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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和苏联作为二战后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后,两国关系于1956年开始恶化,逐步走向分裂､对立,和边境上的兵戎相见｡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以中国为主要观察对象,从国家的身份和认同角度考虑,探讨社会主义阵营内两国为何会祸起萧墙｡
关键词:建构主义;国家身份;中苏关系;认同
建构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内容为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以下论述建构主义的相关内容都是借鉴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为便于下文的展开,在此将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国家身份､国家利益､社会认同､观念等略作表述｡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将身份定义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醒悟｡但是,这种自我醒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会有一个主体间或体系特征｡”[1]
身份可以产生和塑造利益,身份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因而国家利益并不是先验的､给定的｡[1]国家身份首先是政治精英所认定的,中国人对自我和他者的思考决定了中国的国家身份｡国家作为行为体的四种身份[1]中,中国和苏联分别是具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国家(团体身份);是社会主义国家(类属身份);是相互团结合作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集体身份)｡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身份､集体身份和角色身份｡
认同理论｡在国际政治中,认同作为政治性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志,能够对国际关系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2]｡正如亨廷顿所言“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是谁,才能知道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什么｡”[3]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1]的假设:作为团体身份的国家在实践国际关系时,倾向于根据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理念认同,把不同的国家划分为我们(We)和他者(Other)之区别,并根据不同的群体认同而区别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①｡行为体总是对认同的内群体成员采取合作和友好的态度;对外群体成员采取冲突和敌对的态度｡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际政治领域,由于交往国家(一方或双方)对(共享的)文化理念发生变化,两国的国家间互动就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国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双方的集体身份认同就会怀疑､动摇,最终可能从内群体走向外群体｡
将上述假设套用到1956——1969年的中苏关系领域,中苏两国原来是社会主义阵营内合作型内群体成员关系,1956年后中国对苏联的某些做法产生了怀疑,认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背离了社会主义根本道路,随着中苏双方对各自持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的相关问题的大论战,使中国更加确信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帮凶｡基于国家利益和集体认同的考虑,中国将苏联从内群体排除,定位为外群体一员,采取敌对､不友好态度,中苏关系破裂｡以下就1956年始的中苏关系通过具体事例证明或证伪上述设断｡
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中苏关系升温发展｡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强化了两国的相互认同,中国不但自我认定为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上也确定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中国领导人经常说:“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4],此时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亲密友党｡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使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针对和平过渡和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两国出现了意见分歧,中共对和平过渡持强烈的批评态度｡[4]这可以由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②分别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略作了解｡这是自斯大林去世以来,中共首次公开表示与苏方不同的意见｡
从当时资料来看,中苏的意见分歧只是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商榷性质的探讨,并没有动摇两国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应该说中苏两国能够和平共处,依赖于它们对各自类属国家身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身份的认同归属｡在集体认同中,中苏双方可能将某些对对方有利的利他行为看作是自身国家利益向外延伸的扩展行动｡从1957年1月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时强调要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1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发出不同的声音,但也只是一种友好建议｡
1958年中苏双方分歧进一步扩大,4月和6月苏联分别向中国提出“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中国未按苏联要求使其如愿以偿,赫鲁晓夫于7月31日到京对苏方提议进行解释｡8月,中国在未正式通报苏联的情况下,突然炮击金门､马祖,这使苏联面临尴尬的局面｡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公开表态支持中共的行动｡这一时期尽管双方对盟友一方的忠诚表示怀疑,双方还是互相承认的内群体成员｡只是当时的国家间互动,由于没有得到预期的行动期望,即对方的“应然”和实际发生的“是然”两者之间出现了不一致,逆向减弱了现有的集体身份认同,使两国在面对各自国家利益时有所挣扎和互相斗争｡
1959年8月中印边境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9月9日塔斯社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申明,对中苏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公然袒护印度,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1960年2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苏联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指责中共,并动员舆论攻击中国｡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苏联顾问和专家｡
1960年是中苏关系转变的一年,中苏关系的恶化已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展到国家关系领域｡7月北戴河会议中共的主要议题就是“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不可能当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5]尽管口诛笔伐,但从对赫鲁晓夫的斗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看出中共在考虑苏联问题时,仍从国际工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出发,认为苏联是有可能转回到“我们群体”中｡
1956-1960年的中苏关系尽管发展曲折,但并未走到不可恢复､兵戎相见的地步,1961-1969年则逐步见证了中苏两国的愈走愈远｡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指责,使得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得出了“这是苏共领导人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2]的定论｡1962年新疆伊犁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得出了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结论,他说:“新疆事件要通报全国｡修正主义和我们的矛盾,实际上是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的反映｡”[2]与此同时,边境冲突事件激增｡从1962年到1963年,中苏边界发生的事件多达9000多起｡1963年涉及人数高达10万人｡[4]国内舆论导向也对苏联开始公开转向｡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公开发表了对苏共公开信的九篇评论,即所谓的“九评”｡矛盾愈演愈烈,发展到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中共高层领导考虑战争威胁的可能性｡
“九评”不但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并且将这种对立的情绪传递到了基层党员和普通群众当中｡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苏联成了“他者”,即修正主义集团,而且与该集团的关系是明显的敌对关系｡苏联不可能也不会担负起“世界革命”的重担,那么中国必须完成这一使命｡[2]
最后提及一个不显眼却是重要的因素:领袖个人｡在国际社会的结构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决策者的变化也会导致对国家社会身份界定的变化｡比较多的情况是由于出现决策者的更替,从而导致对身份界定的重大变化｡[2]放到这一时间段的中苏关系中,赫鲁晓夫是作为斯大林的继任者､第二代领导人上台的,毛泽东作为第一代领导人､是与斯大林平行的｡在某些场合,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的领头羊,毛泽东的领袖魅力展现地更加淋漓尽致,在处理问题上更富于进取精神｡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的几个月中,东欧接连发生了“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共积极协助苏联消除了波兰危机,并支持其出兵匈牙利,平息那里的骚乱,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就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5]尽管该说法有待商榷,但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主义身份的自信 ,外交领域主动出击的表现是明显可见的｡
中苏之间由“笔墨官司”发展成为边界上的兵戎相见,关系不断恶化,最后升级到战争的边缘｡中苏论战促使中国改变了原有的认同观念,认为苏联已不再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不断退化,堕落到修正主义国家的行列｡中国在当时的自我身分认定中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通过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大论战使中国更加确信:苏联放弃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背弃了社会主义阵营,损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社会身份使得一个国家认为与内团体的国家进行合作是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而与外团体的合作是不符合其国家利益｡[2](p.39)因此要从公开的角度对苏联批判和攻击,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苏联现在的身份是外群体成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短短20年中苏关系就发生巨变:从外交策略上的“一边倒”转向了中苏分裂｡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是中苏同盟的基础｡在双方的互相比较､类比､认同过程中,双方的集体向心力､合作基础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苏两国的分裂在当时条件下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了｡
参考文献:
[1] 【美】亚历山大•温特.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 刘智勇.中国国家身份与外交战略的选择[J].外交学院2002级博士学位论文.
[3] 【美】赛缪尔•亨廷顿.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 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Explore Sino- Soviet Relationship from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Xu Zhenl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mainly socialist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 experienced a short honeymoon period｡The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gan to deteriorate in 1956, towards separation and antagonism, even the border conflict. The article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China as the main target for observation. We can explore why the two countries of socialist camp broke out trouble at home, applying the point of view state ident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Key Words:Constructivism State Identification Sino - Soviet Relationship Identity
关键词:建构主义;国家身份;中苏关系;认同
建构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内容为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以下论述建构主义的相关内容都是借鉴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为便于下文的展开,在此将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国家身份､国家利益､社会认同､观念等略作表述｡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温特将身份定义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醒悟｡但是,这种自我醒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会有一个主体间或体系特征｡”[1]
身份可以产生和塑造利益,身份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因而国家利益并不是先验的､给定的｡[1]国家身份首先是政治精英所认定的,中国人对自我和他者的思考决定了中国的国家身份｡国家作为行为体的四种身份[1]中,中国和苏联分别是具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国家(团体身份);是社会主义国家(类属身份);是相互团结合作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集体身份)｡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社会身份､集体身份和角色身份｡
认同理论｡在国际政治中,认同作为政治性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志,能够对国际关系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2]｡正如亨廷顿所言“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是谁,才能知道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什么｡”[3]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1]的假设:作为团体身份的国家在实践国际关系时,倾向于根据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理念认同,把不同的国家划分为我们(We)和他者(Other)之区别,并根据不同的群体认同而区别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①｡行为体总是对认同的内群体成员采取合作和友好的态度;对外群体成员采取冲突和敌对的态度｡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际政治领域,由于交往国家(一方或双方)对(共享的)文化理念发生变化,两国的国家间互动就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国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双方的集体身份认同就会怀疑､动摇,最终可能从内群体走向外群体｡
将上述假设套用到1956——1969年的中苏关系领域,中苏两国原来是社会主义阵营内合作型内群体成员关系,1956年后中国对苏联的某些做法产生了怀疑,认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背离了社会主义根本道路,随着中苏双方对各自持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的相关问题的大论战,使中国更加确信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帮凶｡基于国家利益和集体认同的考虑,中国将苏联从内群体排除,定位为外群体一员,采取敌对､不友好态度,中苏关系破裂｡以下就1956年始的中苏关系通过具体事例证明或证伪上述设断｡
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中苏关系升温发展｡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强化了两国的相互认同,中国不但自我认定为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上也确定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中国领导人经常说:“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4],此时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亲密友党｡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使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针对和平过渡和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两国出现了意见分歧,中共对和平过渡持强烈的批评态度｡[4]这可以由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②分别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略作了解｡这是自斯大林去世以来,中共首次公开表示与苏方不同的意见｡
从当时资料来看,中苏的意见分歧只是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商榷性质的探讨,并没有动摇两国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应该说中苏两国能够和平共处,依赖于它们对各自类属国家身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身份的认同归属｡在集体认同中,中苏双方可能将某些对对方有利的利他行为看作是自身国家利益向外延伸的扩展行动｡从1957年1月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时强调要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1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发出不同的声音,但也只是一种友好建议｡
1958年中苏双方分歧进一步扩大,4月和6月苏联分别向中国提出“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中国未按苏联要求使其如愿以偿,赫鲁晓夫于7月31日到京对苏方提议进行解释｡8月,中国在未正式通报苏联的情况下,突然炮击金门､马祖,这使苏联面临尴尬的局面｡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公开表态支持中共的行动｡这一时期尽管双方对盟友一方的忠诚表示怀疑,双方还是互相承认的内群体成员｡只是当时的国家间互动,由于没有得到预期的行动期望,即对方的“应然”和实际发生的“是然”两者之间出现了不一致,逆向减弱了现有的集体身份认同,使两国在面对各自国家利益时有所挣扎和互相斗争｡
1959年8月中印边境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9月9日塔斯社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申明,对中苏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公然袒护印度,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1960年2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苏联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指责中共,并动员舆论攻击中国｡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苏联顾问和专家｡
1960年是中苏关系转变的一年,中苏关系的恶化已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展到国家关系领域｡7月北戴河会议中共的主要议题就是“修正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不可能当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5]尽管口诛笔伐,但从对赫鲁晓夫的斗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看出中共在考虑苏联问题时,仍从国际工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出发,认为苏联是有可能转回到“我们群体”中｡
1956-1960年的中苏关系尽管发展曲折,但并未走到不可恢复､兵戎相见的地步,1961-1969年则逐步见证了中苏两国的愈走愈远｡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指责,使得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得出了“这是苏共领导人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2]的定论｡1962年新疆伊犁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得出了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结论,他说:“新疆事件要通报全国｡修正主义和我们的矛盾,实际上是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的反映｡”[2]与此同时,边境冲突事件激增｡从1962年到1963年,中苏边界发生的事件多达9000多起｡1963年涉及人数高达10万人｡[4]国内舆论导向也对苏联开始公开转向｡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公开发表了对苏共公开信的九篇评论,即所谓的“九评”｡矛盾愈演愈烈,发展到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中共高层领导考虑战争威胁的可能性｡
“九评”不但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并且将这种对立的情绪传递到了基层党员和普通群众当中｡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苏联成了“他者”,即修正主义集团,而且与该集团的关系是明显的敌对关系｡苏联不可能也不会担负起“世界革命”的重担,那么中国必须完成这一使命｡[2]
最后提及一个不显眼却是重要的因素:领袖个人｡在国际社会的结构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决策者的变化也会导致对国家社会身份界定的变化｡比较多的情况是由于出现决策者的更替,从而导致对身份界定的重大变化｡[2]放到这一时间段的中苏关系中,赫鲁晓夫是作为斯大林的继任者､第二代领导人上台的,毛泽东作为第一代领导人､是与斯大林平行的｡在某些场合,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的领头羊,毛泽东的领袖魅力展现地更加淋漓尽致,在处理问题上更富于进取精神｡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的几个月中,东欧接连发生了“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共积极协助苏联消除了波兰危机,并支持其出兵匈牙利,平息那里的骚乱,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就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5]尽管该说法有待商榷,但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主义身份的自信 ,外交领域主动出击的表现是明显可见的｡
中苏之间由“笔墨官司”发展成为边界上的兵戎相见,关系不断恶化,最后升级到战争的边缘｡中苏论战促使中国改变了原有的认同观念,认为苏联已不再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国际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不断退化,堕落到修正主义国家的行列｡中国在当时的自我身分认定中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通过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大论战使中国更加确信:苏联放弃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背弃了社会主义阵营,损害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社会身份使得一个国家认为与内团体的国家进行合作是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而与外团体的合作是不符合其国家利益｡[2](p.39)因此要从公开的角度对苏联批判和攻击,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苏联现在的身份是外群体成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短短20年中苏关系就发生巨变:从外交策略上的“一边倒”转向了中苏分裂｡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是中苏同盟的基础｡在双方的互相比较､类比､认同过程中,双方的集体向心力､合作基础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苏两国的分裂在当时条件下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了｡
参考文献:
[1] 【美】亚历山大•温特.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 刘智勇.中国国家身份与外交战略的选择[J].外交学院2002级博士学位论文.
[3] 【美】赛缪尔•亨廷顿.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 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Explore Sino- Soviet Relationship from Constructivism Perspective
Xu Zhenl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mainly socialist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 experienced a short honeymoon period｡The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gan to deteriorate in 1956, towards separation and antagonism, even the border conflict. The article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China as the main target for observation. We can explore why the two countries of socialist camp broke out trouble at home, applying the point of view state ident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Key Words:Constructivism State Identification Sino - Soviet Relationship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