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罗华政，重庆理工大学教授。他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核查官员，他作为该机构的专家核心成员，先后到过34个国家，核查化学武器104次，他与同事们数百次穿越地球上那一条条看不见的子午线的同时，也在飞越着他人生历程的子午线。
当人们得知他只是四川大竹县一个农家子弟时，更是增添了百般的好奇和洞悉的欲望。
从他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当年罗华政是一个读书十分用功的学生。他的父亲这辈人就有9个兄弟两个妹妹，由于其爷爷在一个旧军阀家中当过厨师，虽然父辈这代人丁兴旺，但在那个讲阶级讲路线的年代，在父辈的11个姊妹里，没有一个能走上仕途。
到了罗华政的童年时代，他家的经济仍十分贫困。他有3个姐姐两个妹妹一共6姊妹。父母磨破脚，挑断腰，要保证这么多张嘴的吃喝拉撒还是捉襟见肘。
穷则思变。罗华政是个聪明的孩子，从背上书包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通过读书能够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不管是在牛背上，还是在农活间隙，他总是书不离手。读初中时，他就从乡下考上了区里的中学；上高中时，他又从区里考到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四川大竹中学。
四川大竹中学创办于1918年，其前身振文书院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该校20世纪50年代就是川东地区重点中学，1978年就被确定为四川省10所重点中学之一。这里教书育人风清气正，勤奋好学的罗华政如鱼得水，表现出了对数学和化学的特别兴趣和钻研精神。据说，在1984年的高考中，那一年的数学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最难的一次，全国平均考分为20多分。可在这一次的角逐中，罗华政的数学居然考了93分，化学斩获92分，他一个人夺得了四川省达州地区的数学和化学两项状元桂冠。罗华政的第一志愿本是科大数学系，希望能够听到华罗庚教授的讲课，由于他的物理当年只考了79分，没有上90分，因此与数学系失之交臂。虽然没能去成科大数学系，但是被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录取。据悉，在罗华政就读的时期，中国科大连续3年稳居新生录取分数线的冠军宝座。那年头，科学的春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大部分省市的高考状元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多么神圣的学术殿堂，多么让人向往的科学家之路。然而命运有时候是捉弄人的，由于种种原因， 1989年的夏天，罗华政经过5年本科学习毕业后，拥有高分子化学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他，被分到了重庆嘉陵江边的重庆民丰化工厂。
据罗华政回忆，虽然那两年许多大学生分配不理想，但他们那一届全年级才60名学生，本班共30名同学中的一半都到美国留学深造，后来都留在了国外，他是分配得最差的一个学生。
以前是名牌学府、学霸精英，而今只是工厂的普通一员。那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但罗华政自己想不通，许多同学亲友都为他鸣不平，特别是那些望子成龙的长辈们，感觉这名牌大学是“白读了”。那年头，街道里连中专和普通大学门槛都没踏进过的待业青年都能安置到工厂去的。对罗华政而言，十多年寒窗换来的只是一个城市户口而已，让他觉得慰藉的是：这里是距老家最近的大城市，只有100多公里，可以較为容易地见到自己父母双亲和兄弟姐妹。
罗华政说，他是在毕业半年之后，迫于生计，极不情愿地到了化工厂工作。
罗华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后，虽然领导严肃地对他说，要好好干哟，不然一年后就自己“开路走人”。在农村长大的罗华政是吃过苦的，尽管那年头厂里条件很差，并且还是在外租房过日子，有时工资还不能完全到位，但他干工作从不含糊，很快赢得工友的好感和领导的信任。一年后，他成了技术骨干，当上了技术员。
从此，罗华政所学知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时国企改革的步伐也紧锣密鼓地迈开。这个名牌大学的对口专业让他得到了领导青睐。以前企业的栋梁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正遇新老交替的时代，没几年时间他就成了单位的技术总监。进入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时，罗华政就进入了这家国有控股化工集团的领导层，任副总工程师。
正是由于他对工作的执着，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不管企业在顺境中发展还是在逆境徘徊，他都顶住诱惑，拒绝高薪，10年时间始终为所在的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也信任他，把许多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完成。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罗华政任副总工程师后，所在企业在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下从美国引进一个年产4万吨，总投资两个多亿的红矾钠项目（红矾钠又称重铬酸钠，主要用于医药工业、印染工业、电镀工业、玻璃工业等的化学物品）。这在当时算得上一个大项目了，从施工、调试到生产他都是技术总负责。
为了引进此项目，罗华政随上级机关和有关人员在美国马里兰州待了一年时间。也就是在这一年时间，使罗华政的人生更加充实，视野也更加开阔，特别是他对祖国和企业的忠诚度得到了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认可。也正是这一年的国外项目引进经历，使罗华政的人生轨迹发生着慢慢的变迁。 在这一年里，罗华政主要是负责翻译工作，以及一些技术谈判和操作学习。这期间，罗华政当年的许多同学都从美国的各个地方前来看望，与之相聚。
在那个年代，凡前往国外留学的人都通过各种形式解决了国外永久居留权问题。那年头，要想到国外读书，如果是在国内考试，必须要达到奖学金的成绩，否则没有经济支撑，外国大使馆也不会给你签证。当年的条件是不允许罗华政在国内去考试留学的，因为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除非公派。在这种状况下，于是就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参加出国考试（托福及GRE），完成学业后再定居国外。当然像罗华政这样以公差方式前往国外（主要是美国）考试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同样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学业，毕业后寻求机会在国外发展。据资料介绍，那些年，我们国家的公派留学生毕业回国比例也是不高的。
此时，罗华政当年的大多数同学已经成为对美国社会有贡献的人了，他们自然得到人们的尊敬、社会的认可。拥有奢华的轿车、洋房也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一个陈姓同学，已是美国制药学会的知名专家，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抗艾药物已经在美国临床使用多年，成为世界上知名的合成制药专家。在罗华政心目中，美国的医疗条件也是很先进的，他的一个同学，因视网膜出血，若在国内当时肯定无法治疗，但因身处美国，经过治疗，没有丝毫后遗症。
老同学相聚，自然高兴，也纷纷为罗华政的前途着想。许多同学都劝罗华政以考取研究生的方式留下来，然后定居美国。就连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一块儿读书并要好的女同学（此时已定居美国）也主动为其奔波，帮他找来了复习资料。但罗华政始终认为是企业给了他发展平台，是中国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给了他事业的空间。在企业发展需要他的时候，不辞而别真有点对不住人，改革开放和企业发展更需要他在国内贡献力量。
其实，人生处处是考场，机会往往是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幸福来得太突然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于1997年5月23日成立，是一个专门监督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国际组织。此前，在《公约》谈判期间，一直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下设特委会负责组织各国进行谈判，1993年1月13日《公约》在巴黎签署后，便脱离联合国。1997年4月29日《公约》生效后，在荷兰海牙建立了公约组织总部（技术秘书处）。这一机构包括一个由所有成员国组成的会议、一个由41名成员国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技术秘书处，负责对《公约》进行经常性核实。
为确保《公约》的各项规定，包括对《公约》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的规定得到执行，并为各缔约国提供进行协商和合作的论坛，《公约》包括24个条款和3个附件。主要内容是签约国禁止使用、生产、购买、储存和转移各类化学武器；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拆除或转作他用；提供关于各自化学武器库、武器装备及销毁计划的详细信息；保证不把有毒化学物质用于战争目的等。《公约》规定所有缔约国应在2012年4月29日之前销毁其拥有的化学武器（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目标至今还没有实现）。
1993年1月13至15日，《公约》的签字仪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12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出席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该《公约》。此后，《公约》转到联合国总部纽约继续开放签署。截至2015年底，全球已有192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1个国家成为签约国。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与联合国是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方面，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视察员或核查员可以使用联合国车辆和标志。每年联合国裁军大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要到联合国汇报有关化学武器裁军的情况，特别重大问题将由该组织提请联合国关注，由联合国决定是否采取制裁。
1997年4月，我国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成为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我国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后，设立了“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办公室”（即国家履约机构），负责全国的日常履约事务，还建立了省市级履约机构，形成覆盖全国、管理有效的履约体系，以强有力的组织架构来管理和预防化学武器的出现。省级机构的“化武办”一般设在经委或发改委的化工处。
联合国的这个机构成立后，首批就有8名中国专家在此工作。羅华政去时还有两名民用化工专家在荷兰的海牙继续工作。在这里工作有个任期制度，国内把新的人手推荐上去后，才能将以前的人员换回来。罗华政就碰到了这样的机遇，此时正需要国内专家去替换。
我们国家对于派员参加禁化武组织非常重视，十分希望国内专业水平高、外语能力强、素质高、爱国敬业的人员参加到化武核查第一线，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军控与裁军领域的话语权，体现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至于为何选上了罗华政，如今他本人都不知其中的具体原因。据他得到的信息是，主要缘于当年在美国引进生产线时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一年里，罗华政的良好表现深得一同前往的主管部门相关领导的赏识。特别是在别人劝他留在美国而不为所动的爱国举动，得到了主管部门市经委一位领导的高度认可。
当然，政治表现是一个方面，学识和才华也十分重要。罗华政在中国科技大学是学高分子化学专业的，加之他长期工作在化工企业，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罗华政说，其实与化工相关的企业，有些东西可以生产农药和化工用品，有的东西也可以生产化学武器，属于很相关的行业。
不是当地选上了，向上面推荐了就能去联合国机构工作的。这里面的程序可真是复杂。申请视察员/核查员职位，首先要通过国内主管部门的审核和考试，然后要通过公约组织的资格审核，资格审核后要参加笔试和面试，最后以成绩结果录取。考试的内容除了专业外，还涉及国际多元文化、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等。
2004年，重庆市向国家禁止化学武器办公室推荐了两个人选，罗华政是其中之一。他们首先来到北京（国家禁止化学武器办公室）考试时，才知此次全国各地共有6人赴京参考，看来联合国官员这个位置还是很诱人的。 为联合国机构输送人才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十分慎重的。考试肯定是严格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英语解答试题，除了笔试之外还有面试、口试。由于罗在国外当过一年时间翻译，加之化学本来是他的强项，考试对他来说比较轻松。在这批应试人员中，我国向联合国推荐了两名，罗华政是其中之一。
国家将罗华政和另一名人选推荐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后，他们二人都在海牙经过一系列的考试，但他们都没有等到履职的通知。至于第一次落选原因，罗华政和重庆市有关部门专门咨询了外交部，外交部工作人员答，不是考生能力不行，而是名额太少。据了解，当时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预计招收15名核查工作人员，但实际只招收了8名。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05年，我国又一次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推荐人选，也是推选了两人。只不过到联合国参加考试时已是2006年了，此次考试除了罗华政之外，还有一位来自某石油化工单位的女同志，年龄比罗小得多。
罗华政后来虽然与这位女同志同在一个机构工作，但没有一同去执行过同一项任务。这位女同志因种种原因，只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也就是通过考取博士研究生的方式，脱离了这个机构，并留在了美国。
罗华政之所以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长达9年，有一个原因就是，后方没有合适的人来顶替。他说，其实国内也在年年推，但好多人到了荷兰海牙考试就是过不了关。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核查人员考试很难吗？为何这么多人考不上呢？
罗说，“那个考试真是有点‘好耍’！”除了考智商外，还要考情商，最后还要考专业，这三个方面的考题都是在联合国标准题库里抽的。罗华政由于有2004年参考的经历，有一定经验，知道要考哪方面的题型。
首先是考智商。比如前面是三个图形，后面就是个空格，意思是三个图形组合起来是什么？其实，每个图形也有加减乘除的结果。第一次考试时，罗华政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类型的题，还好，考得还算可以，他自我评价智商还不低。
情商考题就有点好玩了，有时是看标准答题，有时看你的应变能力。比如一道题，给你5个答案，你选什么，从中可以看出考生的性格和处事方法。罗说，他基本选择中庸、不极端的答案。考情商主要从细节上看你有没有极端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学测试。他认为若一个人太温柔了也不行。
在专业考试方面，罗华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在联合国考试都是答得最好的。
专业考试之后还要面试。具体方式就是教官给了几样东西，要求在一个小时之内设計出一个东西来。这对罗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在化工企业10多年，许多大型工程都干过。若遇到那些刚工作、刚毕业没有实践经验的考生，难度就大了。
当然，外语也是很重要的，要求特别高。来自原军队某单位的张国华在专业方面不用说了，绝对的专家。他虽然是外语科班文凭，但为了通过语言关，他不得不天天晚上下班后去上外语补习班，乃至把所有的节假日都用来学习外语和准备考试。2004年10月终于被录取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化学武器/弹药视察员。
2007年1月8日，罗华政正式飞往荷兰海牙，来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当时他38岁，正是年轻力壮干事业的时候。
这个机会的来到，好像很突然，其实也顺理成章。
核查工作很乏味
罗华政以联合国化武组织核查专家身份到的第一站是阿尔及利亚。当他从海牙国际机场起飞，越过一条条无形的子午线时，内心的那种心情可谓复杂。既有开启人生新历程的激动和喜悦，也有刚刚担负大国责任的那种凝重与忐忑。因为他不仅仅是联合国的化学武器核查官员，更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和担当。
也正是从此次执行任务开始，罗华政明白了每次外出进行核查任务，成员都是随机分配的，从程序上来保证公平、公正。
当他与随行的阿根廷籍队长和另外一个巴西同事到达阿尔及利亚的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时，迎接他们的除了接受核查国的官方代表外，还有身着迷彩、手握钢枪、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那阵势跟电视新闻中的外宾来访差不多，只是少了阅兵仪式和军乐演奏而已。他们一下飞机，没有任何停留，就进了当地政府停摆在飞机旋梯前的礼宾车辆。后面紧跟着有数十人的保卫兵力。
从阿尔及利亚首都机场到核查地点有200多公里，5个多小时车程。到达核查地区后，他们住在一个距工作地点5公里，离海边也不是很远的一家宾馆里。
第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那种喜悦和好奇，使罗华政迫不及待地想与队长和随行的同事出去走走。加之这里也是法国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齐达内的家乡，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特别是那隐隐轰响的海浪与岩石的撞击声，好像有着强大的磁力一样，使得他心猿意马。
然而，队长指着里里外外的层层岗哨，告诉他，我只能陪你在院内走走。
“只能在院内走走，不能出去吗？”
领队的阿根廷队长双手一摊：“这要征得对方领队同意才可以。”
罗华政的心一下冰凉到了极点，感觉这个核查工作太乏味了。
随行的巴西同事，是半个华人，其父亲是从我国广西早年移民过去的，但不会说汉语，只能用英语交流：“你是新兵，慢慢会明白的。队长早就说过，我们这是在监狱里散步！”
在灰暗的灯光下，他们无聊地踱着步。阿根廷队长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个哨兵说：“罗先生，这一切其实都是为您安排的。这里最重要的成员是您，因为阿尔及利亚与你们国家关系特别好，如果你的安全出了问题，他们不好向你们国家交代！”
阿根廷队长不但懂业务，而且了解政治。他的一席话，使罗华政心头变得凝重起来，他明白了，一旦加入了这个组织，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代表联合国化武核查机构，更代表了祖国的形象，个人的行动无时不展示着我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身影和话语权。
深夜，他辗转难眠，索性披衣下床，来到阳台上，眼望浩瀚星空，任凭海风吹拂。罗心想，该国把这个工厂建在远离闹市的海边，也许真还是个“大家伙”！ 次日，他们走进工厂一看，才知这是一个生产普通日常生活用品的肥皂厂，这与化学武器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这个肥皂厂与化学武器的相关性极低，但联合国化武组织又不知道具体生产情况。原因是各国在申报时，为了商业秘密，只申报代码。代码只涉及类和大类，是看不出什么具体产品的。因为《公约》是西方国家制定的。据说，有的国家当时提出，包括生产产品等所有的内容都应纳入申报范围，但有的国家不同意。于是就出现了申报后，联合国化武组织并不知道是生产什么产品的情况。
通过这次核查，罗华政明白了，它虽然只是肥皂厂，但仍属于化学工业，只是危险品级别低而已。这里就涉及等级分配问题了。化学制品要分等级的。开始也不知道他是肥皂厂，化武组织之所以要去核查，就是要搞清楚它生产什么。因为，《公约》成员国首先是宣布有无化学武器，要接受核查；二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对各成员国上报的化学工业生产内容要进行核查，看成员国与宣布的东西是否相符。目前虽已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许多小国家根本就没有化学工业。经过这次核查，罗华政还清楚了每个到化武机构工作的新任核查专家，任务也是由易到难的。
核查结果出来后，罗华政心里并没有失落感。因为这就是工作，只是对所报内容进行核查。也就是核实它的内容是否与申报相符合，是否与《公约》相违背。
既然是核查，肯定也有问题出现，而且还经常出现。
比如场地、规模设计与申报不符的，但暂时又拿不到证据，于是就要复查。复查就得由联合国禁止化武组织重新派出一個队来进行，如果还是拿不到证据，可能就要加强手段，用飞行仪器等。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西方国家，就是核查结果与申报情况不符。如某国一个地区，初步核查与申报情况不符，于是就采用加强手段，使用了分析仪器进行空中采样，经仪器分析，得出结论有一类化学毒剂物痕迹。然而对方说自己没有违反《公约》，只是没申报而已。因为《公约》上有一条：用于癌症研究、医学研究的可以不用申报。这里的确是一家制药厂。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1997年制定的。当时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但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发展进行到这一步了，有的疾病不用这个好像还不行。比如现在化学武器中有一种砷的物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砒霜，这种物质如今就被许多国家合成用于抗癌药物的研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带来了困惑。
罗华政教授在核查过程中，亲自发现这种情况的也不少。如2008年10月到某岛国进行核查，罗不但发现核查结果与申报不符，而且按计算结果所拥有的东西找不着了——也就是化学危险品不见了，或者部分物品丢失。这个国家曾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发动过侵略战争，给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了严重伤害。面对其不能自圆其说的表现，罗华政一再坚持要对方拿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罗教授说，虽然我们可以怀疑他，但我们组织从来不下无根据的结论。最后岛国方面给了一个模糊的解释：气候原因导致热胀冷缩，随着时间推移，年限越久相差值就会越大。当时不符的情况就是体积，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库损”。核查组认为，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也有不排除制造化学武器和其他用途的可能，但他们不能下无根据的结论。因为此次核查的是二类毒剂，距一类毒剂只要稍作加工、合成就可成为化学武器。这个“库损”虽然不是很大，通过计算，也在热胀冷缩的范围。罗说，现在虽然不在联合国机构工作了，也不能仅凭自己的认为去下结论或给个什么样的说法。
罗教授担任化武核查员这些年来，工作中能带给他惊奇的事确实不多，周而复始的工作很少有新鲜感觉出现。
虽然我国对化学工业这块管理极为严格，但也是被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列入核查名单的。成员国每年都要对化学工业进行申报，新建了哪些，哪些不生产了。联合国也就是根据申报的情况，随机对某个地方进行抽查和核查。核查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各成员国申报的内容是真实有效的。到目前，我国已顺利接待了联合国化武组织300多次视察核查。作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核查人员，罗华政还先后回到中国进行过几次核查工作。在这个机构里，有个规定，就是只要不是带队队长，核查人员是可以随队回到自己的国家参加核查工作的。联合国的这个规定也许是基于人性化管理的原因。回国期间，核查人员在征得带队领导许可情况下，可以借机与亲人团聚，看望朋友。
罗华政几次回国都是对国内的一二类化学毒剂进行核查。在他们眼里一类化学毒剂等同于化学武器，而且这类化学毒剂只能用作化学武器，没有工业用途。二类化学毒剂就有工业用途，但化学武器等级很高，再进行适当加工就会上升到一类化学毒剂。
当然，回到国内，我国政府对该机构的安保规格也是很高的，看得见的警卫规模一般都是大于一个排的，只不过有的国家是军队负责保卫，我们国家则是由警察负责。
“大家庭”里有故事
在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核查员在这里工作，最多时有170多人（现在还有100人左右），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朝夕相处，难免磕磕碰碰，故事多多。
饮食是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因素之一。罗华政刚到这里工作时，由于孩子正在国内读高三，爱人因此没有及时“随任”。虽然经历几个月的适应和磨合，但还是习惯不了化武组织那个集体食堂的西餐口味。半年后，妻子和女儿来到了海牙，他就不再去集体食堂用餐了。其实，没有到化武组织用餐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那个口味。这些年间，罗华政和许多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履职人员一样都是自带午餐。当然，长期在这里就餐的，自然是西方国籍的工作人员了。
在国际组织工作，文化差异确实是同事间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文化差异表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还影响到对具体工作的处置方法和处理态度。国际组织也专门开设多元文化差异讲座，介绍如何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工作、生活上的矛盾。
不同的文化差异，事实上还是影响着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对每件事情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来自南美洲某国的一个核查员，自当上队长后就开始“摆谱”，时常以领导自居，大事小事都不愿意亲自干，有时连出差用的行李包也要下属搬动，是个典型的“享乐型”人物。 在化武机构任职的张国华队长在这方面感受颇多，他是一个从视察员职位的P3级（最低一级）做起，最终成为队长的中国人。张队长当初到化武机构履职时，他在国内已挂了4年的上校军衔，但在化武组织这个机构里，一些阅历比他浅、经历比他少的其他国家的视察员的职位却比他高1到2级。张国华也认可这个规则，一大把年龄的他在这里只有从“新兵”干起。
曾经担任核查队长的张国华深有感触地说：在工作上，某些国家的人员在接受任务和执行任务过程中，只要你告诉他条件和要求就可以了，无须再三叮嘱或反复地开会研究，他到时自然会100%的完成，但也绝不会有超水平的发挥或有创造性的发挥；而有些国家的人员，即使你反复交代、不断提醒，还会出差错；有些人员专业水平高，但缺乏集体主义意识，我行我素，只照顾自己，不顾别人和集体。
生活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其文化差异非常大，在国际组织工作，必须要尊重别人的文化。张国华介绍，在荷兰同性恋是合法的，他刚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上班时，在一次聚会上就遇到了同一机构的一位“先生”当着大家的面大谈其“丈夫”如何管理公司业务，张队长心里非常不舒服。但他后来发现自己居家的邻居也是一对同性恋（男的是德国人，“女”的是泰国人）时，这种心态慢慢开始改变，变得包容并且接受。因为他发现，同性恋邻居家的庭院花草收拾得是整个街区最好的，大家见面相互问候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何不适，大家相处非常友好。
还有，机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非洲人，尽管是穆斯林，他喜欢喝酒，不喜欢喝牛奶。一次，一位塞爾维亚的女士特意带来了自己烤制的奶油蛋糕犒劳一下这位非洲队长，结果适得其反。而中国朋友们请他喝啤酒，他反而非常高兴。
见面礼，哪里都存在。在中国通常是握手礼居多，但在西方，特别是在荷兰，如果你见到熟悉或要好的女同事、朋友，往往男方要主动去亲吻女士脸颊3次（一般西方国家是2次）。这在一般中国人眼里，特别是当着老婆的面，多少有些尴尬，但时间长了，老婆本身也接受别人的热情问候，对老公亲吻别的女士就不在意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你身处西方国家，一要尊重别人，二要适应环境，三要不能强加于人，这样才能和谐相处。
不同文化汇聚于此，形成新的氛围是肯定的，于是就有人喝酒、泡吧，成群结队，扯起了“圈子”。这可苦了那些拖家带口要照顾子女学业的专家；还有一些人因时间关系或个人生活习性和文化差异不喜欢进入类似的“圈子”。当然，没有进入“圈子”的人，晋升职位肯定是要受影响的。最让罗华政困惑的是，有时化武组织要提升某某人了，这类消息往往首先是从西方某国大使馆传出来的，且准确率极高。
作者也和大家具有同样的好奇心，那就是他们在核查工作期间是否有收送礼品的情况。联合国禁止化武组织规定，对于价值在50欧元以下的礼品是允许个人接收的，若超过了就要上交。当然，他们到某些国家进行核查，有时也会根据所在国习俗，由礼宾处为他们准备代表机构的小礼品（通常系机构专门制作的价值几美元到10多美元的小纪念品）。当然，喜欢送礼的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他们都知道，50欧元以下是个人收，于是都比照这个价格处理，还保证物有所值。当然从不送现金，他们也从没遇到过。俄罗斯这个国家也送礼，但都是像盘子等象征性的物品。
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是个由来自数十个国家履职人员构成的大家庭，他们将世界各地文化汇聚在一起，同时核查员作为个体又要面对不同的文化，难免出现差异状况。这不仅是对个人应付能力的考量，也是对一个国家、地区文化影响力的检验。
原核查队队长张国华对多年在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历有自己独特的认识，那就是学到了国际标准的管理模式，懂得了先进的专业设备使用，与防化反恐相关的侦防消救的方法、程序、经验；也感觉到世界上先进的文明素质与道德品质。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懂得了和平的真谛与生命的价值。
化武争端是非多
近几十年来，由化学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战争时有发生，这当然也给化武核查人员带来了危险。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专门组织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其中包括化学武器的核查。2003年3月20日，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军队向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实际上也是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进行的军事打击。这次战争历时7年，美方始终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找到萨达姆政权早已将其销毁的文件和人证，也造成双方死伤数万人的悲惨结局。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也将世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张国华作为我国派往联合国伊拉克武器核查的后备专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核查，但通过大量的资料和文件，了解到核查的基本情况，那就是在某些西方实验室的主导下，出现的不公正的结果，导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正义和良知永远都存在，正是由于此次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总干事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了矛盾，于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逼其下台，便停止提供会费，导致公约组织资金紧张，招聘核查员工作也因此停顿，自1997、1998年招收视察员后就再也没有招收新核查员。直到2003年新的总干事上任，才开始重新招聘新的核查员。
也正是这次在对伊拉克执行化学武器核查任务期间，来自我国防化工程学院的核查员郁建兴教授，在执行核查任务过程中，因交通事故不幸遇难，年仅38岁。这是我国牺牲的第一位联合国化学武器核查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郁建兴教授遇难事件，第一次允许将牺牲在国外的烈士遗体运回国内，并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也成为中国籍驻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机构人员心中永远的痛。
世界并不太平。自从化学武器诞生后，这个被放入潘多拉盒子的恶魔也不时出来捣捣乱。
2015年的一段时间，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互相指责对方使用了化学武器。到目前，这件事还一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据有关资料显示：叙利亚化武袭击事件是2013年8月21日发生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部郊区Ghouta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遇害者基本是在晚间睡觉时死亡的，遇难者身上基本没有任何伤痕而死去，症状包括昏迷、鼻子和嘴喷涌白沫、瞳孔收缩、呼吸困难等。事件最早由叙利亚反对派披露，叙利亚人权观察者表示，至少有322人死亡，其中包括46名反对派士兵，其余都是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平民。地方协调委员会表示有1300多人遇难，自由叙利亚军声称多达1700多人被害。事发地为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反对派指责叙当局使用含有沙林毒气的火箭弹发动了此次袭击，不过巴沙尔政府否认这个指控，称是反对派干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谴责。当时，美国声称根据情报已经确定巴沙尔政府是事件的罪魁祸首，还说拦截到了叙利亚高官的通讯记录，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瑞典、土耳其、加拿大，以及阿拉伯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表态，要求叙利亚当局对此负责。其中美国政府认定包括426名儿童在内的1429名平民遇害，美方称还掌握搭载化学武器的火箭弹发射和降落的时间与地点。但同时支持巴沙尔政府的俄罗斯和伊朗则称，得到了反对派中的恐怖分子对无辜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的证据。
针对这一事件，罗华政所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也专门派出了专家工作小组前往叙利亚调查。罗虽然没有去现场，但他看到了调查小组带回去的照片和录像。
罗华政介绍，一次大战中德国首先使用了氯气，开启了现代战争中化学武器使用的先河。识别是否使用了氯气这种化学武器很简单，因为氯氣导致死亡的最大特征就是肺水肿。
在联合国化武机构人员心目中，氯气制作是比较简单的。但在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这场战争中，当时是否使用了氯气呢？罗教授说：“现还属机密阶段，机构是应联合国指派前往调查核查，仅负责向联合国的安理会报告相关情况，由联合国来公布调查结果。”
据作者了解的信息，联合国到现在一直没有公布这一情况，也许正如罗华政教授所说，他们只能认定是否使用化学武器，但并不能确认是哪一方使用的原因吧。
据有关消息说，当时反对派还指责政府军使用了沙林毒气这种化学武器。
罗华政教授指着电脑中的一幅幅图片和录像说，从这些资料看，像是沙林毒气中毒的迹象。罗进一步指出，沙林毒气是神经毒剂，神经毒剂的症状都基本一样，患者全身抽搐，痉挛，直到死亡。对于神经毒剂的中毒治疗反而有特效药，最简单的就是阿托品，这种药最容易获得，但效果不是很显著，称为解毒剂。效果好的解毒药物还是阿托品的升级版，如氯解磷定之类的药。以上都是小剂量中毒情况下采取的措施。若遇大剂量中毒则不容易治好，因为神经毒剂来得太快，它留给人们的抢救时间只有几分钟，过了这几分钟就算你是华佗再世也是回天乏术。神经性毒剂的共同特性就是死亡率高。
化学武器中还有一种糜烂性毒剂，比如芥子气就属于这种糜烂性毒剂。糜烂性毒剂的特点就是伤残率高。这种毒剂主要引起基因癌变，后遗症比较多。如两伊战争中使用的芥子气，这种毒剂沾染皮肤后就会糜烂，并逐步扩散，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糜烂区域切除才能治疗，如果人员一旦中毒，即使抢救成功，也极易造成终身残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死也得脱层皮”。倘若这种毒剂接触到了人体的头部及躯干，那就没有办法切除，伤员只有等待死亡。这两种毒剂若随空气进入呼吸系统后，不管吸入多与少，结局都是一样——等待死亡。
据有关资料显示，两伊战争中因化学武器死亡了几千人，伤残人数就大多了，有后遗症的就有10多万人。
根据统计结果，芥子气的死亡率虽然只占5%，但它更多的是给人们的一种心理恐惧。其实一个人死亡之后，包袱相对较小；假若伤残，则给予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包袱是相当大的。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主要使用的是芥子气，也有神经毒剂。
神经毒剂涉及的两种关键元素是氟和磷。别看这个在我们国家是很普通的东西，但有的国家没有来源。比如在贫困一点的国家，磷容易找到，而氟则很难提取出来的。因为，氟的生产要在化学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才能进行。
核查行动是禁化武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有着严密和完整的核查程序，视察员是执行核查任务的最直接者。在核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核查任务授权，只有在任务授权的基础上完成任务，不得逾越授权。视察员在执行任务时，只能向国际组织负责，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负责，也不得接受第三方的授意，有着严格的纪律。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读者就可充分感知化武核查的专业性及公正性是多么重要。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开始增加在联合国世界机构和多边组织的力量，尽可能多地输送人员，提升符合我们大国身份的话语地位。
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应该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是非常清廉的，从来没有什么组织机构和个人代表某个国家和地区，来对他们进行拉拢和捐赠。每一位在机构工作的专家，都把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作为他们坚守的道德底线——绝对不把白的说成黑的。
行走在生死边缘
罗教授及其同事们这些年走南闯北，可谓踏遍大半个地球，他见识了无数被战争摧毁的城市，目睹了太多的暴力与血腥的残酷。当他走过一条条被战火洗劫过的城市街道时，那千疮百孔的废墟使他无比悲凉，那些无情的子弹好像穿越了他的胸膛。每当回想起这些，他就充分感受到和平的珍贵，感觉到我们国家、民族这几十年是幸运的。特别是近年我国在战乱国开战前的紧急撤侨，积极参加维和及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彰显的大国作用，让他内心无比强大。每一次在进行核查工作中，总能挺着腰，刚直不阿，不卑不亢。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着强大的祖国，站着爱好和平的10多亿中国人民。
让罗华政教授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2015年11月14日，巴黎恐怖袭击刚过，他们一行3人在日本完成核查任务后，要路经巴黎回到机构所在地海牙。按照规定，被核查国是不负责化武机构人员在途安全的，也就是说，在没有到达被核查国，和离开被核查国后的安全是由核查人员自行负责的。此时的核查人员，仅是途经巴黎，与普通旅行者一样，同样要通过过境检查，没有任何特权。 巴黎是近年被恐怖袭击较多的城市，据有关资料显示：法国自2013年轰炸叙利亚后，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就对法国怀恨在心，有的人就有计划地在巴黎展开报复行动，对民众进行血腥屠杀。2015年1月7日以来，巴黎又连续遭遇恐怖袭击，法国当局出动了近10万名军警来缉拿恐怖疑凶。仅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就发生了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至少造成132人死亡。
罗华政不是第一次去巴黎，可这次气氛明显不同以往。大街上，随处可见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和武装巡逻的军警，进出机场的安检程序也多了许多。特别是针对外国人的检查显得格外认真仔细。让他们最为紧张的是，出发返回时就从新闻里得知，法国总统声称要关闭边境。假若边境一旦关闭，空中、地面、水中都要关闭。这样一来，他们就得无限期地待在这个让人感到恐怖的城市。此时巧合的是手机不通，他的家人和同事们着实为他们捏着一把汗。还好，后来他们还是比较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罗华政穿越了被恐怖袭击的巴黎，只是心理上显得略为紧张。而他们另一拨同事的经历可是让全世界的很多人都绷紧了神经。
这事发生在2015年5月27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9名核查人员与叙利亚政府方面的3名陪同人员，前往距叙利亚首都200多公里的一个化工厂进行核查。让人感到麻烦的是这个核查地点处在反对派的控制区内。负责安全保卫的政府军将核查人员一行送到与反对派控制区的交界处，就不再进行护送了，说前方的情况复杂，不能保证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的5台车辆继续运送核查人员前进。
说不安全，真是不安全。当这5台标有联合国维和部队明显标志“UN”的防弹车，进入到反对派控制区域10多公里的时候，奔跑在最前面的车辆突然被埋藏在地里的炸弹炸翻了。好在除了驾驶员受轻伤外，其余人员毫发无损，全都爬出来了。当时，我国驻化武机构的核查人员G（因其是第3次前往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机构工作，人们都尊称他G队长）也在这次任务中。由于他长期培养出来的军事素养，预感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执行现场任务中就没有跟随队伍，而是留在大马士革的指挥中心。这次带队的是一位来自东欧的队长，军人出身，长期的职业素养使他一下子反应了过来——遇到了恐怖袭击。没等硝烟散尽，队长立即组织从第一辆车内爬出来的所有人员（包括司机）转移到后面车辆里。刚刚转移完毕，队长回到第二辆车内关上车门的一瞬间，四周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此时，队长的车排在了最前面，驾驶员也是个十分机警的维和部队士兵，见势不妙，一踩油门就加速冲了过去，当后面车辆试图仿效时，已被反对派的武装人员团团围住。
事后，据获释返回的同事们带回的照片和录像显示，他们遭遇了反动派其中的一个派别绑架。整个车门被打得像蜂窝状一样，包括车窗和挡风玻璃上都布满了白点儿。还好，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的车辆都是防弹的，都没被子弹射穿。罗说，他们平时也不坐这样的车，这是在战乱地区，联合国专门为核查人员提供的车辆。
回来的队员说，反对派武装人员将他们劫持到基地后，令每位核查人员跪在地上，用枪顶着他们的头，用英语分别吼叫：“哪个国家的人？”并与身上佩戴的护照等证件进行比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西方媒体纷纷炒作的情况是：就在他们起程到叙利亚核查的前几天，西方国家提出要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而此项动议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被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反对派就对中国和俄罗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据公开的信息披露：叙利亚内战是指从2011年年初持续了数年的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于2011年1月26日开始，并于3月15日升级，随后反政府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武装冲突。
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产生后，叙利亚反对派要求总统巴沙尔·阿薩德下台，巴沙尔·阿萨德同意通过和谈解决叙利亚国内的矛盾，但遭到叙利亚反对派的拒绝。叙利亚反对派的武装随后与叙利亚政府军及亲政府的民兵组织之间爆发冲突。联合国报告称，叙利亚政府军及叙利亚反对派均犯下了包括谋杀、法外处决、酷刑等侵权行为在内的战争罪行。
反对叙利亚政府的代表性政治组织为2011年9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组建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武装为叙利亚自由军和叙利亚解放军。叙利亚反对派和反政府武装致力于推翻现政府。然而有国际人权组织指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严重侵犯人权，包括绑架、虐待和非法处决安全部队人员及政府支持者。虽然叙利亚自由军得到部分国家的武器支持，但缺乏军事作战人才。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秘密派出军事顾问，直接指挥战争。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为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武器和军事支持，以对抗西方阵营。
美国之前的禁飞区提案在联大遭中俄否决，其后的出兵保护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安全的风声也惨遭俄罗斯阻击。这对叙利亚反对派的信心和力量发展以及军事行动的开展都是打击。后来巴沙尔开展的清剿行动，将反对派武装势力基本清理出大马士革，并向边境地区压缩。
有关专家分析，美国单方面在叙利亚边境地区建立禁飞区，虽然可以保护逃向土耳其和约旦的难民，但同时也可以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划出背靠土耳其、约旦的根据地，并成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军事大本营。在操作上，也不会是真正意义上对叙利亚空军的禁飞区，巴沙尔政府军任何在靠近禁飞区的陆、空军事行动都将遭到美军的打击。
有了美国撑腰的禁飞区军事大本营，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就永远不可能被消灭了。反对派武装至此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并利用稳定的大本营提振反对派支持者的信心，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通过土耳其和约旦边境通道获得稳定和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而不用担心叙利亚政府军空军对该通道的轰炸袭击战术阻断行动困扰。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访问土耳其时表示，为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他们结束暴力、开启一个没有巴沙尔、向自由和民主的叙利亚过渡，美国将继续向反对派提供通信设备和其他非致命性武器的援助和直接的财政援助。从希拉里的表态看，美国已经彻底失去了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耐心，换句话说美国已经没有耐心再与中俄进行扯皮战了。目的明确就是要军事推翻巴沙尔政权。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一贯主张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而当时联大通过的涉叙决议包含了要求强行推动在叙利亚实现政权更迭的内容，这有悖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因此中国投了反对票。此举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表明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坚定支持者，中国为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外交努力，最终将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理解。
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联合国化武组织要到反对派控制区域进行核查，其中有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前往的这个消息是如何走漏的，至今不得而知。因为，核查人员在出发前，化武机构只通知对方前往核查时间、核查人员的姓名和饮食禁忌，并不告知国籍。什么时候通知对方，化武组织还要根据被核查地区的危险等级分别提前1、2、3、5天通知。当时鉴于叙利亚的战乱程度，化武组织肯定是通知得比较晚的。当然，对方可以根据姓名判定核查人员的国籍。
事件发生后，许多西方媒体都炒作这是叙反对派为报复中俄而采取的恐怖行动。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次核查队伍中开始是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核查专家前往，但因俄罗斯专家临时因特殊情况而没有参加，加之中国专家当时已留在了大马士革的指挥中心，其实反对派什么也没有捞到。
此事件发生时，罗华政正与同事在欧洲的另一个国家进行核查工作。当他在CNN上看到有关新闻后吓得不轻，十分担心同事们的安危。他多次拨打包括G队长在内的所有同事的手机，但一直处于失联状态。那种同为炎黄后裔的同胞亲情和战友情谊，此时显得如此浓烈和厚重。如果朝夕相处的同事一旦异国捐躯，他不知如何面对其在国内的家人。从不信奉上帝的罗华政，也无数次默默祈祷G队长和同事们能够逢凶化吉，平安归来。
在化武机构同事被劫持的10多小时内，许多同事都不知道G队长是否在人质当中，当然更不知道他留在了大马士革指挥所。
后来，这12名被劫持人员还是在美国的协调下被解救出来了。听说，在叙利亚有好几个反对派，营救机构并不知是哪个反对派劫持了核查人员。为此拐了七八个弯，才把劫持者的领导人找到。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国也参与了协调，在十多个小时后反对派就放人了，他们没有提出要钱要物要军火的任何诉求。
当这12名人质被释后，G队长立即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成功安全返回。
据事后有关情况分析，假若俄罗斯的核查人员如期前往，中国的G队长没有留在大马士革，那绝对是一场充满血腥和罪恶的屠杀。
叙利亚确实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早在2013年，联合国化武组织在对其进行化学武器核查中，化武专家在叙下榻地，遭到了迫击炮袭击，此次虽然核查专家没有伤亡，但造成其他住店人员 1死11伤。
核查中的苦與乐
与G队长相比，罗华政等人虽然没有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生死场景，但在从事核查工作的日子里，历经艰苦的日子却不少。
很多人不大相信，难道联合国的官员还生活艰苦？其实，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还真不少。
人们都知道有一段时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是很好，发展到后来纠纷不断。其中之一就是2010年1月，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没有足额支付天然气费用，于是掌握着能源阀门的俄罗斯方面就把输气管道的气阀扭小了几圈。此时，正值深冬时节，这下不但苦了乌克兰的百姓，也让前往核查的罗华政饱尝了那种饥寒的无奈和痛苦。
此前，罗华政早在2007年曾到乌克兰去核查过一个化工厂。当时正值金秋时节，虽然树叶已经枯落，看不到色彩斑斓的美景，但天空湛蓝，找不到一丝云彩。工作之余，他和同事们在西落的夕阳下，广袤的森林里，奔腾的河流边，浩瀚的星空下，尽情地拥抱这难得的风景。
那个时候，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还处在蜜月期，天然气费用很低，他们所到之处，房间的暖气时常让人发热。而这次前往却让他和同事吃到了苦头。这次的核查地点也是发生战乱的地方——顿涅茨克，正处缺乏暖气的地方。此时时值1月，这里的气温都在零下30多摄氏度，到处都是皑皑白雪，天空中时常刮来刺骨的寒风。室内通常只有3～5摄氏度的温度。一时间，取暖成了最大的民生问题，餐馆饭店同样如此。
那些日子，老百姓和宾馆员工都只能靠劈柴生火做饭。好在那地方地广人稀，森林茂密，寻找柴火不是十分困难。
住在宾馆里的罗华政及同事也只能硬扛着，他们多么希望能洗上一次热水澡，可每次扭开水阀，水管早已被冰块堵上了，总是不见一滴温水流出，洗脸也只能是凑合。虽然他们在此只工作了5天，但罗华政的双脚袜套口子上端处有近二指宽一圈被冻伤，好似印第安人在脚上套了黑色的铁环。幸运的是其家属曾女士以前在医院工作，出国时备有防冻药品，但也是擦拭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好转。直到现在，他被冻伤的部位还时常发痒。
在人们心目中，联合国官员到哪里都是宾至如归，热情接待。事实上，他们真正的生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光鲜。
有一次，罗华政到俄罗斯执行核查任务，飞抵莫斯科后，还要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原以为一定有车辆乘坐，可是遇到河面结冰，俄罗斯方面担心破冰，所以他们只有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冰雪中步行到达。
就拿大家普遍关注的伙食来说吧，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给外出核查人员每人每天的标准是100美元。这100美元是如何分配的呢？就是按20、20、30、30这样分成4份，其中有20美元是零花钱，另外则分别是早、中、晚餐的费用。
在有的国家，则是将20元零花费用发给他们后，接待方负责一日三餐的食宿。如在美国，接待方将核查人员安排在有锅碗瓢盆的公寓房间居住，然后将每天100美元钱全部支付给他们，由他们自己到市场或者超市去购置。这样，他们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必须要亲自动手。而大多国家则是接待方安排吃饭，这样，出发前就会将核查人员的饮食习惯告诉被核查国家，特别是指明饮食禁忌，如是否喜欢素食，是否不吃猪肉，或者不吃牛肉等，若有的核查人员因体质过敏原因，还要特别注明不能食用某种食品。 机构虽然这么重视，生活费用也是由会员国出的，不知是次数多了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有个别国家还是比较怠慢的。
有的事情说起来都让人不相信，还会让人大跌眼镜。罗华政他们好几次到某国（这个国家还是在国际上有较强影响力的国家）进行化武核查，对方除了发给他们每天20美元的零花钱外，一日三餐的80美元被克扣了大半。有时给他们提供的饭菜差得无法形容，罗说那质量简直和猪食差不多，全天最多价值10～20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时将就一下，有时也就罢餐绝食，以示抗议。当然抗议一下，伙食状况就会好一些。
现代人的享受除了追求物质生活外，精神需求也是人之常情。世界如此之大，值得观赏的美丽风光肯定不少。但作为联合国官员的他们，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当然，若想去被核查国的某个地方旅行，所在国最多是提供交通车辆，门票食宿则是自掏腰包。而前提则是随行人员要与带队领导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带队领导与所在国带队人员接洽，谈好后才可以成行。如今，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原因是有一年核查队员出去滑雪，发生骨折，不能工作，给所在国、带队领导都带来很大的压力。自从滑雪事故出现之后，运动性的项目被完全禁止，而观光性的没有完全禁止。他们还规定了核查人员即使拥有驾照也不能租车驾游，即使在自己的国土上。因为出现过核查人员回到自己国家核查，租车驾驶探亲访友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儿。
作为联合国的官员，只要在没有离开被核查国的国土前，所有的安全都是接待国负责，尽管是出去游览，还得有适当的安全保卫。尽管他们是联合国官员，走的是绿色通道，但他们同样要主动出钱购票。罗说，他们这样做，不但是为了工作的公正，更是对自身的保护。罗华政由衷地感慨：“一旦你加入这个组织就不是自由人了。”
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的每位核查员，看似光鲜的工作，显赫的身份，但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那本家家难念的“经”。
前面谈到的张国华，2013年11月，回国后不久，又被推荐为防化专家参与禁化武组织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核查任务，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他始终没有和自己的父母讲明情况。尽管从国内出发前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但他仍告诫家人不要告诉年迈的父母和岳母。就在其父亲由于癌症入院需要手术时，他也无法回国照顾，感到非常遗憾。甚至有一天早上，张队长突然接到了父亲从国内打来的电话，问他在干什么。张队长只好说在东北吉林出差，根本不敢提及在国外。张队长说，接受赴叙利亚执行任务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家前甚至还拍了录像，祝福家人，真有那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为防不测，2010年在去伊拉克核查前，聯合国化武组织还专门安排张国华在约旦某军事基地参加联合国安全培训。在此期间，为了逼真地展示他们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情景， 他曾被当作“人质”捆绑，头戴黑色头套，被按在地上，耳边枪声、骂声不断，尽管是训练，但当时的情景至今让人难以忘怀。这种训练还不止一次，2013年在赴叙利亚前，张国华在德国美军训练基地训练时，第二次被作为叙利亚IS“人质”培训，第一次被枪口顶在脑后，面对摄像机向家人“告别”。尽管是演习，但作为明天就要上“战场”的人，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自受命此任务后，张国华始终告诫自己两点，一旦到了叙利亚前线，一是作好最坏的打算，有可能伤亡或被当作人质；二是“决”不能死。为此，他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并在演习训练中投入超出常规的努力，用实战的标准要求自己。培训中，一位曾在伊拉克参过战争的瑞典同事（瑞典陆军少校），给了他一副快速止血绷带，张队长始终带在身边，尽管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每个小组都配备了紧急救护包，但他个人还是给自己准备了自救的止血带，一旦同事同时遭袭，可以迅速自救争取时间。后来尽管两次被紧急召回到海牙总部，由于政治、安全等因素，他最终没有踏上叙利亚的国土。但这些经历，无论是出发前接受中央台采访，安排家事，赴德培训，充当“人质”，受领任务、出发前准备，等等，一系列事宜都是终生难忘的。
由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的特殊性，罗教授及其同事的每次外出核查和监督销毁化学武器，都让后方“随任”们提心吊胆。
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恐怖活动越加猖獗，每当罗教授外出，当得知他完成任务要返回时，妻子曾女士和儿女总是不断地网上搜索所在国和地区的人文环境、地理气候，更加重视社会安定及有无恐怖活动。特别是罗华政经过巴黎遭袭那一次，女儿因完成了学业提前回国，她已得知老爸完成了核查任务要路过巴黎回到海牙的情况。成天饭不吃，茶不喝，夜深了还在盯着电脑，关注着巴黎事件的进展，使得外公外婆十分纳闷，但不管如何催问，外孙女只一个“烦”！使老两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人们都说乘座飞机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那是针对不经常坐飞机者而言。可经常乘坐飞机的人，时间久了，也会有不爽的时候。有一次到印度核查，罗教授乘坐的飞机进入雷雨区。他亲眼看见机舱外一团火光闪过之后，整个飞机机舱没电了，机舱内一片漆黑，数百人的大飞机，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人们恐惧的呼吸声，以及那蓝色眼睛发出的无奈而又惊恐的目光。这个黑暗虽然只有几分钟，但这次飞行让他们在雷区上空盘旋了两个小时。在整个长途飞行的几个小时内，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无助，有的双手合十，有的在写遗书之类的纸条……飞机安全着陆后，那种如释重负和获得新生的欢呼声、哭泣声突然爆发，好像要把机顶掀翻……
后方也得很“低调”
国家为了解决外派人员的后顾之忧，出台了“随任”政策。也就是家属可以一同出国，到配偶工作地生活，由国家外交部发给工资。当时，罗华政的爱人和女儿都一同去了荷兰的海牙。
至于孩子的学校问题，只有自己联系，化武机构最多给你提供个电话或者网址之类的帮助。在海牙，许多政府机构，各国的大使馆和国际性组织都汇聚于此。这里，给了每个人自由的空间，但也没有特权能够让你显摆。 联合国给随任的补贴是每个月几百欧元。这在海牙来说待遇不算很高，只能是个生活补助。其实，这里的随任，不仅有女性，也有男性。不但有政府职员，还有专家学者，放弃自己的事业陪伴自己的伴侣在此履行国家义务。他们是核查员的“大后方”。
刚开始，罗华政的爱人曾女士就对放弃工作，来到异国他乡成为一个买菜做饭的家庭主妇颇有微词。当她参加了一次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主持的新年茶话会后，才知道仅在联合国的化武机构，像她这样从国内来“随任”的，不但有北大讲师、大刊编辑，还有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方面的博士生导师，这里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通过接触，相互认识和了解，她得知在随任家属中，还有一位博士生导师，这位女士也是极不情愿放弃自己工作的，但为了能照顾爱人安心履职，也心甘情愿地做“随任”，成为家庭主妇。加之这里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要求有监护人。还有一个“随任”，在国内与曾女士是同行，同为护士长，曾女士在重庆一家地方医院，而那位则是在北京一家名牌医院。
随着对相关情况的不断了解，曾女士心理自然得到了平衡，并且还主动参与到化武机构定期举行的化武组织核查大会的会务和相关工作中去。参加化武机构的临时性工作，时间虽是根据会务繁简程度，有时一周，有时长达一两个月，不管时间长短，她同其他中国“随任”一样都干得无比开心。干这些临时性事务工作，虽然报酬不高，但他们都把这当成对国际事务的支持，也是为世界和平而尽的一点力量。
作为“随任”，爱人在化武组织的所有工作都是不能打听和过问的，包括到哪个国家去，行程安排，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出于好奇而打听核查中的具体事儿。即使打听，组织上有纪律规定——不能说。
当好“随任”也不是容易的事。罗华政刚到联合国化武组织履职时，因女儿在国内正面临初中毕业，为了使女儿顺利完成初中学业，爱人曾女士同女儿是半年后才到海牙的。
为了当好“随任”，曾女士专门到四川外国语学院学习了几个月的外语。到了海牙后，为了尽快适应那里的环境，她又自费到英语学校去学了两年的外语。曾自认为是个不笨的人，很快就能适应简单的对话和日常所需。有时，夫妻二人上街，若遇到需要交流和咨询之类的事，罗教授就主动谦让，让妻子出面，曾女士说这是教授在锻炼她。
“信息不交叉是纪律”。尽管我们国内有几个专家同时在化武机构履职，他们时常也带着家人在一块儿聚会，但决不谈及工作及核查情况，他们在一块儿时也就是谈天说地，家属们也就是说说孩子的事，要么就是做做手工打发日子。
罗华政虽然有几次到国内核查的机会，作者也认为作为“随任”家属一同回国应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真实情况是家属根本都不知道日夜相伴的另一半的真实去向，只有核查任務完成后才给家人报个平安，告诉现在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候回到海牙而已。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里，公干时可以带家属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总干事尤祖姆居，但他出席的一般是代表机构参加的政治活动和外交事务。
“要想得到安全就得保持低调。” 这是联合国化武组织对所有工作人员及其“随任”的忠告，也可以说是事先声明。联合国机构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也是很重视的，但也不能给工作人员配备警卫和保安，“保持低调”也是出于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
为此，曾女士在异国他乡生活近十年，从来没有向无关人员透露过罗华政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性质。在这里，有两个小故事可供分享——
罗华政的爱人曾女士是个热心人，每当邻居不在时，邮差来了，她总是将信件代为收好并转交。一来二往，与邻居互相问候和点头之交就成为常事。可有一天，对方突然问曾女士，“你家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一问，竟让曾女士一时语塞。曾女士忙说“在大学教书”，没想到对方竟穷追不舍，“是哪所大学呀？”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以自己英语水平不好为由回避了。好在那个地方的人们不像国内一些人那么具有洞悉别人私生活的欲望，打那以后，那位邻居再也没有问过此类问题。
无论你如何低调，有些事总是防不胜防的。有一次，罗华政教授所居小区的一位外籍人员，突然对曾女士说，“你家先生是在化武组织工作，对吧？”就是这一句话，可把曾女士吓了个六神无主。还好女儿也在场，英语较好，马上问对方：“你是谁？从哪里得到的情报？”这位先生说，他观察罗教授经常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不在家，并且从罗教授的车牌号段看出了端倪（上面有化武机构的专用号段）。对方一席话更是让曾女士和女儿感到了恐惧。接下来，那位男士说，他以前就在化武机构工作，后来到了联合国其他机构。对方虽是这么一说，罗华政还是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联合国化武组织进行报告，并通过有关渠道进行了核实，答复确有其事，这才让他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否则，就得赶快搬家。
谈到家属“随任”，张国华对罗华政教授的妻子曾女士赞美有加。他说，我们也是近邻，两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家有什么需求和帮助都找曾女士。曾女士原来在国内是很少下厨房的，到了荷兰练就了一手的川菜厨艺，每逢过年过节，她总是急着把中国籍的视察员和家属请到家里做客。
罗教授家有棵苹果树，每当果满枝头、成熟收获的时候，曾女士还要邀请大家到她家采摘果实。值得回忆的是，有年春节，大家聚集在她家，除了吃饭还观看春节文艺晚会的电视直播。由于荷兰没有中国频道，聪明的罗华政教授就将电脑连在电视机上，让大家欣赏春节晚会直播，过了一个愉快的中国年。
在这里的“随任”们，平时除了照顾小孩上学，负责家人伙食外，还要参加社区举办的荷兰语的学习，邀请中国同事到家里做客，有时还与视察员们一块儿参加中国大使馆举办的各类活动。这些年，他们除了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各种节日活动外，还参与了给汶川地震灾区的捐款活动。
在这里，不得不说说这些“随任”的孩子们。
罗华政教授的女儿起初也不愿意去国外，那时她成绩很好，已经考上了重庆市的重点中学——重庆一中。后来，孩子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在地海牙上了高中，再后来到英国读了大学。但女儿大学毕业后还是回到了中国重庆，她说她喜欢中国。 张国华的儿子，在国内刚刚考上高一，而且在班里的成绩名列前茅，听到要去国外读书，且要放弃国内的学习，非常不高兴，哭着问他妈妈，是不是可以不去？家长要求他在前往国外前的一个学期放弃数理化，专心攻英语，但他不愿意，认为没有经历中国高考的磨难非常遗憾。在母亲的敦促下，孩子每天坚持在校正常学习，下午5点下课后，饭不吃就赶到英語补习班，这样坚持了半年。
半年后来到荷兰，儿子所读中学是在荷兰开办的英国学校，距家来回12公里。由于张队长经常出差，爱人不会开车，无论刮风下雨，寒暑易节，孩子每天上学放学，都同其他同学一样骑着自行车往返，这样一骑就是三年。在海牙，学校不提供任何午餐，学生除了能在售货机里买到食品和饮料外，就得自带三明治。他的儿子不但骑了三年车，而且还自带了三年的午餐。
正是这样的坚持，孩子由开始的听不懂、写不出，经过努力，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各科的成绩，多次获得学科进步奖，最终考上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实话实说，在联合国相关机构工作的许多中方人员的子女后来都定居在了国外。其中之一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孩子前往异国他乡时年龄还小，就他们化武机构来说，那几个孩子刚去时都还不到10岁，对中文知识掌握还不牢靠，长大了已很难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他们对中文可以说、可以听、懂意思，但就是写不来，不认识。据罗教授说，他们机构的几位印度同事的孩子也全部留在了国外，这里除了上述原因外，可能也与印度的自然生态环境较差有关。罗华政的女儿是初中毕业后才到国外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已经形成，在国外读书期间，没有几个华人朋友，只是在大学期间结识了几个会说中国话的华人后裔，但也都是东南亚的。
当然，有的专家因子女留在了国外，后来也就移民去了国外。可有的专家事隔多年仍然两地分居，说起这些，难免也让人感慨。
化武销毁不可逆
监督销毁化学武器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工作虽然重要，可特别枯燥乏味。因为每次监督和销毁一批化学武器一般就是6个星期，长的达一个半月。在此期间，监督人员是三班倒昼夜不停地工作。每个队至少要5个人才能轮换过来，最多时每个组有6～7个人。几乎所有国家，化学武器的储藏地点都在无人区。具体地说，俄罗斯一般都藏在山洞里，美国人则把这玩意儿弄到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和沙漠中。化学武器的守卫人员在美国是由承包商的私人武装负责，俄罗斯则由军队把守。
核查人员的住宿地距销毁地点至少要有5公里以上的安全距离。他们每一次进入工厂，门卫都要对进出车辆进行检查，除了对车辆底盘进行扫视（用镜子看）外，时常还要打开汽车后备厢。尽管十分麻烦，罗华政和同事们都十分配合，从没有发生过冲突。
在拥有化学武器的不同国家，对核查人员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在俄罗斯销毁化学武器，俄特别要求所有电子产品不能进入现场。因为，有些技术数据以及子母弹的构造等这些属于他们的军事秘密。他们虽然不搜身，但一经发现定要严肃处理，他们是绝不允许核查人员录音、照相和录像的。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在这方面要开放一些，在网上都能看到他们是如何销毁化学武器的。罗说，到化学武器拥有国进行监督销毁，他们的手机、电脑、相机都是放在房间里，所有的工作照片和录像都是对方提供的，他们自己照的都是风景照。
在销毁化学武器方面，美、俄这两个大国也很有意思。美国要求必须要有联合国化武机构中的美国籍人员参与进去，而俄罗斯则提出美国籍的核查人员不得参与他们的销毁工作。
那么化学武器又是如何销毁的呢？销毁化学毒剂在技术上有两种主要做法：一种是将毒剂直接焚烧，另一种是通过各种化学反应进行中和。为了发明其他方法，有关机构也一直在进行研究。每一缔约国可以自行决定采用哪一种销毁方法，但是必须达到严格的环境标准，销毁必须是彻底和不可逆转的，而且设施的设计应该能够允许进行充分的核查。
目前，化学武器主要是美国和俄罗斯生产的，他们占到了全世界的90%以上。
罗华政第一次监督销毁化学武器是2008年1月在俄罗斯某地区。此前，联合国化武组织已经前去核实了很多遍。因为，国际化武组织每年都要派人去各化学武器存放地点核查点数，他们还要在每枚化学武器的弹头贴上盖有“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印章的封条，如果差了一枚就要求所在国说出个一二三四，并且让人信服。
事实上，如果某国真的少了一两枚，联合国化武组织还没有处罚权力，只能是在公约范围内要求对方说明原因而已，所有成员国加入这个组织后主要靠自律。当然，这些年来还没有出现差错的情况，要么就是核查人员自己数错了，要么是所在国家的管理人员数错了。数错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若发现数目不对，就再数一遍。若还不对，化武组织就会另行派人前往进行核查。这种情况在美国和俄罗斯都发生过，大多情况是机构的核查人员数错了。原因是数量太多了。
目前全世界有7万多吨化学毒剂，如果将这些毒剂全部填装进炮弹，按每个弹头最多装载15公斤化学毒剂计算，这些化学武器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如今，全世界已有数百万枚弹头已经装入了化学毒剂，其余大多还在罐体里储藏着。
化学武器的拥有量是战争当事国根据战争规模来控制的。如一个中等规模的战争一般需要10万枚或者几十万枚化学武器，假若化学武器制造过多，它的保管、运输、储藏都面临极大的风险。
化学武器可分为化学炮弹、导弹和化学航弹等。通常化学武器弹体部分中心是炸药，炮弹爆炸后，将弹体外壳粉碎，化学武器里的毒剂是液体，要想达到最大规模杀伤力，就必须将液体雾化或汽化。在专家眼里，弹体称为战斗部，实际体积是很小的，一枚15公斤的化学武器弹头，其最大杀伤力也就几十米到百米见方的面积。当然，化学武器爆炸时，若遇风吹，它的威力会随风扩散，其杀伤力就更大；若遇雨淋，就会分解，效力下降。
据联合国化武组织证实，自他们这个机构成立之后，就再也没有国家生产和制造化学武器了。他们核查销毁的化学武器都是该机构成立前制造的。自该机构成立以来，已监督销毁了全世界98%的化学武器，还有2%的在继续销毁中。
当人们得知他只是四川大竹县一个农家子弟时，更是增添了百般的好奇和洞悉的欲望。
从他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当年罗华政是一个读书十分用功的学生。他的父亲这辈人就有9个兄弟两个妹妹，由于其爷爷在一个旧军阀家中当过厨师，虽然父辈这代人丁兴旺，但在那个讲阶级讲路线的年代，在父辈的11个姊妹里，没有一个能走上仕途。
到了罗华政的童年时代，他家的经济仍十分贫困。他有3个姐姐两个妹妹一共6姊妹。父母磨破脚，挑断腰，要保证这么多张嘴的吃喝拉撒还是捉襟见肘。
穷则思变。罗华政是个聪明的孩子，从背上书包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通过读书能够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不管是在牛背上，还是在农活间隙，他总是书不离手。读初中时，他就从乡下考上了区里的中学；上高中时，他又从区里考到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四川大竹中学。
四川大竹中学创办于1918年，其前身振文书院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该校20世纪50年代就是川东地区重点中学，1978年就被确定为四川省10所重点中学之一。这里教书育人风清气正，勤奋好学的罗华政如鱼得水，表现出了对数学和化学的特别兴趣和钻研精神。据说，在1984年的高考中，那一年的数学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最难的一次，全国平均考分为20多分。可在这一次的角逐中，罗华政的数学居然考了93分，化学斩获92分，他一个人夺得了四川省达州地区的数学和化学两项状元桂冠。罗华政的第一志愿本是科大数学系，希望能够听到华罗庚教授的讲课，由于他的物理当年只考了79分，没有上90分，因此与数学系失之交臂。虽然没能去成科大数学系，但是被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录取。据悉，在罗华政就读的时期，中国科大连续3年稳居新生录取分数线的冠军宝座。那年头，科学的春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大部分省市的高考状元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多么神圣的学术殿堂，多么让人向往的科学家之路。然而命运有时候是捉弄人的，由于种种原因， 1989年的夏天，罗华政经过5年本科学习毕业后，拥有高分子化学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他，被分到了重庆嘉陵江边的重庆民丰化工厂。
据罗华政回忆，虽然那两年许多大学生分配不理想，但他们那一届全年级才60名学生，本班共30名同学中的一半都到美国留学深造，后来都留在了国外，他是分配得最差的一个学生。
以前是名牌学府、学霸精英，而今只是工厂的普通一员。那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不但罗华政自己想不通，许多同学亲友都为他鸣不平，特别是那些望子成龙的长辈们，感觉这名牌大学是“白读了”。那年头，街道里连中专和普通大学门槛都没踏进过的待业青年都能安置到工厂去的。对罗华政而言，十多年寒窗换来的只是一个城市户口而已，让他觉得慰藉的是：这里是距老家最近的大城市，只有100多公里，可以較为容易地见到自己父母双亲和兄弟姐妹。
罗华政说，他是在毕业半年之后，迫于生计，极不情愿地到了化工厂工作。
罗华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后，虽然领导严肃地对他说，要好好干哟，不然一年后就自己“开路走人”。在农村长大的罗华政是吃过苦的，尽管那年头厂里条件很差，并且还是在外租房过日子，有时工资还不能完全到位，但他干工作从不含糊，很快赢得工友的好感和领导的信任。一年后，他成了技术骨干，当上了技术员。
从此，罗华政所学知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时国企改革的步伐也紧锣密鼓地迈开。这个名牌大学的对口专业让他得到了领导青睐。以前企业的栋梁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正遇新老交替的时代，没几年时间他就成了单位的技术总监。进入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时，罗华政就进入了这家国有控股化工集团的领导层，任副总工程师。
正是由于他对工作的执着，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不管企业在顺境中发展还是在逆境徘徊，他都顶住诱惑，拒绝高薪，10年时间始终为所在的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也信任他，把许多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完成。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罗华政任副总工程师后，所在企业在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下从美国引进一个年产4万吨，总投资两个多亿的红矾钠项目（红矾钠又称重铬酸钠，主要用于医药工业、印染工业、电镀工业、玻璃工业等的化学物品）。这在当时算得上一个大项目了，从施工、调试到生产他都是技术总负责。
为了引进此项目，罗华政随上级机关和有关人员在美国马里兰州待了一年时间。也就是在这一年时间，使罗华政的人生更加充实，视野也更加开阔，特别是他对祖国和企业的忠诚度得到了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认可。也正是这一年的国外项目引进经历，使罗华政的人生轨迹发生着慢慢的变迁。 在这一年里，罗华政主要是负责翻译工作，以及一些技术谈判和操作学习。这期间，罗华政当年的许多同学都从美国的各个地方前来看望，与之相聚。
在那个年代，凡前往国外留学的人都通过各种形式解决了国外永久居留权问题。那年头，要想到国外读书，如果是在国内考试，必须要达到奖学金的成绩，否则没有经济支撑，外国大使馆也不会给你签证。当年的条件是不允许罗华政在国内去考试留学的，因为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除非公派。在这种状况下，于是就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参加出国考试（托福及GRE），完成学业后再定居国外。当然像罗华政这样以公差方式前往国外（主要是美国）考试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同样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学业，毕业后寻求机会在国外发展。据资料介绍，那些年，我们国家的公派留学生毕业回国比例也是不高的。
此时，罗华政当年的大多数同学已经成为对美国社会有贡献的人了，他们自然得到人们的尊敬、社会的认可。拥有奢华的轿车、洋房也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一个陈姓同学，已是美国制药学会的知名专家，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抗艾药物已经在美国临床使用多年，成为世界上知名的合成制药专家。在罗华政心目中，美国的医疗条件也是很先进的，他的一个同学，因视网膜出血，若在国内当时肯定无法治疗，但因身处美国，经过治疗，没有丝毫后遗症。
老同学相聚，自然高兴，也纷纷为罗华政的前途着想。许多同学都劝罗华政以考取研究生的方式留下来，然后定居美国。就连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一块儿读书并要好的女同学（此时已定居美国）也主动为其奔波，帮他找来了复习资料。但罗华政始终认为是企业给了他发展平台，是中国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给了他事业的空间。在企业发展需要他的时候，不辞而别真有点对不住人，改革开放和企业发展更需要他在国内贡献力量。
其实，人生处处是考场，机会往往是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幸福来得太突然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于1997年5月23日成立，是一个专门监督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国际组织。此前，在《公约》谈判期间，一直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下设特委会负责组织各国进行谈判，1993年1月13日《公约》在巴黎签署后，便脱离联合国。1997年4月29日《公约》生效后，在荷兰海牙建立了公约组织总部（技术秘书处）。这一机构包括一个由所有成员国组成的会议、一个由41名成员国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技术秘书处，负责对《公约》进行经常性核实。
为确保《公约》的各项规定，包括对《公约》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的规定得到执行，并为各缔约国提供进行协商和合作的论坛，《公约》包括24个条款和3个附件。主要内容是签约国禁止使用、生产、购买、储存和转移各类化学武器；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拆除或转作他用；提供关于各自化学武器库、武器装备及销毁计划的详细信息；保证不把有毒化学物质用于战争目的等。《公约》规定所有缔约国应在2012年4月29日之前销毁其拥有的化学武器（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目标至今还没有实现）。
1993年1月13至15日，《公约》的签字仪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120多个国家的外长或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出席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该《公约》。此后，《公约》转到联合国总部纽约继续开放签署。截至2015年底，全球已有192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1个国家成为签约国。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与联合国是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方面，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视察员或核查员可以使用联合国车辆和标志。每年联合国裁军大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要到联合国汇报有关化学武器裁军的情况，特别重大问题将由该组织提请联合国关注，由联合国决定是否采取制裁。
1997年4月，我国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成为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我国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后，设立了“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办公室”（即国家履约机构），负责全国的日常履约事务，还建立了省市级履约机构，形成覆盖全国、管理有效的履约体系，以强有力的组织架构来管理和预防化学武器的出现。省级机构的“化武办”一般设在经委或发改委的化工处。
联合国的这个机构成立后，首批就有8名中国专家在此工作。羅华政去时还有两名民用化工专家在荷兰的海牙继续工作。在这里工作有个任期制度，国内把新的人手推荐上去后，才能将以前的人员换回来。罗华政就碰到了这样的机遇，此时正需要国内专家去替换。
我们国家对于派员参加禁化武组织非常重视，十分希望国内专业水平高、外语能力强、素质高、爱国敬业的人员参加到化武核查第一线，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军控与裁军领域的话语权，体现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至于为何选上了罗华政，如今他本人都不知其中的具体原因。据他得到的信息是，主要缘于当年在美国引进生产线时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一年里，罗华政的良好表现深得一同前往的主管部门相关领导的赏识。特别是在别人劝他留在美国而不为所动的爱国举动，得到了主管部门市经委一位领导的高度认可。
当然，政治表现是一个方面，学识和才华也十分重要。罗华政在中国科技大学是学高分子化学专业的，加之他长期工作在化工企业，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罗华政说，其实与化工相关的企业，有些东西可以生产农药和化工用品，有的东西也可以生产化学武器，属于很相关的行业。
不是当地选上了，向上面推荐了就能去联合国机构工作的。这里面的程序可真是复杂。申请视察员/核查员职位，首先要通过国内主管部门的审核和考试，然后要通过公约组织的资格审核，资格审核后要参加笔试和面试，最后以成绩结果录取。考试的内容除了专业外，还涉及国际多元文化、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等。
2004年，重庆市向国家禁止化学武器办公室推荐了两个人选，罗华政是其中之一。他们首先来到北京（国家禁止化学武器办公室）考试时，才知此次全国各地共有6人赴京参考，看来联合国官员这个位置还是很诱人的。 为联合国机构输送人才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十分慎重的。考试肯定是严格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英语解答试题，除了笔试之外还有面试、口试。由于罗在国外当过一年时间翻译，加之化学本来是他的强项，考试对他来说比较轻松。在这批应试人员中，我国向联合国推荐了两名，罗华政是其中之一。
国家将罗华政和另一名人选推荐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后，他们二人都在海牙经过一系列的考试，但他们都没有等到履职的通知。至于第一次落选原因，罗华政和重庆市有关部门专门咨询了外交部，外交部工作人员答，不是考生能力不行，而是名额太少。据了解，当时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预计招收15名核查工作人员，但实际只招收了8名。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05年，我国又一次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推荐人选，也是推选了两人。只不过到联合国参加考试时已是2006年了，此次考试除了罗华政之外，还有一位来自某石油化工单位的女同志，年龄比罗小得多。
罗华政后来虽然与这位女同志同在一个机构工作，但没有一同去执行过同一项任务。这位女同志因种种原因，只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也就是通过考取博士研究生的方式，脱离了这个机构，并留在了美国。
罗华政之所以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长达9年，有一个原因就是，后方没有合适的人来顶替。他说，其实国内也在年年推，但好多人到了荷兰海牙考试就是过不了关。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核查人员考试很难吗？为何这么多人考不上呢？
罗说，“那个考试真是有点‘好耍’！”除了考智商外，还要考情商，最后还要考专业，这三个方面的考题都是在联合国标准题库里抽的。罗华政由于有2004年参考的经历，有一定经验，知道要考哪方面的题型。
首先是考智商。比如前面是三个图形，后面就是个空格，意思是三个图形组合起来是什么？其实，每个图形也有加减乘除的结果。第一次考试时，罗华政也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类型的题，还好，考得还算可以，他自我评价智商还不低。
情商考题就有点好玩了，有时是看标准答题，有时看你的应变能力。比如一道题，给你5个答案，你选什么，从中可以看出考生的性格和处事方法。罗说，他基本选择中庸、不极端的答案。考情商主要从细节上看你有没有极端思想，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学测试。他认为若一个人太温柔了也不行。
在专业考试方面，罗华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在联合国考试都是答得最好的。
专业考试之后还要面试。具体方式就是教官给了几样东西，要求在一个小时之内设計出一个东西来。这对罗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在化工企业10多年，许多大型工程都干过。若遇到那些刚工作、刚毕业没有实践经验的考生，难度就大了。
当然，外语也是很重要的，要求特别高。来自原军队某单位的张国华在专业方面不用说了，绝对的专家。他虽然是外语科班文凭，但为了通过语言关，他不得不天天晚上下班后去上外语补习班，乃至把所有的节假日都用来学习外语和准备考试。2004年10月终于被录取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化学武器/弹药视察员。
2007年1月8日，罗华政正式飞往荷兰海牙，来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当时他38岁，正是年轻力壮干事业的时候。
这个机会的来到，好像很突然，其实也顺理成章。
核查工作很乏味
罗华政以联合国化武组织核查专家身份到的第一站是阿尔及利亚。当他从海牙国际机场起飞，越过一条条无形的子午线时，内心的那种心情可谓复杂。既有开启人生新历程的激动和喜悦，也有刚刚担负大国责任的那种凝重与忐忑。因为他不仅仅是联合国的化学武器核查官员，更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和担当。
也正是从此次执行任务开始，罗华政明白了每次外出进行核查任务，成员都是随机分配的，从程序上来保证公平、公正。
当他与随行的阿根廷籍队长和另外一个巴西同事到达阿尔及利亚的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时，迎接他们的除了接受核查国的官方代表外，还有身着迷彩、手握钢枪、全副武装的警卫部队。那阵势跟电视新闻中的外宾来访差不多，只是少了阅兵仪式和军乐演奏而已。他们一下飞机，没有任何停留，就进了当地政府停摆在飞机旋梯前的礼宾车辆。后面紧跟着有数十人的保卫兵力。
从阿尔及利亚首都机场到核查地点有200多公里，5个多小时车程。到达核查地区后，他们住在一个距工作地点5公里，离海边也不是很远的一家宾馆里。
第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那种喜悦和好奇，使罗华政迫不及待地想与队长和随行的同事出去走走。加之这里也是法国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齐达内的家乡，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特别是那隐隐轰响的海浪与岩石的撞击声，好像有着强大的磁力一样，使得他心猿意马。
然而，队长指着里里外外的层层岗哨，告诉他，我只能陪你在院内走走。
“只能在院内走走，不能出去吗？”
领队的阿根廷队长双手一摊：“这要征得对方领队同意才可以。”
罗华政的心一下冰凉到了极点，感觉这个核查工作太乏味了。
随行的巴西同事，是半个华人，其父亲是从我国广西早年移民过去的，但不会说汉语，只能用英语交流：“你是新兵，慢慢会明白的。队长早就说过，我们这是在监狱里散步！”
在灰暗的灯光下，他们无聊地踱着步。阿根廷队长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个哨兵说：“罗先生，这一切其实都是为您安排的。这里最重要的成员是您，因为阿尔及利亚与你们国家关系特别好，如果你的安全出了问题，他们不好向你们国家交代！”
阿根廷队长不但懂业务，而且了解政治。他的一席话，使罗华政心头变得凝重起来，他明白了，一旦加入了这个组织，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仅代表联合国化武核查机构，更代表了祖国的形象，个人的行动无时不展示着我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身影和话语权。
深夜，他辗转难眠，索性披衣下床，来到阳台上，眼望浩瀚星空，任凭海风吹拂。罗心想，该国把这个工厂建在远离闹市的海边，也许真还是个“大家伙”！ 次日，他们走进工厂一看，才知这是一个生产普通日常生活用品的肥皂厂，这与化学武器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这个肥皂厂与化学武器的相关性极低，但联合国化武组织又不知道具体生产情况。原因是各国在申报时，为了商业秘密，只申报代码。代码只涉及类和大类，是看不出什么具体产品的。因为《公约》是西方国家制定的。据说，有的国家当时提出，包括生产产品等所有的内容都应纳入申报范围，但有的国家不同意。于是就出现了申报后，联合国化武组织并不知道是生产什么产品的情况。
通过这次核查，罗华政明白了，它虽然只是肥皂厂，但仍属于化学工业，只是危险品级别低而已。这里就涉及等级分配问题了。化学制品要分等级的。开始也不知道他是肥皂厂，化武组织之所以要去核查，就是要搞清楚它生产什么。因为，《公约》成员国首先是宣布有无化学武器，要接受核查；二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对各成员国上报的化学工业生产内容要进行核查，看成员国与宣布的东西是否相符。目前虽已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许多小国家根本就没有化学工业。经过这次核查，罗华政还清楚了每个到化武机构工作的新任核查专家，任务也是由易到难的。
核查结果出来后，罗华政心里并没有失落感。因为这就是工作，只是对所报内容进行核查。也就是核实它的内容是否与申报相符合，是否与《公约》相违背。
既然是核查，肯定也有问题出现，而且还经常出现。
比如场地、规模设计与申报不符的，但暂时又拿不到证据，于是就要复查。复查就得由联合国禁止化武组织重新派出一個队来进行，如果还是拿不到证据，可能就要加强手段，用飞行仪器等。
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西方国家，就是核查结果与申报情况不符。如某国一个地区，初步核查与申报情况不符，于是就采用加强手段，使用了分析仪器进行空中采样，经仪器分析，得出结论有一类化学毒剂物痕迹。然而对方说自己没有违反《公约》，只是没申报而已。因为《公约》上有一条：用于癌症研究、医学研究的可以不用申报。这里的确是一家制药厂。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1997年制定的。当时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但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发展进行到这一步了，有的疾病不用这个好像还不行。比如现在化学武器中有一种砷的物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砒霜，这种物质如今就被许多国家合成用于抗癌药物的研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带来了困惑。
罗华政教授在核查过程中，亲自发现这种情况的也不少。如2008年10月到某岛国进行核查，罗不但发现核查结果与申报不符，而且按计算结果所拥有的东西找不着了——也就是化学危险品不见了，或者部分物品丢失。这个国家曾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发动过侵略战争，给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了严重伤害。面对其不能自圆其说的表现，罗华政一再坚持要对方拿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罗教授说，虽然我们可以怀疑他，但我们组织从来不下无根据的结论。最后岛国方面给了一个模糊的解释：气候原因导致热胀冷缩，随着时间推移，年限越久相差值就会越大。当时不符的情况就是体积，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库损”。核查组认为，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也有不排除制造化学武器和其他用途的可能，但他们不能下无根据的结论。因为此次核查的是二类毒剂，距一类毒剂只要稍作加工、合成就可成为化学武器。这个“库损”虽然不是很大，通过计算，也在热胀冷缩的范围。罗说，现在虽然不在联合国机构工作了，也不能仅凭自己的认为去下结论或给个什么样的说法。
罗教授担任化武核查员这些年来，工作中能带给他惊奇的事确实不多，周而复始的工作很少有新鲜感觉出现。
虽然我国对化学工业这块管理极为严格，但也是被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列入核查名单的。成员国每年都要对化学工业进行申报，新建了哪些，哪些不生产了。联合国也就是根据申报的情况，随机对某个地方进行抽查和核查。核查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各成员国申报的内容是真实有效的。到目前，我国已顺利接待了联合国化武组织300多次视察核查。作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核查人员，罗华政还先后回到中国进行过几次核查工作。在这个机构里，有个规定，就是只要不是带队队长，核查人员是可以随队回到自己的国家参加核查工作的。联合国的这个规定也许是基于人性化管理的原因。回国期间，核查人员在征得带队领导许可情况下，可以借机与亲人团聚，看望朋友。
罗华政几次回国都是对国内的一二类化学毒剂进行核查。在他们眼里一类化学毒剂等同于化学武器，而且这类化学毒剂只能用作化学武器，没有工业用途。二类化学毒剂就有工业用途，但化学武器等级很高，再进行适当加工就会上升到一类化学毒剂。
当然，回到国内，我国政府对该机构的安保规格也是很高的，看得见的警卫规模一般都是大于一个排的，只不过有的国家是军队负责保卫，我们国家则是由警察负责。
“大家庭”里有故事
在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核查员在这里工作，最多时有170多人（现在还有100人左右），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朝夕相处，难免磕磕碰碰，故事多多。
饮食是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因素之一。罗华政刚到这里工作时，由于孩子正在国内读高三，爱人因此没有及时“随任”。虽然经历几个月的适应和磨合，但还是习惯不了化武组织那个集体食堂的西餐口味。半年后，妻子和女儿来到了海牙，他就不再去集体食堂用餐了。其实，没有到化武组织用餐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那个口味。这些年间，罗华政和许多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履职人员一样都是自带午餐。当然，长期在这里就餐的，自然是西方国籍的工作人员了。
在国际组织工作，文化差异确实是同事间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文化差异表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还影响到对具体工作的处置方法和处理态度。国际组织也专门开设多元文化差异讲座，介绍如何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工作、生活上的矛盾。
不同的文化差异，事实上还是影响着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对每件事情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来自南美洲某国的一个核查员，自当上队长后就开始“摆谱”，时常以领导自居，大事小事都不愿意亲自干，有时连出差用的行李包也要下属搬动，是个典型的“享乐型”人物。 在化武机构任职的张国华队长在这方面感受颇多，他是一个从视察员职位的P3级（最低一级）做起，最终成为队长的中国人。张队长当初到化武机构履职时，他在国内已挂了4年的上校军衔，但在化武组织这个机构里，一些阅历比他浅、经历比他少的其他国家的视察员的职位却比他高1到2级。张国华也认可这个规则，一大把年龄的他在这里只有从“新兵”干起。
曾经担任核查队长的张国华深有感触地说：在工作上，某些国家的人员在接受任务和执行任务过程中，只要你告诉他条件和要求就可以了，无须再三叮嘱或反复地开会研究，他到时自然会100%的完成，但也绝不会有超水平的发挥或有创造性的发挥；而有些国家的人员，即使你反复交代、不断提醒，还会出差错；有些人员专业水平高，但缺乏集体主义意识，我行我素，只照顾自己，不顾别人和集体。
生活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其文化差异非常大，在国际组织工作，必须要尊重别人的文化。张国华介绍，在荷兰同性恋是合法的，他刚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上班时，在一次聚会上就遇到了同一机构的一位“先生”当着大家的面大谈其“丈夫”如何管理公司业务，张队长心里非常不舒服。但他后来发现自己居家的邻居也是一对同性恋（男的是德国人，“女”的是泰国人）时，这种心态慢慢开始改变，变得包容并且接受。因为他发现，同性恋邻居家的庭院花草收拾得是整个街区最好的，大家见面相互问候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何不适，大家相处非常友好。
还有，机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非洲人，尽管是穆斯林，他喜欢喝酒，不喜欢喝牛奶。一次，一位塞爾维亚的女士特意带来了自己烤制的奶油蛋糕犒劳一下这位非洲队长，结果适得其反。而中国朋友们请他喝啤酒，他反而非常高兴。
见面礼，哪里都存在。在中国通常是握手礼居多，但在西方，特别是在荷兰，如果你见到熟悉或要好的女同事、朋友，往往男方要主动去亲吻女士脸颊3次（一般西方国家是2次）。这在一般中国人眼里，特别是当着老婆的面，多少有些尴尬，但时间长了，老婆本身也接受别人的热情问候，对老公亲吻别的女士就不在意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你身处西方国家，一要尊重别人，二要适应环境，三要不能强加于人，这样才能和谐相处。
不同文化汇聚于此，形成新的氛围是肯定的，于是就有人喝酒、泡吧，成群结队，扯起了“圈子”。这可苦了那些拖家带口要照顾子女学业的专家；还有一些人因时间关系或个人生活习性和文化差异不喜欢进入类似的“圈子”。当然，没有进入“圈子”的人，晋升职位肯定是要受影响的。最让罗华政困惑的是，有时化武组织要提升某某人了，这类消息往往首先是从西方某国大使馆传出来的，且准确率极高。
作者也和大家具有同样的好奇心，那就是他们在核查工作期间是否有收送礼品的情况。联合国禁止化武组织规定，对于价值在50欧元以下的礼品是允许个人接收的，若超过了就要上交。当然，他们到某些国家进行核查，有时也会根据所在国习俗，由礼宾处为他们准备代表机构的小礼品（通常系机构专门制作的价值几美元到10多美元的小纪念品）。当然，喜欢送礼的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他们都知道，50欧元以下是个人收，于是都比照这个价格处理，还保证物有所值。当然从不送现金，他们也从没遇到过。俄罗斯这个国家也送礼，但都是像盘子等象征性的物品。
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是个由来自数十个国家履职人员构成的大家庭，他们将世界各地文化汇聚在一起，同时核查员作为个体又要面对不同的文化，难免出现差异状况。这不仅是对个人应付能力的考量，也是对一个国家、地区文化影响力的检验。
原核查队队长张国华对多年在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历有自己独特的认识，那就是学到了国际标准的管理模式，懂得了先进的专业设备使用，与防化反恐相关的侦防消救的方法、程序、经验；也感觉到世界上先进的文明素质与道德品质。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懂得了和平的真谛与生命的价值。
化武争端是非多
近几十年来，由化学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战争时有发生，这当然也给化武核查人员带来了危险。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专门组织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核查，其中包括化学武器的核查。2003年3月20日，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军队向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实际上也是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进行的军事打击。这次战争历时7年，美方始终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找到萨达姆政权早已将其销毁的文件和人证，也造成双方死伤数万人的悲惨结局。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也将世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张国华作为我国派往联合国伊拉克武器核查的后备专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核查，但通过大量的资料和文件，了解到核查的基本情况，那就是在某些西方实验室的主导下，出现的不公正的结果，导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正义和良知永远都存在，正是由于此次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总干事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了矛盾，于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逼其下台，便停止提供会费，导致公约组织资金紧张，招聘核查员工作也因此停顿，自1997、1998年招收视察员后就再也没有招收新核查员。直到2003年新的总干事上任，才开始重新招聘新的核查员。
也正是这次在对伊拉克执行化学武器核查任务期间，来自我国防化工程学院的核查员郁建兴教授，在执行核查任务过程中，因交通事故不幸遇难，年仅38岁。这是我国牺牲的第一位联合国化学武器核查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郁建兴教授遇难事件，第一次允许将牺牲在国外的烈士遗体运回国内，并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也成为中国籍驻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机构人员心中永远的痛。
世界并不太平。自从化学武器诞生后，这个被放入潘多拉盒子的恶魔也不时出来捣捣乱。
2015年的一段时间，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互相指责对方使用了化学武器。到目前，这件事还一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据有关资料显示：叙利亚化武袭击事件是2013年8月21日发生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部郊区Ghouta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遇害者基本是在晚间睡觉时死亡的，遇难者身上基本没有任何伤痕而死去，症状包括昏迷、鼻子和嘴喷涌白沫、瞳孔收缩、呼吸困难等。事件最早由叙利亚反对派披露，叙利亚人权观察者表示，至少有322人死亡，其中包括46名反对派士兵，其余都是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平民。地方协调委员会表示有1300多人遇难，自由叙利亚军声称多达1700多人被害。事发地为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反对派指责叙当局使用含有沙林毒气的火箭弹发动了此次袭击，不过巴沙尔政府否认这个指控，称是反对派干的。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谴责。当时，美国声称根据情报已经确定巴沙尔政府是事件的罪魁祸首，还说拦截到了叙利亚高官的通讯记录，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瑞典、土耳其、加拿大，以及阿拉伯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表态，要求叙利亚当局对此负责。其中美国政府认定包括426名儿童在内的1429名平民遇害，美方称还掌握搭载化学武器的火箭弹发射和降落的时间与地点。但同时支持巴沙尔政府的俄罗斯和伊朗则称，得到了反对派中的恐怖分子对无辜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的证据。
针对这一事件，罗华政所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也专门派出了专家工作小组前往叙利亚调查。罗虽然没有去现场，但他看到了调查小组带回去的照片和录像。
罗华政介绍，一次大战中德国首先使用了氯气，开启了现代战争中化学武器使用的先河。识别是否使用了氯气这种化学武器很简单，因为氯氣导致死亡的最大特征就是肺水肿。
在联合国化武机构人员心目中，氯气制作是比较简单的。但在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这场战争中，当时是否使用了氯气呢？罗教授说：“现还属机密阶段，机构是应联合国指派前往调查核查，仅负责向联合国的安理会报告相关情况，由联合国来公布调查结果。”
据作者了解的信息，联合国到现在一直没有公布这一情况，也许正如罗华政教授所说，他们只能认定是否使用化学武器，但并不能确认是哪一方使用的原因吧。
据有关消息说，当时反对派还指责政府军使用了沙林毒气这种化学武器。
罗华政教授指着电脑中的一幅幅图片和录像说，从这些资料看，像是沙林毒气中毒的迹象。罗进一步指出，沙林毒气是神经毒剂，神经毒剂的症状都基本一样，患者全身抽搐，痉挛，直到死亡。对于神经毒剂的中毒治疗反而有特效药，最简单的就是阿托品，这种药最容易获得，但效果不是很显著，称为解毒剂。效果好的解毒药物还是阿托品的升级版，如氯解磷定之类的药。以上都是小剂量中毒情况下采取的措施。若遇大剂量中毒则不容易治好，因为神经毒剂来得太快，它留给人们的抢救时间只有几分钟，过了这几分钟就算你是华佗再世也是回天乏术。神经性毒剂的共同特性就是死亡率高。
化学武器中还有一种糜烂性毒剂，比如芥子气就属于这种糜烂性毒剂。糜烂性毒剂的特点就是伤残率高。这种毒剂主要引起基因癌变，后遗症比较多。如两伊战争中使用的芥子气，这种毒剂沾染皮肤后就会糜烂，并逐步扩散，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糜烂区域切除才能治疗，如果人员一旦中毒，即使抢救成功，也极易造成终身残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死也得脱层皮”。倘若这种毒剂接触到了人体的头部及躯干，那就没有办法切除，伤员只有等待死亡。这两种毒剂若随空气进入呼吸系统后，不管吸入多与少，结局都是一样——等待死亡。
据有关资料显示，两伊战争中因化学武器死亡了几千人，伤残人数就大多了，有后遗症的就有10多万人。
根据统计结果，芥子气的死亡率虽然只占5%，但它更多的是给人们的一种心理恐惧。其实一个人死亡之后，包袱相对较小；假若伤残，则给予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包袱是相当大的。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主要使用的是芥子气，也有神经毒剂。
神经毒剂涉及的两种关键元素是氟和磷。别看这个在我们国家是很普通的东西，但有的国家没有来源。比如在贫困一点的国家，磷容易找到，而氟则很难提取出来的。因为，氟的生产要在化学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才能进行。
核查行动是禁化武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有着严密和完整的核查程序，视察员是执行核查任务的最直接者。在核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核查任务授权，只有在任务授权的基础上完成任务，不得逾越授权。视察员在执行任务时，只能向国际组织负责，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负责，也不得接受第三方的授意，有着严格的纪律。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读者就可充分感知化武核查的专业性及公正性是多么重要。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开始增加在联合国世界机构和多边组织的力量，尽可能多地输送人员，提升符合我们大国身份的话语地位。
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应该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是非常清廉的，从来没有什么组织机构和个人代表某个国家和地区，来对他们进行拉拢和捐赠。每一位在机构工作的专家，都把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作为他们坚守的道德底线——绝对不把白的说成黑的。
行走在生死边缘
罗教授及其同事们这些年走南闯北，可谓踏遍大半个地球，他见识了无数被战争摧毁的城市，目睹了太多的暴力与血腥的残酷。当他走过一条条被战火洗劫过的城市街道时，那千疮百孔的废墟使他无比悲凉，那些无情的子弹好像穿越了他的胸膛。每当回想起这些，他就充分感受到和平的珍贵，感觉到我们国家、民族这几十年是幸运的。特别是近年我国在战乱国开战前的紧急撤侨，积极参加维和及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彰显的大国作用，让他内心无比强大。每一次在进行核查工作中，总能挺着腰，刚直不阿，不卑不亢。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着强大的祖国，站着爱好和平的10多亿中国人民。
让罗华政教授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2015年11月14日，巴黎恐怖袭击刚过，他们一行3人在日本完成核查任务后，要路经巴黎回到机构所在地海牙。按照规定，被核查国是不负责化武机构人员在途安全的，也就是说，在没有到达被核查国，和离开被核查国后的安全是由核查人员自行负责的。此时的核查人员，仅是途经巴黎，与普通旅行者一样，同样要通过过境检查，没有任何特权。 巴黎是近年被恐怖袭击较多的城市，据有关资料显示：法国自2013年轰炸叙利亚后，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就对法国怀恨在心，有的人就有计划地在巴黎展开报复行动，对民众进行血腥屠杀。2015年1月7日以来，巴黎又连续遭遇恐怖袭击，法国当局出动了近10万名军警来缉拿恐怖疑凶。仅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就发生了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至少造成132人死亡。
罗华政不是第一次去巴黎，可这次气氛明显不同以往。大街上，随处可见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和武装巡逻的军警，进出机场的安检程序也多了许多。特别是针对外国人的检查显得格外认真仔细。让他们最为紧张的是，出发返回时就从新闻里得知，法国总统声称要关闭边境。假若边境一旦关闭，空中、地面、水中都要关闭。这样一来，他们就得无限期地待在这个让人感到恐怖的城市。此时巧合的是手机不通，他的家人和同事们着实为他们捏着一把汗。还好，后来他们还是比较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罗华政穿越了被恐怖袭击的巴黎，只是心理上显得略为紧张。而他们另一拨同事的经历可是让全世界的很多人都绷紧了神经。
这事发生在2015年5月27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9名核查人员与叙利亚政府方面的3名陪同人员，前往距叙利亚首都200多公里的一个化工厂进行核查。让人感到麻烦的是这个核查地点处在反对派的控制区内。负责安全保卫的政府军将核查人员一行送到与反对派控制区的交界处，就不再进行护送了，说前方的情况复杂，不能保证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的5台车辆继续运送核查人员前进。
说不安全，真是不安全。当这5台标有联合国维和部队明显标志“UN”的防弹车，进入到反对派控制区域10多公里的时候，奔跑在最前面的车辆突然被埋藏在地里的炸弹炸翻了。好在除了驾驶员受轻伤外，其余人员毫发无损，全都爬出来了。当时，我国驻化武机构的核查人员G（因其是第3次前往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机构工作，人们都尊称他G队长）也在这次任务中。由于他长期培养出来的军事素养，预感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执行现场任务中就没有跟随队伍，而是留在大马士革的指挥中心。这次带队的是一位来自东欧的队长，军人出身，长期的职业素养使他一下子反应了过来——遇到了恐怖袭击。没等硝烟散尽，队长立即组织从第一辆车内爬出来的所有人员（包括司机）转移到后面车辆里。刚刚转移完毕，队长回到第二辆车内关上车门的一瞬间，四周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此时，队长的车排在了最前面，驾驶员也是个十分机警的维和部队士兵，见势不妙，一踩油门就加速冲了过去，当后面车辆试图仿效时，已被反对派的武装人员团团围住。
事后，据获释返回的同事们带回的照片和录像显示，他们遭遇了反动派其中的一个派别绑架。整个车门被打得像蜂窝状一样，包括车窗和挡风玻璃上都布满了白点儿。还好，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的车辆都是防弹的，都没被子弹射穿。罗说，他们平时也不坐这样的车，这是在战乱地区，联合国专门为核查人员提供的车辆。
回来的队员说，反对派武装人员将他们劫持到基地后，令每位核查人员跪在地上，用枪顶着他们的头，用英语分别吼叫：“哪个国家的人？”并与身上佩戴的护照等证件进行比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西方媒体纷纷炒作的情况是：就在他们起程到叙利亚核查的前几天，西方国家提出要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而此项动议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被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反对派就对中国和俄罗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据公开的信息披露：叙利亚内战是指从2011年年初持续了数年的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于2011年1月26日开始，并于3月15日升级，随后反政府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武装冲突。
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产生后，叙利亚反对派要求总统巴沙尔·阿薩德下台，巴沙尔·阿萨德同意通过和谈解决叙利亚国内的矛盾，但遭到叙利亚反对派的拒绝。叙利亚反对派的武装随后与叙利亚政府军及亲政府的民兵组织之间爆发冲突。联合国报告称，叙利亚政府军及叙利亚反对派均犯下了包括谋杀、法外处决、酷刑等侵权行为在内的战争罪行。
反对叙利亚政府的代表性政治组织为2011年9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组建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武装为叙利亚自由军和叙利亚解放军。叙利亚反对派和反政府武装致力于推翻现政府。然而有国际人权组织指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严重侵犯人权，包括绑架、虐待和非法处决安全部队人员及政府支持者。虽然叙利亚自由军得到部分国家的武器支持，但缺乏军事作战人才。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秘密派出军事顾问，直接指挥战争。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为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武器和军事支持，以对抗西方阵营。
美国之前的禁飞区提案在联大遭中俄否决，其后的出兵保护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安全的风声也惨遭俄罗斯阻击。这对叙利亚反对派的信心和力量发展以及军事行动的开展都是打击。后来巴沙尔开展的清剿行动，将反对派武装势力基本清理出大马士革，并向边境地区压缩。
有关专家分析，美国单方面在叙利亚边境地区建立禁飞区，虽然可以保护逃向土耳其和约旦的难民，但同时也可以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划出背靠土耳其、约旦的根据地，并成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军事大本营。在操作上，也不会是真正意义上对叙利亚空军的禁飞区，巴沙尔政府军任何在靠近禁飞区的陆、空军事行动都将遭到美军的打击。
有了美国撑腰的禁飞区军事大本营，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就永远不可能被消灭了。反对派武装至此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并利用稳定的大本营提振反对派支持者的信心，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通过土耳其和约旦边境通道获得稳定和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而不用担心叙利亚政府军空军对该通道的轰炸袭击战术阻断行动困扰。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访问土耳其时表示，为了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他们结束暴力、开启一个没有巴沙尔、向自由和民主的叙利亚过渡，美国将继续向反对派提供通信设备和其他非致命性武器的援助和直接的财政援助。从希拉里的表态看，美国已经彻底失去了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耐心，换句话说美国已经没有耐心再与中俄进行扯皮战了。目的明确就是要军事推翻巴沙尔政权。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一贯主张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而当时联大通过的涉叙决议包含了要求强行推动在叙利亚实现政权更迭的内容，这有悖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因此中国投了反对票。此举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表明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坚定支持者，中国为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外交努力，最终将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理解。
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联合国化武组织要到反对派控制区域进行核查，其中有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前往的这个消息是如何走漏的，至今不得而知。因为，核查人员在出发前，化武机构只通知对方前往核查时间、核查人员的姓名和饮食禁忌，并不告知国籍。什么时候通知对方，化武组织还要根据被核查地区的危险等级分别提前1、2、3、5天通知。当时鉴于叙利亚的战乱程度，化武组织肯定是通知得比较晚的。当然，对方可以根据姓名判定核查人员的国籍。
事件发生后，许多西方媒体都炒作这是叙反对派为报复中俄而采取的恐怖行动。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次核查队伍中开始是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核查专家前往，但因俄罗斯专家临时因特殊情况而没有参加，加之中国专家当时已留在了大马士革的指挥中心，其实反对派什么也没有捞到。
此事件发生时，罗华政正与同事在欧洲的另一个国家进行核查工作。当他在CNN上看到有关新闻后吓得不轻，十分担心同事们的安危。他多次拨打包括G队长在内的所有同事的手机，但一直处于失联状态。那种同为炎黄后裔的同胞亲情和战友情谊，此时显得如此浓烈和厚重。如果朝夕相处的同事一旦异国捐躯，他不知如何面对其在国内的家人。从不信奉上帝的罗华政，也无数次默默祈祷G队长和同事们能够逢凶化吉，平安归来。
在化武机构同事被劫持的10多小时内，许多同事都不知道G队长是否在人质当中，当然更不知道他留在了大马士革指挥所。
后来，这12名被劫持人员还是在美国的协调下被解救出来了。听说，在叙利亚有好几个反对派，营救机构并不知是哪个反对派劫持了核查人员。为此拐了七八个弯，才把劫持者的领导人找到。还有一种说法是法国也参与了协调，在十多个小时后反对派就放人了，他们没有提出要钱要物要军火的任何诉求。
当这12名人质被释后，G队长立即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成功安全返回。
据事后有关情况分析，假若俄罗斯的核查人员如期前往，中国的G队长没有留在大马士革，那绝对是一场充满血腥和罪恶的屠杀。
叙利亚确实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早在2013年，联合国化武组织在对其进行化学武器核查中，化武专家在叙下榻地，遭到了迫击炮袭击，此次虽然核查专家没有伤亡，但造成其他住店人员 1死11伤。
核查中的苦與乐
与G队长相比，罗华政等人虽然没有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生死场景，但在从事核查工作的日子里，历经艰苦的日子却不少。
很多人不大相信，难道联合国的官员还生活艰苦？其实，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还真不少。
人们都知道有一段时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是很好，发展到后来纠纷不断。其中之一就是2010年1月，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没有足额支付天然气费用，于是掌握着能源阀门的俄罗斯方面就把输气管道的气阀扭小了几圈。此时，正值深冬时节，这下不但苦了乌克兰的百姓，也让前往核查的罗华政饱尝了那种饥寒的无奈和痛苦。
此前，罗华政早在2007年曾到乌克兰去核查过一个化工厂。当时正值金秋时节，虽然树叶已经枯落，看不到色彩斑斓的美景，但天空湛蓝，找不到一丝云彩。工作之余，他和同事们在西落的夕阳下，广袤的森林里，奔腾的河流边，浩瀚的星空下，尽情地拥抱这难得的风景。
那个时候，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还处在蜜月期，天然气费用很低，他们所到之处，房间的暖气时常让人发热。而这次前往却让他和同事吃到了苦头。这次的核查地点也是发生战乱的地方——顿涅茨克，正处缺乏暖气的地方。此时时值1月，这里的气温都在零下30多摄氏度，到处都是皑皑白雪，天空中时常刮来刺骨的寒风。室内通常只有3～5摄氏度的温度。一时间，取暖成了最大的民生问题，餐馆饭店同样如此。
那些日子，老百姓和宾馆员工都只能靠劈柴生火做饭。好在那地方地广人稀，森林茂密，寻找柴火不是十分困难。
住在宾馆里的罗华政及同事也只能硬扛着，他们多么希望能洗上一次热水澡，可每次扭开水阀，水管早已被冰块堵上了，总是不见一滴温水流出，洗脸也只能是凑合。虽然他们在此只工作了5天，但罗华政的双脚袜套口子上端处有近二指宽一圈被冻伤，好似印第安人在脚上套了黑色的铁环。幸运的是其家属曾女士以前在医院工作，出国时备有防冻药品，但也是擦拭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好转。直到现在，他被冻伤的部位还时常发痒。
在人们心目中，联合国官员到哪里都是宾至如归，热情接待。事实上，他们真正的生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光鲜。
有一次，罗华政到俄罗斯执行核查任务，飞抵莫斯科后，还要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原以为一定有车辆乘坐，可是遇到河面结冰，俄罗斯方面担心破冰，所以他们只有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冰雪中步行到达。
就拿大家普遍关注的伙食来说吧，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给外出核查人员每人每天的标准是100美元。这100美元是如何分配的呢？就是按20、20、30、30这样分成4份，其中有20美元是零花钱，另外则分别是早、中、晚餐的费用。
在有的国家，则是将20元零花费用发给他们后，接待方负责一日三餐的食宿。如在美国，接待方将核查人员安排在有锅碗瓢盆的公寓房间居住，然后将每天100美元钱全部支付给他们，由他们自己到市场或者超市去购置。这样，他们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必须要亲自动手。而大多国家则是接待方安排吃饭，这样，出发前就会将核查人员的饮食习惯告诉被核查国家，特别是指明饮食禁忌，如是否喜欢素食，是否不吃猪肉，或者不吃牛肉等，若有的核查人员因体质过敏原因，还要特别注明不能食用某种食品。 机构虽然这么重视，生活费用也是由会员国出的，不知是次数多了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有个别国家还是比较怠慢的。
有的事情说起来都让人不相信，还会让人大跌眼镜。罗华政他们好几次到某国（这个国家还是在国际上有较强影响力的国家）进行化武核查，对方除了发给他们每天20美元的零花钱外，一日三餐的80美元被克扣了大半。有时给他们提供的饭菜差得无法形容，罗说那质量简直和猪食差不多，全天最多价值10～20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有时将就一下，有时也就罢餐绝食，以示抗议。当然抗议一下，伙食状况就会好一些。
现代人的享受除了追求物质生活外，精神需求也是人之常情。世界如此之大，值得观赏的美丽风光肯定不少。但作为联合国官员的他们，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当然，若想去被核查国的某个地方旅行，所在国最多是提供交通车辆，门票食宿则是自掏腰包。而前提则是随行人员要与带队领导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带队领导与所在国带队人员接洽，谈好后才可以成行。如今，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原因是有一年核查队员出去滑雪，发生骨折，不能工作，给所在国、带队领导都带来很大的压力。自从滑雪事故出现之后，运动性的项目被完全禁止，而观光性的没有完全禁止。他们还规定了核查人员即使拥有驾照也不能租车驾游，即使在自己的国土上。因为出现过核查人员回到自己国家核查，租车驾驶探亲访友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儿。
作为联合国的官员，只要在没有离开被核查国的国土前，所有的安全都是接待国负责，尽管是出去游览，还得有适当的安全保卫。尽管他们是联合国官员，走的是绿色通道，但他们同样要主动出钱购票。罗说，他们这样做，不但是为了工作的公正，更是对自身的保护。罗华政由衷地感慨：“一旦你加入这个组织就不是自由人了。”
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的每位核查员，看似光鲜的工作，显赫的身份，但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那本家家难念的“经”。
前面谈到的张国华，2013年11月，回国后不久，又被推荐为防化专家参与禁化武组织对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核查任务，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他始终没有和自己的父母讲明情况。尽管从国内出发前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但他仍告诫家人不要告诉年迈的父母和岳母。就在其父亲由于癌症入院需要手术时，他也无法回国照顾，感到非常遗憾。甚至有一天早上，张队长突然接到了父亲从国内打来的电话，问他在干什么。张队长只好说在东北吉林出差，根本不敢提及在国外。张队长说，接受赴叙利亚执行任务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离家前甚至还拍了录像，祝福家人，真有那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为防不测，2010年在去伊拉克核查前，聯合国化武组织还专门安排张国华在约旦某军事基地参加联合国安全培训。在此期间，为了逼真地展示他们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情景， 他曾被当作“人质”捆绑，头戴黑色头套，被按在地上，耳边枪声、骂声不断，尽管是训练，但当时的情景至今让人难以忘怀。这种训练还不止一次，2013年在赴叙利亚前，张国华在德国美军训练基地训练时，第二次被作为叙利亚IS“人质”培训，第一次被枪口顶在脑后，面对摄像机向家人“告别”。尽管是演习，但作为明天就要上“战场”的人，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自受命此任务后，张国华始终告诫自己两点，一旦到了叙利亚前线，一是作好最坏的打算，有可能伤亡或被当作人质；二是“决”不能死。为此，他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并在演习训练中投入超出常规的努力，用实战的标准要求自己。培训中，一位曾在伊拉克参过战争的瑞典同事（瑞典陆军少校），给了他一副快速止血绷带，张队长始终带在身边，尽管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每个小组都配备了紧急救护包，但他个人还是给自己准备了自救的止血带，一旦同事同时遭袭，可以迅速自救争取时间。后来尽管两次被紧急召回到海牙总部，由于政治、安全等因素，他最终没有踏上叙利亚的国土。但这些经历，无论是出发前接受中央台采访，安排家事，赴德培训，充当“人质”，受领任务、出发前准备，等等，一系列事宜都是终生难忘的。
由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的特殊性，罗教授及其同事的每次外出核查和监督销毁化学武器，都让后方“随任”们提心吊胆。
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恐怖活动越加猖獗，每当罗教授外出，当得知他完成任务要返回时，妻子曾女士和儿女总是不断地网上搜索所在国和地区的人文环境、地理气候，更加重视社会安定及有无恐怖活动。特别是罗华政经过巴黎遭袭那一次，女儿因完成了学业提前回国，她已得知老爸完成了核查任务要路过巴黎回到海牙的情况。成天饭不吃，茶不喝，夜深了还在盯着电脑，关注着巴黎事件的进展，使得外公外婆十分纳闷，但不管如何催问，外孙女只一个“烦”！使老两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人们都说乘座飞机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那是针对不经常坐飞机者而言。可经常乘坐飞机的人，时间久了，也会有不爽的时候。有一次到印度核查，罗教授乘坐的飞机进入雷雨区。他亲眼看见机舱外一团火光闪过之后，整个飞机机舱没电了，机舱内一片漆黑，数百人的大飞机，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人们恐惧的呼吸声，以及那蓝色眼睛发出的无奈而又惊恐的目光。这个黑暗虽然只有几分钟，但这次飞行让他们在雷区上空盘旋了两个小时。在整个长途飞行的几个小时内，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无助，有的双手合十，有的在写遗书之类的纸条……飞机安全着陆后，那种如释重负和获得新生的欢呼声、哭泣声突然爆发，好像要把机顶掀翻……
后方也得很“低调”
国家为了解决外派人员的后顾之忧，出台了“随任”政策。也就是家属可以一同出国，到配偶工作地生活，由国家外交部发给工资。当时，罗华政的爱人和女儿都一同去了荷兰的海牙。
至于孩子的学校问题，只有自己联系，化武机构最多给你提供个电话或者网址之类的帮助。在海牙，许多政府机构，各国的大使馆和国际性组织都汇聚于此。这里，给了每个人自由的空间，但也没有特权能够让你显摆。 联合国给随任的补贴是每个月几百欧元。这在海牙来说待遇不算很高，只能是个生活补助。其实，这里的随任，不仅有女性，也有男性。不但有政府职员，还有专家学者，放弃自己的事业陪伴自己的伴侣在此履行国家义务。他们是核查员的“大后方”。
刚开始，罗华政的爱人曾女士就对放弃工作，来到异国他乡成为一个买菜做饭的家庭主妇颇有微词。当她参加了一次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主持的新年茶话会后，才知道仅在联合国的化武机构，像她这样从国内来“随任”的，不但有北大讲师、大刊编辑，还有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方面的博士生导师，这里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通过接触，相互认识和了解，她得知在随任家属中，还有一位博士生导师，这位女士也是极不情愿放弃自己工作的，但为了能照顾爱人安心履职，也心甘情愿地做“随任”，成为家庭主妇。加之这里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要求有监护人。还有一个“随任”，在国内与曾女士是同行，同为护士长，曾女士在重庆一家地方医院，而那位则是在北京一家名牌医院。
随着对相关情况的不断了解，曾女士心理自然得到了平衡，并且还主动参与到化武机构定期举行的化武组织核查大会的会务和相关工作中去。参加化武机构的临时性工作，时间虽是根据会务繁简程度，有时一周，有时长达一两个月，不管时间长短，她同其他中国“随任”一样都干得无比开心。干这些临时性事务工作，虽然报酬不高，但他们都把这当成对国际事务的支持，也是为世界和平而尽的一点力量。
作为“随任”，爱人在化武组织的所有工作都是不能打听和过问的，包括到哪个国家去，行程安排，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出于好奇而打听核查中的具体事儿。即使打听，组织上有纪律规定——不能说。
当好“随任”也不是容易的事。罗华政刚到联合国化武组织履职时，因女儿在国内正面临初中毕业，为了使女儿顺利完成初中学业，爱人曾女士同女儿是半年后才到海牙的。
为了当好“随任”，曾女士专门到四川外国语学院学习了几个月的外语。到了海牙后，为了尽快适应那里的环境，她又自费到英语学校去学了两年的外语。曾自认为是个不笨的人，很快就能适应简单的对话和日常所需。有时，夫妻二人上街，若遇到需要交流和咨询之类的事，罗教授就主动谦让，让妻子出面，曾女士说这是教授在锻炼她。
“信息不交叉是纪律”。尽管我们国内有几个专家同时在化武机构履职，他们时常也带着家人在一块儿聚会，但决不谈及工作及核查情况，他们在一块儿时也就是谈天说地，家属们也就是说说孩子的事，要么就是做做手工打发日子。
罗华政虽然有几次到国内核查的机会，作者也认为作为“随任”家属一同回国应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真实情况是家属根本都不知道日夜相伴的另一半的真实去向，只有核查任務完成后才给家人报个平安，告诉现在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候回到海牙而已。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里，公干时可以带家属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总干事尤祖姆居，但他出席的一般是代表机构参加的政治活动和外交事务。
“要想得到安全就得保持低调。” 这是联合国化武组织对所有工作人员及其“随任”的忠告，也可以说是事先声明。联合国机构对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也是很重视的，但也不能给工作人员配备警卫和保安，“保持低调”也是出于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
为此，曾女士在异国他乡生活近十年，从来没有向无关人员透露过罗华政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性质。在这里，有两个小故事可供分享——
罗华政的爱人曾女士是个热心人，每当邻居不在时，邮差来了，她总是将信件代为收好并转交。一来二往，与邻居互相问候和点头之交就成为常事。可有一天，对方突然问曾女士，“你家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一问，竟让曾女士一时语塞。曾女士忙说“在大学教书”，没想到对方竟穷追不舍，“是哪所大学呀？”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以自己英语水平不好为由回避了。好在那个地方的人们不像国内一些人那么具有洞悉别人私生活的欲望，打那以后，那位邻居再也没有问过此类问题。
无论你如何低调，有些事总是防不胜防的。有一次，罗华政教授所居小区的一位外籍人员，突然对曾女士说，“你家先生是在化武组织工作，对吧？”就是这一句话，可把曾女士吓了个六神无主。还好女儿也在场，英语较好，马上问对方：“你是谁？从哪里得到的情报？”这位先生说，他观察罗教授经常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不在家，并且从罗教授的车牌号段看出了端倪（上面有化武机构的专用号段）。对方一席话更是让曾女士和女儿感到了恐惧。接下来，那位男士说，他以前就在化武机构工作，后来到了联合国其他机构。对方虽是这么一说，罗华政还是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联合国化武组织进行报告，并通过有关渠道进行了核实，答复确有其事，这才让他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否则，就得赶快搬家。
谈到家属“随任”，张国华对罗华政教授的妻子曾女士赞美有加。他说，我们也是近邻，两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家有什么需求和帮助都找曾女士。曾女士原来在国内是很少下厨房的，到了荷兰练就了一手的川菜厨艺，每逢过年过节，她总是急着把中国籍的视察员和家属请到家里做客。
罗教授家有棵苹果树，每当果满枝头、成熟收获的时候，曾女士还要邀请大家到她家采摘果实。值得回忆的是，有年春节，大家聚集在她家，除了吃饭还观看春节文艺晚会的电视直播。由于荷兰没有中国频道，聪明的罗华政教授就将电脑连在电视机上，让大家欣赏春节晚会直播，过了一个愉快的中国年。
在这里的“随任”们，平时除了照顾小孩上学，负责家人伙食外，还要参加社区举办的荷兰语的学习，邀请中国同事到家里做客，有时还与视察员们一块儿参加中国大使馆举办的各类活动。这些年，他们除了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各种节日活动外，还参与了给汶川地震灾区的捐款活动。
在这里，不得不说说这些“随任”的孩子们。
罗华政教授的女儿起初也不愿意去国外，那时她成绩很好，已经考上了重庆市的重点中学——重庆一中。后来，孩子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在地海牙上了高中，再后来到英国读了大学。但女儿大学毕业后还是回到了中国重庆，她说她喜欢中国。 张国华的儿子，在国内刚刚考上高一，而且在班里的成绩名列前茅，听到要去国外读书，且要放弃国内的学习，非常不高兴，哭着问他妈妈，是不是可以不去？家长要求他在前往国外前的一个学期放弃数理化，专心攻英语，但他不愿意，认为没有经历中国高考的磨难非常遗憾。在母亲的敦促下，孩子每天坚持在校正常学习，下午5点下课后，饭不吃就赶到英語补习班，这样坚持了半年。
半年后来到荷兰，儿子所读中学是在荷兰开办的英国学校，距家来回12公里。由于张队长经常出差，爱人不会开车，无论刮风下雨，寒暑易节，孩子每天上学放学，都同其他同学一样骑着自行车往返，这样一骑就是三年。在海牙，学校不提供任何午餐，学生除了能在售货机里买到食品和饮料外，就得自带三明治。他的儿子不但骑了三年车，而且还自带了三年的午餐。
正是这样的坚持，孩子由开始的听不懂、写不出，经过努力，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各科的成绩，多次获得学科进步奖，最终考上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实话实说，在联合国相关机构工作的许多中方人员的子女后来都定居在了国外。其中之一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孩子前往异国他乡时年龄还小，就他们化武机构来说，那几个孩子刚去时都还不到10岁，对中文知识掌握还不牢靠，长大了已很难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他们对中文可以说、可以听、懂意思，但就是写不来，不认识。据罗教授说，他们机构的几位印度同事的孩子也全部留在了国外，这里除了上述原因外，可能也与印度的自然生态环境较差有关。罗华政的女儿是初中毕业后才到国外的，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已经形成，在国外读书期间，没有几个华人朋友，只是在大学期间结识了几个会说中国话的华人后裔，但也都是东南亚的。
当然，有的专家因子女留在了国外，后来也就移民去了国外。可有的专家事隔多年仍然两地分居，说起这些，难免也让人感慨。
化武销毁不可逆
监督销毁化学武器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工作虽然重要，可特别枯燥乏味。因为每次监督和销毁一批化学武器一般就是6个星期，长的达一个半月。在此期间，监督人员是三班倒昼夜不停地工作。每个队至少要5个人才能轮换过来，最多时每个组有6～7个人。几乎所有国家，化学武器的储藏地点都在无人区。具体地说，俄罗斯一般都藏在山洞里，美国人则把这玩意儿弄到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和沙漠中。化学武器的守卫人员在美国是由承包商的私人武装负责，俄罗斯则由军队把守。
核查人员的住宿地距销毁地点至少要有5公里以上的安全距离。他们每一次进入工厂，门卫都要对进出车辆进行检查，除了对车辆底盘进行扫视（用镜子看）外，时常还要打开汽车后备厢。尽管十分麻烦，罗华政和同事们都十分配合，从没有发生过冲突。
在拥有化学武器的不同国家，对核查人员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在俄罗斯销毁化学武器，俄特别要求所有电子产品不能进入现场。因为，有些技术数据以及子母弹的构造等这些属于他们的军事秘密。他们虽然不搜身，但一经发现定要严肃处理，他们是绝不允许核查人员录音、照相和录像的。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美国在这方面要开放一些，在网上都能看到他们是如何销毁化学武器的。罗说，到化学武器拥有国进行监督销毁，他们的手机、电脑、相机都是放在房间里，所有的工作照片和录像都是对方提供的，他们自己照的都是风景照。
在销毁化学武器方面，美、俄这两个大国也很有意思。美国要求必须要有联合国化武机构中的美国籍人员参与进去，而俄罗斯则提出美国籍的核查人员不得参与他们的销毁工作。
那么化学武器又是如何销毁的呢？销毁化学毒剂在技术上有两种主要做法：一种是将毒剂直接焚烧，另一种是通过各种化学反应进行中和。为了发明其他方法，有关机构也一直在进行研究。每一缔约国可以自行决定采用哪一种销毁方法，但是必须达到严格的环境标准，销毁必须是彻底和不可逆转的，而且设施的设计应该能够允许进行充分的核查。
目前，化学武器主要是美国和俄罗斯生产的，他们占到了全世界的90%以上。
罗华政第一次监督销毁化学武器是2008年1月在俄罗斯某地区。此前，联合国化武组织已经前去核实了很多遍。因为，国际化武组织每年都要派人去各化学武器存放地点核查点数，他们还要在每枚化学武器的弹头贴上盖有“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印章的封条，如果差了一枚就要求所在国说出个一二三四，并且让人信服。
事实上，如果某国真的少了一两枚，联合国化武组织还没有处罚权力，只能是在公约范围内要求对方说明原因而已，所有成员国加入这个组织后主要靠自律。当然，这些年来还没有出现差错的情况，要么就是核查人员自己数错了，要么是所在国家的管理人员数错了。数错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若发现数目不对，就再数一遍。若还不对，化武组织就会另行派人前往进行核查。这种情况在美国和俄罗斯都发生过，大多情况是机构的核查人员数错了。原因是数量太多了。
目前全世界有7万多吨化学毒剂，如果将这些毒剂全部填装进炮弹，按每个弹头最多装载15公斤化学毒剂计算，这些化学武器的危害是无法想象的。如今，全世界已有数百万枚弹头已经装入了化学毒剂，其余大多还在罐体里储藏着。
化学武器的拥有量是战争当事国根据战争规模来控制的。如一个中等规模的战争一般需要10万枚或者几十万枚化学武器，假若化学武器制造过多，它的保管、运输、储藏都面临极大的风险。
化学武器可分为化学炮弹、导弹和化学航弹等。通常化学武器弹体部分中心是炸药，炮弹爆炸后，将弹体外壳粉碎，化学武器里的毒剂是液体，要想达到最大规模杀伤力，就必须将液体雾化或汽化。在专家眼里，弹体称为战斗部，实际体积是很小的，一枚15公斤的化学武器弹头，其最大杀伤力也就几十米到百米见方的面积。当然，化学武器爆炸时，若遇风吹，它的威力会随风扩散，其杀伤力就更大；若遇雨淋，就会分解，效力下降。
据联合国化武组织证实，自他们这个机构成立之后，就再也没有国家生产和制造化学武器了。他们核查销毁的化学武器都是该机构成立前制造的。自该机构成立以来，已监督销毁了全世界98%的化学武器，还有2%的在继续销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