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选取2004—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过度投资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和产权性质进一步检验了银行借款对企业过度投资及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企业过度投资金额越大，盈余质量越差，且自由现金流能够增强过度投资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总借款、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均能削弱过度投资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且长期借款对过度投资与盈余质量负相关性的削弱效果源于银行的监督治理。相对于总借款和长期借款而言，短期借款对自由现金流负面效应的削弱效果更显著。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能够增强债权治理效果，且市场化进程对债权治理效果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关键词：银行借款；过度投资；盈余质量；自由现金流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1-0035-09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具有信息传递功能，能够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这就对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么企业提供的盈余信息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吗？换言之，企业的盈余信息会不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降低质量呢？如果盈余信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降低了质量，又该如何提高其质量呢？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都极具现实意义。国内外学者多从债权治理、股权治理和董事会治理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但是公司治理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企业的行为，进而影响到盈余质量，也就是说公司治理机制对盈余质量更多的是间接影响。根据代理理论和管理层机会主义假说，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管理者会通过过度投资包括事前和事后的过度投资。事前过度投资指将资金用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事后过度投资指当已经投资项目的净现值为负时，没有及时撤资退出该项目（Bushman et al.，2006）等方式构建企业帝国，谋取私人收益。管理者的薪酬待遇、社会地位、声誉和权利等都与企业规模存在一定的关系。Jensen & Meckling（1976）认为管理者为了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而会选择次优化投资，盲目扩大企业规模，造成过度投资。[1]而Christie & Zimmerman（1994）研究发现，公司管理者通常经由会计数据的扭曲报道来掩饰前期不当的投资行为，因此过度投资会直接影响盈余质量。[2]Jensen（1986）提出了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具有高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其经理人可能会进行对公司不利（净现值为负值）的投资活动。[3]也就是说在自由现金流较多的公司，企业过度投资会更严重，盈余质量会更低。
　　银行借款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的盈余质量，这已被国内外学者所证实。同时借款还具有治理效应，即能够通过约束企业的过度投资间接影响企业的盈余质量。首先，银行为了减少信贷风险，在贷款后会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会重点关注增加信贷风险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减少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其次，根据债务融资约束理论，举债程度较高的公司，由于必须负担固定的利息支出，以致降低了经理人不当或过度投资的机会（Bartova et al.，1998）[5]。短期借款期限短，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大，对自由现金流的削弱效果强，预计短期借款会更有力地削弱过度投资与盈余质量的负相关性。长期借款期限长、风险大，银行会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力度，这有利于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改善盈余质量。但长期借款对自由现金流的削弱效果有限，甚至为管理层的过度投资提供了信贷资金支持。长期借款最终加剧还是抑制过度投资，并如何影响盈余质量？该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法律制度更完善，法律执行机制更健全，这有利于债权治理效应的发挥，可能会改善过度投资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