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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丹首都喀土穆青尼罗河滨河大道上,有一座白色的3层楼房。楼房说不上宏伟,但过去是总督府,现在是总统府;楼房也说不上古老,只有170多年的历史,但却是这个伊斯兰国家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其中,一个曾残酷屠杀中国人民和苏丹人民的英国刽子手,就是在这里毙命的。
这个英国人名叫查尔斯·乔治·戈登。
发家于中国,李鸿章赞其
“忠勇双全,足胜带兵之任。”
戈登于1833年1月28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炮兵军官之家,15岁入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皇家工程兵部队少尉。1854年,他前往克里米亚参加英国与土耳其联军同俄国军队作战。他搞测绘、建军营、挖战壕,“英勇果敢”、锋芒初露。1860年9月,戈登志愿参加英国远征部队来到中国,随同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带领工兵队到颐和园“执行任务”,将那里的楼台亭榭付之一炬。此后,他又率领英国工兵队先后到天津和上海,从事侦查地形、修建碉堡等活动。
早在戈登来上海之前,英法两国为抵御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猛烈进攻,就同麇集在那里的江浙巨商、士绅等勾结在一起,组织了一支雇佣军,专门保卫上海这个“最重要的通商口岸”。这支被吹嘘为“常胜军”的雇佣武装,以外国流民、地痞为骨干,大量招收中国农民和无业人员,由美国在华流氓华尔训练和指挥。1862年9月,在浙江慈溪同太平军作战中,华尔受伤身亡。于是,英国就任命因在上海周围地区作战有功而被提升为名誉少校的戈登为“常胜军”的新头目。戈登用3个月的时间,将这支杂牌军扩充到3000多人,特别加强了炮兵和水军的力量。然后,他配合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对太平军发起一场又一场的围剿,先后攻陷福山、太仓、昆山、苏州、常州等城镇。在这些战斗中,戈登既凶残又狡诈,一方面对太平军实行水陆结合的强攻,一方面利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因此,英国人称他为“天才的军事统领”。李鸿章则称赞他说:“戈总兵谋勇兼全,足胜带兵之任。” 1864年7月,南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为了酬谢戈登“平逆”的贡献,同治皇帝赐给他一大笔封赏,敕封他为军中提督,加赏黄马褂和顶戴花翎。英国人得悉,不无自豪地称他为“中国的戈登”。1865年1月,戈登回到伦敦,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巴斯爵位。一时间,英国出版几十种书籍,将他捧为“不列颠民族英雄”。但是,戈登也许自知那是一段并不太光彩的历史,悄悄销毁了在华的一部分文件和手稿,并严嘱家人不要把他从上海寄回的家书和日记对外公布。后来,他到伦敦南边的港口格雷弗森德担任皇家工兵部队司令。八、九年不参与战事,英国人逐渐将他淡忘。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远在非洲的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念及他当年在中国“展露的才干”,延聘他为埃及所属的苏丹赤道省省长,他才重新为世人所瞩目。
在苏丹犯下累累血债,
“他能以任何人所不能采用的方式把问题解决”
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埃及总督已成为独立的统治者,苏丹则是埃及的属国。而早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就开始操纵埃及的政治事务,并借助埃及侵入苏丹。1872年,崇信欧洲人的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任命英国人塞缪尔·贝克为苏丹南部赤道省的省长。1874年,贝克任期届满,伊斯梅尔延请戈登接任,三年后又把他提升为统治整个苏丹的总督。戈登不负伊斯梅尔所望,像在中国时那样,到处修建军事据点,强化对当地人的统治,并逐渐将统治的范围扩大到现今的乌干达中西部地区。他的最终目标是将埃及、苏丹同乌干达、肯尼亚和坦噶尼喀连成一片,使之成为英国在非洲最大的一块殖民地。但是,他的领土扩张野心并不顺畅,伊斯梅尔对他逐渐也有所猜忌。在这种情况下,他遂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于1880年悻悻地离职返国。
在埃及统治和英国侵凌之下,苏丹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苛捐杂税负担繁重,民不聊生。而猖獗的奴隶贸易,更使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因此,一起又一起武装反抗异族压迫与盘剥的事件接连发生。就在戈登任总督期间,苏丹南部就爆发由苏利曼·齐贝尔领导的武装斗争。戈登先是采用反间计,挑动武装部队内部不和。此计不奏效,他就宣布苏利曼为“叛乱分子”,动用军队进行围剿。而当苏利曼上当受骗放下武器时,戈登就仿照李鸿章对待接受“招安”的太平军将士的做法,将苏利曼及其部将统统杀死,以免再生后患。
但是,苏丹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就此中止。就在戈登离开苏丹一年后的1881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以“马赫迪”(救世主)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呼吁通过“圣战”将异教徒(英国人)和叛教者(埃及人)统统赶出苏丹,建立“一个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美好社会”。起义的农民以长矛和棍棒为武器,很快占领了苏丹广大地区。埃及和英国统治者对此感到极端不安。他们派遣一批又一批远征军前去围剿,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及其幕僚们想起戈登,认为他曾在苏丹任职7年,“是最熟悉苏丹事务的英国人”,并且还拥有镇压中国太平军的经验,“只要授予最高指挥权,他就能以任何人所不能采用的方式把问题解决”。这样,戈登于1884年1月再度出任苏丹总督。
戈登知道马赫迪起义军的力量相当强大,而他自己手下的军力却有限。于是,他决定先采用软的一手。一到喀土穆,他就宣布:将以往欠税者的名册统统烧毁,今后的赋税减免一半;对支持起义的人,既往不咎,但今后则将严惩。他甚至还宣布,一旦局势安定,将结束埃及对苏丹的统治,把苏丹交给苏丹人来治理。马赫迪根本不相信他这些许诺,继续进行战斗。戈登于是又重演招降太平军的故伎重演,亲手给马赫迪写信,委任他为一个小王国的国王,并送去一纸委任状和一套红色的官服。马赫迪识破了他的阴谋,将所送物品全部退回。同时,马赫迪回送他一套起义军穿戴的白色长袍和头巾,意在要他改恶从善。戈登恼羞成怒,对起义军连连发动进攻,但却连连失败。到1884年底,起义军发展到10万人,将首府喀土穆团团包围。戈登走投无路,只有一方面向伦敦吁求援军,一方面频频向其手下的官兵和城内百姓颁发“奖章”,以求稳定人心。但是,这一切均难以挽救他失败的命运。1885年1月26日,起义军攻入城内,不可一世的戈登毙命,差两天不到52岁。
一个被打扮成
“为民族利益不顾个人安危”、 “为国献身的武圣人”
戈登是一个被英国御用文人神化的人物。英国20世纪著名传记作家林顿·斯特雷奇在其著作《维多利亚时代四大名人传》中描述说,戈登在俄国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中国的昆山两次作战负伤,但都转危为安。他领兵打仗从不携带任何武器,而是像英国绅士出门携带手杖一样手执一根短小的木棍。敌人见此,又敬又畏,视若“半个神明”,不敢开枪。那么,这样一个神奇人物到底是怎么毙命的呢?有人说,他先是被俘,起义军索要赎金,英国政府拒付。结果,他在马赫迪的军营中被杀死。也有人说,戈登发现一个埃及军官把坚守了320天的城门打开,没有仓皇逃命,结果被冲进城来的起义军战士杀死在大街上。他的头颅当即被割下,用长矛挑着满城示众。这些说法都来自英国,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着意渲染苏丹起义军的“恐怖行为”的意图却是昭然若揭的。
现在,在苏丹总统府一楼大厅一个侧门的入口处,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黑色的木牌,上面写的是:查尔斯·乔治·戈登死于1885年1月26日。据苏丹朋友介绍,起义军冲进总督府,正碰上戈登狼狈逃窜,一名战士当即举起手中的长矛,将他刺死在楼梯的台阶上。就这样,这个镇压中国太平军的刽子手,这个企图绞杀马赫迪起义军的殖民者,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他当年从不离手的那根保命的木棍,早已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唯有他曾引以为自豪的那件清廷御赐的黄马褂,被马赫迪起义军缴获,至今仍陈列在喀土穆的哈里发博物馆中。只是黄马褂不再是他功业的象征,而是他与清朝政府勾结在一起屠杀中国农民起义军的罪证。
戈登毙命,是苏丹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一大胜利,也解除了中国人民横遭杀戮的心头之恨。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丹时说:“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终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周总理一再向苏丹人民表示感谢。现在,访问苏丹的中国人,一有机会总是来到总统府那块木牌前,看一看那个英国刽子手的可耻下场。
戈登之死当年曾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应。有人为他感到自豪,将“中国的戈登”之誉改称为“喀土穆的戈登”。有人为他感到惋惜,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处置失当,没有及时派出援救部队。英国政府则辩称,交给戈登的主要使命本是撤离英国侨民,但他拒不执行,结果不但没有解救别人,连自己的性命也断送了。因此,史学家安东尼·纳丁说他是一个“烈士兼抗命者”的悲剧性人物。一些热衷于个人隐私的英国报刊就其“抗命”问题揭秘说,戈登是个同性恋者,又有娈童之癖,不时还有自闭症发作,经常沉迷于神秘的宗教之思,为人处事有时失去理智。而一些“主流文人”则称赞他“为民族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是“一个为国献身的武圣人”。在清朝政府的税务部门供职30余年的英国人霍·巴·马士,在其所著《太平天国纪事》一书中,吹捧戈登“既富有士兵的能力,又具备统帅的才干”,是“一个威武的军人,一个真正的游侠之士,一个名誉的化身”。传记作家斯特雷奇在历数他在英国本土、俄国、中国、苏丹和其他国家的经历之后,则将他吹捧为“驰骋欧洲、亚洲、非洲等世界三大洲的民族英雄”。正是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在英国,文人为他立传,学校以他命名,格雷夫森德为他修建纪念公园。英国著名雕塑家哈莫·桑尼克罗夫特为他浇铸的铜像,至今仍竖立在伦敦的切尔西公园。戈登本来身材不高,“外表平常,其貌不扬”,而经过这位雕塑家的操作,他一下子变得身躯伟岸,英姿勃勃。崇拜他的人,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挑剔之处。
戈登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不同的人,对他自然会有不同的记忆与评说。对此,我们会冷静、客观地对待。同时,我们相信,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人想歪曲或篡改恐怕都是徒劳的。
这个英国人名叫查尔斯·乔治·戈登。
发家于中国,李鸿章赞其
“忠勇双全,足胜带兵之任。”
戈登于1833年1月28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附近的一个炮兵军官之家,15岁入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皇家工程兵部队少尉。1854年,他前往克里米亚参加英国与土耳其联军同俄国军队作战。他搞测绘、建军营、挖战壕,“英勇果敢”、锋芒初露。1860年9月,戈登志愿参加英国远征部队来到中国,随同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带领工兵队到颐和园“执行任务”,将那里的楼台亭榭付之一炬。此后,他又率领英国工兵队先后到天津和上海,从事侦查地形、修建碉堡等活动。
早在戈登来上海之前,英法两国为抵御太平天国起义军的猛烈进攻,就同麇集在那里的江浙巨商、士绅等勾结在一起,组织了一支雇佣军,专门保卫上海这个“最重要的通商口岸”。这支被吹嘘为“常胜军”的雇佣武装,以外国流民、地痞为骨干,大量招收中国农民和无业人员,由美国在华流氓华尔训练和指挥。1862年9月,在浙江慈溪同太平军作战中,华尔受伤身亡。于是,英国就任命因在上海周围地区作战有功而被提升为名誉少校的戈登为“常胜军”的新头目。戈登用3个月的时间,将这支杂牌军扩充到3000多人,特别加强了炮兵和水军的力量。然后,他配合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对太平军发起一场又一场的围剿,先后攻陷福山、太仓、昆山、苏州、常州等城镇。在这些战斗中,戈登既凶残又狡诈,一方面对太平军实行水陆结合的强攻,一方面利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因此,英国人称他为“天才的军事统领”。李鸿章则称赞他说:“戈总兵谋勇兼全,足胜带兵之任。” 1864年7月,南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为了酬谢戈登“平逆”的贡献,同治皇帝赐给他一大笔封赏,敕封他为军中提督,加赏黄马褂和顶戴花翎。英国人得悉,不无自豪地称他为“中国的戈登”。1865年1月,戈登回到伦敦,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巴斯爵位。一时间,英国出版几十种书籍,将他捧为“不列颠民族英雄”。但是,戈登也许自知那是一段并不太光彩的历史,悄悄销毁了在华的一部分文件和手稿,并严嘱家人不要把他从上海寄回的家书和日记对外公布。后来,他到伦敦南边的港口格雷弗森德担任皇家工兵部队司令。八、九年不参与战事,英国人逐渐将他淡忘。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远在非洲的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念及他当年在中国“展露的才干”,延聘他为埃及所属的苏丹赤道省省长,他才重新为世人所瞩目。
在苏丹犯下累累血债,
“他能以任何人所不能采用的方式把问题解决”
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埃及总督已成为独立的统治者,苏丹则是埃及的属国。而早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就开始操纵埃及的政治事务,并借助埃及侵入苏丹。1872年,崇信欧洲人的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任命英国人塞缪尔·贝克为苏丹南部赤道省的省长。1874年,贝克任期届满,伊斯梅尔延请戈登接任,三年后又把他提升为统治整个苏丹的总督。戈登不负伊斯梅尔所望,像在中国时那样,到处修建军事据点,强化对当地人的统治,并逐渐将统治的范围扩大到现今的乌干达中西部地区。他的最终目标是将埃及、苏丹同乌干达、肯尼亚和坦噶尼喀连成一片,使之成为英国在非洲最大的一块殖民地。但是,他的领土扩张野心并不顺畅,伊斯梅尔对他逐渐也有所猜忌。在这种情况下,他遂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于1880年悻悻地离职返国。
在埃及统治和英国侵凌之下,苏丹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苛捐杂税负担繁重,民不聊生。而猖獗的奴隶贸易,更使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因此,一起又一起武装反抗异族压迫与盘剥的事件接连发生。就在戈登任总督期间,苏丹南部就爆发由苏利曼·齐贝尔领导的武装斗争。戈登先是采用反间计,挑动武装部队内部不和。此计不奏效,他就宣布苏利曼为“叛乱分子”,动用军队进行围剿。而当苏利曼上当受骗放下武器时,戈登就仿照李鸿章对待接受“招安”的太平军将士的做法,将苏利曼及其部将统统杀死,以免再生后患。
但是,苏丹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就此中止。就在戈登离开苏丹一年后的1881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以“马赫迪”(救世主)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呼吁通过“圣战”将异教徒(英国人)和叛教者(埃及人)统统赶出苏丹,建立“一个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美好社会”。起义的农民以长矛和棍棒为武器,很快占领了苏丹广大地区。埃及和英国统治者对此感到极端不安。他们派遣一批又一批远征军前去围剿,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及其幕僚们想起戈登,认为他曾在苏丹任职7年,“是最熟悉苏丹事务的英国人”,并且还拥有镇压中国太平军的经验,“只要授予最高指挥权,他就能以任何人所不能采用的方式把问题解决”。这样,戈登于1884年1月再度出任苏丹总督。
戈登知道马赫迪起义军的力量相当强大,而他自己手下的军力却有限。于是,他决定先采用软的一手。一到喀土穆,他就宣布:将以往欠税者的名册统统烧毁,今后的赋税减免一半;对支持起义的人,既往不咎,但今后则将严惩。他甚至还宣布,一旦局势安定,将结束埃及对苏丹的统治,把苏丹交给苏丹人来治理。马赫迪根本不相信他这些许诺,继续进行战斗。戈登于是又重演招降太平军的故伎重演,亲手给马赫迪写信,委任他为一个小王国的国王,并送去一纸委任状和一套红色的官服。马赫迪识破了他的阴谋,将所送物品全部退回。同时,马赫迪回送他一套起义军穿戴的白色长袍和头巾,意在要他改恶从善。戈登恼羞成怒,对起义军连连发动进攻,但却连连失败。到1884年底,起义军发展到10万人,将首府喀土穆团团包围。戈登走投无路,只有一方面向伦敦吁求援军,一方面频频向其手下的官兵和城内百姓颁发“奖章”,以求稳定人心。但是,这一切均难以挽救他失败的命运。1885年1月26日,起义军攻入城内,不可一世的戈登毙命,差两天不到52岁。
一个被打扮成
“为民族利益不顾个人安危”、 “为国献身的武圣人”
戈登是一个被英国御用文人神化的人物。英国20世纪著名传记作家林顿·斯特雷奇在其著作《维多利亚时代四大名人传》中描述说,戈登在俄国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中国的昆山两次作战负伤,但都转危为安。他领兵打仗从不携带任何武器,而是像英国绅士出门携带手杖一样手执一根短小的木棍。敌人见此,又敬又畏,视若“半个神明”,不敢开枪。那么,这样一个神奇人物到底是怎么毙命的呢?有人说,他先是被俘,起义军索要赎金,英国政府拒付。结果,他在马赫迪的军营中被杀死。也有人说,戈登发现一个埃及军官把坚守了320天的城门打开,没有仓皇逃命,结果被冲进城来的起义军战士杀死在大街上。他的头颅当即被割下,用长矛挑着满城示众。这些说法都来自英国,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着意渲染苏丹起义军的“恐怖行为”的意图却是昭然若揭的。
现在,在苏丹总统府一楼大厅一个侧门的入口处,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黑色的木牌,上面写的是:查尔斯·乔治·戈登死于1885年1月26日。据苏丹朋友介绍,起义军冲进总督府,正碰上戈登狼狈逃窜,一名战士当即举起手中的长矛,将他刺死在楼梯的台阶上。就这样,这个镇压中国太平军的刽子手,这个企图绞杀马赫迪起义军的殖民者,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他当年从不离手的那根保命的木棍,早已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唯有他曾引以为自豪的那件清廷御赐的黄马褂,被马赫迪起义军缴获,至今仍陈列在喀土穆的哈里发博物馆中。只是黄马褂不再是他功业的象征,而是他与清朝政府勾结在一起屠杀中国农民起义军的罪证。
戈登毙命,是苏丹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一大胜利,也解除了中国人民横遭杀戮的心头之恨。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苏丹时说:“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终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周总理一再向苏丹人民表示感谢。现在,访问苏丹的中国人,一有机会总是来到总统府那块木牌前,看一看那个英国刽子手的可耻下场。
戈登之死当年曾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应。有人为他感到自豪,将“中国的戈登”之誉改称为“喀土穆的戈登”。有人为他感到惋惜,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处置失当,没有及时派出援救部队。英国政府则辩称,交给戈登的主要使命本是撤离英国侨民,但他拒不执行,结果不但没有解救别人,连自己的性命也断送了。因此,史学家安东尼·纳丁说他是一个“烈士兼抗命者”的悲剧性人物。一些热衷于个人隐私的英国报刊就其“抗命”问题揭秘说,戈登是个同性恋者,又有娈童之癖,不时还有自闭症发作,经常沉迷于神秘的宗教之思,为人处事有时失去理智。而一些“主流文人”则称赞他“为民族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是“一个为国献身的武圣人”。在清朝政府的税务部门供职30余年的英国人霍·巴·马士,在其所著《太平天国纪事》一书中,吹捧戈登“既富有士兵的能力,又具备统帅的才干”,是“一个威武的军人,一个真正的游侠之士,一个名誉的化身”。传记作家斯特雷奇在历数他在英国本土、俄国、中国、苏丹和其他国家的经历之后,则将他吹捧为“驰骋欧洲、亚洲、非洲等世界三大洲的民族英雄”。正是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在英国,文人为他立传,学校以他命名,格雷夫森德为他修建纪念公园。英国著名雕塑家哈莫·桑尼克罗夫特为他浇铸的铜像,至今仍竖立在伦敦的切尔西公园。戈登本来身材不高,“外表平常,其貌不扬”,而经过这位雕塑家的操作,他一下子变得身躯伟岸,英姿勃勃。崇拜他的人,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挑剔之处。
戈登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不同的人,对他自然会有不同的记忆与评说。对此,我们会冷静、客观地对待。同时,我们相信,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人想歪曲或篡改恐怕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