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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乡土文学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其叙事存在二元分化状态，即“虚构”叙事和“非虚构”叙事。面对扑面而来的非虚构乡土写作浪潮，清醒认识其叙事立场和叙事伦理是十分必要的。保持“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的历史视角，摆脱道德审判的叙事伦理，有利于突破长期困扰我们的乡土写作困境，进而创新并优化乡土文学写作生态。
[关键词]非虚构；乡土文学；叙事立场；叙事伦理
近年来，一大批描写乡土中国的“非虚构”作品成为媒体与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面对挑剔的读者，“虚构”叙事中惯以为常的“归去来”式的写作模式和“自上而下”的视角，“怀念式、挽歌式”的乡愁已倍显疲软，而“非虚构”叙事以其真实的维度、平等的视角、透视的姿态，将被遮蔽的乡土重新带回公共空间，从而备受读者亲睐。
在近期值得关注的“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中，蔡家园的《松塆纪事》显得尤为突出。这部作品以松塆为镜像，以口述实录和实地调查的方式，客观、细致地呈现了建国以来处于不同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世界。诚然，以“非虚构”的形式介人乡村生态、呈现乡村问题、反映城乡剧变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写作方式。然而继林白《妇女闲聊录》、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的相继成功后，“非虚构”乡土文学的主题逐渐固化为：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全面溃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关系的失衡等，其情绪是对当下乡土中国的不适、关切与反思。显然，固化的主题只能重复呈现乡土问题的症候，却无法将其放人历史长河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细数建国以来乡土中国的发展，其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乡绅制度的瓦解、小农经济的分崩离析，乡村政治运动的迭起。这样的剧变虽已年代久远，但其对乡土中国带来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当下的“城市化”运动。甚至说，乡土问题在当下的反映，比如土地流转、撂荒等，不无其历史的根源。就此而言，关注当下固然重要，反思历史也迫在眉睫。蔡家园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而在《松塆纪事》中，他将笔触延伸到解放后，新旧意识形态交替的社会转型期，挖掘看似处于政治边缘的乡村社会细而微的变化，透视社会剧变时期乡民的忧伤与阵痛。
《松塆纪事》所涉及的内容有“土地改革”“农村生产合作社9946大炼钢铁”“计划生育”“下乡知青”“乡镇企业改革”等，这些在历史的关联中展示乡村及农民命运的作品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有不少体现。但《松塆纪事》为我们敞开了乡土中国的另一种精神世界。许多时候，我们对解放后农村生活的想象还停留在“十七年文学”“寻根文学”的印象中，将“虚构”当做唯一“底本”来认识乡村生活。地主和农民就是《红旗谱》中天然的对立关系，农村干部就如《创业史》中的郭振山、《三里湾》中的范登高一样自私自利；从《血色黄昏》里插队知青的苦难人生到贾平凹《土门》中的城乡绝然的对立。这些颇有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了我们对乡土中国和那段历史的想象。然而“虚构”作品中这种平面化、单向度的叙事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主流“精英叙事”的阶级局限性，看似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传达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怀，却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复杂的生命本相。
事实上，亲历了村庄变迁的乡民们最有发言权，而他们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看法，往往与知识分子所占有的角度大相径庭。为此，《松塆纪事》在“非虚构”的常规叙事方式，即口述和调查外，采用了复调的结构，让亲历者、后来者、作者同时发声，对村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事变迁作了客观而真实的还原。复调的叙事结构也挖掘出了历史更多维的“真实”，这种真实就在于揭示了在历史洪流裹挟下乡村生活的复杂性和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身处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农民，他们身上并非一味呈现出“阶级对立、盲目蛮干、时代悲剧”等负面因素，也并不随波逐流，做历史的浮萍，而是在一种忧思中接受现实。瀚儒、耀辉、梅松都足以颠覆我们脑海的地主形象和基层领导形象。下乡知青曲英并没有逃离农村，也过上了幸福生活。大集体让乡民在参与劳作的同时，体验了集体的温暖，也增添了不少田间地头的趣闻。“样板戏”也并不如同主流文学作品中描述的一样俗不可耐，许多孩子甚至因此得到了艺术的启蒙，进而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知识场域已经形成了重重论述，而多年以来读者包括作者本人的接受都是这样一幅历史面孔的语境下，想要超越思维，从经验和不断挖掘的事实出发，对“虚构”乡土文学中流行的说法进行反思，对一元化历史观进行反拨，进而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不容易的。而《松塆纪事》在整理历史潮流中“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别于文学史视野中的农民形象和乡村生态。这种看待问题的历史眼光、挣脱宏大主流叙事、尊重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尝试代表着《松塆纪事》独特的叙事立场。
关于叙事伦理，谢有顺谈到：“叙事伦理也是一种生存伦理。它关注个人深渊般的命运，倾听灵魂破碎的声音，它以个人的生活际遇，关怀人类的基本处境。这一叙事伦理的指向，完全建基于作家对生命、人性的感悟，它拒绝以现实、人伦的尺度来制定精神规则，也不愿停留在人间的道德、是非之中，它用灵魂说话，用生命发言。因此，以生命、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重在书写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它反对单一的道德结论，也不愿在善恶中挣扎——它是在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入与事。”①而作为一种关注个体生命体验、尊重客观事实的文体，“非虚构”特别强调对主体对象的不偏不倚、不娇柔不造作的客观呈现。这种超越现实、没有道德审判和伦理控诉的叙事伦理是作家應该尤为珍视的。
然而同为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与《松塆纪事》即具有不同的叙事伦理。
在《松塆纪事》中，作者对民间语言、民间生活十分尊重，具有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体现为讲述者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个人体验对历史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即便是在讲述者跑题时，作者也并未打断，并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比如，在"1951：两个地主的黄昏”中，讲述者“疯爷”有好一段“啰嗦”的开场白：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呵呵，你们不要笑啊，故事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流传的。问题是，现在愿意听故事的“小和尚”越来越少了。他们就像公鸡一样，天天被人追债似的逼得四处乱窜，急慌慌地像丢了魂。忙着挣钱，忙着盖楼，忙着买车，忙着给草莓喷激素，忙着给猪喂化肥，忙着给鳝鱼喂避孕药，忙得忘记爹娘、忘记儿女，哪个还有闲心听我讲过去的故事？②
这些看似吃语的、与故事本身毫无关联的叙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虽然德高望重但没有居高临下，反而愿意将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自然生动、理直气壮地讲述出来的“疯爷”。作者对“疯爷”碎碎念的如实记录，使读者和批评家看到一种新的农村生活，新的农民形象，实际上也是对读者如何理解疯爷及松塆生活的内在引导，这种处理方式有意使读者进人村庄，从而避免了居高临下的阅读体验。
《中国在梁庄》则不然。作品虽然有许多梁庄人在说话，但作者本人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受访者只是“被观看者”和受限制的言说者，甚至于他们的叙述常常被有意剪裁而归纳到某一类问题里，作为一种论据式的存在。比如，在谈到梁庄人对幸福生活的认可时，作者是这样叙述的：“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③但是，作者并不认同这样的幸福感，并在陈述前加上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念念不忘。”这样的处理方式使文本常常被作者的思考和认识所劫持，而个体对历史的生命感觉、个人的命运故事，只能在作者有意的引导中，艰难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
虽然二者所讲述的时代不同，但在两种不同叙事伦理的背后，体现的是写作观念和情感认知的不同。《松塆纪事》像是一本由松塆人民们共同完成的，关于时代、关于祖辈的回忆录。在作品中，讲述人一般是独立的、客观的、剥离时代的。作者认同并尊重他们的思考方式、社会地位、生活态度，并非常珍视这种来自乡村的、具有异质性声音，认为它们虽然粗糙、重复、单调，但同时也生动、泼辣、生机勃勃。《中国在梁庄》的叙述人梁鸿虽然也来自乡村，但她始终没有真正进人故乡而是以离乡之女的身份来进行叙述，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检视、审视。这样一种身份定位使得作者无法不加判断地展示梁庄，无法将记忆中的故乡与眼前的村庄并置在一起。所以，在这部作品里，尽管梁庄人也在发声，但作家先人为主的悲悯情怀和价值判断强有力地引导着读者。
作为一部反思历史的“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松塆纪事》给想象乡土中国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一种范式。它先进的叙述立场以及对超越现实、没有道德审判和伦理控诉的叙事伦理的遵循，给“非虚构”作者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思考：面对乡土写作，“非虚构”作者如实表现时代命题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理解我们的乡土世界，挖掘历史的多面性和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如何不把特殊时代的乡土生活问题化、戏剧化？如何在写作时避免“自上而下”的视角，同时也不放弃作者的主体性。如何不为预设的写作观念、情感左右，而将“我们”融人对象中进行思考？也许，按照这样的叙事立场和叙事伦理表现出来的乡土中国，面目含混、夹杂着灰暗和光明，不符合大众的阅读期待，但却有可能更接近真實本身。
①谢有顺：《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②蔡家园：《松塆纪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③梁鸿：《中国在梁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
[关键词]非虚构；乡土文学；叙事立场；叙事伦理
近年来，一大批描写乡土中国的“非虚构”作品成为媒体与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面对挑剔的读者，“虚构”叙事中惯以为常的“归去来”式的写作模式和“自上而下”的视角，“怀念式、挽歌式”的乡愁已倍显疲软，而“非虚构”叙事以其真实的维度、平等的视角、透视的姿态，将被遮蔽的乡土重新带回公共空间，从而备受读者亲睐。
在近期值得关注的“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中，蔡家园的《松塆纪事》显得尤为突出。这部作品以松塆为镜像，以口述实录和实地调查的方式，客观、细致地呈现了建国以来处于不同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世界。诚然，以“非虚构”的形式介人乡村生态、呈现乡村问题、反映城乡剧变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写作方式。然而继林白《妇女闲聊录》、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的相继成功后，“非虚构”乡土文学的主题逐渐固化为：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全面溃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关系的失衡等，其情绪是对当下乡土中国的不适、关切与反思。显然，固化的主题只能重复呈现乡土问题的症候，却无法将其放人历史长河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细数建国以来乡土中国的发展，其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乡绅制度的瓦解、小农经济的分崩离析，乡村政治运动的迭起。这样的剧变虽已年代久远，但其对乡土中国带来的影响丝毫不逊于当下的“城市化”运动。甚至说，乡土问题在当下的反映，比如土地流转、撂荒等，不无其历史的根源。就此而言，关注当下固然重要，反思历史也迫在眉睫。蔡家园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而在《松塆纪事》中，他将笔触延伸到解放后，新旧意识形态交替的社会转型期，挖掘看似处于政治边缘的乡村社会细而微的变化，透视社会剧变时期乡民的忧伤与阵痛。
《松塆纪事》所涉及的内容有“土地改革”“农村生产合作社9946大炼钢铁”“计划生育”“下乡知青”“乡镇企业改革”等，这些在历史的关联中展示乡村及农民命运的作品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有不少体现。但《松塆纪事》为我们敞开了乡土中国的另一种精神世界。许多时候，我们对解放后农村生活的想象还停留在“十七年文学”“寻根文学”的印象中，将“虚构”当做唯一“底本”来认识乡村生活。地主和农民就是《红旗谱》中天然的对立关系，农村干部就如《创业史》中的郭振山、《三里湾》中的范登高一样自私自利；从《血色黄昏》里插队知青的苦难人生到贾平凹《土门》中的城乡绝然的对立。这些颇有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了我们对乡土中国和那段历史的想象。然而“虚构”作品中这种平面化、单向度的叙事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主流“精英叙事”的阶级局限性，看似是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传达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怀，却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复杂的生命本相。
事实上，亲历了村庄变迁的乡民们最有发言权，而他们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看法，往往与知识分子所占有的角度大相径庭。为此，《松塆纪事》在“非虚构”的常规叙事方式，即口述和调查外，采用了复调的结构，让亲历者、后来者、作者同时发声，对村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事变迁作了客观而真实的还原。复调的叙事结构也挖掘出了历史更多维的“真实”，这种真实就在于揭示了在历史洪流裹挟下乡村生活的复杂性和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身处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农民，他们身上并非一味呈现出“阶级对立、盲目蛮干、时代悲剧”等负面因素，也并不随波逐流，做历史的浮萍，而是在一种忧思中接受现实。瀚儒、耀辉、梅松都足以颠覆我们脑海的地主形象和基层领导形象。下乡知青曲英并没有逃离农村，也过上了幸福生活。大集体让乡民在参与劳作的同时，体验了集体的温暖，也增添了不少田间地头的趣闻。“样板戏”也并不如同主流文学作品中描述的一样俗不可耐，许多孩子甚至因此得到了艺术的启蒙，进而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知识场域已经形成了重重论述，而多年以来读者包括作者本人的接受都是这样一幅历史面孔的语境下，想要超越思维，从经验和不断挖掘的事实出发，对“虚构”乡土文学中流行的说法进行反思，对一元化历史观进行反拨，进而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不容易的。而《松塆纪事》在整理历史潮流中“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别于文学史视野中的农民形象和乡村生态。这种看待问题的历史眼光、挣脱宏大主流叙事、尊重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尝试代表着《松塆纪事》独特的叙事立场。
关于叙事伦理，谢有顺谈到：“叙事伦理也是一种生存伦理。它关注个人深渊般的命运，倾听灵魂破碎的声音，它以个人的生活际遇，关怀人类的基本处境。这一叙事伦理的指向，完全建基于作家对生命、人性的感悟，它拒绝以现实、人伦的尺度来制定精神规则，也不愿停留在人间的道德、是非之中，它用灵魂说话，用生命发言。因此，以生命、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重在呈现人类生活的丰富可能性，重在书写人性世界里的复杂感受；它反对单一的道德结论，也不愿在善恶中挣扎——它是在以生命的宽广和仁慈来打量一切入与事。”①而作为一种关注个体生命体验、尊重客观事实的文体，“非虚构”特别强调对主体对象的不偏不倚、不娇柔不造作的客观呈现。这种超越现实、没有道德审判和伦理控诉的叙事伦理是作家應该尤为珍视的。
然而同为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与《松塆纪事》即具有不同的叙事伦理。
在《松塆纪事》中，作者对民间语言、民间生活十分尊重，具有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体现为讲述者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个人体验对历史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即便是在讲述者跑题时，作者也并未打断，并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比如，在"1951：两个地主的黄昏”中，讲述者“疯爷”有好一段“啰嗦”的开场白：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呵呵，你们不要笑啊，故事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流传的。问题是，现在愿意听故事的“小和尚”越来越少了。他们就像公鸡一样，天天被人追债似的逼得四处乱窜，急慌慌地像丢了魂。忙着挣钱，忙着盖楼，忙着买车，忙着给草莓喷激素，忙着给猪喂化肥，忙着给鳝鱼喂避孕药，忙得忘记爹娘、忘记儿女，哪个还有闲心听我讲过去的故事？②
这些看似吃语的、与故事本身毫无关联的叙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虽然德高望重但没有居高临下，反而愿意将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自然生动、理直气壮地讲述出来的“疯爷”。作者对“疯爷”碎碎念的如实记录，使读者和批评家看到一种新的农村生活，新的农民形象，实际上也是对读者如何理解疯爷及松塆生活的内在引导，这种处理方式有意使读者进人村庄，从而避免了居高临下的阅读体验。
《中国在梁庄》则不然。作品虽然有许多梁庄人在说话，但作者本人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受访者只是“被观看者”和受限制的言说者，甚至于他们的叙述常常被有意剪裁而归纳到某一类问题里，作为一种论据式的存在。比如，在谈到梁庄人对幸福生活的认可时，作者是这样叙述的：“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③但是，作者并不认同这样的幸福感，并在陈述前加上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念念不忘。”这样的处理方式使文本常常被作者的思考和认识所劫持，而个体对历史的生命感觉、个人的命运故事，只能在作者有意的引导中，艰难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
虽然二者所讲述的时代不同，但在两种不同叙事伦理的背后，体现的是写作观念和情感认知的不同。《松塆纪事》像是一本由松塆人民们共同完成的，关于时代、关于祖辈的回忆录。在作品中，讲述人一般是独立的、客观的、剥离时代的。作者认同并尊重他们的思考方式、社会地位、生活态度，并非常珍视这种来自乡村的、具有异质性声音，认为它们虽然粗糙、重复、单调，但同时也生动、泼辣、生机勃勃。《中国在梁庄》的叙述人梁鸿虽然也来自乡村，但她始终没有真正进人故乡而是以离乡之女的身份来进行叙述，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检视、审视。这样一种身份定位使得作者无法不加判断地展示梁庄，无法将记忆中的故乡与眼前的村庄并置在一起。所以，在这部作品里，尽管梁庄人也在发声，但作家先人为主的悲悯情怀和价值判断强有力地引导着读者。
作为一部反思历史的“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松塆纪事》给想象乡土中国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一种范式。它先进的叙述立场以及对超越现实、没有道德审判和伦理控诉的叙事伦理的遵循，给“非虚构”作者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思考：面对乡土写作，“非虚构”作者如实表现时代命题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理解我们的乡土世界，挖掘历史的多面性和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如何不把特殊时代的乡土生活问题化、戏剧化？如何在写作时避免“自上而下”的视角，同时也不放弃作者的主体性。如何不为预设的写作观念、情感左右，而将“我们”融人对象中进行思考？也许，按照这样的叙事立场和叙事伦理表现出来的乡土中国，面目含混、夹杂着灰暗和光明，不符合大众的阅读期待，但却有可能更接近真實本身。
①谢有顺：《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②蔡家园：《松塆纪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③梁鸿：《中国在梁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