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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江南三大儒的江苏金山(今属上海)高燮(1879～1958年)，曾有《贤媛抚子图》之作，此图的酝酿、描绘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举措，形象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的社会风情，也显现出当时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医疗和科技水平。
《贤媛抚子图》，涉及与高燮有着密切关系的两个人物。在《题(贤媛抚子图)》一文的开头，高燮说：“贤媛抚子者，为先聘妻顾女士讳应书与亡幼男丰之遗像也。”原来，这里的贤媛就是高燮的“先聘妻”顾应书，所抚之子是高燮早夭的幼子丰儿。
高燮称顾应书为“先聘妻”，聘妻，封建社会指已经订婚而尚未过门的妻子，又由于亡故，所以前面下了个“先”字。原来1895年，高燮16岁，父亲为他向邻村顾家的应书姑娘下了聘书，可是，仅仅一年时间，顾应书因病去世，年仅18岁。两年后的1898年，高燮迎顾应书的木主(牌位)归于高家，又十多年后，高燮“卜地于秦山之左，于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十一月二日迎其柩以葬，而余亦筑生圹，于是更植梅百树以妥其灵”(《先聘妻圹铭》，见《高燮集》340页)。迎木主和迎聘妻灵柩归葬秦山，都是出于社会风俗的要求。当时按照民间传统习俗，人死后家人要为之制作牌位(或者叫神位)，作为逝者灵魂的安栖之所。封建时代，女子已经聘定，那么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因此迎木主叫归家，迎灵柩称归葬。那个时代，男女从订婚到结婚，两人是不能见面的。顾应书去吐那天，凶信报到高家，高燮应命前往吊唁，“余往视其殡，笄而殓，循俗也”(《先聘妻圹铭》)。这里“殡”、“殓”、“笄”每个字都下得相当准确。殡，是停丧；殓，也叫入殓，指给尸体穿衣下棺；最后才是葬，入土掩埋称葬。停丧等殓的时候，姑爷高燮来到，顾家给女儿行了及笄之礼，也就是给应书梳成一定的发髻，再插上簪子。《礼记·乐记》：“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郑玄注：“男二十而冠，女许嫁而笄，成人之礼。”入殓时，顾家是将女儿作出嫁处理的。那么，迎接顺应书到高家也是必做之举了。顾应书归葬高家秦山墓地之后，高燮就在聘妻墓穴边上为自己筑了生圹。生圹，又称寿城、寿坟。高家选择的秦山，是经过阴阳先生相定的好风水，高家更从吴中邓尉移植了数百树梅花，因此，这里称为“梅花香窟”。每当花期，高燮常常会同友朋在此喝酒赋诗，流连忘返。这样的好地方，当时人们都相信，死后下葬一定能够惠及子孙，使子孙发迹。照例修筑生圹时，应当在墓碑上镌刻上墓主姓名及建造年月等字样，涂以红漆，以示空域，进棺后改为黑色。不过，高燮的生圹，没有书写姓氏，他在《生圹铭》中自命为“创例也”。接下来，高燮为聘妻刻了铭文：“梅花如海，拥护佳城，他年同穴，证以兹铭。”(《先聘妻圹铭》)生前连面都没能见上一次的男女双方，死后竟然必得同穴正寝。就因为那一纸聘书，风俗的威力呀!
高燮后来与顾葆瑢结婚，相亲相爱的一对南社伉俪，生有五个儿子。丰儿最幼，谱名壤，字君明，因为此儿颐颊丰满，所以取丰作为乳名。丰儿聪明活泼，可爱之极，高燮夫妇呼此儿是家中的“合欢花”。甲寅五月(1914年)，丰儿年仅7岁，突然患头痛病，“痛时忿怒不可遏，惟余手摩之，尚能稍忍。二十三日晨，又剧痛逾数时，忽沉沉睡去，是夜即不省人事，至天明遂不能言，然时犹以手自击其头，则知其痛仍自若也”。又三天后死亡。
心痛万分的高燮，和泪写下了《哭丰儿文》，两千多字的一篇长文，又将丰儿6岁时赴上海大世界哈哈镜前的仅有的一张相片拿出来，时时面对说话，又担心损坏，急请人为儿画像，作了《题亡儿六岁小影》一文(二文见《高燮集》第120页到123页)。接着，高燮将自己的伤心之作与长次诸儿伤悼幼弟的文稿，一起分寄亲友与南社诸友，征请挽联诗词。哀悼之辞，纵横六七省，行程数千里，纷纷寄达，五个月后，汇集成《伤昙录》，付印千册。书成，“索观者众，阅五六年而罄尽。后有索者，类皆无以应也。而朋中见惠之诗若文，积之既久，其数且逾于原有之半”(《重印(伤昙录)自序》，见《高燮集》69页)。1920年，高燮将原《伤昙录》与六年中所得新作重新编辑印刷，广为散发。
高家并不是无钱看病的贫寒人家，为了亡儿，两次出版《伤昙录》，至1917年，在秦山开辟闲闲山庄，占地十余亩，有慈竹室、岁寒桥、十亩桥、六弓湾、岁寒精舍等构筑。高家其实是相当殷实的人家。丰儿头痛，立马延医，可是不止一个郎中面对患儿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生命走入黄泉。还有那位顾应书，18岁，正值芳龄，竟然在短短几天内撒手西去。清代末年，中国医疗卫生的水平可见一斑。
为了寄托自身的思念，高燮酝酿构思多年，拟作一幅《贤媛抚子图》。可是，要找一帧聘妻的照片而不得，当时摄影大多限于大城市，在清末的农村，照相属于奢侈的消费，一般人家不敢问津。丰儿下葬，高燮几乎天天要去秦山墓地，吐露的苦水不少，且引录《丰儿之殇，殡其柩于秦山梅花墓道，越十有八日，余往视之，怆然成此》一诗中几句如下：“我念聘妻贤，郁郁墓中处。生前不相识，死后应相顾。汝今地下逢，倘得承欢绪。此儿我爱之，厥性非顽鲁。敢告墓中人，尚其为我抚。”为了日思夜想的丰儿，高燮幻想请聘妻在地下照顾一切。二十多年后的丁丑(1937年)之夏，浙江海盐画师沈鸿卿做客闲闲山庄。高燮将自己的思念及构想和盘托出。可是，顾应书“其容貌如何，以当时乡间少摄影术，故其家无留影”(《题贤媛抚子图》，见《高燮集》189页)，高燮与聘妻生前未曾会过一面。为了画像，高燮早里生心，多次请亲戚描述聘妻的容貌与身材，他再综合众人的描述以及自身的臆想，转述给画师，“请其图先聘妻像，而更以亡儿摄影，请绘于膝前，若依倚恋母也者”(同上引)。图画作成，高燮夫妇珍视有加，抗战开始，仓皇走避时，仍不忘随身携带。
随后，《贤媛抚子图》又有多人的诗词题咏和文稿撰写。此图此录满载着那时那地的社会风情，潜存着当时的医疗、科技等多种信息，不知现在是否仍在高氏后裔处保存着。
《贤媛抚子图》，涉及与高燮有着密切关系的两个人物。在《题(贤媛抚子图)》一文的开头，高燮说：“贤媛抚子者，为先聘妻顾女士讳应书与亡幼男丰之遗像也。”原来，这里的贤媛就是高燮的“先聘妻”顾应书，所抚之子是高燮早夭的幼子丰儿。
高燮称顾应书为“先聘妻”，聘妻，封建社会指已经订婚而尚未过门的妻子，又由于亡故，所以前面下了个“先”字。原来1895年，高燮16岁，父亲为他向邻村顾家的应书姑娘下了聘书，可是，仅仅一年时间，顾应书因病去世，年仅18岁。两年后的1898年，高燮迎顾应书的木主(牌位)归于高家，又十多年后，高燮“卜地于秦山之左，于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十一月二日迎其柩以葬，而余亦筑生圹，于是更植梅百树以妥其灵”(《先聘妻圹铭》，见《高燮集》340页)。迎木主和迎聘妻灵柩归葬秦山，都是出于社会风俗的要求。当时按照民间传统习俗，人死后家人要为之制作牌位(或者叫神位)，作为逝者灵魂的安栖之所。封建时代，女子已经聘定，那么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因此迎木主叫归家，迎灵柩称归葬。那个时代，男女从订婚到结婚，两人是不能见面的。顾应书去吐那天，凶信报到高家，高燮应命前往吊唁，“余往视其殡，笄而殓，循俗也”(《先聘妻圹铭》)。这里“殡”、“殓”、“笄”每个字都下得相当准确。殡，是停丧；殓，也叫入殓，指给尸体穿衣下棺；最后才是葬，入土掩埋称葬。停丧等殓的时候，姑爷高燮来到，顾家给女儿行了及笄之礼，也就是给应书梳成一定的发髻，再插上簪子。《礼记·乐记》：“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郑玄注：“男二十而冠，女许嫁而笄，成人之礼。”入殓时，顾家是将女儿作出嫁处理的。那么，迎接顺应书到高家也是必做之举了。顾应书归葬高家秦山墓地之后，高燮就在聘妻墓穴边上为自己筑了生圹。生圹，又称寿城、寿坟。高家选择的秦山，是经过阴阳先生相定的好风水，高家更从吴中邓尉移植了数百树梅花，因此，这里称为“梅花香窟”。每当花期，高燮常常会同友朋在此喝酒赋诗，流连忘返。这样的好地方，当时人们都相信，死后下葬一定能够惠及子孙，使子孙发迹。照例修筑生圹时，应当在墓碑上镌刻上墓主姓名及建造年月等字样，涂以红漆，以示空域，进棺后改为黑色。不过，高燮的生圹，没有书写姓氏，他在《生圹铭》中自命为“创例也”。接下来，高燮为聘妻刻了铭文：“梅花如海，拥护佳城，他年同穴，证以兹铭。”(《先聘妻圹铭》)生前连面都没能见上一次的男女双方，死后竟然必得同穴正寝。就因为那一纸聘书，风俗的威力呀!
高燮后来与顾葆瑢结婚，相亲相爱的一对南社伉俪，生有五个儿子。丰儿最幼，谱名壤，字君明，因为此儿颐颊丰满，所以取丰作为乳名。丰儿聪明活泼，可爱之极，高燮夫妇呼此儿是家中的“合欢花”。甲寅五月(1914年)，丰儿年仅7岁，突然患头痛病，“痛时忿怒不可遏，惟余手摩之，尚能稍忍。二十三日晨，又剧痛逾数时，忽沉沉睡去，是夜即不省人事，至天明遂不能言，然时犹以手自击其头，则知其痛仍自若也”。又三天后死亡。
心痛万分的高燮，和泪写下了《哭丰儿文》，两千多字的一篇长文，又将丰儿6岁时赴上海大世界哈哈镜前的仅有的一张相片拿出来，时时面对说话，又担心损坏，急请人为儿画像，作了《题亡儿六岁小影》一文(二文见《高燮集》第120页到123页)。接着，高燮将自己的伤心之作与长次诸儿伤悼幼弟的文稿，一起分寄亲友与南社诸友，征请挽联诗词。哀悼之辞，纵横六七省，行程数千里，纷纷寄达，五个月后，汇集成《伤昙录》，付印千册。书成，“索观者众，阅五六年而罄尽。后有索者，类皆无以应也。而朋中见惠之诗若文，积之既久，其数且逾于原有之半”(《重印(伤昙录)自序》，见《高燮集》69页)。1920年，高燮将原《伤昙录》与六年中所得新作重新编辑印刷，广为散发。
高家并不是无钱看病的贫寒人家，为了亡儿，两次出版《伤昙录》，至1917年，在秦山开辟闲闲山庄，占地十余亩，有慈竹室、岁寒桥、十亩桥、六弓湾、岁寒精舍等构筑。高家其实是相当殷实的人家。丰儿头痛，立马延医，可是不止一个郎中面对患儿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生命走入黄泉。还有那位顾应书，18岁，正值芳龄，竟然在短短几天内撒手西去。清代末年，中国医疗卫生的水平可见一斑。
为了寄托自身的思念，高燮酝酿构思多年，拟作一幅《贤媛抚子图》。可是，要找一帧聘妻的照片而不得，当时摄影大多限于大城市，在清末的农村，照相属于奢侈的消费，一般人家不敢问津。丰儿下葬，高燮几乎天天要去秦山墓地，吐露的苦水不少，且引录《丰儿之殇，殡其柩于秦山梅花墓道，越十有八日，余往视之，怆然成此》一诗中几句如下：“我念聘妻贤，郁郁墓中处。生前不相识，死后应相顾。汝今地下逢，倘得承欢绪。此儿我爱之，厥性非顽鲁。敢告墓中人，尚其为我抚。”为了日思夜想的丰儿，高燮幻想请聘妻在地下照顾一切。二十多年后的丁丑(1937年)之夏，浙江海盐画师沈鸿卿做客闲闲山庄。高燮将自己的思念及构想和盘托出。可是，顾应书“其容貌如何，以当时乡间少摄影术，故其家无留影”(《题贤媛抚子图》，见《高燮集》189页)，高燮与聘妻生前未曾会过一面。为了画像，高燮早里生心，多次请亲戚描述聘妻的容貌与身材，他再综合众人的描述以及自身的臆想，转述给画师，“请其图先聘妻像，而更以亡儿摄影，请绘于膝前，若依倚恋母也者”(同上引)。图画作成，高燮夫妇珍视有加，抗战开始，仓皇走避时，仍不忘随身携带。
随后，《贤媛抚子图》又有多人的诗词题咏和文稿撰写。此图此录满载着那时那地的社会风情，潜存着当时的医疗、科技等多种信息，不知现在是否仍在高氏后裔处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