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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具体关系。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得出通过增加农村人口相关收入的方式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将有害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减少农村人口比例，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本文的这一主要结论也说明了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而不详细探究导致此不平等的原因，实际中的政策施行效果将有可能产生偏差。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城乡差距 城市化 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显著增加，但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对经济增长究竟有怎样确切的影响？很多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有利，但是单纯的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以减小贫富差距，是否真的能反过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如今大规模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经济增长有利？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来调节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否能把政策的作用量化？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对现有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及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再建立回归方程，用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解决以上问题。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很多学者开始着眼于中国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且发现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分解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也与各地区城乡人口构成比重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Sicular T.，Yue Ximing，Shi Li & Bjorn Gustafsson，2005；陈建东，2006）。而中国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积累差距和生产能力差距以及政府的政策差异所致。很多实证研究还发现，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不断加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有很大关系（陆明，2004；2006）。中国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是多维的，主要表现在持续减少的对农业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截，政府对农产品的限价，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向城市倾斜的金融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区别待遇等。针对这一系列城市倾斜的政策体系，很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He & Louis（2007）指出1993年~2005年间，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低于服务部门；建议政府取消现有的对服务产业发展的制约并且放松劳动力地区迁徙的限制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实证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达成一致。有些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如Alesina & Rodrik(1994)、Clarke（1995）等。有些则发现此两者间是正相关关系,如Forbes（2000）认为很多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得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间的负相关关系都是用的外生的解释变量，或者简单地把解释变量认为具有外生性。如果加上一些其他变量，或者地区虚拟变量，所得结果就有可能不显著。他使用初始不平等指数、收入水平、男性和女性资本以及地区和时间地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到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没有就两者关系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如Barro(2000)的研究结果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相关，而发展中国家则为负相关。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对于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都没有完全明确。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证实收入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利作用，但是实践中两者的确切关系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究竟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减少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如通过再分配政策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补贴、推进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等，但是这些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一致？或者说是否都对经济增长有利？下文将用实证的方法加以分析，得出确切的答案。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了全国31个省从2000年～2010年这10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在计量模型中，本文将选取“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基尼系数”这三个指标来作为本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由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既然是相对收入水平，本模型中将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来代表这一指标。而城市化水平我们则用在城市中各部门工作的农业人口数量来代表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剩余劳动力情况，也即代表城市化水平。另外，由于我们的计量模型中的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分别测量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而各省内部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则没有考量，所以本模型还选取了基尼系数，来作为整个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控制导致省内收入不平等且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至此，本计量模型的主要回归方程如下：
Growthit =β1+β2·dit +β3·ruralempit+β4·giniit +μi +ξit（1）
其中，Growth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省际GDP增长；d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giniit 是i省在t时期的省内基尼系数值；ruralempit 代表i省在t时期有多少农业人口工作在城市的各个部门中；模型中的误差项μi 和ξit 分别是省际时间不变随机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时间、省际混合影响。
如果对回归方程右边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视而不见，将会导致严重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偏离。而对于本模型，政府的决策以及其财政支出是完全独立于模型之外的，可以作为很好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本回归方程中的dit ，代表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不能被简单的看作是外生变量，我们选用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由农村人口的转移性收入来反映,在回归模型中用trsincit来表示）作为其工具变量；而对于本模型中反应城市化水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各部门的迁徙，我们也选用了政府的几项有代表性的花费，包括政府对农业（在回归模型中用agriexpit来表示）、教育（在回归模型中用eduexpit来表示）、医疗（在回归模型中用healthexpit来表示）的财政开支，代表政府的“城市化政策”联合作为工具变量；同样，省际基尼系数也不能简单地视作外生变量，我们将政府的总花费，去除在“城市化政策”中涉及的部分，所剩部分（在回归模型中用otherexpit来表示），来反映政府对其他资源的控制。于是有了如下工具变量回归方程：
dit＝a1＋a2·redistribution policyit + eit（2）
ruralempit＝b1＋b2·urbanization policyit + eit （3）
giniit＝ c1＋c2·oth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it + eit（4）
根据2000年到2010年的数据（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1》、《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01－2011》中所列的相关原始数据计算得出，限于篇幅不单独列出），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2SLS回归法，并在2SLS的第二阶段运用固定效应回归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dit（hat)＝24.7232＋0.9928trsincit（2）
（21.89）（9.49)
R2 = 0.2877
ruralempit（hat)＝－8.9930－0.3830agriexpit＋0.5278eduexpit＋
(－2.97) (-3.27)(6.22)
0.5608healthexpit （3）
(2.15)
R2 = 0.7059 F = 170.44
giniit（hat) ＝34.1438＋0.2507otherexpit （4）
(46.16) （5.44)
R2 = 0.1170
Growthit = －7.3408－0.0153dit（hat)＋0.0592ruralempit（hat)＋
(-0.93) (-0.34) (8.17)
0.4468giniit（hat) （1）
(2.21)
R2 = 0.2583
其中，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可以看出在方程（2）、（3）、（4）中的所有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较大，各系数的显著性较高。方程（1）中，ruralempit（hat)和giniit（hat)的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但dit（hat)系数不显著。方程（1）的拟合优度有0.2583,说明经济增长的变化中有25.83%可由该模型右侧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三、计量结果与结论
从模型所得各系数的正负值可知：增进城市化水平，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部门工作，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单纯的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这个结果很有趣，无论是增进城市化水平还是增加农村人口收入，都可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截然相反。而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当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年内每增加1个单位，将促使当年的经济增长0.45个单位。这个结果同样很有趣。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显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本模型的结果却显示2000年～2010年的这10年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却促使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试图去阐释收入不平等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作用，但由于使用的样本数据和统计方法不同，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幸运的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也不会影响到本文的主要结论——用不同的方法缩小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相径庭，只有不断地增进城市化进程，才能长久地促进经济增长。
结合模型的4个方程来看，地方政府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花费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相反，农村人口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增加，长期来看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也通过对具体政策的作用量化，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Alesina,A.&Rodrik,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65-490
[2]Forbes,K.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4)869,887
[3]曹裕,陈晓红,马跃如.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10（3）：29-36
[4]何庆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分析[J].商业时代,2010(20):6-7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城乡差距 城市化 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显著增加，但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对经济增长究竟有怎样确切的影响？很多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有利，但是单纯的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以减小贫富差距，是否真的能反过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如今大规模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经济增长有利？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来调节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否能把政策的作用量化？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对现有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及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再建立回归方程，用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解决以上问题。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很多学者开始着眼于中国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且发现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分解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也与各地区城乡人口构成比重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Sicular T.，Yue Ximing，Shi Li & Bjorn Gustafsson，2005；陈建东，2006）。而中国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积累差距和生产能力差距以及政府的政策差异所致。很多实证研究还发现，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不断加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有很大关系（陆明，2004；2006）。中国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是多维的，主要表现在持续减少的对农业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截，政府对农产品的限价，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向城市倾斜的金融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区别待遇等。针对这一系列城市倾斜的政策体系，很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He & Louis（2007）指出1993年~2005年间，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低于服务部门；建议政府取消现有的对服务产业发展的制约并且放松劳动力地区迁徙的限制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实证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达成一致。有些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如Alesina & Rodrik(1994)、Clarke（1995）等。有些则发现此两者间是正相关关系,如Forbes（2000）认为很多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得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间的负相关关系都是用的外生的解释变量，或者简单地把解释变量认为具有外生性。如果加上一些其他变量，或者地区虚拟变量，所得结果就有可能不显著。他使用初始不平等指数、收入水平、男性和女性资本以及地区和时间地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到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没有就两者关系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如Barro(2000)的研究结果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相关，而发展中国家则为负相关。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对于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都没有完全明确。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证实收入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利作用，但是实践中两者的确切关系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究竟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减少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如通过再分配政策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补贴、推进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等，但是这些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一致？或者说是否都对经济增长有利？下文将用实证的方法加以分析，得出确切的答案。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了全国31个省从2000年～2010年这10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在计量模型中，本文将选取“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基尼系数”这三个指标来作为本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由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既然是相对收入水平，本模型中将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来代表这一指标。而城市化水平我们则用在城市中各部门工作的农业人口数量来代表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剩余劳动力情况，也即代表城市化水平。另外，由于我们的计量模型中的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分别测量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而各省内部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则没有考量，所以本模型还选取了基尼系数，来作为整个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控制导致省内收入不平等且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至此，本计量模型的主要回归方程如下：
Growthit =β1+β2·dit +β3·ruralempit+β4·giniit +μi +ξit（1）
其中，Growth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省际GDP增长；d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giniit 是i省在t时期的省内基尼系数值；ruralempit 代表i省在t时期有多少农业人口工作在城市的各个部门中；模型中的误差项μi 和ξit 分别是省际时间不变随机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时间、省际混合影响。
如果对回归方程右边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视而不见，将会导致严重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偏离。而对于本模型，政府的决策以及其财政支出是完全独立于模型之外的，可以作为很好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本回归方程中的dit ，代表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不能被简单的看作是外生变量，我们选用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由农村人口的转移性收入来反映,在回归模型中用trsincit来表示）作为其工具变量；而对于本模型中反应城市化水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各部门的迁徙，我们也选用了政府的几项有代表性的花费，包括政府对农业（在回归模型中用agriexpit来表示）、教育（在回归模型中用eduexpit来表示）、医疗（在回归模型中用healthexpit来表示）的财政开支，代表政府的“城市化政策”联合作为工具变量；同样，省际基尼系数也不能简单地视作外生变量，我们将政府的总花费，去除在“城市化政策”中涉及的部分，所剩部分（在回归模型中用otherexpit来表示），来反映政府对其他资源的控制。于是有了如下工具变量回归方程：
dit＝a1＋a2·redistribution policyit + eit（2）
ruralempit＝b1＋b2·urbanization policyit + eit （3）
giniit＝ c1＋c2·oth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it + eit（4）
根据2000年到2010年的数据（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1》、《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01－2011》中所列的相关原始数据计算得出，限于篇幅不单独列出），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2SLS回归法，并在2SLS的第二阶段运用固定效应回归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dit（hat)＝24.7232＋0.9928trsincit（2）
（21.89）（9.49)
R2 = 0.2877
ruralempit（hat)＝－8.9930－0.3830agriexpit＋0.5278eduexpit＋
(－2.97) (-3.27)(6.22)
0.5608healthexpit （3）
(2.15)
R2 = 0.7059 F = 170.44
giniit（hat) ＝34.1438＋0.2507otherexpit （4）
(46.16) （5.44)
R2 = 0.1170
Growthit = －7.3408－0.0153dit（hat)＋0.0592ruralempit（hat)＋
(-0.93) (-0.34) (8.17)
0.4468giniit（hat) （1）
(2.21)
R2 = 0.2583
其中，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可以看出在方程（2）、（3）、（4）中的所有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较大，各系数的显著性较高。方程（1）中，ruralempit（hat)和giniit（hat)的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但dit（hat)系数不显著。方程（1）的拟合优度有0.2583,说明经济增长的变化中有25.83%可由该模型右侧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三、计量结果与结论
从模型所得各系数的正负值可知：增进城市化水平，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部门工作，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单纯的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这个结果很有趣，无论是增进城市化水平还是增加农村人口收入，都可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截然相反。而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当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年内每增加1个单位，将促使当年的经济增长0.45个单位。这个结果同样很有趣。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显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本模型的结果却显示2000年～2010年的这10年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却促使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试图去阐释收入不平等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作用，但由于使用的样本数据和统计方法不同，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幸运的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也不会影响到本文的主要结论——用不同的方法缩小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相径庭，只有不断地增进城市化进程，才能长久地促进经济增长。
结合模型的4个方程来看，地方政府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花费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相反，农村人口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增加，长期来看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也通过对具体政策的作用量化，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Alesina,A.&Rodrik,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65-490
[2]Forbes,K.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4)869,887
[3]曹裕,陈晓红,马跃如.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10（3）：29-36
[4]何庆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分析[J].商业时代,2010(2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