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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举措、历史发展、实践要求、民意民情、社会舆论又一次聚焦到我国改革上，我们被带入到对改革的深深思索之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在继承以往相关思想资源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把对中国改革的思考提高到时代发展所要求的科学化水平？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应通过重构中国改革的动力结构来对改革作顶层设计。
一、解决中国的问题既靠改革又靠发展，警惕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
1978年以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和与时俱进。党中央在核心理念、总体战略和根本思路上，既重视改革开放，又注重科学发展，还强调与时俱进；既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又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的重要会议都强调推进和深化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直至党的十八大，我们党强调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也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在改革上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李克强同志强调改革是我们最大的红利。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效是不容否定的。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在具体实践和实际操作上，一些地方重增长、发展而轻改革，重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某些环节上的与时俱进，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关键环节上却迟疑不前。我们必须注重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重发展而轻改革、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关键环节上迟疑不前，却是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要求不适应的，也不完全符合民意。对改革的基本面应当给以肯定。然而，在改革问题上，一些地方确实对改革的突破口、路径、顺序、重点、目标、操作方法和实际效果不够清晰，不会改革；在现实社会中，一些地方存在着发展成果由一部分人享有，而改革代價由另一部分人承担的情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会削弱一些人的利益，所以有些人不愿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大，会遇到难啃的硬骨头，一些人信心不足，不敢改革。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人们呼唤改革而另一方面却出现改革动力不足且缺乏改革共识的情形。
二、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既与发展不足有关，更与改革不到位有关
在充分肯定我国取得巨大成就这一前提下，我们来冷静分析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努力解决但长期解决不了那就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结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改革，主要是改革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旧体制，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后来所讲的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30多年了，今天人们却在争论：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过头了，还是改革不完全到位？判断的标准，还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否有利于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创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而使幸福指数不断得到提高；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应当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当今以分配、交换等为基本内容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完全适应，部分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所下降，一些人在创造社会发展成果却不能真正享有，而另一些人却利用权力及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占有社会公共财富，甚至有的侵占改革发展成果，一些人的幸福指数不是提高了反而下降了。这些问题都聚焦到国家发展和公民发展、政府和民众、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比如，分配不公和交换不平等的一个深层根源，就是权力分配不公平及由此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一些人利用权力及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占有社会公共财富，就会使一些民众不能公平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也会使一些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下降，幸福指数得不到提高。由此看来，并不是改革过头了，而是改革没完全到位。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形：即某些旧体制有所回归，新体制生长受阻，改革动力不足，具有重犯过去历史错误的土壤，由此一些人开始怀疑改革。对此，我们应深深自省。怀疑改革的社会心理，本质上是渴望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表现。可以说，人们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一直在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又感觉到很难改、不好改。究竟为什么？深层原因是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这就是传统的政治结构准确说是权力结构及其产生的权力运作方式。体制的深层是结构，有什么样的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体制，结构不调整，体制往往不会发生重大改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重权力结构调整，把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到权力结构调整中。
由此引发这样一个问题：体制和结构的关系。人们常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是体制性问题，是由体制产生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体制是由结构决定的，归根到底，许多问题是由结构产生的，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指的是构成一事物各要素之间的比例、顺序、关系和格局，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而体制，则指的是事物的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和基本形态。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结构，就往往会有什么样的体制，如水的分子结构排列方式不一样，水的形态就不一样。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体制问题之基础和根源，主要是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难？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后者显然与依附性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缺失有关，而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对人进行控制与约束，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这显然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权力运作体制有关。
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直接看来是分配体制问题，即政府分配权力过大而市场分配、社会分配权力相对较小，本质上看则是分配结构问题，即初次的按劳分配、第三次的社会分配有所缺位而某些政府的再分配有所越位，致使分配的效率性、分配的正义性和分配的道义性没有得到真正充分的体现，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存在一些权力寻租且与资本结合侵占公共利益的情形。这种分配结构与社会层级结构直接相关。 为什么会出现能力不足？说到底与“官本位”的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人的控制有关，与不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发展有关，与权力高于能力有关。为什么一些政府要么缺位、要么越位？仍然与权力至上的权力运作体制有关。这种体制往往同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不大注重供给与服务，就是说它重管制轻治理、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由于政府掌握权力注重管制，所以，在需要政府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时候，某些政府往往“缺位”，而在有资源、有利益、有“蛋糕”的地方，某些政府往往“越位”。
为什么存在着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根本原因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层级结构有关。在今天，权力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一定意义上会导致公正理念的缺失，公正理念的缺失必然引起分配秩序的混乱，分配秩序的混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分化，具体表现在涉及利益问题时，人们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一些人往往从其特殊利益而不是从共同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一些人开始以对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之间出现一种互相敌视的倾向，许多部门都在强化和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再以全局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这种利益分化必然产生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
为什么中央政策在一些地方贯彻落实遇到阻碍？根源是社会层级结构造成了中间过滤性截留及其隔离现象，自上而下的利益被某些中间部分截留，自下而上的民意被某些中间部分阻滞，中间有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存在的过滤层和隔离层。总之，我们的体制改革之所以遇到某些阻力，存在的许多发展性问题也难以真正解决，在根本上与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有关。
结构问题很难解决是由于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固守设防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們所讲的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质就是调结构，我们所讲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要就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经常讲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转变政府职能等，其实质就是调整政治（政府）权力过大而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相对较小的权力结构。然而，至今所有制结构调整艰难前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异常缓慢，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举步维艰，利益格局调整迟迟不到位，显然，这方面的改革动力不足，一些人不愿改革，甚至通过固守旧体制来同化其既得利益。问题的实质就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固守设防。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
三、加大改革力度应注重探索改革的动力结构
我国某些领域的改革基本上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期，现在从总体上正进入“理性设计期”或“顶层设计期”。当然，在政治领域尤其在基层，改革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确实遇到了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攻坚；同时我国发展已进入关键期，不推进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上加难；当今我国稳定已进入艰难期，各种矛盾凸显，如果对改革中的问题处理不慎，就会助发新的矛盾和问题；一些人在改革问题上出现了方向和目标缺失，改革显得动力不足。所以，今天迫切需要上层从理性上对我国的改革作出科学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所进展，但进展不够大。当前，特别需要对这种顶层设计作出开拓性研究和实质性探索，使改革达到科学化水平。从何入手？可以从“重构改革的动力结构”入手，即从改革的突破口、路径、顺序、重点、目标、操作性、社会心理、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设计，这种设计的实质，就是重构改革的动力结构，而且这些方面解决得好，既会形成改革的动力，也会建构良好的改革秩序，还会获得好的改革效果。
要深化改革，就必须重建改革的动力结构，并由此对改革作顶层设计：
首先，是考虑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首选。在此前提下，还应坚持有利于稳定和发展、体现新的历史起点上民众的新需求、注重十七大报告所讲的“十个结合”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可简要称之为“稳定发展”、“民众需求”、“十个结合”、“可操作性”。
其次，是选择改革的突破口。体制的背后是结构，结构是什么样的，体制往往就是什么样的，结构不动，体制就很难动。由此，我们应使体制改革进一步走向结构调整，把调整结构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第三，是选择改革的路径。从根本上讲，无非有两种改革路径：一是“内攻”，即从体制内部攻坚，如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内部攻破“堡垒”；二是“外推”，即从体制外部进行增强推进改革的力量，当外部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反过来推动体制改革，或成为体制改革的外部推动力量。我们既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内攻”式改革，更要按照上述改革原则，注重“外推”式改革。其实，“外推”路径是一种相对有效的路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实行“内攻”路径，需要掌权者具有推动改革的高度自觉和勇气。如果缺乏自觉和勇气，要么有些人在口头上高喊改革而行动上却抵制改革，要么有些人借改革之名谋取个人私利；要么对改革者采取警惕、设防、打压，甚至借固守旧体制并结盟来维护既得利益。这些情形在中国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而“外推”路径，则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是从调整政治结构尤其是调整权力结构和规范权力运作方式入手的，这就是：基于市场经济、社会组织（人民当家做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思维框架，首先做大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当这两种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形成合力，就会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力量，亦即“水涨船高”。这种路径较好操作，因为我们正在逐渐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还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一路径，实质上就是从市场经济、社会组织（人民当家做主）、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方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的功能要求上进行权力（力量）结构调整。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改革的顺序问题了。
一、解决中国的问题既靠改革又靠发展，警惕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
1978年以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和与时俱进。党中央在核心理念、总体战略和根本思路上，既重视改革开放，又注重科学发展，还强调与时俱进；既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又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的重要会议都强调推进和深化改革。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直至党的十八大，我们党强调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也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在改革上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李克强同志强调改革是我们最大的红利。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效是不容否定的。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在具体实践和实际操作上，一些地方重增长、发展而轻改革，重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某些环节上的与时俱进，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关键环节上却迟疑不前。我们必须注重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重发展而轻改革、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关键环节上迟疑不前，却是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要求不适应的，也不完全符合民意。对改革的基本面应当给以肯定。然而，在改革问题上，一些地方确实对改革的突破口、路径、顺序、重点、目标、操作方法和实际效果不够清晰，不会改革；在现实社会中，一些地方存在着发展成果由一部分人享有，而改革代價由另一部分人承担的情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会削弱一些人的利益，所以有些人不愿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大，会遇到难啃的硬骨头，一些人信心不足，不敢改革。这就导致了一方面人们呼唤改革而另一方面却出现改革动力不足且缺乏改革共识的情形。
二、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既与发展不足有关，更与改革不到位有关
在充分肯定我国取得巨大成就这一前提下，我们来冷静分析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努力解决但长期解决不了那就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结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改革，主要是改革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旧体制，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后来所讲的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等。改革30多年了，今天人们却在争论：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过头了，还是改革不完全到位？判断的标准，还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否有利于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创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而使幸福指数不断得到提高；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应当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当今以分配、交换等为基本内容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完全适应，部分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所下降，一些人在创造社会发展成果却不能真正享有，而另一些人却利用权力及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占有社会公共财富，甚至有的侵占改革发展成果，一些人的幸福指数不是提高了反而下降了。这些问题都聚焦到国家发展和公民发展、政府和民众、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比如，分配不公和交换不平等的一个深层根源，就是权力分配不公平及由此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一些人利用权力及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占有社会公共财富，就会使一些民众不能公平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也会使一些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下降，幸福指数得不到提高。由此看来，并不是改革过头了，而是改革没完全到位。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形：即某些旧体制有所回归，新体制生长受阻，改革动力不足，具有重犯过去历史错误的土壤，由此一些人开始怀疑改革。对此，我们应深深自省。怀疑改革的社会心理，本质上是渴望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表现。可以说，人们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一直在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又感觉到很难改、不好改。究竟为什么？深层原因是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这就是传统的政治结构准确说是权力结构及其产生的权力运作方式。体制的深层是结构，有什么样的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体制，结构不调整，体制往往不会发生重大改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重权力结构调整，把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到权力结构调整中。
由此引发这样一个问题：体制和结构的关系。人们常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是体制性问题，是由体制产生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体制是由结构决定的，归根到底，许多问题是由结构产生的，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指的是构成一事物各要素之间的比例、顺序、关系和格局，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而体制，则指的是事物的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和基本形态。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结构，就往往会有什么样的体制，如水的分子结构排列方式不一样，水的形态就不一样。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体制问题之基础和根源，主要是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难？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后者显然与依附性人格有余而主体性人格缺失有关，而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对人进行控制与约束，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这显然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权力运作体制有关。
为什么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公？我们一直在努力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直接看来是分配体制问题，即政府分配权力过大而市场分配、社会分配权力相对较小，本质上看则是分配结构问题，即初次的按劳分配、第三次的社会分配有所缺位而某些政府的再分配有所越位，致使分配的效率性、分配的正义性和分配的道义性没有得到真正充分的体现，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存在一些权力寻租且与资本结合侵占公共利益的情形。这种分配结构与社会层级结构直接相关。 为什么会出现能力不足？说到底与“官本位”的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人的控制有关，与不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发展有关，与权力高于能力有关。为什么一些政府要么缺位、要么越位？仍然与权力至上的权力运作体制有关。这种体制往往同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不大注重供给与服务，就是说它重管制轻治理、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由于政府掌握权力注重管制，所以，在需要政府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时候，某些政府往往“缺位”，而在有资源、有利益、有“蛋糕”的地方，某些政府往往“越位”。
为什么存在着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根本原因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层级结构有关。在今天，权力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一定意义上会导致公正理念的缺失，公正理念的缺失必然引起分配秩序的混乱，分配秩序的混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分化，具体表现在涉及利益问题时，人们之间难以达成共识，一些人往往从其特殊利益而不是从共同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一些人开始以对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之间出现一种互相敌视的倾向，许多部门都在强化和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再以全局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这种利益分化必然产生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
为什么中央政策在一些地方贯彻落实遇到阻碍？根源是社会层级结构造成了中间过滤性截留及其隔离现象，自上而下的利益被某些中间部分截留，自下而上的民意被某些中间部分阻滞，中间有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存在的过滤层和隔离层。总之，我们的体制改革之所以遇到某些阻力，存在的许多发展性问题也难以真正解决，在根本上与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有关。
结构问题很难解决是由于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固守设防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們所讲的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质就是调结构，我们所讲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要就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经常讲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转变政府职能等，其实质就是调整政治（政府）权力过大而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相对较小的权力结构。然而，至今所有制结构调整艰难前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异常缓慢，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举步维艰，利益格局调整迟迟不到位，显然，这方面的改革动力不足，一些人不愿改革，甚至通过固守旧体制来同化其既得利益。问题的实质就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固守设防。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
三、加大改革力度应注重探索改革的动力结构
我国某些领域的改革基本上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期，现在从总体上正进入“理性设计期”或“顶层设计期”。当然，在政治领域尤其在基层，改革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确实遇到了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攻坚；同时我国发展已进入关键期，不推进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上加难；当今我国稳定已进入艰难期，各种矛盾凸显，如果对改革中的问题处理不慎，就会助发新的矛盾和问题；一些人在改革问题上出现了方向和目标缺失，改革显得动力不足。所以，今天迫切需要上层从理性上对我国的改革作出科学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所进展，但进展不够大。当前，特别需要对这种顶层设计作出开拓性研究和实质性探索，使改革达到科学化水平。从何入手？可以从“重构改革的动力结构”入手，即从改革的突破口、路径、顺序、重点、目标、操作性、社会心理、社会共识等方面进行设计，这种设计的实质，就是重构改革的动力结构，而且这些方面解决得好，既会形成改革的动力，也会建构良好的改革秩序，还会获得好的改革效果。
要深化改革，就必须重建改革的动力结构，并由此对改革作顶层设计：
首先，是考虑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首选。在此前提下，还应坚持有利于稳定和发展、体现新的历史起点上民众的新需求、注重十七大报告所讲的“十个结合”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可简要称之为“稳定发展”、“民众需求”、“十个结合”、“可操作性”。
其次，是选择改革的突破口。体制的背后是结构，结构是什么样的，体制往往就是什么样的，结构不动，体制就很难动。由此，我们应使体制改革进一步走向结构调整，把调整结构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第三，是选择改革的路径。从根本上讲，无非有两种改革路径：一是“内攻”，即从体制内部攻坚，如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内部攻破“堡垒”；二是“外推”，即从体制外部进行增强推进改革的力量，当外部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反过来推动体制改革，或成为体制改革的外部推动力量。我们既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内攻”式改革，更要按照上述改革原则，注重“外推”式改革。其实，“外推”路径是一种相对有效的路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实行“内攻”路径，需要掌权者具有推动改革的高度自觉和勇气。如果缺乏自觉和勇气，要么有些人在口头上高喊改革而行动上却抵制改革，要么有些人借改革之名谋取个人私利；要么对改革者采取警惕、设防、打压，甚至借固守旧体制并结盟来维护既得利益。这些情形在中国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而“外推”路径，则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是从调整政治结构尤其是调整权力结构和规范权力运作方式入手的，这就是：基于市场经济、社会组织（人民当家做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思维框架，首先做大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当这两种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形成合力，就会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力量，亦即“水涨船高”。这种路径较好操作，因为我们正在逐渐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在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和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还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一路径，实质上就是从市场经济、社会组织（人民当家做主）、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方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的功能要求上进行权力（力量）结构调整。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改革的顺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