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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党领导新中国60年的辉煌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地认识中国国情,掌握领导规律,实现科学领导的历史发展过程。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跑线上,从学科的角度总结党60年来实现科学领导的成功经验,并进而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准确把握国情是基础
黨如何实现科学领导,准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十分重要。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随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这表明我们党对于当时国情的判断是正确的,领导的成效也非常好。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其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对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不准的结果。
1981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
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依然郑重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简要回顾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发展过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情是我们领导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什么时候我们对国情认识清醒,把握正确,我们的领导就正确,事业就前进。什么时候我们头脑发热,主观盲干,我们的领导工作就遇到挫折,事业发展就会停滞或倒退。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事领导科学研究和实践的同志更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正确驾驭时局是保障
审时度势,正确驾驭时局,是成功开展领导活动的一条重要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核心根据时局变化适时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掌握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建国初期,新中国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中,形势十分紧张,毛主席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发展走向,领导全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绕过了一道道急流险滩。例如,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实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对外,一方面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另一方面又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争取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也是基于他对当时时局的准确驾驭。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比较稳定,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而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这样的时局之下,江泽民同志将战略重心提升到发展之上,他强调:“继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提高我们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靠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靠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履行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要靠发展。”这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步骤的逐步实现,为我国以高姿态进入21世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胡锦涛同志在此时局之下,提出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新世纪的腾飞指明了方向。
三、遵循辩证办事是根本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运动、发展、变化一般规律的学说,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总
结我们党60年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始终坚持在领导活动中掌握客观规律,学会按辩证法办事。
我们党在建国初期之所以能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引领全国各族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的武装封锁并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得益于毛泽东同志创造性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运用于中国实际,他关于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领导工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是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领导工作上的大师。早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反思大跃进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上的失误,明确提出,要纠正党的工作失误,最根本的是要“照辩证法办事”,这一主张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肯定。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总结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3月,他指出:“不能只在眼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邓小平最突出的贡献是把“两点论”运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形象地提出在经济与政治、内政与外交、改革与稳定、和平与发展等一系列领域“两手抓”的战略思想。
江泽民同志继承了邓小平的辩证思维,在世纪之交的复杂情况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一系列体现辩证法精髓的重大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
胡锦涛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堪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照辩证法办事”的最新理论成果。
四、开启共同愿景是关键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如何把十几亿人民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集我们党几代领导核心在领导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就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始终不渝地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景,凝聚、激励人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我们党领导的事业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机勃勃,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好的影响,与我们党始终坚持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成就和“共同愿景”教育和引领人民是分不开的。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人心思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描绘了“共同富裕”的愿景。他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长期性,指出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思想,成为凝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愿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設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目标指出,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描绘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愿景”。他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湖南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湖南省委省政府也为湖南的干部群众描绘了一副美好的愿景: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湖南。围绕这一目标,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强省,建设“两型社会”,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下实现“弯道超车”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成为凝聚湖南干部群众“化危为机”、奋发图强的重要力量。
五、加强队伍建设是基石
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科学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是否有一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各项领导活动能否成功的基石。
邓小平同志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同时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针对当今世界各国日趋激烈的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他极具远见地提出,必须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我们要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带领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干部队伍建设是这个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在坚持干部“四化”方针的基础上,强调培养和选拔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特别注重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选拔使用靠得住、有本事、党性强、作风好、人民满意的干部,使干部队伍建设更符合人民心声、时代特征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湖南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得益于正确的用人导向。在省第九次党代会上,省委结合湖南的实际,提出了“三个不吃亏”的观点,就是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为此,省委采取了一系列干部制度改革的新举措,使一批扎根基层、埋头苦干、不事张扬、政绩突出的干部得到提拔和重用,在省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用。
以上五条,是我们党60年来成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众多经验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领导科学值得不断研究的核心经验。6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领导科学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里程,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显得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周振国
一、准确把握国情是基础
黨如何实现科学领导,准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十分重要。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随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这表明我们党对于当时国情的判断是正确的,领导的成效也非常好。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其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对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不准的结果。
1981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
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依然郑重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简要回顾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发展过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情是我们领导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什么时候我们对国情认识清醒,把握正确,我们的领导就正确,事业就前进。什么时候我们头脑发热,主观盲干,我们的领导工作就遇到挫折,事业发展就会停滞或倒退。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事领导科学研究和实践的同志更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正确驾驭时局是保障
审时度势,正确驾驭时局,是成功开展领导活动的一条重要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核心根据时局变化适时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掌握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建国初期,新中国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中,形势十分紧张,毛主席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发展走向,领导全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绕过了一道道急流险滩。例如,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实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对外,一方面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另一方面又提出“不要四面出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争取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为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也是基于他对当时时局的准确驾驭。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比较稳定,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而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这样的时局之下,江泽民同志将战略重心提升到发展之上,他强调:“继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提高我们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靠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靠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履行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要靠发展。”这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步骤的逐步实现,为我国以高姿态进入21世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胡锦涛同志在此时局之下,提出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新世纪的腾飞指明了方向。
三、遵循辩证办事是根本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运动、发展、变化一般规律的学说,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总
结我们党60年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始终坚持在领导活动中掌握客观规律,学会按辩证法办事。
我们党在建国初期之所以能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引领全国各族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的武装封锁并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得益于毛泽东同志创造性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运用于中国实际,他关于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领导工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是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领导工作上的大师。早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反思大跃进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上的失误,明确提出,要纠正党的工作失误,最根本的是要“照辩证法办事”,这一主张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肯定。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总结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3月,他指出:“不能只在眼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邓小平最突出的贡献是把“两点论”运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形象地提出在经济与政治、内政与外交、改革与稳定、和平与发展等一系列领域“两手抓”的战略思想。
江泽民同志继承了邓小平的辩证思维,在世纪之交的复杂情况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一系列体现辩证法精髓的重大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
胡锦涛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堪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照辩证法办事”的最新理论成果。
四、开启共同愿景是关键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如何把十几亿人民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集我们党几代领导核心在领导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就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始终不渝地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景,凝聚、激励人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我们党领导的事业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机勃勃,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好的影响,与我们党始终坚持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成就和“共同愿景”教育和引领人民是分不开的。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人心思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描绘了“共同富裕”的愿景。他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长期性,指出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思想,成为凝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愿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設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目标指出,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描绘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愿景”。他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湖南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湖南省委省政府也为湖南的干部群众描绘了一副美好的愿景: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湖南。围绕这一目标,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强省,建设“两型社会”,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下实现“弯道超车”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成为凝聚湖南干部群众“化危为机”、奋发图强的重要力量。
五、加强队伍建设是基石
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科学的历史和现实表明,是否有一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各项领导活动能否成功的基石。
邓小平同志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同时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针对当今世界各国日趋激烈的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他极具远见地提出,必须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我们要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带领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干部队伍建设是这个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在坚持干部“四化”方针的基础上,强调培养和选拔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特别注重在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选拔使用靠得住、有本事、党性强、作风好、人民满意的干部,使干部队伍建设更符合人民心声、时代特征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湖南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得益于正确的用人导向。在省第九次党代会上,省委结合湖南的实际,提出了“三个不吃亏”的观点,就是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为此,省委采取了一系列干部制度改革的新举措,使一批扎根基层、埋头苦干、不事张扬、政绩突出的干部得到提拔和重用,在省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用。
以上五条,是我们党60年来成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众多经验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领导科学值得不断研究的核心经验。6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领导科学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里程,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显得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周振国