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跳出了大部分近代通史使用的编年形式，先从社会结构开始讲。脉络清晰，详细剖析了中华帝国如何一步步实现建立秩序，走向强盛，陷入困境，再次建立秩序的过程。
　　农民的传统形象
　　无法享受教育的无名之辈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历史地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然而，不管中国传统农民多么值得称颂，历史学家对老百姓的欣赏，仍旧只停留在情感层面。虽然历史上不乏他们的身影，但即使在当代人眼中，那些耕种王土、养活了统治阶级的“黎庶”的形象，依然是抽象的。以前，这些无法享受教育的无名之辈只能由统治者来定义。直到近代，他们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为自己说话。
　　20世纪革命以前，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形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第一种形象是勤劳的自耕农—儒家重农主义者将他们视为农业社会的中流砥柱。因为农业被奉为“本业”，所以从理论上讲，农民的社会地位高，远超工匠和商人，仅次于管理帝国的士。这些被理想化的农民勤劳节俭，不畏劳作艰辛，乐于缴纳赋税，以回报统治阶级所谓的家长式关爱。
　　不过，农民也会被视为乱党。对于他们的第二种形象，儒家同样给出了令人熟悉的描述：这些黎庶被视为用以驮重的沉默牲畜，很容易转变成“红巾军”或狂热的叛匪，时不时就揭竿而起，与统治者作对。时局动荡和饥荒肆虐时，农民军便会在绝望和愤怒中不断壮大，攻城略地、袭击地方官员。中国政治理论家们认为这些民众运动意义非凡，相信他们代表了反对帝王统治的天意。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叛軍首领真正夺取政权，但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却预示着新的朝代即将到来。
　　这两种并存的不同形象并非难以调和。相反，它们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农民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未变。他们扎根于土地，随着季节更替，一生都在重复繁重的日常劳作。然而，政治腐败和民生匮乏时，他们也会抛开自己的传统角色，立刻坚定地追随叛军首领。那些叛军首领可能是激进的佛教预言家，也有可能是雄心勃勃的土匪。
　　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梁启超认为：清朝数百年的统治史，就是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农民叛乱史。仅19世纪，中国官方资料有记载的叛乱行动就多达数千起，给人留下了一种社会秩序长期混乱的印象。然而，这种看法也存在片面性，是晚清阶级矛盾激化下的扭曲产物。到19世纪，国民经济已经举步维艰。毫无疑问，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要归结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不断带来的非暴力改变。
　　农业与土地所有权
　　理解农民双重性的途径
　　理解农民双重性的另一途径，就是考察有史以来，一直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农业制度和土地所有权。中国北方的农业发源于黄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定期耕种已发展成熟。但相对来说，这片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比较干旱，整个华北平原的年降雨量仅50厘米左右。因此，此处农作物的生长季较短，只有四至六个月，且最适合耕种小米和小麦这类耐旱作物。华北平原西部，松软多孔的地表下富含耕种所需的各种矿物质，但要将这些利于作物生长的养分吸纳至地表，则需要大量水分。因为雨量不定，所以农民都依赖黄河水来灌溉。开渠引水属于公共事业，在商朝和周朝初期，水利工程便是重中之重。之后，直至第一个伟大的帝国—汉朝，水利工程都是国家最关心的事业。公元2世纪，汉朝开始瓦解时，公共水利便是最先受创的事业之一。黄河一再泛滥，不断迫使农民放弃耕种，加入叛军。汉朝政权日趋衰落，中亚部落劫掠华北，也迫使耕种者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寻求庇护。公元311年，前朝东汉首都洛阳被蛮族洗劫，中国逐渐出现一种“半封建”的军事豪族。他们修筑城池，组建私人武装，以监视奴隶和佃农为其耕作封地。
　　公元6世纪，中央官僚体系重新控制了广大农民。隋唐时期设置府兵，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豪族的依赖。土地收归国有，经过划分，按户籍分给由政府编户的农民。官员可以凭借优秀的政绩获得封地，但禁止私自扩张。然而，这种“均田制”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终究没能熬过中央政权日趋衰弱的8世纪中期。9世纪，地方豪贵再次拥有大量私人土地。
　　这种受限的封邑制与欧洲封建制不同。朝廷仍保留正式的军事任免权，并且不承认军事豪族们可以用封地抵消兵役的特权。即便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拥有了地方统治权，但地方上最有权势的官员仍然是并未成为封建贵族的朝廷官吏。10世纪早期，中国虽然分裂为数个小国，但仍在960年再次被宋统一。后来，虽然宋朝被女真和蒙古侵略者夺去了华北地区，但从概念上讲，帝国仍是统一的。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可能早已成为数个拥有各自方言的小国。但在官僚体系运作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下，“天下”仍是一个整体。因此，到了帝国晚期，皇权概念下的“王土”，势必依然等同于整个中国的版图。
　　从理论上讲，华北自明朝起便存在成千上万亩封地。它们不是用来赏赐朝廷重臣，就是成了皇室庄园。到了清朝，这些封地更要负责供养满蒙精兵。
　　华北的土地与劳动力
　　农田面积不断缩小
　　华北平原主要的食物和饲料，一直都是一种叫“小米”的谷物。满洲人攻入华北各省之后，小麦和棉花也渐渐成为主要作物。清朝统治期间，人们也开始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烟草、大豆、花生、鸦片。这种粗放农业要是有技术和机器相助的话，人们定能更有效地广泛种植其中的一些作物。然而，农学家们并未改良设备，而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来达到增产的目的。于是，增产靠的便是农民个人的体力。鉴于劳动力决定生产力，所以每个家庭的耕种面积都是有限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24亩田地。一个家庭要想摆脱勉强糊口的现状，就得在现有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然后用剩余利润购买更多土地，以达到最佳土地配比，让所有现存劳动力都有适量土地可以耕种。
　　随着每个家庭实现最佳土地配比，总产量也会成比增加，产出能养活更多人口的粮食。因此，人们应该在土地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大劳动力供给。然而，这种不断增加人数的做法，最终却减少了每户农家可耕种的土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农田面积不断缩小。最后，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都降到了生存线以下。于是，为了生存，华北的农民只得为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诸如棉纺业一类的家庭手工业，便是可以提供额外收入的产业。此外，季节性地到城市里打工，也是出路之一。有些经济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些额外的收入让佃农有了购买一小块地的能力。因此，他们便拥有了一些在谷物歉收时用以抵押的财产。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土地转让不仅能缓解旱灾或洪灾的冲击，还能实现劳动力的平均分配。
　　那些租用和出租田地的家庭只想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收入。作为信贷制度的一种副产品，土地转让并未给农村经济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在贷款从贷方转移到借方的过程中，土地以一种类似于金钱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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