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下午，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公开宣判了一件母亲弑子的刑事案件，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控辩双方均表示没有意见，该判决遂为终审判决。
　　该案的起因在于83岁高龄的黄老太将安眠药喂食给46岁的儿子黎某乙，随后勒住儿子的脖子使其窒息死亡，然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017年5月9日，居住在广州市越秀区西华路的83岁的黄老太，趁其他家人离开之机，将其46岁的“智障儿子”杀害。黄老太在供述中称，她的小儿子黎某乙，在出生后即被确诊为大脑发育不良及软骨症，只能长期卧床，活得很痛苦。黄老太悉心照料儿子四十余年，47岁时即为此申请了退休。随着年事日高，担心自己离世后黎某乙无人照顾，遂产生了喂他吃安眠药弄死他的念头。在庭审现场，黄老太的众多亲属出庭作证，为其求情。黄老太的大儿子黎某甲证实，其母亲一直与长期卧床的弟弟睡同一间房，给弟弟喂饭。他虽曾劝母亲将黎某乙送至政府福利机构安置，但老太太担心照顾不周而未能成行。他认为母亲不同于一般的杀人犯，其本意并不是想害弟弟，“她是想帮弟弟解脱”。
　　与其他社会热点问题不同，该案判决经媒体报道后，网友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相反，人们更多的是同情这个已入耄耋之年的黄老太，在其风烛残年的时候不得已做出这样耸人听闻的事，可能“需要比自杀更大的勇气”，而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该有多痛！对于法院的判决，网友们也认为“法律不外人情”，法律既是严肃的，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法官能合理合法合情地运用法律，正是我国司法进步的表现”。
　　确实，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人伦悲剧，法院的判决确乎顺应了国人朴素的情法观，即“原情审法”“准情酌理”。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而在司法方面，则早已形成了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的诸多原则和制度。在传统法文化中，人情所代表的伦理道德是法的根据，法律应据此而适时变通，而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如发生伦理道德与法相抵触的情形，审判官又当“屈法以申情”。日本的中国法史学者滋贺秀三就断言“情理经常在法官心中起作用”，甚至可以说“国家的法律或许可以比喻为情理的大海上时而可见的漂浮的冰山”。
　　审判官考量的“情理”，既有人的年龄、身体状况等自然情况，也有导致犯罪发生的具体原因或心理动机，而在黄老太杀子案中，这两方面都属于可原宥之“人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马小红教授，对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有独到的研究，她在《礼与法》一书中，曾系统梳理了古代社会对孤寡老弱笃疾者怜恤宽宥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儒家经典中曾有过“三赦之法”，即“幼弱”“老旄”“蠢愚”三种人犯罪时可获得赦免或可改重从轻。我国现行刑法有“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即是对我们传统法律文化中恤刑观念的吸纳和继承。黄老太在“作案”时已是83岁的高龄，符合我国现行刑法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既符合法律规定，又体现了传统法文化的精神。
　　不過，在这个被社会广为认可的“情法兼顾”的判决中，总让人觉得我们忽视了什么。仔细想想，应该就是那个被黄老太杀死的儿子黎某乙的权利。即便生活不能自理，即便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黎某乙也有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下去的权利，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任何人，即便是他的母亲，都不可以任何理由，即便是以“爱”的名义，去杀死他。黄老太作为黎某乙的监护人，当她“没有能力再爱”时，必须有一种机制能使他人或机构“接盘”，让其子继续活下去。黄老太虽生养了黎某乙，却绝没有剥夺他生命的权利。在有关这个案件的讨论中，我们认同法院判决中情理法的结合，只是深深体味到在“原宥”黄老太杀人之情时，却又实在无法兼顾其子的正当法律权利的两难。或许只有在完善监护人制度与提高福利机构的信誉后，方可避免同样悲剧的发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