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刘建生就在新华社中央新闻采编室工作，专门拍摄中央领导人的外事活动。他的有心之处在于除了拍摄常规发稿用的领导人照片，还整理留存了大量世界领袖的新闻肖像。这些照片超越了单纯的记录层面，在简洁的构图和色彩运用之外，更有着“亦静亦动”的气质——这些高影像品质的瞬间定格不仅耐看，一张张安静的面孔之后，更让人不禁想到他们波涛汹涌的政治人生。更可贵的是，作者通过相机抓取的都是这些领袖人物在自然状态下流露出的表情和状态。这些充满人情味儿的照片往往揭示了这些政治人物同时作为常人的内心状态。这样的影像不需要配白，你自然愿意和他们对视。照片中，朝鲜领袖金正日作为一个电脑迷，在聆听电脑公司讲解的时候，也会流露出童真的眼神；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外事会见完毕准备坐上专车的时候，微抿的嘴唇也会让人感到一位老者的无奈和岁月的悲凉；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牵着太太走进会客厅时，你会看到一个有牛仔本性的老男孩也有家中好男人的一面……这些是作者有意为之，也是领袖风采后的真实悲喜。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照片大都是刘建生在“5分钟记者拍摄时间”内抓拍的，即领导人出席会见时摄影记者可以在场拍摄的时间。尽管其中一些肖像照片像极了预约拍摄的，但刘建生说所有这些肖像照片都是抓拍完成，他说：“在完成发稿任务后，我就换另一台相机开始拍摄肖像照。”比如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坐在会议桌前直面镜头的那张，“记者拍摄时间结束，我在离开的时候看到了卡尔德龙，便举起相机。西方领导人对记者都很尊重，会礼貌地看着镜头。于是就拍到了这张。其实这时卡尔德龙的目光中已经有逐客的意思了。”
　　刘建生开始拍摄领袖肖像源于刚参加工作时受到的一次“刺激”。80年代刘建生刚参加工作不久，一次美国《时代》杂志需要一张邓小平的肖像照片用作封面，向新华社摄影师征选。照片倒是有不少，但都没能被《时代》选中，最后只好采用了一张画像。这件事引起了刘建生的思考，他意识到只完成发稿任务是不够的，作为新华社记者，不能浪费近距离拍摄领导人的便利条件。于是，刘建生由此开始了自己20余年的领袖肖像拍摄之路。
　　拍摄新闻肖像重点是表现人物性格。20多年的拍摄经历也让刘建生从最初单纯的面部白描，进一步到在画面中融入光线、色调等美学元素增加照片的美观，进而显示其文化因素和寓意。现在，刘建生还在探索通过预想的角色编辑，将摄影记者的地位由被动化为主动，在客观表现的基础上融入作者的主观看法。
　　要在短短5分钟的记者拍摄时间内拍出优秀的领袖肖像绝非一只长焦镜头就能做到的。除了摄影记者自身纯熟的拍摄功底，还需要一些用心之处。巧寻前景就是刘建生的一个技巧。在拍摄美国总统奥巴马演讲的那张肖像照时，拍摄环境是在一个布置寻常的会场中，灯光明亮，奥巴马的背后还有色彩鲜艳的国旗。为了达到突出主体人物，取得干净的黑色背景的效果，刘建生利用大光圈的特性，将拍摄位置选择在一个身穿黑衣的黑人记者身后，画面下方和后侧的黑色就是这名黑人记者轮廓在大光圈作用下形成的虚影。同样，在一次采访任务结束后，刘建生偶然发现他所在的区域还有巴西总统罗塞夫的外事活动，这位巴西女总统刚就职不久，各界都在猜测巴西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女总统的态度，一切都在迷雾之中。在没有拍摄任务的情况下，刘建生来到会场。为了拍摄到与众不同的画面，他在会场门外等候，每次会场开门之际，他就拿起相机抓紧拍摄几张。最终，这张前景一片朦胧的巴西女总统罗塞夫思索瞬间的照片诞生了。画面中，这位女总统好像同样在思考上任后一片朦胧的局势。
　　前景可以为画面构成做出贡献，但有时前景移动速度很快，又与肉眼所见不同，所以不仅需要摄影记者有用镜头语言预想画面的能力和经验，还要求极快的反应速度。如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的这张肖像照。左上方的白色区域犹如一道光束照在克里莫夫身上，其实这是一个走过镜头前方的人的白色衬衫领和黑色西服。正如刘建生所说：“没有合适的背景，就只能从缝儿里找前景。”
　　如果说这些寻找前景属于技术范畴。在刘建生的另外一些看似平常的肖像照片中，也有不简单的角色思考和拍摄想法，抓住人物特点就是他的核心构想。例如古巴主席卡斯特罗的这张黑白肖像照。拍摄时，因为卡斯特罗本人身材高大，作者为了拍到他的发迹线和后面的头发，特别选择了一个较高的角度。后期转为黑白后，胡须的层次立现，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海明威的经典肖像照。刘建生说：“史料记载，卡斯特罗和海明威是很好的朋友。而卡斯特罗作为古巴的英雄式领导人，在疆域广阔的美国旁边树立另一种制度的政权，一生经历无数次暗杀都幸而脱险，好像显现了海明威中《老人与海》的搏斗和不屈精神。”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独自行走在草地上的照片也体现了作者拍摄时所追求的独特性。这张照片一反平日里常见到的众人簇拥的卡扎菲的照片。这张照片中，他的身旁没有美女保镖，也没有利比亚士兵，有的是绿油油的草地和撒哈拉直射的阳光。草地上行走的卡扎菲穿着一身褐色袍子，阳光下好似身披光环。作者为这张照片起名《独来独往的侠客——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这张照片的拍摄也有一段故事。当时刘建生正和一些记者在著名的阿齐齐亚兵营等待对卡扎菲的采访。这时，百米外的树林中突然走出一个人来，一个记者大喊“卡扎菲！”逆光下大家都看不清楚，但卡扎菲是何许人物，岂能如个牧羊人独来独往，于是大家都没有在意。直到距离将近四五十米时，众人终于在惊愕中辨认出此人正是卡扎菲。这时有人喊道：“抄家伙！”记者们纷纷冲向前，而刘建生按兵不动。果然，一眨眼功夫，帐篷里跑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每人面前一个，用英语大喊“不许拍照！”而刘建生由于坐着没动没有被士兵理会。悄悄更换镜头并调整闪光灯后，待卡扎菲走到有效距离，刘建生突然站起身按下快门。随着闪光灯一亮，一个利比亚士兵马上跑过来用手挡住他的镜头，但为时已晚。
　　捕捉领导人内心的独特性也是影像具有历史价值的前提。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画像前的这张照片摄于2007年4月，地点是委内瑞拉总统府。曾倒背如流、多次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查韦斯说：“毛主席现在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他的很多理想在中国已经实现了；而玻利瓦尔则会感到悲伤，因为他的理想还远未达到。”查韦斯在“南美解放者”、“委内瑞拉之父”玻利瓦尔画像前表情凝重，正体现了他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感到任重道远的心理活动。
　　在作者命名为《头顶苏联地图的总书记》的照片中，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正抬头对着镜头招手微笑。这张照片拍摄于1989年5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之际。当时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传言之一是他头顶的红色胎记是苏联地图，是上帝专门派来领导苏联的伟人。戈尔巴乔夫抵达机场时有近千记者等待采访，可惜他绕道而行了。第三天是八达岭长城游览。为了拍摄他头顶上的胎记，刘建生提前两个小时趴在一个较高的烽火台上守候。当戈尔巴乔夫在警卫圈中慢慢靠近，在烽火台上的记者们都一齐大喊，引得他们抬头观望，才拍到这张照片。
　　刘建生的镜头，摄取了逾百位世界风云领袖的肖像，有美国的数任总统如尼克松、克林顿、布什总统父子；有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叶利钦、普京；有老资格的国际风云人物卡斯特罗、金日成、阿拉法特、卡扎菲，也有让世界充满变数的金正日、内贾德、查韦斯等比较新的一代领导人；还有一些充满神秘传说和巨大财富的国王皇帝等，这些人物基本上决定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社会、文化走向。
　　刘建生不仅利用面部特征或典型动作展示领袖人物的典型性格，以及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心态，还利用光线色彩和构图创造艺术氛围，甚至利用环境符号与人物表情阐明一种关系。
　　刘建生说，中国的时政摄影记者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采访世界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著名政治家的机会特别多。我国一年要接待30到40个总统或总理级代表团，以及数不清的政客名人；每年在我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也非常多。此外，我国的党和国家领导 人每年还要出访几十个国家，这种拍摄机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摄影记者都望尘莫及的。而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在苦练一次拍好和快速反应的基本功之上，还需要做个“有心人”，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寻找有价值的可以记录的影像场景、戏剧性的场面，拍出好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