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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他身边走过，上了三楼。在病房外，我戴上长方形的蓝色纤维素口罩，从下巴到鼻梁遮住我的脸，眼镜上立刻起了一层雾气。我推开沉重的门，走了进去。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像海底潜水员一样，沿着蓝色的走廊小心翼翼地走着。有两三个病人在四处溜达，他们口罩上方的眼睛明亮而又警覺。这些人，根据定性来看，属于健康患者，病情已得到控制，感觉良好。真正的病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身上的管子连着各种玻璃瓶、塑料袋以及嗡嗡作响的钢匣，感觉很不好。
　　约翰不在他的病房里。不过，他没有走多远。一本破损的《1996赛马结果》在枕头上摊开放着，床头柜上的笔记本电脑没有合上盖子。同室病友的一大帮西西里家属都不知道约翰去了哪里，办公室的护士也不知道。我借了纸和笔，在他的床上留了张便条。“星期五下午一点半来看你了，”我写道，“但你出去了。争取明天再来。比尔。”
　　在外面，我差点又从他身边走过去。他坐在长椅上，看着杂志，他旁边的喷水器正在浇灌草地和玫瑰花丛。我刚才在路上没认出他来，部分原因是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他。他应该躺在床上，病得那么重，不该像个度假者似的在阳光下闲逛。我没认出他，还因为医院的睡衣、口罩以及闪亮的光头让他变得毫无个性。我以前见过癌症病人，一个和化疗保持亲密接触的病人，但我没有见过我的朋友约翰这副模样。我就是没认出他来。
　　“你好！”我在他旁边坐下来说，“最近怎么样？”
　　他从杂志上抬起头：“哦，你好，没想到你会来，见到你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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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自从他生病以来，我们的关系偶尔会流露出些许拘谨。对此我一筹莫展。“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好极了，”他热情地说，“真的很好。虽然还是很虚弱，但与上周相比，我觉得自己像人猿泰山。多美好的一天。看看这天空！如果谁再对我说他很沮丧，我会说，试试在医院住两周，将大量恶心的东西注入你的手臂，然后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走到外边来。只要坐在长椅上就很好，只要待在这里就绝对是个惊喜，而不会他妈的感觉难受死了。”
　　我相信他。他的真诚让我自感平庸，不懂惜福感恩。此刻，他受到生命的强电流刺激，就像服了迷幻药或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人。他把我这种人，一个刚购物回来而一小时后还得去上班的人，远远地抛到比地球还沉闷的另一个星球上去了。
　　“嗯……没淋到你吗？”我问。我知道淋到了，因为我就坐在他旁边，我被淋湿了。我们在喷水器的射程内，每隔几秒钟细细的水雾就会惬意地在我们身上撒上一层轻羽。
　　“淋到了，”约翰说，“很舒服，不是吗？不过，这本杂志要完蛋了。”
　　没错，他手里的杂志慢慢地湿透了。“那是什么？”我问。
　　“上周的《经济学人》。我没有真的在读它，保守的破刊物。”
　　“听着，护士不知道你在这里，你确定没事吗？”
　　“我问过医生的，”约翰说，“护士总是对所有事情都说‘不’。他们希望你静静地躺在床上，别惹麻烦。所以，我问了罗伯塔医生，她说可以，我就闪电般地来到这里。哦，并非闪电般，而是用了二十来分钟，我如今走路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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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嗬，”我说，“现在称罗伯塔医生了，是吗？很漂亮的那一位，我猜。现在都直呼其名了，是吗？”
　　“嗯，算是吧，”约翰谨慎地说，“不过，他们所有人都很友善。”
　　“得了吧。她喜欢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约翰笑着说：“她确实好像挺喜欢我。”
　　“哦耶！那么，她多久来检查一次？”
　　“不经常。总之，他们不怎么做那种检查。一切只是漫长的血样采集以及计算细胞数，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真不走运。不过，她很不错，对吧，你的罗伯塔医生。”
　　“美极了。”
　　我们都笑了。这似乎很正常，开开有关女人的玩笑。不过，那个罗伯塔医生，我曾让她和约翰谈谈他将来的生育几率问题。之前另一个医生，一个男医生，用他支离破碎的英语捎带说过这方面的事，约翰并没有听明白。于是，当罗伯塔医生再次经过约翰的病房时，我自作主张地跟着她来到走廊，向她打听他将来的生育机率。她立刻快步回到约翰的床前，让我做翻译，告诉他千万不要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尝试造人，但他的生育能力很可能会在几年内恢复正常。她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摘下了口罩，或许这样能让他感受她令人安心的微笑。但约翰似乎有些困惑，甚至恼怒。就我所知，他没有打算要孩子，但我认为生育能力是一种有关男子气概的东西，告诉他不要为此担心，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好事。但我可能犯了个大错，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也许约翰想先解决他内心的问题，然后再考虑下一代的事情。或许，我，以及罗伯塔医生，由于过于乐观，已经违背了私密的抚慰方式。或许，我的做法有些冒失：假装约翰经历这些事情后能够很快恢复正常，仿佛他的长期风险就像，怎么说呢，就像阑尾一样可以切除掉。不管他是怎么想的，他没有再提这个话题，我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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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冰淇淋怎么样？”我建议道。
　　“太棒了，”约翰说，“好主意。”
　　小吃店在医院里的中央大街上，大约二百码远。我很乐意替他去买冰淇淋，但约翰想要和我一起去。于是，我俩慢慢悠悠地一起走着。店里有些人一直盯着他看。约翰似乎对此浑然不觉，但当我们拿着甜筒离开时，他说：“他们觉得我得了艾滋病。他们觉得和我呼吸同样的空气会被传染。混蛋！”
　　我什么也没说。我怀疑约翰可能违反了医院的规定，身着病人的全套装备——睡衣、口罩、光头——走进了医院小吃店，但我不打算这么说。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去医院看望约翰后，我直接回家，脱下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冲了个澡。我很清楚，约翰的病房里没有任何传染性疾病，口罩是为了保护病人免受访客的感染，而不是相反的情况，我对于需要清洁自己的强烈本能感到惊讶。我用人之常情让自己释然。在西方，我们认为自己非常理性，能够抵制迷信和莫名其妙的禁忌，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但这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过着合理、按部就班、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其实不知道如何应对未知、灾难、恐怖或暴力。或者，不知如何应对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的疾病和死亡，直至它们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