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性工作者生命安全被严重威胁
　　“首先是生存，第二是保证不被杀被抢，第三才是防范性病、艾滋病。”这是著名学者潘绥铭对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描述。在媒体的报道中，几乎可以每周1～2次发现“小姐”被杀的新闻，而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数十名最底层“小姐”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被抢、被强奸的经历。
　　翻过那种寻求刺激的心态，有研究者将这种现象上升为对人权的尊重。按照那个被世人普遍认同的定律，人最基本的权利是安全被保障。对中国难以统计的女性性工作者来说，虽然工作是灰色的，但她们同样是公民，生存权理应得到保证。
　　
　　东莞，一个性工作者脸上的刀疤
　　在车厢里交易完后，男子凶相毕露。一把将近1米长的西瓜刀，架在英仔的脖子上。搜身仍在继续。最后，男子从她的鞋垫里发现了400块钱。这种隐藏似乎激起了他的愤怒，还没等英仔反应过来，刀锋已经划开她的脸颊
　　
　　英仔第一次“出台”，就遭受了严重的暴力袭击。
　　那道刀疤今天仍然留在她脸上，10多厘米长，形同蚯蚓。“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身为“站街女”的英仔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述那一刻的恐惧，“我的血顺着刀锋往下流去，明晃晃的西瓜刀变成了红色。”
　　伤害发生在2008年3月18日凌晨。英仔终于抵御不住每月3000元的诱惑，决定“下水”了。这位现年33岁的女人来自贵州北部的一个农村，曾担任深圳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丈夫怂恿英仔挪用公款，事发后她被公司开除。去年，她离婚了，剩下一堆债务和一对6岁的双胞胎男孩——他们要上学。
　　这个春天，她来到了广东东莞。在这个以“服务业”著称的城市里，有着大量与她经历相似最后不得不选择站街的女子。3月18日凌晨2：00，英仔第一次站街，她随着她的朋友园园来到南城运河加油站。每逢黄昏，一群群性工作者们就会在这里聚集，直到深夜。
　　一辆白色面包车开了过来，“去万江大桥，100块钱。”车主说。在英仔的回忆里，车主大约30岁，身高在1.73米左右，操着广东口音。他自称经常光顾这里，还是第一次看见英仔。
　　面包车向万江大桥——一个偏僻的地方驶去。这个刚刚从业的女子并不知道自己在走进危险，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对20起性工作者被杀的案例的统计，绝大多数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等缺乏监管的地区。当然，面包车并不是最危险的地方，70%以上的案件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里。
　　在车厢里交易完后，一把将近1米长的西瓜刀，架在英仔的脖子上。搜身开始了。最后，男子从她的鞋垫里发现了400块钱。这种隐藏似乎激起了他的愤怒，还没等英仔反应过来，刀锋已经划开她的脸颊。
　　“我浑身发抖，最初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只是觉得有东西从左脸上不断流出。”英仔说，“过了两分钟，才感觉火辣辣的疼，像有无数只蜜蜂疯狂地蜇自己。”
　　暴力止于英仔把自己的“小灵通”主动交了出来。男子一脚将她踹下车，借助车灯，英仔记住了车牌是“粤S02×××”。但《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有关渠道查询，这是一个假牌照。
　　“我被人抢劫了！给我手机，我要报警！我记得车牌号码！”当英仔逃回南城运河加油站时，她遇到了园园。
　　“我以为她疯了，”园园说，“我们是公安局打击的对象，去报警不是自投罗网吗？”
　　43岁的园园已在东莞做了10年性工作者。与刚刚出道、性情耿直的英仔相比，她显得相当老到——你甚至难以分辨她的名字的真假。“做这一行的，绝大多数用的是假名字、假身份证，”一位广东警官说，“她们怕留下证据被拘留。”
　　所以，即使受到伤害，也几乎没有人报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赵军对一个中型城市的调查表明：该市的一宗系列绑架、抢劫小姐案中，犯罪分子先后作案20余件，只有1个被害者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隐瞒了性交易的事实，谎称遭人飞车抢夺。一个保护女性性工作者的网站曾对北京的几十名“小姐”进行调查，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表示被伤害后可能报案。“‘小姐’遭到不法侵害，理论上应寻求警察的帮助；另一方面，警察又对她们所从事的性工作进行查处。”赵军说，“这是矛盾的。”
　　英仔听从了园园的建议，无奈地把捂着脸的手放了下来。一道伤口在她左脸上蜿蜒，皮肉裂开。而园园的脖子上同样有一条伤疤，大约15厘米长，在昏黄的路灯下仍然显眼。那也是一次交易后，她遭到抢劫并割喉，险些丧命。
　　受伤的英仔没有选择医院，“如果缝了针，就破相了”。再说，她也不愿意忍受医生的冷眼。她回到住处休整——最开始来东莞时，她住在坝头桥头一家很简陋的招待所，也就是“10元店”。最初来东莞的“小姐”大多会选择这样的住地，而当稳定下来后，就选择在城中村群居。客人——“小姐”——给“小姐”提供衣食住行的人，盘活了中国的地下经济。
　　10平米房间的简陋可想而知，但破旧的被子被英仔叠得很整齐。小旅馆也是容易发生交易的地方，但同样充满危险。没有摄像头的监控，让很多“烂仔”为所欲为。
　　休整4天后，2008年3月21日晚，英仔再次出现在南城运河加油站。“实在没钱过日子了，只有复工。”她喃喃自语，抱怨每天住在“10元店”里开销太大。哪怕是炒碗面也要花去4块钱。
　　刀伤差不多愈合了，旁边还有少许血迹，但伤疤十分明显。“不小心碰到伤口，或者洗脸时不小心碰了水，都会很疼。”英仔说。
　　大多数站街女都有着各种各样伤疤。“我们抓住过几个站街女，她们身上伤痕累累，连屁股上都被烟头烫过。”一个经常在这里执勤的治安队员说。学者赵军在对近百名女性性工作进行访谈后发现，很多人都有在从业过程中遭到抢劫后虐待的经历。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深圳，两名“小姐”在出台时遭遇抢劫，之后脸上被刺青“妓女一号”。
　　然而，东莞运河边的治安员并不同情她们。“这些人就得狠狠地打！”一位治安队员说。因为南城公安分局下了死命令，要从严整治运河一带的站街女。为此，治安队员两班倒，以凌晨12点为交接时间，不间断巡查。4月6日凌晨，《中国新闻周刊》撰稿人目击了他们毒打“小姐”的一幕。“你们这种贱人……”4个治安员用警棍狠狠抽一个自称阿红的女孩，“我就打你了，有本事跳河去？！”
　　“这就是现实，你必须接受。”英仔说。又一辆载着危险和金钱的白色面包车开了过来，她上车了。
　　3月26日凌晨，《中国新闻周刊》撰稿人再次见到了英仔。她靠在沙发上，一言不语，只是叹息，间或用手抚摸一下脸上的伤疤。
　　“我要离开了，去广州卖凉粉。”她的声音很小，“虽然挣钱不多，但好歹能够堂堂正正活着。”
　　起因是在3月22日晚上11点，她在交易时又遭遇了抢劫，并被两人轮奸。“我身上不到20块的现金，装有换洗衣服、化妆品以及证件的行李都被抢走了。他们还翻出了一张农行卡。”英仔说，“当时，一条大约两米长的铁丝勒住我的脖子，逼我说出密码。2000元就这样没了，那是我那两个小孩的学费。”
　　困境中，只有孩子是她的希望。1995年，英仔从贵州远嫁广东省五华县，7年后生下了这对双胞胎。“我们曾经很有钱，家里开了一个养猪场，存款最多的时候有97万元。”英仔说，“但当我去湖南婆家看孩子的时候，老公在一家大型赌场输光了所有的钱。”
　　此后的她在深圳打拼，已经做到了一个企业的管理位置。又是因为丈夫的赌博，让她挪用25万公款。她被开除后，在东莞后街开了个大排档，但因生意冷落而停业。
　　“离婚后，孩子给了他们的爸爸。每月，我要寄400元回家。”英仔苦笑说。而在抬头时，她脖子上就会露出一道铁青的印痕——铁丝留下的痕迹，再加少许的红肿。
　　园园对英仔“上岸”的想法感到吃惊。“她以前当过白领，目前还没完全适应。”这个有10年经验的性工作者说，“她被抢是因为经验不足。但这两次经历后，被抢的概率就会小些。”
　　“其实每个月我都会遇到抢劫，只是没有她损失那么大。”园园说很少带钱出门，就算带也都在20块钱以下。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过来抢劫——抢她们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哪怕将她们杀死。
　　为逃避这种恐惧生活，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开始吸毒。从开始的白粉，再到静脉注射，这让她们更是体无完肤。“有些姐妹因为吸毒过量，就那样走了。”园园说。为筹集毒资，她们铤而走险的一次次走向运河加油站……
　　“每当警车在附近出现时，虽然知道他们又来驱赶我们了，但还是很安心。”一个叫“春林”的性工作者说，“毕竟，警车可以震住想伤害我们的人。真希望有一个穿着警服的亲人或者朋友，那些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可惜警察不能给我们做保护伞，否则就算交保护费也值。”
　　
　　(文中英仔为真名，但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将其姓氏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