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作为一种文化，曾经在很多中国家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大时代背景下一份特殊的历史切片。傅雷、梁启超、胡适等一众学者、作家、翻译家，在各自的家书中呈现出了独特气象；如今，黄磊、陈志武等30位来自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为孩子写下的家书也已结集出版，文字背后的他们，或严厉冷峻，或温情脉脉，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
　　《傅雷家书》的历史切片
　　在翻译界，人们对于傅雷的评价是：“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傅雷的家书远比其翻译成就闻名得多。
　　对于长子傅聪而言，傅雷是一个严格的父亲。那本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感动了无数父母的《傅雷家书》，是一个父亲对远在异国儿子的谆谆教导，从学习音乐到如何恋爱，父亲几乎为儿子想到了所有。然而，近二百封的书信，曾经是儿子傅聪长久的心痛。
　　很长一段时间，傅聪没有看过《傅雷家书》，因为只要看到那些字句，他便会忍不住泪流满面，整整一天激动不安。
　　“后来慢慢就好了，时间实在是可以治愈一切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清楚地记得他写给我的每一封信。有时，当我沉浸在音乐中的时候，某些灵光闪现的专注时刻，我似乎能依稀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心情，仿佛父亲还在楼上的房间监听着我练琴。”傅聪至今还能回忆起自己刚开始练琴不久时的情景，有时他会嫌练习单调枯燥，便偷偷地一边看小说一边机械地敲击键盘，父亲听见琴声不对，便会蹑手蹑脚地下来看，经常吓得傅聪一身冷汗。
　　“但是现在，若是让我再说这本家书，那么父亲在1962年洋洋洒洒给我当时的夫人弥拉抄写菜谱，教她如何做核桃鸡丁和贵妃鸡的那封信，也许比和我多次讨论文学和音乐的信，更令我感慨。”
　　家书里的“成功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可谓数一数二的人物，无论在学术还是在政治上，梁氏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过梁启超还有一个可以为今人称道的方面：其九个长大成人的子女均有才学，并在各领域成为翘楚，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均成为院士。
　　梁氏家书之中并没有过多的说教，也没有传授所谓的“成功经验”（这是梁启超所刻意避免的），我们可以读到的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信中既有国家兴亡，也有家庭琐事，时常被作为政治人物的梁启超在家书中体现了我们并不熟悉的那一面——温情。
　　梁启超用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做比较，告知梁思成应该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好好学习。并且用曾文正的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与梁启超的“成功学”典范相比，胡适的家书中则流露出某些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后来，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对传统观念与利益诉求的背离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一书中，汇集了黄磊、陈志武等30位来自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为孩子写下的家书。他们细数孩子成长中的酣畅与迷茫，期待孩子們能“遵从内心，成为最好的自己”。
　　黄磊在信里写道：“幸福就是选择一种你们喜欢的方式活下去。”
　　黄磊看出女儿多多练钢琴是不情愿的，他表示对于孩子学习某种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技能，他一向不支持也不反对，“我相信你们最需要会的一定不是弹钢琴这件事。”
　　在黄磊看来，如果孩子一定要学会什么，那他的首选是诚实，“诚实于你们自己，忠诚于内心的简单与轻松，不去计较周遭和自己曾有过的怀疑与不满，诚实地接受并且消化自己的人生。”黄磊说，除此之外的都是雕虫小技，不会也罢，“相信爸爸，你们即使一事无成也不必难过，没有世俗认同的成就的人是多数，你们不必成为少数，平凡最好。”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信里对两个孩子直言，“养子防老”的传统观念是不道德的，“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等年长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我们不会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陈志武说，整个中国社会都会以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到了金融市场已很发达的今天，还要靠‘养子防老’，那就过于自私、过于对子女不公平了。”
　　陈志武告诉孩子，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我们对你们只有爱护，没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家书中特立独行的父亲还有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
　　几年前，曹文轩的妻子去美国，儿子与他共同生活。不久，他发现，事情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孩子关心的一切，都与学习无关。并且，脾气暴躁，毫无克制。
　　面对孩子的叛逆，曹文轩陷入两难困境。终于有一天，曹文轩对孩子动粗了。后来，他偶遇一位心理学家。他对曹文轩说：“不必焦虑，这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只不过他的逆反有点超出正常值。”他的建议是：“你只有哄着他长大。”曹文轩开始细心反思，他发现，“叛逆”的责任并不应该全由孩子承担。“教育制度、老师的境界与教育方式，还有我们通常流行的道德观、价值观，都要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责任。”
　　由此，曹文轩开始发现孩子身上的美好。他在信中对孩子说：“儿子，鲜亮的青春，才刚刚开始光顾你。从今以后，你生命的光彩会迷倒无数人。长大吧，不住地长大，爸爸愿意哄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