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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丹阳：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级经济学家，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研究宏观经济最出色的学者之一。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Paul Romer），进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点研究银行体制和宏观经济的联系等实际问题。谢丹阳曾经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就金融监管以及金融规划和政策方面进行培训
《商务周刊》：中国的几家国有银行长期以来都是为了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而努力，目前只有中国银行达到了，其他各家银行都没有达到。1997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曾经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来补充四大银行的资本金，最近中国工商银行再次提出希望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来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您觉得这种方式可取吗？
谢丹阳：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到了相当骑虎难下的地步。现在中国官方公布的四大银行的坏账率好像是25%，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和机构更悲观一点的估计恐怕要达到40%-50%。不管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坏账，我觉得是越早越好。问题不是处理掉了事，而是怎样制止新的坏账的出现。强制性的设定坏账率不得超过百分之多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你得要有一套激励制度，或者说一套责任性的内控制度，明确谁来把这些关口。否则的话，新的坏账不断出现，再怎么发行国债去处理也处理不过来。况且发国债处理最后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纳税人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关键不是仅仅处理这些坏账的问题，而是怎么样由法律法规调整激励制度，使得新的坏账不至于进一步涌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商务周刊》：过去两年您参加了对中国监管部门官员的培训，您认为中国在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有哪些需要提高的地方？
谢丹阳：监管人员的意识有待加强。不能光是去检查一下人家的账目是怎么样的，要了解管理层的素质以及他们的经营哲学是什么，有没有合适的内控机制，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我觉得體制很重要，一个监管体制的合理性很重要，不能走形式，不能说我就给你一个指标，今年就必须达到这个指标，那种情况下经常会出现商业银行到年终的时候好像又达标了，到了年度中间的时候，那些指标又开始恶化了。这种游戏不过是玩玩而已，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商务周刊》：您最近在关注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现在中国的银行都隐含着政府担保，也就是政府充当着最后担保人的角色，没有一种公开的存款保险制度。现在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它们的坏账其实比国有银行更厉害，常常有倒闭危险。您觉得对它们来说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
谢丹阳：在建立一个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有配套的规章。不能说光有存款保险，而监管跟不上。结果的话因为存款有担保，储户也不会在乎把钱存在哪家银行，银行就会利用某些手段吸取资金，进行投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会非常大。引入存款保险的同时一定要有适当的监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增加监管的频率，实施一些惩罚性的保费，这些都要加以考虑。我们的建议是建立公开明确的存款保险体制，加以配套的监管体系。
《商务周刊》：香港大学的白重恩教授认为，存款保险应该由现在的商业保险公司来做。
谢丹阳：我觉得存款保险不像一般的人寿保险或者其他保险那样风险容易分散。一个危机有可能使整个金融体系都瓦解，像阿根廷那样的。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保险公司的可信度是多少，谁也说不清。尽管说私人公司从管理上肯定要比国有的好，但是可信度是个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可信度的问题，保险也就不称之为保险了。有些国家的存款保险是政府的代理但由银行协会经营。可是这种安排也有个激励的问题：保费可能被有意设得偏低，以至于隐含着政府的担保在里面。
《商务周刊》：下一步中国将放开银行业，允许一些私人企业进入银行业，建立一些社区银行。对于这些民营的社区银行，它们的存款保险制度应该怎么来设计？
谢丹阳：我觉得要建立的是强制性的银行存款保险体制，而不是说大家可以自愿参加。如果自愿参加的话，参加的那些银行必定是最弱的银行，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保险不能只管那些社区银行而不管其他银行，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体系。
《商务周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晓冬教授就不赞成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因为这样会增加道德风险。
谢丹阳：道德风险肯定会有的，为什么一定要跟监管体系搭配，就是这个意思。问题银行受检查的频率要更高一些。总之我觉得是配套的问题。
《商务周刊》：目前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方面，争论比较多的就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问题。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4年了，国债已经发行了5100亿元。您怎么看待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它什么时候淡出的问题，您认为现在是不是淡出的时机？
谢丹阳：我总的感觉就是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个处理经济周期的一个办法，各个国家也都在普遍的使用。有效性要看资金到底用在哪个方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刺激内需，能不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使得增加的这部分开支能够刺激私有部门的进一步消费。如果想提高长远经济增长率的话，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像增加人力资本以及科技创新这些大的宏观环境方面，还有法律法规等等。如果你发明的东西很快就被别人抄袭过去了，那么花在研究上的那部分开销就会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
《商务周刊》：中国目前的赤字总额占GDP的比重差不多是3%。有人计算过，赤字总额加上国有银行的坏账和社保资金的缺口，占GDP的比重最少是60%，甚至有人计算已经超过了100%。是不是中国有可能发生财政危机？
谢丹阳：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中国如果能够保持目前这种增长势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处理银行的坏账问题，不让新的坏账出现，进一步的增长会使得中国在财政方面的问题不至于到了爆发危机的地步。但是这是一个大胆假设，到底银行的坏账是不是能够得到改善，现在还不能下结论。现在中国成立了银监会，监管是需要大大提高，关键我觉得还是在体制上面。
《商务周刊》：不久前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在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因为中国出口到国外的产品特别便宜，引起其他国家产品价格下降。您是怎么看待他这个观点的？
谢丹阳：我想倒不一定只有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弗里德曼早就讲过，今后世界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会像以前那么高了。因为随着贸易的增长和全球化的趋势，很多工厂慢慢都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相对都非常便宜。中国现在一方面劳动力便宜，另一方面产品质量有所保证，因此目前好像中国到处出口质优价廉的产品。但是我想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就是孟加拉国或者其他国家也可向世界出口同样质优价廉的产品。因此，也不能说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应该说中国出口质优价廉的产品使得世界产品价格不至于像以前那样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再说，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供应量的问题。如果通货紧缩已成预期，则适量增加货币供应将可解决问题。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乃是例外，是由于其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及银行体系瘫痪所致。
《商务周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部对中国经济有两种评价：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将会强大到对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构成威胁，威胁到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或者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完蛋了。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谢丹阳：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而不是有坏处的。就好比日本在二战以后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威胁到美国或者欧洲的经济，而是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高速发展同样也会有一些溢出效应，比如说能够使发达国家的一些资源集中在研究和开发这些领域里面，而不是放在中低级产品的具体生产方面，这是一个国际分工的问题。一旦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生产大国，能够担负这部分责任的话，可以使得世界的资源分布更加合理化，全球经济增长会更快。只要贸易保护这些念头不重新登上舞台，我觉得中国和中国经济发展不应该是一个威胁。
同时，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改善自己的体制，解决激励问题，使银行体系进一步趋于健康，县乡一级的政府能够担负自己的责任，我想也不会出现经济崩溃。中国已经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我觉得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已经充分调动起来了，各种比较先进的想法、各种管理经验都已经慢慢的渗透。可以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一些适当的供给。这个势头我想是不会变的，只要不出现政局动荡，金融体系不断改善，我想中国的发展应该将能保持目前的势头。
《商务周刊》：中国要想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在宏观上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谢丹阳：中国的增长势头基本上已经起来了，市场经济已经注入了活力。中国对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还是相当大的。技术创新、向国外学习的速度也非常快。惟一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怎样保持稳定。在收入分配上面要稍加注意。要把社会稳定看成是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增长不能够太过热。如果经济增长会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的话，需要有所注意。具体怎样去关注？我觉得对低收入的人群不应直接给他们提供补助，而应给他们创造机会，比如大力提供再就业训练，给私有企业创造就业提供必要的方便等等。如果社会不稳定，一个动荡倒退10年、20年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商务周刊》：中国的几家国有银行长期以来都是为了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而努力，目前只有中国银行达到了，其他各家银行都没有达到。1997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曾经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来补充四大银行的资本金，最近中国工商银行再次提出希望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来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您觉得这种方式可取吗？
谢丹阳：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到了相当骑虎难下的地步。现在中国官方公布的四大银行的坏账率好像是25%，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和机构更悲观一点的估计恐怕要达到40%-50%。不管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坏账，我觉得是越早越好。问题不是处理掉了事，而是怎样制止新的坏账的出现。强制性的设定坏账率不得超过百分之多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你得要有一套激励制度，或者说一套责任性的内控制度，明确谁来把这些关口。否则的话，新的坏账不断出现，再怎么发行国债去处理也处理不过来。况且发国债处理最后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纳税人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关键不是仅仅处理这些坏账的问题，而是怎么样由法律法规调整激励制度，使得新的坏账不至于进一步涌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商务周刊》：过去两年您参加了对中国监管部门官员的培训，您认为中国在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有哪些需要提高的地方？
谢丹阳：监管人员的意识有待加强。不能光是去检查一下人家的账目是怎么样的，要了解管理层的素质以及他们的经营哲学是什么，有没有合适的内控机制，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我觉得體制很重要，一个监管体制的合理性很重要，不能走形式，不能说我就给你一个指标，今年就必须达到这个指标，那种情况下经常会出现商业银行到年终的时候好像又达标了，到了年度中间的时候，那些指标又开始恶化了。这种游戏不过是玩玩而已，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商务周刊》：您最近在关注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现在中国的银行都隐含着政府担保，也就是政府充当着最后担保人的角色，没有一种公开的存款保险制度。现在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它们的坏账其实比国有银行更厉害，常常有倒闭危险。您觉得对它们来说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比较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
谢丹阳：在建立一个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有配套的规章。不能说光有存款保险，而监管跟不上。结果的话因为存款有担保，储户也不会在乎把钱存在哪家银行，银行就会利用某些手段吸取资金，进行投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会非常大。引入存款保险的同时一定要有适当的监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增加监管的频率，实施一些惩罚性的保费，这些都要加以考虑。我们的建议是建立公开明确的存款保险体制，加以配套的监管体系。
《商务周刊》：香港大学的白重恩教授认为，存款保险应该由现在的商业保险公司来做。
谢丹阳：我觉得存款保险不像一般的人寿保险或者其他保险那样风险容易分散。一个危机有可能使整个金融体系都瓦解，像阿根廷那样的。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保险公司的可信度是多少，谁也说不清。尽管说私人公司从管理上肯定要比国有的好，但是可信度是个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可信度的问题，保险也就不称之为保险了。有些国家的存款保险是政府的代理但由银行协会经营。可是这种安排也有个激励的问题：保费可能被有意设得偏低，以至于隐含着政府的担保在里面。
《商务周刊》：下一步中国将放开银行业，允许一些私人企业进入银行业，建立一些社区银行。对于这些民营的社区银行，它们的存款保险制度应该怎么来设计？
谢丹阳：我觉得要建立的是强制性的银行存款保险体制，而不是说大家可以自愿参加。如果自愿参加的话，参加的那些银行必定是最弱的银行，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保险不能只管那些社区银行而不管其他银行，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体系。
《商务周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晓冬教授就不赞成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因为这样会增加道德风险。
谢丹阳：道德风险肯定会有的，为什么一定要跟监管体系搭配，就是这个意思。问题银行受检查的频率要更高一些。总之我觉得是配套的问题。
《商务周刊》：目前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方面，争论比较多的就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问题。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4年了，国债已经发行了5100亿元。您怎么看待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它什么时候淡出的问题，您认为现在是不是淡出的时机？
谢丹阳：我总的感觉就是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个处理经济周期的一个办法，各个国家也都在普遍的使用。有效性要看资金到底用在哪个方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刺激内需，能不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使得增加的这部分开支能够刺激私有部门的进一步消费。如果想提高长远经济增长率的话，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像增加人力资本以及科技创新这些大的宏观环境方面，还有法律法规等等。如果你发明的东西很快就被别人抄袭过去了，那么花在研究上的那部分开销就会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
《商务周刊》：中国目前的赤字总额占GDP的比重差不多是3%。有人计算过，赤字总额加上国有银行的坏账和社保资金的缺口，占GDP的比重最少是60%，甚至有人计算已经超过了100%。是不是中国有可能发生财政危机？
谢丹阳：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中国如果能够保持目前这种增长势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处理银行的坏账问题，不让新的坏账出现，进一步的增长会使得中国在财政方面的问题不至于到了爆发危机的地步。但是这是一个大胆假设，到底银行的坏账是不是能够得到改善，现在还不能下结论。现在中国成立了银监会，监管是需要大大提高，关键我觉得还是在体制上面。
《商务周刊》：不久前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在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因为中国出口到国外的产品特别便宜，引起其他国家产品价格下降。您是怎么看待他这个观点的？
谢丹阳：我想倒不一定只有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弗里德曼早就讲过，今后世界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会像以前那么高了。因为随着贸易的增长和全球化的趋势，很多工厂慢慢都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相对都非常便宜。中国现在一方面劳动力便宜，另一方面产品质量有所保证，因此目前好像中国到处出口质优价廉的产品。但是我想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就是孟加拉国或者其他国家也可向世界出口同样质优价廉的产品。因此，也不能说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应该说中国出口质优价廉的产品使得世界产品价格不至于像以前那样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再说，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供应量的问题。如果通货紧缩已成预期，则适量增加货币供应将可解决问题。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乃是例外，是由于其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及银行体系瘫痪所致。
《商务周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部对中国经济有两种评价：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经济将会强大到对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构成威胁，威胁到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或者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完蛋了。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谢丹阳：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而不是有坏处的。就好比日本在二战以后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威胁到美国或者欧洲的经济，而是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高速发展同样也会有一些溢出效应，比如说能够使发达国家的一些资源集中在研究和开发这些领域里面，而不是放在中低级产品的具体生产方面，这是一个国际分工的问题。一旦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生产大国，能够担负这部分责任的话，可以使得世界的资源分布更加合理化，全球经济增长会更快。只要贸易保护这些念头不重新登上舞台，我觉得中国和中国经济发展不应该是一个威胁。
同时，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改善自己的体制，解决激励问题，使银行体系进一步趋于健康，县乡一级的政府能够担负自己的责任，我想也不会出现经济崩溃。中国已经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我觉得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已经充分调动起来了，各种比较先进的想法、各种管理经验都已经慢慢的渗透。可以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一些适当的供给。这个势头我想是不会变的，只要不出现政局动荡，金融体系不断改善，我想中国的发展应该将能保持目前的势头。
《商务周刊》：中国要想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在宏观上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谢丹阳：中国的增长势头基本上已经起来了，市场经济已经注入了活力。中国对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还是相当大的。技术创新、向国外学习的速度也非常快。惟一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怎样保持稳定。在收入分配上面要稍加注意。要把社会稳定看成是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增长不能够太过热。如果经济增长会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的话，需要有所注意。具体怎样去关注？我觉得对低收入的人群不应直接给他们提供补助，而应给他们创造机会，比如大力提供再就业训练，给私有企业创造就业提供必要的方便等等。如果社会不稳定，一个动荡倒退10年、20年是非常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