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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四年计划”负责人戈林于1939年1月24日，委派党卫队队长、警察总长希姆莱的副官、帝国保安局和犹太移民办公室负责人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拟定一份“在目前情况下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好方案”。
此时纳粹认为的彻底解决还只是强迫移民，将犹太人最大程度上驱逐出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
经济绞索
这一决策的依据是纳粹上台后所颁布的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法案，先后达400余项之多。其中以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纳粹党年度会议上通过的《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和《帝国公民权法》最具代表，后来它们被统称为《纽伦堡法案》。
《纽伦堡法案》的制定标志着自1871年以来犹太人所拥有的平等公民权利被彻底剥夺，再不受法律保护。犹太人被禁止与一切其他族群通婚，甚至丧失了悬挂和帝国相关的一切旗帜和使用相关颜色的资格。在自己的祖国，德国犹太人从拥有社会精英地位的企业家、律师、学者、医生以及作家记者等跌落成了被唾弃的贱民。
在一战战败后的一片萧条中，德国社会流传着“犹太人拥有黄金与硬通货……”这样的论调。这让那些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中下层民众对犹太人产生了巨大仇恨——也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了纳粹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于是对犹太人财产进行合法地掠夺成便为了纳粹分子的当务之急。
纳粹分子最开始在犹太人商铺的门窗上刷出六芒星标记和警告顾客远离的标语，这类行为虽然带来了恐慌与不安，却无法阻止德国人依旧前往喜欢的商店挑选所需。抵制没有带来期望的结果，反而在英美等国引发了对德国商品的抵制，迫使纳粹当局紧急叫停了这一措施。虽然闹剧以失败收场，但至少在政府机构中完全禁止了与犹太人企业的合作。纳粹党员则更加被约束，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也会招致严厉的处罚。有人就曾因为妻子在犹太商店购买了一张明信片而被开除党籍并丢掉了公职。
1938年起，当局收紧了早已套在犹太人头上的经济绞索，规定所有犹太人的企业、所有资产超过5千马克的犹太人都必须到政府部门进行登记。官方理由是需要对商业企业进行所谓的“雅利安化”，实际上就是给针对犹太企业的掠夺寻找一个委婉的说法。
1938年11月9日那个著名的“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事件。——编者注）后，当局更是借口犹太人要为一名驻法外交官的死负责而将高达10亿马克的赔偿金扣除，因为对犹太人损失的赔偿足以让德国的保险公司倾家荡产。几个月后，变本加厉的当局甚至要求犹太人上缴他们所有的贵重金属和珠宝。
出于对未来前景的担忧和不堪重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逃离这个他们生活了数代并曾为之骄傲自豪的德国，再一次踏上了与祖先相似的漂泊之路。
狂风暴雨的前夜
虽然从法律上完成了对犹太人的隔离，但如何准确界定犹太人一直困扰着种族事务部门。根据之前的规定，只要祖父母一方信仰犹太教，就可以认定为犹太人，不管其本人的信仰如何。然而这样粗线条的界定过于缺乏信服力，更让《纽伦堡法案》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于是在希特勒亲自授意下，事务部的种族专家开始起草新的文件明确那些法案所针对的人群。
心存良知的种族专家罗森内尔与反犹激进分子经过争论后达成了一致。这些激进分子甚至把仅有1/8犹太血统的人也划定为迫害对象，罗森内尔指出那样便忽略了其7/8血统仍是德国人的现实。他还认为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实际上也是半个德国人。
对《纽伦堡法案》进行补充的法令中，除第一条规定“任何一个人，如果其祖父母四人中有3个是犹太人，便可以明确其为犹太人”外，其他条款中的定义均采用了罗森内尔的逻辑，即：一个人如果其祖父母任意两个是犹太人，本人又信奉犹太教或与犹太人通婚，就被定义为犹太人;而祖父母四人中只有一个是犹太人，又没加入犹太教的人则被划分成了一个新的非雅利安人种——混血种。
这个别出心裁创建出的第三种族据统计约有30多万人。他们虽然免受《纽伦堡法案》的波及，但面对第三帝国日益严苛的家族血统审查，也要经常直面压在种族之上的那道枷锁。在这种现状下，为雇主制定出生证明及相关法律文件以证明其种族的纯洁成为了一个火热的行业。
纳粹理论家们的构想似乎正在一步步实现，不过在现实利益面前也会有妥协——1936年柏林奧运会前为了缓和舆论和争取外国游客，德国的这场“种族战争”暂时休兵。但当局只是暂时的妥协，待时机成熟，更大的迫害与掠夺便狂风暴雨般再度来袭。
阿道夫·艾希曼早年并不是反犹主义者，或许是嗅到了纳粹当局对于犹太人那强烈敌意所带来的机遇，在参加党卫队保安处后不久就自告奋勇转入了与犹太事务相关的部门。1937年艾希曼被任命为犹太人移民事务的负责人。
那时，在当局眼中巴勒斯坦似乎是强制移民的最佳目的地，英国人早年曾许诺要在那里创建一个“犹太人家园”，对此希姆莱也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为研究方案的可行性，艾希曼在柏林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地下军事组织接洽后又专程前往巴勒斯坦考察。
但移民巴勒斯坦方案并非一剂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方。德国犹太人缺乏拓荒能力，同时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日渐高涨的敌意让英国人开始限制移民的数量。希特勒也担心一个犹太国家的诞生会制造出全体犹太人的精神中心对德国不利，下令搁置了这一方案。
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艾希曼的前途，他1938年被派往维也纳，负责那里约20万犹太人的强制移民工作。设立在古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豪宅中的移民中央办公室用流水线技术般的运作，使得在官僚主义严重的德国要数周才能办理完成的手续在这里一天就可以全部办结，每天可以处理多达1千份相关文件。艾希曼只花了半年时间就将5万犹太人成功运出奥地利，而在德国同期只能运出不到2万人。不过这种大量简化手续、为所欲为的移民程序根本不具有正常移民所必要的接收担保。那些运载着犹太难民的轮船不得不在一个个港口间辗转往返寻求愿意接受他们的国家，在这段远至中国上海的旅途中，犹太难民饱尝了颠沛流离的痛苦。 不过艾希曼的工作还是给柏林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之视为典范。
然而随着德国以外反犹主义的高涨，一夜之间犹太难民被视作如充斥世界的病毒细菌一样——愿意接纳他们的地区急剧减少，许多国家纷纷关闭了大门。那些本来大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如美英等国也在巨大的压力下纷纷收紧了移民政策。
到了1939年，就在戈林致函海德里希后，移民中央办公室继续快马加鞭、不择手段地迫使数万犹太人离开德国，这一年达到了约7万8千人。党卫队甚至暗中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手将数千人在英国军舰的封锁下偷运到巴勒斯坦。
9月，德军坦克碾过了波兰边境，二战就此爆发。随着波兰迅速沦陷，居住在这里高达200万之众的犹太人又给纳粹分子带来了新的安置难题。
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召集下属官员——也包括艾希曼，在帝国保安局召开了一场会议。会上，海德里希提出了“最终解决”这个词，不过此时他所讲的最终解决还没有包含那些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事情。当年《纽伦堡法案》的起草者之一斯图卡尔特博士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目的还不过只是把犹太人驱逐出德国，并没有计划大规模的屠杀。如今海德里希再次提及，又赋予了其新的“内涵”。
德国在占领的波兰领土上同时划出了几块狭窄的犹太隔离区，位于华沙、卢布林和克拉科夫这样的大城市，但却是最肮脏、拥挤、贫困的角落。它们被一道道中世纪监狱般的石墙或装有带刺电网的高大砖墙所包围。犹太人被严格限制外出，只能生活在其中，并且只能在白天活动——因为这里的夜晚一片黑暗。华沙犹太隔离区仅占整个城区面积的4.5%，却被塞进了近50万犹太人，平均7个人分享一间屋子。这些犹太人就如同囚犯一样被迫挤在数万间没有厕所、排水系统和浴室的公寓中。相比之下在高墙的外面，同一座城市德国人居住的“雅利安人区”里是平均3个人分享一间屋子。
对此，纳粹头目、劳工阵线负责人罗伯特·莱宣称：“劣等种族的人只需要很小的生存空间。与优秀民族相比，他们只配得到少量的衣服、食物，接受最低的教育。”
过度拥挤和毫无保障的卫生条件导致了肺结核、伤寒等疾病蔓延，隔离区的人们面色苍白、神情憔悴，整天只能漫无目的地徘徊在满地垃圾与泥泞、拥挤不堪的街头。由于能获得的食物极其有限，饥饿导致人们大量死亡。在华沙隔离区，每个人每天只能获得不足300卡热量的食物。街头随处可见奄奄一息的乞丐和倒毙的饿殍。收容所每天都会接受十多个弃婴，但之后能做的也仅仅是看着他们因饥饿和疾病死去。司空见惯的尸体让人们对死亡变得麻木，甚至孩子们有时会用街边死者游戏取乐。
德国军队如潮水般攻入波兰时，紧随其后的是一支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如梳子般横扫乡村和城市，用拉网式的方法搜捕并“清理”那些犹太人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
这些别动队是专门为从事此类任务而成立的，在组织和训练过程中不断灌输给成员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赋予了他们针对任务对象随意生杀予夺的权力。
波兰成为了大开杀戒的试验区。与那些担负作战任务的武装党卫队甚至部分国防军一时兴起的屠杀行为不同，别动队是有组织有计划、按照党卫队首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直接命令所执行的。并且每一次屠杀或围捕行动结束后都会有详尽的报告和统计汇总上呈。
到1941年初，仅在华沙一地每个月就有超过2千名犹太人被以各种方式屠杀。这还不包括那些因不同原因非正常死亡的人。一些人只是因为没有给走来的德国人脱帽致敬或让路就被当场枪杀。有些纳粹分子甚至通过随意虐待折磨犹太人或普通波兰人来寻找乐趣。
纳粹分子的屠杀理论中，除了种族净化之外，他们还依据一道残忍的数学公式来执行任务：即每当有一名德国人在占领区被杀，就要以50-100名这一地区的人命来抵偿。
这道公式从1939年9月入侵波兰开始一直被纳粹分子认真地执行着。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与苏联的和平协议开始入侵苏联。同样，数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跟随在军队后面深入苏联。与在波兰不同的是，这里他们多了一项新使命——清剿游击队，这项使命的含义特别宽泛，只要有引起怀疑的行为，任何人都会被贴上游击队的标签。至战争的头一个冬天，就有近50万苏联犹太人被别动队杀害。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尽管有着严密的谋划和组织，但多达数百万的犹太人对于这些刽子手来说还是太多了。很快纳粹当局就发现了这种屠杀方式存在的巨大问题。
战争条件下不可能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处理犹太人，当局不得不在各占领区招募帮凶——由于东欧有着较久的反犹传统，故此不难办到。除部分波兰人外，入侵苏联后纳粹从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轻易征召到了许多这样的志愿者。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当地军队、警察、甚至普通居民在德国人到来前便越俎代庖自行屠杀了数千犹太人，有时德国人反倒成了旁观者。
虽然外籍人员的加入填补了屠杀者的人员缺口，但这些人多数并非是纳粹主义信徒，更多是出于投机心理甚至仅为满足自身暴力欲望，故而其无法获得完全信任。
另外，以希特勒和希姆萊为首的高层也对这种让被处决者为自己挖好葬坑、然后机枪扫射的重复方式感到厌倦，认为其效率过于低下。希姆莱还曾在亲自监察一次集体处决时面对大量尸体与鲜血感到了严重不适，他甚至指责行刑手枪法太差。
实际上这种屠杀方式对于行刑士兵影响更大，即便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长时间面对血腥与暴力也会在精神上产生许多不良反应。此外，为了这样的屠杀势必还要耗费掉许多宝贵的资源——除去枪支子弹外，如何销毁尸体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物资。所以，更具效力、更快捷安全的屠杀方式成为了当局的新选项。 1939年10月，在柏林建立了国家直属的研究机构，代号为“T4计划”。希特勒亲自选定了自己的顾问担任负责人，并对公众加以隐瞒。该机构以慈善事业名义在各地设立了6个中心，开始用全新试验的方式进行秘密屠杀，对象也扩大到了包括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德国人。送到这里的病人被塞进伪装成浴室的密闭房间内，然后注入的一氧化碳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而后死者家属只会收到一个骨灰盒及一封吊唁信——信上都会解释说是死于诸如肺炎一类的疾病，火化是为了预防传染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1941年8月，希特勒宣布终止了“T4计划”——但只是理论上、或者说是名义上的终止。死于“T4计划”毒气室的受害者约有70273人。
T4中心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屠杀实验室。虽然它后来遭到了民众及宗教人士猛烈的抨击和反对而被宣布终止，但也为后来那些巨大的杀人中心完成了技术储备，同时训练出了一批屠杀系统的操作人。
1941年7月31日，戈林致信海德里希对于他1939年1月24日的任务进行了新的补充。在信中戈林授权海德里希“动用一切资源和技术，整体解决欧洲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落实针对‘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总体规划”。9月，海德里希将制定方案的工作委托给了自己在犹太人事务方面最重要的助手艾希曼。
正是在这期间，与此前用来囚禁和强制劳役的集中营不同，专门用于屠杀的灭绝营出现在波兰。它们的名字虽然不如达豪、萨克森豪森、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为人所熟知，却成为了“最终解决方案”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同样在9月，第一批改装成移动毒气室的特殊卡车被投入使用，这是“T4计划”所储备技术的最新成果。这种卡车的气密车箱能够一次塞入40个人左右——有些较大的型号甚至可以装下100多个人，一根管子将发动机排放出的一氧化碳气体直接导入车箱。当卡车载着被处决者到达埋葬地时便可以直接卸下尸体了。这样的方式每次只需要不到20分钟，没有枪声，看不到流血，也几乎没有呼喊。
这或许就是纳粹当局向往的“人性化杀戮”。然而，这种方式在希姆莱看来仍然缺乏效率，毕竟还有数百万犹太人需要被解决。所以，屠杀的规模和效率还需要升级。
1942年1月初，海德里希指示艾希曼给十余位德国各机构官员发出了信函，邀请他们于20日参加一场事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了风景优美的柏林西南郊万湖路的一栋豪华别墅。这座别墅在1940年被党卫队收购前为一位犹太实业家所拥有。参会的官员除召集人海德里希和组织者艾希曼外有13人，分别来自于党卫队、帝国总理府、司法部、内政部、外交部、经济部门以及纳粹党务部门和东方占领区。他们中虽然大多并不是所属部门的最高领导，但却都是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或拥有重要职务。
由于万湖会议的相关文件和会议记录几乎都在事后被销毁，至今无法确定海德里希是否向参会者透露了正在波兰建造的第一批专门用于“最终解决”犹太人的灭绝营的情况。不过能够肯定，许多参会者对此都心照不宣。
后来，在喝着红酒、享用各式精致食物的间隙，众人继续讨论了关于“各种可行性解决方案”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达成了一致共识：各部门必须无条件支持与配合在党卫队主导（海德里希负责统揽，艾希曼作为具体执行联络人）下的“最终解决方案”。
万湖会议标志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处理态度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也是大规模灭绝性屠杀的开始。
1942年6月，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遭到抵抗组织的袭击后死去。根据他名字命名的“莱茵哈特行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从那个时候起，切姆诺、贝乌热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这些灭绝营的名字就永远与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联系到了一起。
“莱茵哈特行动”的三驾马车——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集中营模式。当一列列满载犹太人和其他犯人的火车驶入这些营地专用的车站后，被驱赶下车的人们就马上以“消毒”的名义被送进了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几个小时后便随着焚化炉冒出的滚滚黑烟永远消失。最多时候，这3座灭绝营一天可以处理掉25000具尸体。当1945年最后一座集中营被解放，先后有近6百万犹太人消失在了这场精心设计的大屠杀中。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纳粹分子对他们的行为并非毫无顾忌。从《万湖议定书》中通篇的“移民”和“疏散”等隐晦字眼到1943年10月希姆莱对党卫队官员训话中所说到的：“……在我們之间，可以这样开门见山地谈，但却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页不能，也永远不会写进我们的历史”——可以看出，大屠杀的制造者们很清楚他们所做的是怎样一种行为，这其中的血腥与残酷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去直接面对。
（本文参考资料：[美]弗里德兰德尔著、卢彦名等译《灭绝的年代》，[英]克里斯·麦克纳布著、梁本彬译《二战数据·第三帝国》，[美]时代生活编辑部著、张显奎译《第三帝国：杀人机器》等。）
此时纳粹认为的彻底解决还只是强迫移民，将犹太人最大程度上驱逐出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
经济绞索
这一决策的依据是纳粹上台后所颁布的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法案，先后达400余项之多。其中以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纳粹党年度会议上通过的《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保护法》和《帝国公民权法》最具代表，后来它们被统称为《纽伦堡法案》。
《纽伦堡法案》的制定标志着自1871年以来犹太人所拥有的平等公民权利被彻底剥夺，再不受法律保护。犹太人被禁止与一切其他族群通婚，甚至丧失了悬挂和帝国相关的一切旗帜和使用相关颜色的资格。在自己的祖国，德国犹太人从拥有社会精英地位的企业家、律师、学者、医生以及作家记者等跌落成了被唾弃的贱民。
在一战战败后的一片萧条中，德国社会流传着“犹太人拥有黄金与硬通货……”这样的论调。这让那些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中下层民众对犹太人产生了巨大仇恨——也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了纳粹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于是对犹太人财产进行合法地掠夺成便为了纳粹分子的当务之急。
纳粹分子最开始在犹太人商铺的门窗上刷出六芒星标记和警告顾客远离的标语，这类行为虽然带来了恐慌与不安，却无法阻止德国人依旧前往喜欢的商店挑选所需。抵制没有带来期望的结果，反而在英美等国引发了对德国商品的抵制，迫使纳粹当局紧急叫停了这一措施。虽然闹剧以失败收场，但至少在政府机构中完全禁止了与犹太人企业的合作。纳粹党员则更加被约束，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也会招致严厉的处罚。有人就曾因为妻子在犹太商店购买了一张明信片而被开除党籍并丢掉了公职。
1938年起，当局收紧了早已套在犹太人头上的经济绞索，规定所有犹太人的企业、所有资产超过5千马克的犹太人都必须到政府部门进行登记。官方理由是需要对商业企业进行所谓的“雅利安化”，实际上就是给针对犹太企业的掠夺寻找一个委婉的说法。
1938年11月9日那个著名的“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事件。——编者注）后，当局更是借口犹太人要为一名驻法外交官的死负责而将高达10亿马克的赔偿金扣除，因为对犹太人损失的赔偿足以让德国的保险公司倾家荡产。几个月后，变本加厉的当局甚至要求犹太人上缴他们所有的贵重金属和珠宝。
出于对未来前景的担忧和不堪重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逃离这个他们生活了数代并曾为之骄傲自豪的德国，再一次踏上了与祖先相似的漂泊之路。
狂风暴雨的前夜
虽然从法律上完成了对犹太人的隔离，但如何准确界定犹太人一直困扰着种族事务部门。根据之前的规定，只要祖父母一方信仰犹太教，就可以认定为犹太人，不管其本人的信仰如何。然而这样粗线条的界定过于缺乏信服力，更让《纽伦堡法案》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于是在希特勒亲自授意下，事务部的种族专家开始起草新的文件明确那些法案所针对的人群。
心存良知的种族专家罗森内尔与反犹激进分子经过争论后达成了一致。这些激进分子甚至把仅有1/8犹太血统的人也划定为迫害对象，罗森内尔指出那样便忽略了其7/8血统仍是德国人的现实。他还认为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实际上也是半个德国人。
对《纽伦堡法案》进行补充的法令中，除第一条规定“任何一个人，如果其祖父母四人中有3个是犹太人，便可以明确其为犹太人”外，其他条款中的定义均采用了罗森内尔的逻辑，即：一个人如果其祖父母任意两个是犹太人，本人又信奉犹太教或与犹太人通婚，就被定义为犹太人;而祖父母四人中只有一个是犹太人，又没加入犹太教的人则被划分成了一个新的非雅利安人种——混血种。
这个别出心裁创建出的第三种族据统计约有30多万人。他们虽然免受《纽伦堡法案》的波及，但面对第三帝国日益严苛的家族血统审查，也要经常直面压在种族之上的那道枷锁。在这种现状下，为雇主制定出生证明及相关法律文件以证明其种族的纯洁成为了一个火热的行业。
纳粹理论家们的构想似乎正在一步步实现，不过在现实利益面前也会有妥协——1936年柏林奧运会前为了缓和舆论和争取外国游客，德国的这场“种族战争”暂时休兵。但当局只是暂时的妥协，待时机成熟，更大的迫害与掠夺便狂风暴雨般再度来袭。
阿道夫·艾希曼早年并不是反犹主义者，或许是嗅到了纳粹当局对于犹太人那强烈敌意所带来的机遇，在参加党卫队保安处后不久就自告奋勇转入了与犹太事务相关的部门。1937年艾希曼被任命为犹太人移民事务的负责人。
那时，在当局眼中巴勒斯坦似乎是强制移民的最佳目的地，英国人早年曾许诺要在那里创建一个“犹太人家园”，对此希姆莱也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为研究方案的可行性，艾希曼在柏林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地下军事组织接洽后又专程前往巴勒斯坦考察。
但移民巴勒斯坦方案并非一剂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方。德国犹太人缺乏拓荒能力，同时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日渐高涨的敌意让英国人开始限制移民的数量。希特勒也担心一个犹太国家的诞生会制造出全体犹太人的精神中心对德国不利，下令搁置了这一方案。
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艾希曼的前途，他1938年被派往维也纳，负责那里约20万犹太人的强制移民工作。设立在古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豪宅中的移民中央办公室用流水线技术般的运作，使得在官僚主义严重的德国要数周才能办理完成的手续在这里一天就可以全部办结，每天可以处理多达1千份相关文件。艾希曼只花了半年时间就将5万犹太人成功运出奥地利，而在德国同期只能运出不到2万人。不过这种大量简化手续、为所欲为的移民程序根本不具有正常移民所必要的接收担保。那些运载着犹太难民的轮船不得不在一个个港口间辗转往返寻求愿意接受他们的国家，在这段远至中国上海的旅途中，犹太难民饱尝了颠沛流离的痛苦。 不过艾希曼的工作还是给柏林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之视为典范。
然而随着德国以外反犹主义的高涨，一夜之间犹太难民被视作如充斥世界的病毒细菌一样——愿意接纳他们的地区急剧减少，许多国家纷纷关闭了大门。那些本来大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如美英等国也在巨大的压力下纷纷收紧了移民政策。
到了1939年，就在戈林致函海德里希后，移民中央办公室继续快马加鞭、不择手段地迫使数万犹太人离开德国，这一年达到了约7万8千人。党卫队甚至暗中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联手将数千人在英国军舰的封锁下偷运到巴勒斯坦。
9月，德军坦克碾过了波兰边境，二战就此爆发。随着波兰迅速沦陷，居住在这里高达200万之众的犹太人又给纳粹分子带来了新的安置难题。
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召集下属官员——也包括艾希曼，在帝国保安局召开了一场会议。会上，海德里希提出了“最终解决”这个词，不过此时他所讲的最终解决还没有包含那些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事情。当年《纽伦堡法案》的起草者之一斯图卡尔特博士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目的还不过只是把犹太人驱逐出德国，并没有计划大规模的屠杀。如今海德里希再次提及，又赋予了其新的“内涵”。
德国在占领的波兰领土上同时划出了几块狭窄的犹太隔离区，位于华沙、卢布林和克拉科夫这样的大城市，但却是最肮脏、拥挤、贫困的角落。它们被一道道中世纪监狱般的石墙或装有带刺电网的高大砖墙所包围。犹太人被严格限制外出，只能生活在其中，并且只能在白天活动——因为这里的夜晚一片黑暗。华沙犹太隔离区仅占整个城区面积的4.5%，却被塞进了近50万犹太人，平均7个人分享一间屋子。这些犹太人就如同囚犯一样被迫挤在数万间没有厕所、排水系统和浴室的公寓中。相比之下在高墙的外面，同一座城市德国人居住的“雅利安人区”里是平均3个人分享一间屋子。
对此，纳粹头目、劳工阵线负责人罗伯特·莱宣称：“劣等种族的人只需要很小的生存空间。与优秀民族相比，他们只配得到少量的衣服、食物，接受最低的教育。”
过度拥挤和毫无保障的卫生条件导致了肺结核、伤寒等疾病蔓延，隔离区的人们面色苍白、神情憔悴，整天只能漫无目的地徘徊在满地垃圾与泥泞、拥挤不堪的街头。由于能获得的食物极其有限，饥饿导致人们大量死亡。在华沙隔离区，每个人每天只能获得不足300卡热量的食物。街头随处可见奄奄一息的乞丐和倒毙的饿殍。收容所每天都会接受十多个弃婴，但之后能做的也仅仅是看着他们因饥饿和疾病死去。司空见惯的尸体让人们对死亡变得麻木，甚至孩子们有时会用街边死者游戏取乐。
德国军队如潮水般攻入波兰时，紧随其后的是一支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如梳子般横扫乡村和城市，用拉网式的方法搜捕并“清理”那些犹太人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
这些别动队是专门为从事此类任务而成立的，在组织和训练过程中不断灌输给成员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赋予了他们针对任务对象随意生杀予夺的权力。
波兰成为了大开杀戒的试验区。与那些担负作战任务的武装党卫队甚至部分国防军一时兴起的屠杀行为不同，别动队是有组织有计划、按照党卫队首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直接命令所执行的。并且每一次屠杀或围捕行动结束后都会有详尽的报告和统计汇总上呈。
到1941年初，仅在华沙一地每个月就有超过2千名犹太人被以各种方式屠杀。这还不包括那些因不同原因非正常死亡的人。一些人只是因为没有给走来的德国人脱帽致敬或让路就被当场枪杀。有些纳粹分子甚至通过随意虐待折磨犹太人或普通波兰人来寻找乐趣。
纳粹分子的屠杀理论中，除了种族净化之外，他们还依据一道残忍的数学公式来执行任务：即每当有一名德国人在占领区被杀，就要以50-100名这一地区的人命来抵偿。
这道公式从1939年9月入侵波兰开始一直被纳粹分子认真地执行着。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与苏联的和平协议开始入侵苏联。同样，数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跟随在军队后面深入苏联。与在波兰不同的是，这里他们多了一项新使命——清剿游击队，这项使命的含义特别宽泛，只要有引起怀疑的行为，任何人都会被贴上游击队的标签。至战争的头一个冬天，就有近50万苏联犹太人被别动队杀害。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尽管有着严密的谋划和组织，但多达数百万的犹太人对于这些刽子手来说还是太多了。很快纳粹当局就发现了这种屠杀方式存在的巨大问题。
战争条件下不可能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处理犹太人，当局不得不在各占领区招募帮凶——由于东欧有着较久的反犹传统，故此不难办到。除部分波兰人外，入侵苏联后纳粹从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轻易征召到了许多这样的志愿者。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当地军队、警察、甚至普通居民在德国人到来前便越俎代庖自行屠杀了数千犹太人，有时德国人反倒成了旁观者。
虽然外籍人员的加入填补了屠杀者的人员缺口，但这些人多数并非是纳粹主义信徒，更多是出于投机心理甚至仅为满足自身暴力欲望，故而其无法获得完全信任。
另外，以希特勒和希姆萊为首的高层也对这种让被处决者为自己挖好葬坑、然后机枪扫射的重复方式感到厌倦，认为其效率过于低下。希姆莱还曾在亲自监察一次集体处决时面对大量尸体与鲜血感到了严重不适，他甚至指责行刑手枪法太差。
实际上这种屠杀方式对于行刑士兵影响更大，即便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长时间面对血腥与暴力也会在精神上产生许多不良反应。此外，为了这样的屠杀势必还要耗费掉许多宝贵的资源——除去枪支子弹外，如何销毁尸体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物资。所以，更具效力、更快捷安全的屠杀方式成为了当局的新选项。 1939年10月，在柏林建立了国家直属的研究机构，代号为“T4计划”。希特勒亲自选定了自己的顾问担任负责人，并对公众加以隐瞒。该机构以慈善事业名义在各地设立了6个中心，开始用全新试验的方式进行秘密屠杀，对象也扩大到了包括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德国人。送到这里的病人被塞进伪装成浴室的密闭房间内，然后注入的一氧化碳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而后死者家属只会收到一个骨灰盒及一封吊唁信——信上都会解释说是死于诸如肺炎一类的疾病，火化是为了预防传染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1941年8月，希特勒宣布终止了“T4计划”——但只是理论上、或者说是名义上的终止。死于“T4计划”毒气室的受害者约有70273人。
T4中心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屠杀实验室。虽然它后来遭到了民众及宗教人士猛烈的抨击和反对而被宣布终止，但也为后来那些巨大的杀人中心完成了技术储备，同时训练出了一批屠杀系统的操作人。
1941年7月31日，戈林致信海德里希对于他1939年1月24日的任务进行了新的补充。在信中戈林授权海德里希“动用一切资源和技术，整体解决欧洲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落实针对‘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总体规划”。9月，海德里希将制定方案的工作委托给了自己在犹太人事务方面最重要的助手艾希曼。
正是在这期间，与此前用来囚禁和强制劳役的集中营不同，专门用于屠杀的灭绝营出现在波兰。它们的名字虽然不如达豪、萨克森豪森、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为人所熟知，却成为了“最终解决方案”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同样在9月，第一批改装成移动毒气室的特殊卡车被投入使用，这是“T4计划”所储备技术的最新成果。这种卡车的气密车箱能够一次塞入40个人左右——有些较大的型号甚至可以装下100多个人，一根管子将发动机排放出的一氧化碳气体直接导入车箱。当卡车载着被处决者到达埋葬地时便可以直接卸下尸体了。这样的方式每次只需要不到20分钟，没有枪声，看不到流血，也几乎没有呼喊。
这或许就是纳粹当局向往的“人性化杀戮”。然而，这种方式在希姆莱看来仍然缺乏效率，毕竟还有数百万犹太人需要被解决。所以，屠杀的规模和效率还需要升级。
1942年1月初，海德里希指示艾希曼给十余位德国各机构官员发出了信函，邀请他们于20日参加一场事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了风景优美的柏林西南郊万湖路的一栋豪华别墅。这座别墅在1940年被党卫队收购前为一位犹太实业家所拥有。参会的官员除召集人海德里希和组织者艾希曼外有13人，分别来自于党卫队、帝国总理府、司法部、内政部、外交部、经济部门以及纳粹党务部门和东方占领区。他们中虽然大多并不是所属部门的最高领导，但却都是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或拥有重要职务。
由于万湖会议的相关文件和会议记录几乎都在事后被销毁，至今无法确定海德里希是否向参会者透露了正在波兰建造的第一批专门用于“最终解决”犹太人的灭绝营的情况。不过能够肯定，许多参会者对此都心照不宣。
后来，在喝着红酒、享用各式精致食物的间隙，众人继续讨论了关于“各种可行性解决方案”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达成了一致共识：各部门必须无条件支持与配合在党卫队主导（海德里希负责统揽，艾希曼作为具体执行联络人）下的“最终解决方案”。
万湖会议标志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处理态度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也是大规模灭绝性屠杀的开始。
1942年6月，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遭到抵抗组织的袭击后死去。根据他名字命名的“莱茵哈特行动”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从那个时候起，切姆诺、贝乌热茨、索比堡、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这些灭绝营的名字就永远与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联系到了一起。
“莱茵哈特行动”的三驾马车——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集中营模式。当一列列满载犹太人和其他犯人的火车驶入这些营地专用的车站后，被驱赶下车的人们就马上以“消毒”的名义被送进了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几个小时后便随着焚化炉冒出的滚滚黑烟永远消失。最多时候，这3座灭绝营一天可以处理掉25000具尸体。当1945年最后一座集中营被解放，先后有近6百万犹太人消失在了这场精心设计的大屠杀中。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纳粹分子对他们的行为并非毫无顾忌。从《万湖议定书》中通篇的“移民”和“疏散”等隐晦字眼到1943年10月希姆莱对党卫队官员训话中所说到的：“……在我們之间，可以这样开门见山地谈，但却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页不能，也永远不会写进我们的历史”——可以看出，大屠杀的制造者们很清楚他们所做的是怎样一种行为，这其中的血腥与残酷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去直接面对。
（本文参考资料：[美]弗里德兰德尔著、卢彦名等译《灭绝的年代》，[英]克里斯·麦克纳布著、梁本彬译《二战数据·第三帝国》，[美]时代生活编辑部著、张显奎译《第三帝国：杀人机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