻想起了《苏三起解》，知道准是出事了。我尽量装着没事似的，叮嘱她尽管放心。在那个谣言满天飞的年代，我生怕惊涛骇浪把我们的小家庭拍散了。
可是兴师动众的审查不久却偃旗息鼓了，“悲剧”突然变成“喜剧”。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点名要我参加创作学习班，因为一年前我发表的一个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有改编成动画片的基础。经过县里、地区、省里逐级审批，同意让我去。在学习班和我分在一个房间里的是北京13中的一名教师，名叫刘心武；至于另一个“同学”贾平凹，那时还是个大孩子，对他的印象早已模糊了。
为了事业，几度牛郎织女
爱人虽然跟我下乡教书，但是因为不在一个公社，相聚的时间也是周日而已。70年代初，我在县文化馆工作，我的“织女”在离县城60里的公社教书。“文革”结束后，我们终于在县里团聚几年。
1980年年底，我遇到一个机会可以从县文化馆调到济南市文联，办理调动手续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双调”，这样可以一步到位，手续复杂；另一种是“单调”，先不管爱人和孩子。夫妻分居两地的孤苦日子我领教过，现在又吃“二茬苦”，但是我俩反复协商，决定冒一次险。一年以后，我们全家在济南团圆了。1984年我再次为了事业，调到北京工作，我们又分开了。我住在单位的仓库里，而妻子则留在山东教书，一对半百夫妻又开始了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在北京白手起家，而她则在济南孝敬公婆、抚养孩子。1993年我因为工作出色，分配了住房，妻子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们终于又在北京团聚了。
我这一辈子很幸运，妻子对我的话总是点头多摇头少，很有点夫唱妇随的味道。而我也从心里敬她、爱她，一辈子关于贫困、痛苦、欢乐的经历，如今都化作了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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